校园血案频发，犯罪分子的心理密码！！！
3月23日，福建南平市实验小学发生凶杀事件，凶徒郑民生杀害了8个孩子，还有5个孩子重伤。
4月12日，在广西合浦某小学门前又发生了一起凶杀事件，2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小学生。
4月28日，广东雷州凶杀案，一男子持刀砍伤16名师生。
4月29日，江苏泰兴伤人事件，一男子在幼儿园内持刀砍伤32人。
4月30日，山东潍坊校园血案，一男子在小学内用铁锤锤伤5人后自焚。
5月12日8时左右,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幼儿园(民营)发生一起凶杀案。犯罪嫌疑人吴焕民持菜刀闯入该村幼儿园，致使7名儿童(5男2女)和1名教师死亡，另有11名学生和1名成人受伤，其中2名儿童伤势严重。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恶性校园枪击，案发过程大致是这样的：美国时间4月16日清早，枪手进入该校一宿舍楼寻找女友，二人发生争吵后他开枪打死女友和另外一名宿舍管理人员；2小时后凶手转至教学楼，开枪射杀几十人后自尽。
破解南平杀人狂郑民生的心理密码
2010年3月23日，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犯罪嫌疑人郑民生手持砍刀，连续砍向13名小学生，后被当场制服。血案共造成8死5伤。惨案发生后，舆论习惯性的将矛头指向了安保不力和社会原因。甚至有家长质问：学校为什么七点半才开门，早点开门孩子就不会受害。一时间公众的同情、愤慨、质疑等情绪掀起高潮。有更多的人无法相信照片里的这个人会是杀人犯，无法理解怎么会有这种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恶魔？我们的社会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杀人恶魔？
但从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可以破解杀人狂的心理密码。从目前获得的资料分析，郑民生有如下心理特点
1、情绪自我调控能力差，情绪起伏较大；
“郑民生高兴的时候，开一服药就能药到病除，不高兴的时候，给人看病也就那么回事了。”似乎郑民生的工作非常情绪化。
2、他缺乏明确有力的自我认同，极度爱面子，希望通过一些“付出”的手段来获得别人的认同；比如喜欢吹嘘自己和女人的关系，他曾说过自己有美貌的女友去了美国；再比如他本是感觉受排挤要辞职，却称自己为了更好的发展才离开。比如他为人大方和气，有时还买水果给大家吃，也从来不提钱的事。
3、渴望价值认同的人正是如此，表面的孤立下是热切渴望融入；
郑民生确实不喜欢说话，但是也有话多的时候，如果到了话多的时候，经常是全屋的人听他一个人说，别人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一方面他在同事那里有隔阂，另一方面他在杂货摊主、小吃店老板这种更底层的人面前却侃侃而谈，还偷带领居的孩子出去玩，这说明他想交流，只是和某些群体有隔阂。
4、厌世愤世，记恨，将自身的挫折归咎于他人和环境；
在同事眼里，郑民生是个孤僻而难以理解的人。他很少和同事玩，一个人独处时总喃喃自语，或大声放歌。和同事几乎不说话的郑民生，爱与单位周围的小商贩聊天，他会一连好几个小时靠在缝衣服的阿姨的门口，诉说前领导对他的苛刻，从扣发工资到人格侮辱。“郑医生十次有八次是在说前领导欺负他。”小吃店的金老板说。郑民生还常常诉说同事们都很有钱，看不起他，嫌他穷。缝衣服的阿姨曾听他诉苦：“他说大家都是成年人，嘲讽他时交换眼神他就看得出。”在南平市政府的一份材料里，记者看到：郑民生自述马站医院前负责人不尊重他，工作上为难他，在生活上不关心他，并经常羞辱他。他平时很不爱说话，但究竟是什么样的话题让他这么能说？饭馆主人回忆了半天说：“他这个人很愤世，对社会非常不满，抓住机会就要发泄一下。” 一表人才的郑民生，爱情却并不顺利，屡遭打击，至今未婚。郑民生向警方交代作案动机时曾说：“婚姻不顺，女友迟迟不和我结婚。”
杀人狂的心理逻辑模式
人，都渴望体现自己的价值，而自己有价值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得到别人爱（或关注）的多少，对周围世界的影响有多少。对偏执杀人狂的研究发现，他们多是小时候缺少爱、或者对爱的感知能力差（缺少自我价值认同），所以特别渴望得到爱，这样他们就会去付出（这里的付出不单指奉献，如果他认为暴力可以换来爱，这种付出就会是施暴。用暴力施爱其实是一种扭曲的心理逻辑：我打她，她就不会离开我。潜意识中认为暴力是一种强有力的情感联结。这种人往往童年阶段与依恋对象的情感联结被断裂。），以期望换来爱，当他们感觉没有得到回报（受挫）时，就会认为别人无视自己的付出，所以别人实在太坏了。（在很多婚姻案例中，我们都发现这种心理逻辑：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不领情。其实认真研究会发现，当事人所说的好，是一种过度或者扭曲的奉献，接受者一般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和被侵入的感觉。所以当事人就觉得别人无视自己的付出。）在心理学上，把这叫做偏执，即“我受挫，是别人的错”。偏执的人是“危险品”。因为你给他5分回报是正常的，但他渴望的是10分，这5分的差别就转变成他的怨恨。比如有的丈夫给开会的妻子打电话，妻子说“我在开会呆会再说”就挂了，这本来很正常，但是丈夫认为这是不爱自己的表现而很愤懑。这样的“危险品”，别人是不愿意接近的，而疏远就更加强化了偏执者的怨恨。事实正是如此，郑民生的同事普遍反映“大家关系很淡，但谈不上有仇恨”，而郑民生则不停念叨大家都对他有偏见、羞辱、和他过不去。
在漫长的心理成长过程中，他的亲人、同事、领导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没有人会理解他的感受，没有人能够给他支持，于是，偏执引起的怨恨、怀疑、厌世等不良情绪长期积压，对爱和关注的渴望、对价值认同的追求却愈发强烈。同时，他的社会适应能力（获得职业、婚恋等方面的成功的能力）又因为自己的偏执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上。他发现，无论自己怎么做，都不能得到别人的爱、关注和尊重，都无法达到价值的认同，都不能对周围的世界有丝毫影响。挫折不断强化这种偏执，当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会靠疯杀人达到以下心理目的：
1、报复你们这些坏人，让你们因为“跟我作对付”而出代价；
2、通过轰动事件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很多人经常说的：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为了追求价值的认同，人所能迸发的力量往往是惊人的）
3、靠杀死你们来证明你们比我更卑微，同样体现自己的价值。
之所以选择对象在实验小学，可以这样理解
1、这种偏执是弥散性的，并不指向固定的对象。（要是指向特定对象，就是家庭暴力之类的情况了）
2、孩子虽然是弱小的，但是伤害他们带来轰动效应却是很大的。另外，当事人的自信比较低，不敢选择成年人作为攻击对象。
3、实验小学在当地算是名校，其中高干和有钱人的子弟云集，对于愤世已久的杀人狂来说就更具报复的效果。根据他的理解，这些孩子的父母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是“跟他作对”的代表性人物。
其实这些杀人狂的心理根基，常人都具有，日常生活中有两个方向来达成这些心理满足：
1、建设性方向：去爱，去奉献来获得情感联结；用努力工作和成功的社交来获得价值认同。通过功能良好的、充满爱的方式影响别人和世界。
2、破坏性的方向：会用征服、人际交往中的强势、谩骂、对固定对象施以暴力等手段获得情感的联结和自我的认同。一个病态的人，会通过糟糕的、充满破坏力的方式影响别人和世界。而大多数人并没有形成像这些杀人狂一样的完整逻辑链。因此，杀人狂的形成决定于强化他逻辑链的因素有多少，尤其是童年家庭中爱的缺失是重要原因。
全世界都有郑民生们的身影
这样的杀人狂，全世界都有。中国的阳进泉、李彦、张云良、黄旻翔等人；国外的有德国的克雷奇默、美国的赵承熙、芬兰的奥维宁、日本的加藤智大、韩国柳永哲等。这些人杀人狂的共同特点是：1、自身悲观厌世、对社会或周围环境不满；2、针对不特定人；3、有预谋或情绪积蓄已久；4、同归于尽的赴死心态。事实证明，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包括日本、芬兰这样有名的“和谐社会”，都难以避免这种杀人狂的出现。
减少杀人狂，应该有努力的方向
郑民生们的产生，是有原因的，有些原因是共性的。如果郑民生小时候接受的教育里有心理健康教育；如果我们的教育不再一味教给孩子考试的本领而偏废了他们的人格塑造和情商培养；如果我们的社会更多公平竞争，更少的是某些人掌握大权独揽视平头百姓为草芥；如果社会更和谐、人们更友爱、家庭更和睦、有宗教信仰、有健全的覆盖面足够大心理辅导机制……但这似乎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做到的，而且效果有多大，也没有研究数据能说明。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
减少郑民生们是可能的，但杜绝是不可能的。悲剧令人痛心，让人无法接受，但是有些悲剧必然无处说理、求解不得。我们只能祝愿家长们早日找到心灵安放之处。
八名过早离开世界的孩子：一路走好！
（转载）
解析南平血案凶手心理 残忍源自无情型人格障碍
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
3月24日，福建南平试验小学门前，55秒内，8名小学生惨死在郑某的刀下，另有5个孩子受重伤！
他为何杀人毫不手颤腿软？因为太多的负性情绪已改变了他的思维！他为何蓄积了那么多的负性情绪？因为不完善的人格，让他将所有的人生挫折，皆归因于外部环境！他为何愤怒杀人，杀的不是仇人，而是与他毫无仇怨的小学生，而且至今无悔？因为病态思维，让他认为是社会上的人先对不起他，但他斗不过他们，所以把杀手指向了社会群体中的弱者——孩子！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他可能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又称无情型人格障碍)的患者。
朋友，请以他为鉴，完善人格，遇事自省，如此，方能适应矛盾纷繁的社会！
郑某是人格障碍患者
为何说郑某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患者？人格障碍，即病态人格，是指偏离正常的、或者说是不正常的人格状态。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又称无情型人格障碍，其临床表现——
1、 高度攻击性
郑某55秒钟内刺死刺伤13名小学生，其行为可谓是“高度攻击性了”。但也有人说，他以往并没有这样“攻击性”的行为啊？据分析，反社会人格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那些平时好打架，爱斗狠的人，狱中案犯，多为此类人。
如，某案犯，男，26岁，初中，未婚，工人。小学是特顽儿童，常犯恶作剧，如吐口水到同学脸上，朝墨水瓶中排尿等。初一时，因扰乱课堂秩序，常带匕首与同学打架，被开除。工作后，松松垮垮，到食堂吃饭不给钱，偷食品，若遭干预，立即亮刀子。因盗窃和打人劳教二年，在劳教期间两次脱逃和伤害他人，后因抢窃、偷盗、伤人十多次，判死刑。
第二类，是郑某那样的，平时看起来似不像第一类人那样好斗，但因其有人格障碍，自我控制不良，与人格格不入，行为受本能欲望指使，处理人际关系较为偏激等。
如，他和老院长有矛盾，老院长退位后，他只要一走过老院长的桌子，就叫“乌龟”、“王八”，做下流的手势，并当面说：“你能当院长，是因为你老婆和卫生局领导有一腿。”
辞职失业后，对母亲发脾气，和哥哥吵架，打架。
2、行为无计划性
无情型人格障碍患者的行为大多受偶然动机、情绪冲动或本能愿望所驱使，缺乏计划性或预谋。
郑某虽说早就蓄积了大量的负性情绪，但让其做出疯狂杀人举动的，可能是他案发前一天的“求职不成”；晚上睡在与老母、哥嫂共同蜗居的居室里，想起因无钱买房而与之分手的最后一任女友，想起造成他大龄难婚局面的第二任女友；再加上案发前一天某邻人不负责任地煽动挑唆：“你不能就这么死了，应该做些事让人们刮目相看。”
3、无羞惭感
缺乏与焦虑相关的植物神经反应(包括皮肤直流电反应)。
一般人杀鸡见血，还胆战心惊呢，而据目击者称：郑某被制服后，仍理直气壮地疯狂地大叫：“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们活”！所以“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又被称为“无情型人格障碍”。
4、社会适应不良
因为患者对自己的人格缺陷缺乏自知力，不能从经验中取得教益，因此具有一种持久和牢固的“适应不良”的行为模式。
(1)眼睛朝外找原因
本症患者有着不成熟或扭曲的人格结构，在遇到挫折，或陷入困境时，不会从自身找原因，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社会)；而是归因向外，认为自己的不幸都是外部因素造成的。
如，郑某和领导搞不好关系，责任全怪领导，即使是迟到挨批，也认为是领导有意刁难自己。他交代的杀人动机是领导总是排挤他，给他设置障碍，逼走了他，让他温饱难保。
郑某为何杀人后没有道德自责，没有痛苦悔恨？就是这种“外归因”，让他认为是社会上那么多人先对不起他！
他为何将杀手指向孩子？因为孩子是社会群体中的弱者；再者，像他这样的年龄，若适龄结婚，孩子也应该上小学了，他杀孩子，潜意识中可能有想报复那些在职场、情场都比自己幸运的同龄人；还有他归因向外，可能产生了仇富心理，到重点小学门前行凶，潜意识中可能有让那些富人心里更难过的想法。
(2)泄愤是求心中平衡
郑某原本为何想杀死30个人？原因是“适应不良”产生的愤怒，让他认为杀这么多人才能够泄愤；他杀人后，为何能平静地交代杀人动机？原因是愤怒情绪，通过报复杀人，泄掉了，心理平衡了，舒服了。
有位大厂工人，因人格障碍而适应性不良，和领导、同事搞不好关系，总觉得别人欺负、挤对他，一气辞职，走后放了把火烧掉了材料库，让厂子大受损失，他觉得气顺了，心中舒服了；到了新单位，他仍和别人搞不好关系，总想把人家的手机扔掉，把人家的什么东西砸掉，心里才舒服。
这位患者发现自己总有这种想报复别人的心态时，害怕了，立刻到脑科医院就诊，在“人格障碍”毁灭自己以前，悬崖勒马。
建议：“适应不良”产生的负性情绪越大，想达到心理平衡的破坏性越大。请有破坏心理的朋友早点警醒。
杀人受特殊大脑的指挥
郑某为何会如此地杀人不眨眼？科学家发现，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患者除了有遗传或家庭环境影响，如童年创伤等原因以外，还存在结构性脑损害。加拿大研究人员对这类患者的前额叶结构核磁共振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患者前额叶灰质容积减少11%，并伴有压力下自主神经活动减退。这种损害是患者低唤醒、无恐惧感、无自省力和决定形成能力缺陷这些心理特征的神经基础。郑某的大脑是如何被损伤的呢？
1、有人格障碍的基础
郑某原就有人格障碍的基础。
一位居民说：“他总觉得别人瞧不起他，背后说他坏话”、“一次打麻将，人家说他手气好，又没结婚，说他肯定是童子身，他立刻很激动地反驳，他和一个厂的厂长夫人有一腿，怎么是童子身了？他讲这些私密的事情，是试图找回点面子。”
在马站医院工作期间，与院长多次发生矛盾，他认为院长看不起他，不尊重他，工作上为难他，并经常羞辱他。
建议：敏感多疑，自卑，怕被人家看不起，行为偏激等，这些都是人格障碍患者典型的心理特征。有这类心理者，请警醒！
2、有个精神分水岭
街坊邻居说，“以前他有工作、有女友的时候，性格挺开朗的。去年夏天，看到他骑着电动自行车，载着三四个七八岁的孩子，孩子们像八爪鱼一样紧紧抓住他，大家一起到九峰桥公园去玩，看到那一幕后觉得他特有孩子缘。”
但他去年下半年后有了明显变化。
一位街坊说：“尤其去年下半年后，就是偶尔打次麻将，他也只和一家打，如果三个人一起打，就会怀疑另外两家会联手骗他。”
一位小女孩说：“原来郑叔叔总是笑嘻嘻的，去年8月份后，就觉得有些吓人啦！他会主动和小孩子握手，而且是握得很紧的那种，有一次由于用力过猛还把一个同学给摔倒啦。”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3、压力改变了大脑
去年8月份后病情加重，缘于“求职无门”和“恋爱失败”。
工作：在马站医院工作期间，与当时的院长多次发生矛盾；他因医院工资太低，想出去赚点钱，靠不错的医技改变生活，但一直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出事前一天，他还出去找工作。
生活：现年42岁的郑某曾多次恋爱受挫。去年，他找了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女朋友，但是最后还是嫌他没钱买房子，闹了几次矛盾后，分手了。
美国道格拉斯医院的研究人员利用六年时间测量了成年人压力荷尔蒙考的索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那些体内考的索水平持续过高的人，在记忆测试中成绩较差，大脑中负责认知与记忆的海马状突起也会显著变小。
此研究清楚地说明，“长期压力过重，对大脑功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建议：负性情绪伤害大脑，生活在压力中的朋友，请切记！
郑某有人格障碍，即使生活在世外桃源，也会“适应不良”。所以我们应不断完善自己人格，遭遇挫折时，自省，让“失败变为成功之母”，而不是像郑某那样“外归因”，一味怪罪环境(社会)。
4、 压力没有宣泄渠道
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患者有个重要特点，是性格内向，没有朋友，宣泄压力的渠道不通畅。
同事张医生说：郑某性格孤僻，平时和同事很少来往；卫校同学叶先生也说：从卫校毕业了十几年，郑某很少和同学来往，“他和我同在南平市工作，但十几年却几乎没联系过。”他若成家，有妻子可以交心，但他却没有。
建议：现在谁都感到压力大，压力大不怕，重要的是要畅通宣泄的渠道，每个人都应有可以交心的知心朋友。
5、苗头没有被重视
他蓄积的负性情绪，早已显出“火山爆发”的迹象。
邻居说：去年下半年，常能看到他坐在社区小卖部门前，自言自语，偶尔大叫或唱歌；他哥哥说，出事前两天，他多次出现不吃饭、自言自语的样子。有时候一个人躲在阳台发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位街坊说，事发前一天，郑某突然来到她的摊位上：“当时觉得他说话有点糊涂，一会说自己失业，一会又说他出去打工赚了大钱。”
南京有位北方考来的大学生，和同宿舍的南方同学处不好关系，以至于总想：“你们不是说自己讨女同学喜欢吗？我就要用硫酸毁你们的容，看你们神气什么！”远方的妈妈在电话中发现他情绪不对，立刻给老师打电话，请其给予心理支持，这样，止住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毁人毁己的悲剧。
建议：1、体检中增加心理检查项目，及早发现人格障碍患者。
2、建立“心理救济”机制，为社会低收入人群提供免费的心理救济。
3、发现处于困境中的亲朋有异样变化，请及时地给予心理支持，或带他去看心理医生，以防悲剧发生。(李兰陵)
福建南平凶杀案二审当庭驳回上诉 郑民生获死刑
郑民生的“个人原因”，主要有三：失业、失恋、受到身边人的闲言碎语刺激。平心而论，这些原因并没什么特别的，现实生活中，在经济、情感两方面受挫的人不在少数。尤其是近两年来，就业难、高房价、分配不公、公权滥用、贫富差距拉大等因素，进一步恶化了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环境，增大了社会的整体精神压力，也增强了“仇官”、“仇富”等戾气。“心烦”、“牢骚盛”、“火气大”的人增多，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一种普遍现象，“不值当”琐碎事引发暴力流血冲突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虽然这些都被视为社会转型期的正常现象，但容易被忽略的是，这些“正常现象”的不断发生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消极能量的积累过程;如果不及时有效地加以疏导、宣泄、消解，就可能引发恶性爆裂的严重后果。恰恰是“并不特别”的郑民生做出特别举动的事件，向全社会发出了特别的警示：大量存在的、很普通的个人原因，都可能使人丧失理智、残忍地进行大范围的社会报复，伤害众多无辜的生命!
尽管郑民生滥杀无辜、报复社会是极端的个案，但其背后隐含的社会因素却要复杂得多，甚至可视为一种极端行为频繁爆发的信号。
希望各级政府、社会各界，不要只把它看成一个简单的个案，只从加强校园安保方面想对策，而是痛定思痛，细察一个普通失意者骤变为杀人恶魔的背后原因，从“不特别”中看出特别的意义，充分认识潜在的社会危机和锐意推进改革的紧迫性，多管齐下，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更加切实关注弱势群体，疏导民怨、消解戾气，为社会减压。唯此，才能有效阻断更多“并不特别”的郑民生走向“突变”的路径。
心理分析：这类人不会自我反省，经常让别人当“替罪羊”
厦门市仙岳医院心理科主任张晓阳在分析了多家媒体的报道后指出:“郑民生应该是一位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的心理疾病患者,有十分明显的偏执性格,他和马加爵是同一类人。”
“好猜疑,很敏感,疑心很重,总是怀疑别人对他不怀好意,这些都是偏执的表现”,张晓阳说,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类人在潜意识中有害人的欲望和动机,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表现为总是怀疑别人要害自己。同时这类人不会自我反省,经常把错误的原因归咎到别人的头上,让别人当“替罪羊”。
人在内心深处都渴望自己的价值得到认同,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之一就是得到别人爱或关注有多少,对周围世界的影响有多少。对偏执杀人狂的研究发现,他们大多是小时候缺少关爱、或者对爱的感知能力差,所以与其说他们渴望得到爱,不如说他们渴望得到的是他们能感知到的爱,这样他们就会去付出,以期望换来爱,当他们认为没有得到回报时,就会觉得别人无视自己的付出,从而产生仇恨心理。
专家意见：社会心理危机离不开公民教育、生命教育
不少专家指出,当前社会心理问题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化解这一社会心理危机,政府与社会应该有所作为。除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救助弱势群体,及时化解矛盾外,还必须积极推进社区、农村、学校、企业等心理疏导机构建设,塑造人们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等,在国外,就有许多心理咨询机构和职业,而国内,在这方面则明显相对滞后。这些机构的存在可以有效解决人们的心理疾病,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与此同时,社会心理危机更离不开公民教育、生命教育。通过教育让人们知晓:任何人,即使身处绝望之中,也不能以毁灭别人的生命,寻求心理慰藉或心理平衡。
在有关部门应对公众心理健康和疏导引起重视的同时,公众也应该思考:如何自我调整,自我疏导,而避免病态心理的产生。其实,任何社会都并非完美无缺,任何人的命运也并非一帆风顺,无论遭遇怎样的厄运,这都不是他以身试法报复社会的理由,因为社会是大家的,对社会进行报复,我们姑且不论报复的合理性,就报复本身而言达不到任何目的。心里有了结,要学会倾诉,学会松绑,学会自我疏导,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要懂得寻求心理咨询和救助。
相关知识：你了解“反社会型变态人格”吗？
反社会型变态人格,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在文献中有不同的提法,如反社会人格、社会病态或心理病态。同样,ICD-10的反社会人格障碍描述的是一类持续的行为方式,其特征是总体上与主流的社会规范相悖。
1.漠视他人的感受。
2.不负责任,且漠视规章制度。
3.不能够较长时间地维持同别人的关系,但在与人建立关系方面没有特别的困难。
4.忍耐力水平低下,容易由于挫折而产生攻击或暴力行为。
5.缺乏自责或懊悔。
6.不能从经验、尤其是惩罚中吸取教训。
7.有指责他人或经常对其反社会行为作合理化解释的倾向。
某人是否是反社会型人格者,最重要的是病史或成长史。以往是否给权威(如在校期间的老师或警察)造成麻烦；有无药物和酒精滥用史；是否缺乏长久的人际关系、居无定所,这些都应引起治疗师的警惕。还有,反社会人格者表面上可能是事业成功的,他们经营有方但蔑视法律。
围绕陕西省汉阴县铁瓦殿残杀10人，潜逃途中又杀死一人的邱兴华，是否要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在精神病专家、法学界引起强烈争议，其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坚称，邱兴华只是变态人格，一些人为此指责她在变相杀人。著名精神病学家刘锡伟更是咄咄逼人，他说“如果邱兴华被判死刑，李玫瑾难辞其咎。”
不妥之处，在下以为主要有三：
一是有把自己的见解主张强加于人，对意见不同的人乱打棍子之嫌。据李玫瑾讲，早在邱案开审前，刘曾希望她一起呼吁邱有精神病，遭到她的拒绝。同时，由于李坚称邱兴华只是变态人格的结论，结果频频受到刘的棒杀，足以反映出刘在学术研究上，唯我独尊，不能容人的行径。
二是过于相信自己，心态没有摆正。刘锡伟坚信邱兴华有精神病，强烈要求陕西高院为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刘的这种要求，应该说并无不妥。但是一个基本常识是，李玫瑾并没有反对对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况且邱有没有精神病，那是法律上的事，做为一个公民表达一下自己的愿望也就够了，何必还用打压一个人的作法，来说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如果经过司法鉴定邱有刑事责任能力，被处以极刑，难道就是枉杀，这种心态恐怕不是一个明智学者应有的吧。
三是刘的行为具有功利色彩。其实李与刘之间的学术芥蒂并非在在邱案上，2004年马加爵案审理时，因为她的《马加爵犯罪心理分析报告》发表，刘就打电话找过她，说马加爵有精神病，李坚持“马加爵具有全部的刑事责任能力。”正因为李两次不同意刘的看法，使其心中不快，认为，权威受到了挑战，丢了面子，伤了自尊，所以对李追而歼之，以提高知名度。这充分说明，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只有在严肃的科学面前，抱着事实求是的态度，才是取得成果并为人民大众所接受。
作者：姜伟
著名精神病学家刘锡伟更是对李玫瑾公开叫板，“如果邱兴华被判死刑，李玫瑾难辞其咎。”
如此尖锐地指责李玫瑾，刘锡伟有他的理由，“李玫瑾不能仅凭她之前对邱兴华的两份问卷就简单得出结论，而误杀一个人。”
李玫瑾承认，“我确实给邱兴华做过两份问卷，但问卷与我的观点无关，我的观点早在一审前一个月就出来了，当时的判断是基于邱兴华的犯罪行为过程得出。”
李玫瑾说，在10月19日邱兴华一审前几天，中央电视台记者希望与她一道去陕西安康采访邱兴华，从犯罪心理学角度解析这个案件的社会意义，但她因工作忙无法成行，便委托央视记者带了两份问卷给狱中的邱兴华，以进一步了解邱的心理问题。
“问卷是我出于犯罪心理研究的需要，我接触的所有犯罪者我都会让对方回答我的相同问题，目的既是了解犯罪人的心理，同时也积累一定的犯罪心理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比较。但我的问卷从来不对外，更不是心理测试的工具，所以，根本谈不上是用它做‘精神病鉴定’。”李玫瑾说，给邱兴华的问卷分开放性和封闭性两部分，总共70多个题目。
“但我没有想到，我作为学者正常研究的事实被扭曲、被恶意攻击，而且问卷被看作是我证明邱兴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依据。”李玫瑾说，事实是，她这两套问卷从没有交给除央视记者之外的第二个人，没有公开过，更没有依此向警方、向检察官或向法庭提出任何建议，也没有因此得出任何一个书面结论给任何媒体。
“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打破沉默的李玫瑾对于精神病学界关于“邱兴华有精神病而未必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结论再次提出强烈的质疑，也正式公开表达了她的观点，“从其行为方式到犯罪过程看，邱兴华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性质，有明显的自我保护行为和意识。”
第一，邱兴华作案是一直等到后半夜约两点多钟，等人熟睡之后才下手，这说明他有时机的选择，有自我控制的能力。而很多精神病人是即时作案，或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
第二，他在道观杀人停留了一天多时间，但只是在离开道观时放火，并不是边作案边放火，放火的时间说明他在有意破坏犯罪现场。这说明他的现场行为是有序的，而且他自己也交待，杀那个12岁的孩子和他父亲时，本想放过他们，但是他们拼命搏斗，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杀了他们，从这些叙述看，邱兴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第三，在逃跑过程中，邱兴华先后换过6双鞋子，他自己解释说，他知道警察主要是根据鞋印来找他，所以他要换鞋。而且在山上逃亡时遇见一个农村妇女，他向对方要东西吃，还威胁她“不许报警！”，这意味着他清楚警方在追捕他。
第四，作完案后，他潜逃一千多公里。逃亡期间，曾在湖北随州市砍伤3人，并到另一个房间翻出1600元钱拿走。这说明他在有意找钱。
“这都是一个精神病人的所为吗？”李玫瑾反问，“在分析一个人的心理或行为时可以有很多角度和参考资料，如本人的行为、所说的话、身边人所说的话等。哪种材料更可靠？显然说的不如做的；别人说的不如他自己说的。现在很多对邱兴华精神病的判断资料都来源于他妻子的说法，这种判断值得质疑！”
“邱兴华确实存在着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比如，他很偏执，要面子还很要强。但生活的挫折令他狂躁，尤其当他与道长、一个比他年轻又能干的人发生冲突时，他老婆就站在旁边，他能不焦虑和愤怒吗？他曾夜间呼唤隔壁房间的老婆，偏偏他老婆就不应声，这能不加重他本就脆弱的自尊焦虑吗？他只能得出这种结论：老婆就是与道长睡到了一起。所以，有人说邱兴华杀道长、剖腹取心肝的心理或行为不可理解，其实，这不能以正常人的心态去衡量犯罪人犯罪时的心态。”
对“妄想症杀人”理论的异议
与此同时，李玫瑾针对刘锡伟的“返祖兽性化症状群”理论也首次表达了异议。
之前，刘锡伟百分之百确认，“邱兴华杀人完全按照我发明的精神病人杀人时表现出的‘返祖兽性化症状群理论’在演绎，该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残酷杀人、剩余杀人、滥杀无辜，另一特点是非血统妄想、妒忌妄想、被害妄想。”
李玫瑾则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典型的妄想症精神病人杀人案例。几年前，在北京昌平，有一对医学院毕业的夫妇一起开了个体门诊，生意非常红火。为了再开一个按摩诊所，丈夫整天在外面奔波，有一次回到门诊时，意外看到妻子风姿绰约地送一个客人出来，他顿时觉得妻子变了，显得特别风骚，开始怀疑妻子是不是已经跟别人好上了。于是夏天的一个中午，他趁妻子和儿子熟睡之际把他们杀了。他杀人后就一直呆在家中，直到被警方抓获。
案发后问他为什么杀人时，他说，怀疑孩子是妻子与别人所生。问他是否做过亲子鉴定，他回答从不敢与妻子说这事。后来得知亲子鉴定结果后，他仍坚持“孩子就不是自己的”观点。
“学医的人居然不做亲子鉴定就下手杀自己的孩子，而且也不逃走，这才符合非血统妄想，属于精神病人作案。邱兴华虽然也认为孩子不是亲生，但这是稍微有点疑心的男人都会有的心理，是正常的猜忌，他杀人主要是跟道长起冲突，这个案件有线索可循。”
究竟是谁在干涉司法公正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出于一种责任———法学家出于法律工作者的责任，精神病专家出于医生对病人的责任，我从事犯罪心理研究多年，我也有破解犯罪心理现象的责任，从犯罪心理和行为过程分析得出我个人的意见。”李玫瑾说，她从未反对为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
李玫瑾说，早在邱案开审前，刘锡伟就找到她，希望她一起呼吁邱有精神病，遭到她的拒绝。2004年马加爵案审理时，因为她的《马加爵犯罪心理分析报告》发表，刘锡伟也打电话找过她，说马加爵有精神病，“那时我就对他讲过，马加爵具有全部的刑事责任能力。后来，法庭审判时公诉方提交了对马加爵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而此前，我对马加爵的报告早已发表，影响巨大，但并未影响法庭对马加爵做司法精神病鉴定。”
李玫瑾强调：“尽管刘锡伟一直在斥责我，并明确说不给邱兴华做鉴定是我李玫瑾的责任，后来又有许多名人、专家都在呼吁为邱兴华做司法鉴定。但我想，这是法庭考虑的事情，不是我发言的问题。所以，我后来一直沉默。但是，从目前法庭进展看，司法判事实上已经莫名地在推迟。”
对此，李玫瑾禁不住感叹，在办理和审判邱兴华案中，有那么多经历过无数案件、具有专业判断能力的人，难道都不及从未接触过案犯的某些人的判断吗？“我只是在接触媒体采访时发表我的意见与看法，但有人却通过媒体对法庭提出要求，究竟是谁在干涉司法公正？”
来源：晨报 记者：杜琛
成都“6·5”公交车燃烧案张云良,案发前暂住成都市。2006年到成都后一直没有正当职业，主要经济来源靠女儿资助。2009年，女儿因其又嫖又赌，减少了给他的生活费，张云良遂多次以自杀相威胁向家人要钱，并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6月4日，其与女儿通话中表示“明天我就没有了”“跟别人死的方式不一样”等内容。2009年6月9日，其家人收到了张云良案发前从成都寄出的遗书。
2009年62岁的张云良，头发稀疏，个头偏矮，皮肤蜡黄，走路跛脚——这就是张云良人生的最后画像。2009年6月5日早上7时40分许，这个62岁的老人在天回镇始发站登上通往成都市区的9路公交车，二十几分钟之后，一切灰飞烟灭。
“最后的晚餐”
6月5日早上7点多，罗大汉看到张云良提了两个纸质手提袋出门，说“我进城”；
“那么多的汽油带在他身上，从我身边经过我却没有闻到一点的汽油味道”，罗大汉猜测后来汽油可能是由装饮料的那种塑料瓶带上汽车
警方的通报中提到，“张云良多次以自杀相威胁向家人要钱，并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他似乎从来没有表现出厌世的情绪”，有的邻居说。而包括陆凤祥在内的苏州家乡人，都说张云良性格开朗、乐观、外向。
但厌世的情绪还是有的，只是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谢大富承认，如果不是大意，悲剧似乎是可以避免的。
6月4日晚上，谢大富正要出去耍，下楼的时候碰到老张，“来尝尝苏州的红烧肉嘛”，这是邻里间最正常不过的邀请，谢大富自然不会拒绝。事后，谢说，他觉得这肉是吃得“太亏了”，“吃了块红烧肉，喝了一杯酒，却接受了警方反反复复8次问询”。
案发后，谢大富正在昆明跑生意，结果直接被4个成都警察带回来查案。“我怕他们认为我是老张的同伙，而且这个事情确实太大，配合调查也是应该的”。
当晚老张表现平常。谢大富回忆，当时除了说了句听起来更像是调侃的“这是咱们最后一次喝酒啦”的话，并无其它，那天还仍然保持了平常的喝酒水准，只喝了一小杯而已。他甚至还照例去斗了地主。当晚8、9时，一家张云良租住地附近的茶馆老板见到其正在该处斗地主，她当时未发觉异样。
唯一有些异样的可能就是张云良第二天起来得太早。6月5日早上7点多，罗大汉刚吃了面条正在刷洗锅碗时，看到张云良提了两个商场里面装裤子衣服的纸质手提袋出门了，用报纸包住了袋口。
他很奇怪这么早就见到张，在平时，张云良都是起得很晚。问：“老张，你去哪？”答：“我进城”。没发现反常的迹象，因此也没多问。事后证明，正是这简短的对话，老张得以被快速地证明“随9路车一起出事了”。
事后警方的调查证明，至少从6月3日开始，张云良的表现已经很不正常。“6·5”案发后，成都军区总医院附近一家加油站的监控录像显示，6月3日上午，张云良总共去过加油站3次。头一回，张云良提了个塑料桶，被加油站拒绝售油；第二次，他提了个铁桶，交了100块钱，加了70块钱的油，桶满了；第三次又接了30块钱的油。
张云良生前的房东太太曹女士向记者证实，6月3日上午，张云良曾向其借水桶使用，但未说明用途，在征得同意后拿了其冲厕所的水桶，该水桶为某品牌装修用聚酯漆的废弃包装桶，容量是20公斤，案发后已被成都警方作为证物取走。
罗大汉猜测后来汽油可能是由装饮料的那种塑料瓶带上汽车，“那么多的汽油带在他身上，从我身边经过我却没有闻到一点的汽油味道”。
6月5日中午，罗大汉在茶馆喝茶时，老板娘说起“今天早上9路出事了”。一问时间，差不多正是张云良出门那会儿，“他不会那么巧就在那车上吧？”中午有人老找过张，电话打不通，下午开始大家一直给他打电话，仍是不通。到了晚上，房东见他一天没回，电话又打不通，就去收治烧伤患者的军区总医院挂了号，不久后，证实了张云良“正好就在车上”。
罗大汉回忆，出事头几天张云良的脾气不太好，把打牌的人都得罪了。这个也得到了诸多牌友的证实。一名牌友说，出事前几天，张云良一次打牌点了3个人的炮，被人催钱，他火了，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钞票撕个粉碎“催什么催嘛！早晚给你们！”
仍有未解之谜
一种说法是，遗书是由老乡在他女儿来成都的时候转交的。当时，张云良的女儿并未向警方通报遗书内容；
记者发现，离张云良家最近的9路车站是“军区总医院站”，而要在始发站“天回镇”上车，则还需要反向坐5站地，他为何要这样做呢？
在这个窄窄的巷子里，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早已被有关张云良的一切挤满，关于纵火犯的点点滴滴是一个被讨论过度的话题，一拨一拨的调查来了又走，很多人已被问得不厌其烦———“可以谈点别的么”？
被问及张云良，一些人开始有些不耐烦，“咋个又是老张啊，把我们都搞惨了”，警察几乎每天都来询问，事情发生后，成华区分局(案发地)、金牛区分局(暂住地)、市刑侦大队等警察都先后笔录了七八次。有时一来几十辆车子(当地的街道只能容纳一辆车通过)，半夜两三点还在附近走动调查询问。
据了解，案发后，张云良的老乡“老蒋”过来了，第四天，其女儿女婿坐飞机也过来。第四、五天，开始有公安过来调查，6月10几日，张云良被确定为重点怀疑对象。原本，他的女儿在6月11日处理完后事后返回上海，结果又被警方带了回来。
张云良的老乡老蒋目前仍在成都警方“配合调查”。一种说法是，遗书不是寄给江苏的，而是由老蒋在他女儿来的时候转交给她的。当时，张云良的女儿并未立即向警方通报遗书内容。估计遗书内容是后来警方在询问老蒋和张云良女儿的过程中得知的。此前，按照警方表述，6月9日，其家人收到了张云良案发前从成都寄出的遗书。
此外，张云良选择9路公交车似乎也是精心选择。从成都军区总医院去往市内的公交车有9路、9路(区间车)、39路、403和650等不同线路，但因9路车的终点站临近成都****的小商品零售批发市场荷花池市场，又在火车北站附近，转车极为方便，乘坐人数最多。平时，住在附近的上班族，早上也都是赶这趟车。
但这其中也有让人费解的地方。此前警方通报称，经调查，6月5日7时40分左右，张云良携带装有汽油的塑料桶在9路公交车天回镇始发站上车。但记者发现，离张云良家最近的9路车站是“成都军区总医院站”，步行大概10分钟左右，而如果要在始发站“天回镇”上车，则还需要在出城的方向坐5站地到达终点站后转车进城，他为何要这样做呢？
“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是聪明过头了，一步一步走上绝路。”陆凤祥相信张云良会自杀，但他还是不能理解为何这样极端，选择将自己的身体与素不相识的乘客一起烧焦。
因为脸色蜡黄，身体不好，经常有人拿“生死”开张大爷的玩笑。在事发前几天，一名邻居曾开玩笑地问张云良，“老张你咋还个不死呢？”他嘿嘿一笑“快了，就这几天了”。
资料
警方通报锁定他
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开展了大量的勘查检验、侦查实验和走访调查工作。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现已认定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为一起故意放火刑事案件，烧死在车内后部的张云良是故意放火案的犯罪嫌疑人。
警方介绍，今年62岁的张云良是江苏省苏州市人，案发前暂住成都市。他在江苏原籍嗜赌，长期不务正业。2006年到成都后一直没有正当职业，主要经济来源靠女儿资助。2009年，女儿因其又嫖又赌，减少了给他的生活费，张云良遂多次以自杀相威胁向家人要钱，并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6月4日，其与女儿通话中表示“明天我就没有了”“跟别人死的方式不一样”等内容。6月9日，其家人收到了张云良案发前从成都寄出的遗书。
经调查，6月5日7时40分左右，张云良携带装有汽油的塑料桶在9路公交车天回镇始发站上车。有乘客证实当车辆由北朝南向城内方向行驶至三环路川陕立交桥处时，张云良在车内倾倒所带的汽油，并点燃引起车辆燃烧。
据现场勘查显示，在张云良所坐位置的地板上有汽油向车头方向扩散流淌痕迹，该区域燃烧程度最为严重，专家组认定为点火区域。通过现场勘验确认，车辆起火的中心区域只有张云良的尸体，在其尸体旁提取到一枚打火机防风罩。尸体倒地的姿势和朝向表明，着火后张没有主动逃生意愿。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在她看来，屡屡出现的校园惨案，给校园安保敲响了警钟。
(转载)
李玫瑾说：“其实校园安保不光是学校的事，毕竟保安人员的能力有限，在这方面各地警方应该切实加强对校园的保护力度。必要的话，一些措施应该长时间持续下去，比如在上学与放学的时间，学校门前应该有警车巡逻，这样既可增加安全系数，同时也会对犯罪分子起到震慑作用。”
李玫瑾指出，此类犯罪行为的背后，暴露的是行凶者心理上的严重缺陷。她呼吁，除了必须在校园安全方面完善相关措施以外，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一些边缘人群的沟通与关爱同样必不可少。“这样的校园恶性案件听上去匪夷所思，其实国外也多有发生。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枪击案、日本东京秋叶原杀人案，与最近国内的这些案件都有相似之处。虽然行为听上去让人感到疯狂，但其实，这样的犯罪人大多不是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疯子’。他们的犯罪也都属于‘并非错乱的疯狂’。究其原因，大都是感情上有创伤，从而造成心理缺陷，属于心结性犯罪”。
李玫瑾这样解释心结性犯罪：“在正常的生活过程中，人的一生相当于一条线，在这条线上，某个时间段或时间点出现过创伤(在心理学中叫做应激或压力)，就会有一个心结。心结是指一个人对刺激的反应是失败的，失败后导致其以后遇到类似刺激会出现痛苦的反应。相当于在这根线上打了一个结，缝东西时每到那个点就过不去了。换句话说，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只要遇到类似刺激，一个人就过不去这个坎。”她以刚刚被枪决的郑民生为例：“他确实存在诸如失恋、无房等问题，但失恋与无房并不是犯罪的理由，而且很多穷人虽然身居陋室，但家庭生活仍很温馨。”李玫瑾指出，当一个人把所有的痛苦都归咎于外界的话，他就会憎恨外界，而这种创伤性的东西，本身很容易导致犯罪。
而要想预防这类人“制造灾难”，李玫瑾认为在社区应该多下点工夫，加强对一些“边缘人群”的关爱：“之所以会有这类报复社会性质的犯罪，往往是由于犯罪人已经失去了牵挂、失去了爱，也就是说他们的家庭支持系统出现了问题。设想如果他们还有着亲人之间的扶持与关爱，又怎会抛下家人走上末路呢？所以说对于社会上一些家庭生活异常、心理有缺陷、行动孤僻诡异的人群，社区这方面更应该主动关心，多给他们一些温暖，以社会支持系统来加以弥补。”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恶性校园枪击，枪手进入该校一宿舍楼寻找女友，二人发生争吵后他开枪打死女友和另外一名宿舍管理人员；2小时后凶手转至教学楼，开枪射杀几十人后自尽。
作为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非常关注此案的进展。她认为，目前分析这起悲剧的原因时，许多人都将目光集中于或归咎于美国的枪支泛滥。但是，真正需要人们引起高度重视与关注的，是如何发现人的异常心理问题。应该看到，心理问题的危害性更甚于枪支问题。因为，对于心理问题严重的人来说，即使没有枪，他也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中国这类案件并不少见。性格缺陷酿成悲剧
记者：在您看来，赵承熙属于激情犯罪吗？
李玫瑾：32人死在凶手的枪下，这是一个悲剧，我对无辜者的罹难表示哀悼。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类似的向幼儿园、学校发动残忍攻击的犯罪都曾发生过。从目前掌握的凶手作案过程来看，赵承熙在枪杀女友后还枪杀了他的老师等人，显然不是因某一事件而突然爆发的激情犯罪。
记者：和压力有关吗？
李玫瑾：我认为不是压力，而是凶手的性格缺陷所致。人的性格缺陷不同于智力缺陷，性格一般指人的社会行为方式，即待人处事的方式，它决定人的社会交往能力。性格缺陷并不影响人的日常生活，甚至不影响学习及成绩，但性格缺陷会影响个人与他人的交流和人际关系。生活中，与他人交流并保持良好人际关系是维持个人心理正常状态所不可缺少的内容。所以，当人出现性格缺陷时，会使其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与人交流的障碍，例如：因处事不当导致别人的反感，多次反感之后人们就会疏远此人，这时性格障碍就会引起个人的人际交往失败感，失败感又会反过来加重个人的心理问题，很多失败者往往看不出自身的问题，往往会将问题推向他人。这种恶性的心理循环一旦形成，就容易使人逐渐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最终酿出对他人的绝望或愤怒反应。
犯罪心理学对于这种滥杀型犯罪人的心理研究曾指出：这类犯罪人大多有过失意经历或失意期，如工作、学习或生活方面不尽如人意，或人际交流困难，如被人嘲笑、被人讨厌、被人轻视等，本案中无论所谓的“女友外遇”还是他对所谓的“富家子弟”的看法，都流露出他被人拒绝、被人轻视的心理痕迹，这之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在于他自身的性格缺陷，极端、偏执、狭隘又自负，错误都在别人身上，因此，他在报复别人时没有一丝的怜悯，没有一点人性。
某些个性也会给社会带来灾难。赵承熙是一个非常封闭和孤僻的学生，“他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孤僻的学生”。露兹达-罗伊建议赵承熙去心理诊所接受咨询，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记者：媒体报道高中毕业生的合影中没有赵承熙，他也拒绝参加集体活动。这些情况，会不同程度地在我们的学生身上发生，有人也许会说这是个性使然，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李玫瑾：我们应该看到，在强调个性的今天，某些个性化的东西也会给社会带来灾难。赵承熙在英文作文中表现出的扭曲观点是令人不安的，也是值得校方注意和警惕的。国外法学界有人研究“人生危险性评估”，我将其称为“危险人格评估”。因为人格(即个性)一旦形成具有稳定性，是可以用来预测一个人的行为倾向或态度倾向的。比如，某人偶尔发脾气我们会说这人平时不这样，今天这事把他惹火了。这种发脾气不是个性使然，而是事情使然；但是，如果某人经常发脾气，这就是个性问题。由此，我们可以预测此人在某种情况下一定会发脾气。这就是行为预测的根据。同样，危险人格也有迹象。比如，本案中凶手在作文中就表现出明显的思维偏执，心态异常。老师已经发现了问题，但没有任何人关注并作出反应。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的问题，值得中国的大学认真反省。学校方面要了解学生的心理问题，发现心理异常，并要及时采取措施帮助或调整。
记者：一般来说，我们不容易分辨个性或心理缺陷。
李玫瑾：心理问题的出现有迹象可循。个性，指的是一个人独特稳定的心理倾向和特征。这些心理内容会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有所表现。例如：我就发现我们学校个别学生心理有问题，曾有一名学生因和同宿舍同学发生矛盾，就用万能胶堵住别人箱包的钥匙孔。我认为，这名学生心胸狭窄，报复心极强，这种人一旦当上警察，一旦手里掌握某种权力，他会怎样，后果不堪设想。因为警察的权力是强制性的，是对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健康具有影响力的。所以，尽管这只是一件小事，却完全可以观察出他的个性，观察出这种个性与职业的适合程度。这就是根据心理表现进行的行为预测。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没有枪就安全了，枪是人用的，管人比管枪更难，但也更重要。贫穷不是犯罪的借口据报道，在韩国的时候，赵承熙一家过着贫穷的生活。他的父亲在前往美国之前说，希望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生活。1992年他随家人来到美国，而后在华盛顿郊区长大，他父母都是一家洗衣店的工作人员。警方在凶案发生后在赵承熙宿舍发现了他留下的笔记。这是一叠长达8页的打印文稿。赵承熙在文稿中攻击那些家庭背景富裕的孩子。文稿中的一句话是：“你们逼我这么做的。”
记者：这似乎又是一个贫富差距导致的悲剧。记得2004年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死室友后，很多媒体都认为因贫穷而导致自卑是马加爵犯罪的根本原因。您却认为，将“贫穷”归结为马加爵犯罪动机起点并不全面，也并非真实的问题起点。如果以这种归因解释马加爵的犯罪动机，很容易以“一般的社会理由”遮掩“个性中的问题”，进而误导人们对马加爵犯罪心理原因中重要因素的判断。
李玫瑾：的确如此。在我看来，真正决定马加爵犯罪的心理问题，是他强烈、压抑的情绪特点，是他扭曲的人生观，还有“自我中心”的性格缺陷。我的这一调查结论发表后，很多学生骂我，说我没有经历过马加爵的贫穷就不要胡说。我在一些大学开讲座时，也有学生对我提出质疑。的确，我的成长经历和马加爵不一样，但我告诉这些学生，我在办案中见过比你们更贫穷的人。你们因为自己的贫困而对现实不满，可是，你们是否知道，你们尽管经济贫困，但你们智力发达，你们具有智慧财富。而这个社会中还有很多人，既在经济上贫困，同时还在智力上贫困，他们的生活比你们更困难，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怎么办？你们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事实上，当每位大学生走进学校后，支撑你们的都不仅仅是你们的家庭，不可否认，社会上有许多人在支撑着你们。这一切你们想过吗？我们是否心存感激？年轻人是否知道人要时刻带有感恩之心。感谢你长这么大有过如此多的人在支撑你。不会感恩、没有感恩之心的人如何会回报父母？回报社会？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做到经济上的绝对平等。事实上，人的智力、各种能力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人的差异。当然，贫富差距也有社会或历史问题，如中国城乡差别及贫富差别就有历史问题。面对社会的贫富差距，贫穷就是犯罪的理由吗？
我曾经和一名先后杀了5个人的19岁的小伙子面对面交谈，问他为什么抢劫杀人？小伙子答：我没有钱，只能去抢！我问他：按照你的逻辑，所有人都像你这种理由行事，这个社会将是：从你有钱的那一时刻起，你也要面临被人抢、被人杀的局面。因为按照你的逻辑，别人也有理由来抢你呀。你想过吗？小伙子答：从来没想过。我告诉他：我们每个人的行事规则就会形成社会共有的规则。如果我们都无法无天地行事，那么，我们会自食其果。就这点而言，穷是犯罪的理由吗？犯罪能解决穷的问题吗？所以，我说：你应该想过，法律不是管我们的，法律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的规则。
所以，我历来反对将贫穷作为犯罪可被理解的理由，零容忍！本次校园枪击案的凶手也表现出仇富的心态，但他杀人时并没有选择穷富，他只是给自己找一个抵御失败的归因理由。
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也要有意关注并帮助弱势群体，尽****努力去缩小贫富差距。为什么富人不能拿出你奢侈的钱做些善举呢？
大学是人生的转折站，要帮助学生走好
记者：贫困生及其心理问题是目前高校关注的重点，对中国高校来说，应该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顺利度过大学生活呢？
李玫瑾：大学****的特点是人生的转折站，学生要从一个亲情包围的家庭走入独立打拼的社会、走入有些无情竞争的现实社会。这一阶段的学生接近独立而尚未独立，青少年时期面临的挫折****最多，有升学、职业选择、恋爱、成家等问题。这在青少年时期都充满着未知数，而他们又没有任何责任性的牵挂。此外，人与人还有心理成熟的早晚问题，有家庭背景各不相同的问题，有个人的理想和需求不同的问题。所以，除经济上的贫困者或弱者需要帮助外，人们还应该知道有“心理上的贫困者”，例如：从小家庭存在缺陷，缺乏亲情；或因上学远离家庭而缺乏心理资源。对于“心理贫穷”的孩子来说，他们尤其需要亲情和关爱。当他们遭受挫折，品尝失败时，亲情或友情是最有力的缓解方式。而学校、尤其是大学恰恰在这方面较为薄弱。我在我们大学讲课时，经常遇到课下学生咨询问题，很多都是心理类的问题。
从犯罪年龄分析，18岁~25岁年龄段犯罪率最高，其次就是18岁以下年龄段的犯罪率。我们可以发现，18岁~25岁之间的人犯罪往往理由不充分，有的仅仅因为帮人打架就杀了人。因为他们这一年龄段看似外形接近成年，但心理上尚未成熟，并且很不稳定，所以，教育要有这种责任意识，不仅传授知识，还要帮助青少年心理成熟，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这一阶段，他们的人生也许会发生好的转变。
这次美国校园枪击案发生前，老师已经发现凶手存在心理问题，可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提醒我们的高校，应该树立危机意识并制定应对预案。同时，人的个性心理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忽视心理健康，比枪支泛滥的危害更可怕.
看到凶手前赴后继，勇往无前，而且最新的凶手竟然在犯罪后自焚，连给社会惩罚他的机会都不给，这不免给人一个感觉：一个郑民生倒下了，千千万万个郑民生又站出来了吗？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难道真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出了严重问题了吗？病入膏肓了吗？
非也！福建南平郑民生校园凶杀案发生后，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反应造成了今天连续的悲剧发生！
首先，福建南平校园凶杀案发生后，我们的社会和媒体针对凶手案的原因反思出现重大失误，将原因指向社会的不公和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问题，这大大助长了后续的凶手的犯罪动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也面临同样的社会不公，既然郑民生可以报复社会，自己为何不可？反正自己已经觉得活下去没有意义了，不如像郑民生一样，临死找几个人垫背，学生最好，因为可以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不能流芳百世就遗臭万年！这可能是前赴后继的校园凶手案的凶手的普遍心理写照！
其次，我们对郑民生的精神心理情况的判断出现问题。
没有想到凶手患“人格障碍”尤其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和“冲动性人格障碍”的可能性，只是一味地想到精神病。
那我们到底如何防止这种悲剧的不断上演呢？怎么样避免千千万万个郑民生不断站出来，前赴后继去实施犯罪呢？
目前最迫切的是加强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换句话讲，要从制度上真正将校园的安全保卫工作，变成一种长效机制，杜绝这种校园悲剧的再次发生。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患者或人格障碍等患者危害社会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根据心理学的理论和知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实施优质的家庭教育，避免原生家庭的影响造成这样的患者不断产生，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现在真正有效的是首先解决医务人员、教师、公务员、军人、警察和保安等承担着社会的安全、稳定和发展重任的人员的精神心理问题，避免他们出现精神心理问题而危害社会！因为他们如果危害社会，对于社会的危害比普通人更大，因为他们有专业知识、有一定的权力，还戴着一些荣誉和光环。
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精神心理疾病的问题，还需要全民重视心理健康的教育和优质家庭教育，这是根本之策，这需要政府的支持、社会各界的重视和长达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李玫瑾分析称，根据已有的资料，郑民生的犯罪心理与情结类犯罪心理极其吻合。一方面由于缺乏家庭支持系统，一方面由于其性格有缺陷，性格缺陷又与家庭有关。在李玫瑾看来，此案件属于概率性，归咎于社会因素是站不住脚的。与其讨论郑民生，不如认真地想想我们每天生活中有哪些漏洞？如何更好地预防这些漏洞？
访谈嘉宾：李玫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
主持人：陈芳
郑民生属情结类犯罪
凤凰网：通过郑民生的人生轨迹、口供及其在法庭上的表现等，能否判断出其犯罪心理是怎样的？
李玫瑾：犯罪分两类，一类是人格问题，一类是心结问题。心结问题有三种：意结类犯罪心理（马加爵），知结类犯罪心理（邱兴华），情结类犯罪心理。情结类犯罪心理有5个特征：犯罪动机具有发泄与泛化性；具有正常心智的情感孤独性；犯罪多有表达性与满足感；犯罪呈现"并非错乱的疯狂"；心结多与情绪创伤有关。
郑民生就属于情结类犯罪心理。首先对象很泛化，带有明显的发泄性质；他具有正常心智的情感孤独性，就是智力正常、但情感方面没有朋友、没有爱情，非常孤独；同时有表达性和满足感，他要表达他自己的一种情绪，做完以后，他有一种满足感，所以他不会觉得后悔；呈现并非错乱的疯狂，他不是精神病（邻居否认其有精神病，检方也证明其是不是精神病人），但又让人感觉很疯，他的心结和情绪创伤有关。
他和四川公交车纵火者张云良、2008年日本东京秋叶原杀人案的加藤智大、美国校园枪击案制造者赵承熙等人属于一类。
关键是没有人爱他
凤凰网：据新京报报道，郑医生跟邻居常说前领导欺负他，同事嘲笑他，临街房东一家诬陷他等等，这背后的心理又是怎样来解释？
李玫瑾：根据目前的资料，我没搞清楚他是心理性还是生理性的，一般而言，这些人都没有精神问题，实际上是他感情上有创伤。
我刚才说了他属于心结问题，在正常的生活过程中，人的一生相当于一条线，在这条线上，某个时间段或时间点出现过创伤（在心理学中叫作应激或压力），就会有一个心结。
心结是指一个人对刺激的反应是失败的，失败后导致其以后遇到类似刺激会出现痛苦的反应。相当于在这根线上打了一个结，虽然还能能缝东西，但每到那个点就过不去了。换句话讲，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只要遇到类似刺激，一个人就过不去这个槛。
郑民生的心结在什么地方？由于现在的报道有限，我现在不太清楚，但他肯定有结。他嘴上说是因为失恋和领导的排挤，事实上我认为这只是后来的问题。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大致判断：一定是其家庭支持系统出了问题。家庭支持系统，就是亲人们之间的关系。如果家庭亲人之间相互扶持、帮助，关系很亲，就不会出现如此疯狂的行为。所以看他有没有眷恋的人，就会知道他在这方面有没有得到过满足。如果他从来没有一个眷恋的人，或眷恋的人已经去世，他就是典型的在情感方面有创伤，他所需要的那种情感没有得到满足，比如温暖、关心、帮助。这种背景下，容易产生敏感、多疑和自卑。
另一方面就是他的性格问题。我并不是说他性格上肯定有问题，但我们应该注意其心理问题与性格缺陷有关。自私、自我为中心、敏感多疑等，这些都是性格问题，人一旦有性格缺陷，会导致生活当中挫折感增多。如果一个人特别自私，周围人会很讨厌他，但他不知道别人讨厌的原因是自己行为不好，他只看到别人对他不好的态度，于是他会怎么样？会恶性循环，更加恨周围人。
如果一个人埋怨所有的人，埋怨所有的环境，这个人必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一定是以性格缺陷为中心的，就是不知自己的问题，不能很好的认识自己。他后来的一系列经历，包括工作上、人际关系和以及恋爱问题，我认为并不完全是无房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人爱他？而这根本上要归于一个人的性格。如果你非常关心他人、是一个实在的人，女性会把自己托付给你；如果一个人敏感、多疑、情绪不稳定，即使有房，也很难找到一个好女人的。
郑民生符合我讲的情结类犯罪心理，就是情感创伤，没有依恋，没有牵挂，没有一个爱他的人，没有一个他爱的人，这个人就很可怕。一方面是缺乏家庭支持系统，一方面是其性格有缺陷。他的家庭有一定的问题，然后导致其性格问题。这种性格使其走上社会后屡次受挫，所以他会很痛苦。当一个人把所有的痛苦都归咎于外界的话，他就会憎恨外界，这种创伤性的东西，很容易导致犯罪。与邱兴华和马加爵不同，邱兴华属于认识型，马加爵属于意识型。
没有房子不是杀人的理由
凤凰网：其本人的口供称失业、失恋以及周围人的言语刺激导致其犯罪，而一些评述将其犯罪部分归咎于社会问题导致，对此您怎么看？
李玫瑾：我认为不是，如果从犯罪人的理由去寻找解释的话，一定会错！--因为研究的起点就是错的！犯罪人的归因心理也符合人的归因规律：好事一定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坏事一定是外部影响造就！--这就是著名的归因理论。
现在我们说社会不公，住房存在问题，我认为住房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这不是杀人的理由，不是残害孩子的理由。如果说他愤怒是因为没有房子，我认为确切的说是他恨社会所有的事情。为什么恨社会呢？因为他屡遭挫折并不断累积。屡遭挫折的原因在哪儿？为什么他认为领导对他不好，为什么人际关系处不好？
这就让我们明白另一个问题，智力和性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一个人成功与否不光是智力，还有性格。郑民生的智力足够，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医生，但他性格上有严重的问题。一个人特好但智力不够，他可能做不成事但不会危害社会；但特聪明的人性格有问题就非常可怕。
所以人的智力和性格是人生存必需的两个能力，智力是天生的，但性格完全取决于后天的培养。它以情感为基础，以约束、要求、观念为内容。性格培养一方面靠父母的日常灌输；另一方面是父母自身的为人处世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很麻烦了，关于郑民生的报道中，没有看到他父亲的影子，我现在就不太明白他的父亲在哪里？母亲可能没有做到这一点，但父亲呢？
各种有心结问题的人，绝大多数都有性格缺陷。我觉得郑民生可能在性格上是有问题的，根据证词可以看出，他和家人关系不是特别好，对家庭也不是非常依恋。依恋是什么意思？开玩笑讲，如果人家给你介绍对象，怎么才能知道这个人好还是不好，能不能跟他结婚，看他说到他的家人。如果说到家人时一脸幸福，这个人就值得嫁。如果说到家人时，一脸冷漠和咬牙切齿，这个人就一定有心理问题。
应加强对社会软肋的保护
凤凰网：那么，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郑民生这样的个案不好妨，因为他家庭我们无法决定。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大多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比如有的母亲精神上有问题，父亲又是酒鬼、赌徒，这个孩子就非常可怜，但我们又不能不让他们生育，我们控制不住这批人，他们生下的孩子往往就会成为社会中的一些痛苦者，因为没有很好的家庭支持系统。但如果他还有一个很好的邻居、亲属可能好些，那就是社会支持系统了。但现在很多社会支持系统也开始淡漠了。所以这种问题、这种人还会有的。
不是所有的灾难人类都能对付了的！也不是所有的犯罪人都能够预防的！人要承认自己有些地方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这个案件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我们如何防护一些疯狂的人。防止类似概率的灾难，思路不在"灾难发不发生上"，而在于"灾难早晚会有的前提下"我们如何防范！说句实话，有些真的是防不胜防，就跟地震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间发生。能做的就是把房子盖得足够结实。
与其讨论郑民生，不如认真地想想我们每天生活中有哪些漏洞？哪些潜在的危险？比如学校，肯定是犯罪人袭击的重点目标，失意的、能力不强的人，往往会袭击比他更弱的一些孩子。因此我们要考虑到从家到学校到学校里面，应该有很好的安全防护措施，门口要有严格的盘查制度，还有门口的交接制度，在门口之前，家长一定要有看护。我觉得这些措施才更有意义，研究这些措施比研究郑民生为什么发疯有意义得多。
淡化是对受创伤者****的保护
凤凰网：像这次受伤或者受到惊吓的孩子，这么小的年龄遇到这种事情，应该如何帮助他们走出这种心理阴影？
李玫瑾：第一，要鼓励他们勇敢走出来；第二，告诉他们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我们大人要全力以赴地保护他们，让他们不再受到这种创伤。孩子的心理创伤愈合比大人快得多，只要我们不把事儿说得很恐怖，而是鼓励他们，我们真幸运，并告诉他们以后一定要小心，看到来人不正常赶快离开、以最快的速度跑开。让孩子学会这些东西，他就会有自信。
这些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做的，而不是要反复地看镜头，让他回忆当时看到了什么，揭伤疤。这些都是很可恨的，一定要淡化。就像去年四川地震1周年，一些媒体让孩子回忆一年前的事情，我当时特别生气，都过了一年了，却还让孩子回忆地震的情况，这不是在伤害他吗？好比你有一个创口已经结疤了，我现在说把这个伤疤叩开让看看好没好，这其中的疼和后果是怎样的？
所以这种东西一定要淡化，淡化，不再提。像9·11一样，有很多镜头到最后都不播了，就是淡化它，伤疤不可老揭。最好的办法就是爱护它，不去揭，随着时间慢慢消失，包括心理创伤也是可以通过时间愈合的。
凤凰网：对失去孩子的家长，如何走出呢？
李玫瑾：我觉得在这个年龄，他们还有一定的自我调节功能，主要得靠他们自己，还要通过心理医生与社会支持系统。这确实是一个灾难，对他们深表同情，但已经发生了，所以必须面对现实，人还得活下去，再痛苦的事情也要挣扎出来。
如果活着的人需要帮助，我们要及时给予帮助。
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值得报道
凤凰网：您刚才提到，不建议过多地渲染公开犯罪细节，追究其心理，而是应该淡化，其实也是对媒体的一个建议？
李玫瑾：我们在研究犯罪当中，很多犯罪人都告诉我们一点，犯罪是被什么什么提示的。比如小孩用改装的枪去抢劫杀人，他就说因为看到电视里报道才去改制的；再比如82年北京开车撞人事件报道后，全国一个月之内发生了五起。再比如包括国外的汽车炸弹，报道后马上就有人照着做。
所以有些灾难性的、对社会有恐慌性的这种案件，不要轻易地大面积播报。什么案件可以报呢？青少年犯罪，那么小的孩子为什么犯罪？为什么上网成瘾？这些我们可以报，因为这涉及到去发现问题，发现原因并去预防。而南平案这样的案件没法预防，它是一种灾难，灾难都是突发的，是概率性的。不光是中国有，日本有东京秋叶原杀人案，美国有校园枪击案，瑞典也发生过男青年扫射议会。所以这些案件，我们把它作为极个别的案例来看待。
有些人觉得我们应该预防，那就是我们关爱所有的人，但我们做得到吗？
所以犯罪也有灾难性的犯罪，我强调一点，不是所有犯罪都是这样。有些犯罪值得我们去研究，像青少年犯罪，城管摊贩冲突，群体事件等这些都值得研究，这些说明我们社会结构、社会系统有问题，是些要研究的。但像这种个案，就是我们专业人员可以去研究，但社会没必要去研究。说这跟什么社会不公有关，跟买不着房子有关，这根本不对，买不着房子的人多了，大家都去这样疯吗？不结婚的人多了，大家都去杀人吗？这不是杀人的理由。
李玫瑾犯罪心理学：马加爵不是因为穷而杀人
中国青年报 蔡平
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案发生之后，一些媒体，包括马加爵本人，都在把犯罪动机归结到他的贫困背景上。前不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奔赴云南，对此案进行全面调查，她研究了此案所有相关材料，访问了办案人员，还专门为马加爵设计了心理问卷，做了心理测试，发现了很多真实的东西，之后做出上万字的《马加爵的犯罪心理分析报告》。
李玫瑾教授认为，将“贫穷”归结为马加爵犯罪动机起点的归因并不全面，也并非真实的问题起点。如果以这种归因解释马加爵的犯罪动机，很容易以“一般的社会理由”遮掩“个性中的问题”，进而误导人们对于马加爵犯罪心理原因中重要因素的判断。她指出，真正决定马加爵犯罪的心理问题，是他强烈、压抑的情绪特点，是他扭曲的人生观，还有“自我中心”的性格缺陷。同时，他的犯罪心理、犯罪方式与手段，又与他的智力水平密切相关。
近日，记者对李玫瑾教授（以下简称李）进行了采访。
“我认为，导致他杀人的，不是因贫困而引起的自尊问题”
记者：马加爵案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你为什么最近才去云南进行调查？
李：上次一家媒体采访时我还在抱怨，这样的案子我们学者接触不上，因为我也只能看到媒体的有关报道。心理分析研究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不接触完整的东西，就不可能做到客观真实。公安部有关业务局领导给我提供了这样一次机会。最初我对马加爵的犯罪动机也有错误的判断，也把他归到穷人的自卑上，即由自卑的敏感引发的。但是当我知道他杀害的四个同学当中有三个是和他一样的贫困生后，我就觉得用贫困为理由解释不通。如果他杀害的不是贫困生，可能他平时就有对富人的这样一个情结，但是他显然没有。
记者：你在云南见到马加爵了吗？
李：我遗憾的是没有见到他，问卷是别的同志帮我问的。马加爵现在情绪反应非常强烈，带马加爵到学校指认现场，他浑身颤抖，不敢看。指认现场回来不吃不喝，他现在是但求速死来解脱。
记者：难道他不留恋自己的生命？
李：我认为他现在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开始有情感反应，知道恐惧了。但是杀人的时候他却连杀三天，第三天还杀了两个人，而且一直睡在那个房间。那个时候他对生命没有一点感觉。
我在问卷中问他，你对你的杀人行为后悔吗？他说，被抓之后尽量不去想后悔，尽量不去想作案的事。他在逃避。
我问，逃亡一生和杀害四个人，二者你认为选择哪个更值得？他回答，我以前没有想过，逃亡的时候想过，觉得自己傻，可以选择吵架就算了，没有必要杀人。从这点看，他在逃亡期间已经觉得自己错了。只不过他这个认识来得太晚，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你认为马加爵能否代表一个弱势群体？
李：应该说马加爵是有贫困背景的。马加爵能够代表那些家里没背景，完全靠自己和只能靠自己的那批人。但是从心理学角度讲，这个群体只意味着他们要面临更多的挫折，因为他们有很多愿望不能轻易实现，贫困群体遇到的挫折感，肯定会大于富裕群体。
记者：他的贫困背景，和他杀人有多少必然联系？如果马加爵不是那么贫困，他会那么敏感吗？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李：我认为没有任何必然联系。贫困会导致他们面临更多挫折，并不能导致他们必然犯罪。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有犯罪的，犯罪的类型各种各样，杀人的类型多种多样，和贫困没有必然联系。马加爵杀了四个人，其中三个同学都跟他一样，是贫困生，如果因为贫困而杀，他就不应该杀贫困生。马加爵说，我跟邵瑞杰很好，邵还说我为人不好。我们那么多年住在一起，我把邵当作朋友，真心的朋友也不多。想不到他们这样说我的为人。我很绝望，我在云南大学一个朋友也没有，我在学校那么落魄，都是他们这样在同学面前说我。我在云大这么失败，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在外面宣传我的生活习惯，那么古怪。我把他当朋友，他这么说我，我就恨他们。
在云南大学，有那么多的贫困生，而从马加爵的供述看，他与交往最密切的有贫困背景的同学都相处不好，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贫困状态导致的。现在，因“言语不慎”而招来杀身之祸的四名被害者，已无法申辩他们的理由，更何况有两人并不在言语不慎的范围内，第一个被杀的唐学李，根本没有去打牌，更谈不上言语不慎，只因为他暂时借住在马加爵宿舍里，妨碍了马加爵的杀人计划，因而被杀。最后一名受害人龚博更是无辜，他只因为过生日没请马加爵，而别人又用此事教育马加爵：“就是因为你人品不好，所以龚博过生日都没叫你”因而被杀。所以我认为，导致他杀人的，不是因贫困而引起的自尊问题，马加爵自己也讲了，是他做人的失败。
记者：很多媒体都报道了马加爵说自己做人失败这段话，他最后还说是因为穷，标题几乎都是马加爵的杀人动机，或马加爵的杀人原因。
李：这个归因是错误的，这是马加爵自己的认识，自己的认识不等于是全面的客观的认识，实际上他做人失败是指他与人交往的失败，而不是贫困导致的失败，但是媒体更多的关注他的贫困背景。
在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归因理论，人在每时每刻都会为自己的行为找一种理由，凡是成功的事情，都容易归到自己的努力上；凡是失败的事情，往往归到客观的理由上，比如我今天考试失败了，可能会说是卷子太难，身体不好，或者老师没把题讲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同时我们与人交往，偶尔和某人不好，这没有关系，如果和大家交往都不好，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自身的问题？而马加爵从不考虑。
他讲道：“他们都觉得我很怪，把我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隐私都说给别人听，我感觉完全暴露在别人眼里。”可是马加爵这个事发生之后，记者去找学生，有几个同学知道他的生活方式？有几个同学知道他的生活习惯？事实上，他自己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实的。在调查中，发现没有人说他有什么怪怪的生活方式，只是说他比较内向不太和人交往，有时候比较急。后来警察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可能是因为我比较穷。贫穷是一般的社会现象，不能说明个人的行为，马加爵的归因也只是他个人的认识，并不代表真正客观的结论。
记者：现在很多媒体特别报道了马加爵没有鞋穿，只能在领了助学贷款之后，才能买双拖鞋，他有时一天只吃两个馒头等等。
李：很多贫困生都是这样的，他们过得很不容易。我们社会当中的贫困人群占了很大一部分，都过得很不容易，但是这部分人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很多人不了解马加爵真正的心理动机，他们只是看到表面上的东西。
他在精神上一直是孤独的
通缉马加爵期间，一位负责追缉的高级警官曾谈道：这个案件的犯罪动机很值得研究。根据当时掌握的情况，他既不为财，又很冷静，没有冲动的迹象；从行为方式看，思维逻辑也完全正常。
马加爵的作案心理令人想到仅有三月之隔的河南平舆县落网的案犯黄勇。他自己设计了一个专门用于杀人的木马床，连续杀害了十几名无辜的青少年。这两个人有一个完全相似的心理背景：即他们在案情暴露之前都没有任何明显不良的行为迹象；他们都不属于从小就显露行为障碍的问题少年；他们的家庭背景都基本正常，不属于那种存在明显问题，容易造就“问题少年”的家庭。所以，他们的犯罪动机及相关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令人质疑。
于是人们又想到了环境，马家爵的贫困现状显而易见，由贫穷导致自卑，由自卑导致自尊，当脆弱的自尊受到伤害时，人当然会疯狂的报复，这是一条很明显的思路。随着马加爵的落网，随着他自己的供述，人们更加认为，他的动机源于与同学打牌时发生的一点“小摩擦”。但是，有关马加爵的材料不断公布，他的犯罪心理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内容，也在逐渐浮出水面。
“他在精神上一直是孤独的。因为他总不愿与人交流，不愿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
记者：通过调查和心理研究，你认为马加爵有什么样的心理特点？
李：首先，马加爵智商很高，偏重于理科，他喜欢学习有难度的科目。这意味着，他和某些学理科的大学生一样，对于人生的复杂性，社会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他们往往把人世间复杂的关系当作一种简单的、无情感反应的关系处理。
比如，他杀人后居然打开电脑上网，然后睡觉，直到第二天上午，没有害怕与恐惧，没有罪恶感与内疚，之后还做了第二起、第三起，直至第四起。
其次，马加爵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我在问卷中问，你的脾气？他回答，多愁善感。我问，你对别人对你的态度是否比较敏感？这个题我设定了5个级别的答案。他选择的是比较敏感。我还问，在上学的时候，在全班同学面前发言是否很紧张？他回答，很同意，非常紧张。
从他的日记，从他在逃亡期间的录音带内容到他被抓捕后写给家人的信中都可看出，他是一个内心情感体验细腻，情绪反应相当强烈的人；但是他在外表上又是一个相当压抑的人，不擅长通过言语表达情感。我曾问他，你心里有事是否愿意找知心朋友说？他回答，说不清楚。实际上，他是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这种心理活动内外的不协调，是造成他行为问题的重要原因。
他在中学的日记中记载着一件事，他曾因与奶奶看电视时发生冲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好痛恨奶奶，恨死了、恨死了！”之后，满页上写着“恨老人”，而且写了两天。
还有一次，他的父亲与母亲在凌晨吵架，15岁的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事件：“……我真是太气愤了，真想一刀杀了他，他平时都是十分气人的，何况现在呢。我千真万确想一刀了事。但我会坐牢的，我不想坐牢，如果是十年牢，我将是25岁，真不好！要知道，我的前途该是光明无比的，我不能轻生，不能这样做，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希望爸爸死掉！这又不可能，我想用药毒害，但受害的也是我们，我无奈，……“我真恨，恨，但我很理智，我控制住杀人的念头，我想无论如何我都很想考上宾中地区班，考上重点大学，迎来新生活，现在毕竟是家事，与我无关。
“对付恶人，要用狠的手段，要彻底处理掉……”
只因为听见爸爸妈妈吵架，他内心偏向妈妈而对爸爸不满，就写下了这篇充满仇恨与杀气的日记。从他对父亲的态度中，不难发现导致他现在杀害同学的心理背景。他对吵架极为敏感与愤怒，很容易引起他的杀人冲动。
再有，春节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与家人、与亲人团聚的日子。也是一种情感的交流与表达的过程。对于有机会回家而不回家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有原因的。马加爵对此的解释是：
“因为回家没有人跟我玩，也没有其他的事可做，在昆明还有一台电脑玩玩，春节是一个人过的，寒假期间也没有出去打工和找工作，直到邵瑞杰他们回来才有人与我交流。”
显然，他不回家并不仅仅是贫困的问题。是因为他认为：即使回家也孤独，不如在学校玩电脑。在他中学的日记扉页上摘抄了一句巴尔扎克的话：“在各种孤独中间，人最怕精神上的孤独”。想必这是他最有同感的一句话！
事实上，他在精神上一直是孤独的。因为他总不愿与人交流，不愿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从他许多文字或独白留言来看，他即使表述，仍是遮掩的、矛盾的。马加爵的这种言不由衷还表现在最近他写给父亲等亲人的一封信中，一方面他拒绝家属请律师，另一方面他又提到，有辩护，他的情况会判无期或减刑的。
在三亚被抓捕后，他给他的十四叔、十四婶写了封信，信中历数十四叔对他家的帮助，他的这种情感体验特点就是，既记住许多细小事情引发的情感体验，也必然反映在负面的情绪体验当中。
“如果换一种情境，换一种背景，或者社会对他作出了某种干预，可能就不会发生”
我在心理问卷中问他，你与同学的小摩擦多吗？是每天都有？每周都有？还是每个月都有？他回答，一个月要有一两次。至于什么原因他没有说，可见他和同学的摩擦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当每月与同学为小事争吵积累下来时，就会在他内心产生仇恨的膨胀。这种膨胀被一次激烈的争吵所引爆，在缺乏正确引导，缺乏解决人际冲突的技巧教育时，他就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实际上这种方式，在他15岁的日记中就已有记载，“对付恶人，要用狠的手段，要彻底处理掉……”人的心理发展是连续的，也是一致的，于是，以杀人的方式解决生活中的人际冲突也就顺理成章。
记者：大家都说他是一个聪明、懂事、温和的孩子，难道这种表面现象，始终掩盖着他内心里那种心理缺陷？
李：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应该说是个悲剧，如果换一种情境，换一种背景，或者社会对他作出了某种干预，可能就不会发生。马加爵存在着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但这个问题没有严重到他必然犯罪，就是一种阴差阳错，外部的某种情境和他的某种心境碰在一起了，在长长的春节期间，他几乎没有出门，而是沉浸在电脑当中，这样他思维的狭窄性就会出现，一旦他与社会恢复交往，一点点刺激就会把他引爆，而且他的情绪反应是很强烈的。
比如那篇写父母吵架的日记，他用了整整6面纸，他写道，起床之后，本来想和他爸爸打招呼，但他爸爸没理他，于是他写道，“我狠狠地瞪他一眼，但是他没怎么样，我的热血又一次沸腾，都集中到两只手上，力气似乎增强了几十倍，结果我最终没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只做我的事情，今天的事情真使我难忘，我会报复的。狼的眼光是很吓人的，它代表狼的本性，凶狠，但有时它却不表现出它的本性，到了一定的环境它才表现出来，当这生命即将完结的时候，当它向别人求救的时候，它显得很可怜，很值得同情，但一旦它的性命保住了，它会忘恩负义，它会吃了救命恩人。我也真真正正的遇到过，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希望人们引以为戒不要上当，不要被误解，拿这个外表所迷惑。”
这段话他想说明什么呢？最后他写道，“对付恶人要用狠的手段，要彻底的处理掉。”这是他15岁的日记，我觉得他父母吵架的背景，和他打牌与别人吵架的背景非常相似，虽然不能代表马加爵的全部，但是至少我们不能说他后来杀人的心理问题在以前没有踪影，没有轨迹可寻，相隔9年，这两件事有着完全相同的情绪，都是那种狠的心态。应该说明的是，那个时候，他还不存在因贫困背景导致的自尊问题。
记者：马加爵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怎么会这样以自我为中心？
李：马加爵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应该是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在家中排行最小，除父母的疼爱外还有两位姐姐的疼爱。加上他学习出色，自小就在家中备受宠爱。我在问卷中问他，小的时候是否经常被人欺负？另外一个问题是，小的时候是否经常欺负别人？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从没有；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每月一两次。
从这里看出，他是个不吃亏的、基本上在顺境中长大的孩子。我还问了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做事比较任意，想起来就做？他回答，比较同意。这种家庭背景，使他在一种自然的情境下造就了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从他被捕后的各种叙述中我们所听到的都是他自己的感受，直至他被抓获，谈到犯罪动机时，他仍在一直强调：我打牌没有作弊，是邵瑞杰在冤枉我！然而对于同学的责怪，对于与同学的争执，他至今没有一点儿反省与自述。
相反，与他在同一家庭中成长，但排行老大的大姐在得知他的案件后，却与他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在有杀人动机到杀完人的过程中，你有想过你这样自我几乎对父母和兄姐的打击有多大吗？你难道一点没有想到这样做不但杀了4个好友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吗？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你这样做毁了5个大学生啊！你难道当时完全丧失人性了吗？”
正如一项心理学研究中多次指出的，许多心理上存在严重疾病的人，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谈论任何事情时都以“我”为主题词，“我”的出现频率极高。他们从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换位思考。这种性格缺陷特征是许多犯罪人所共有的心理特征之一！
“当你了解马加爵真正的内心世界，就会发现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即他对人生和生命的疑问”
记者：马加爵的事情能否说明现在的学校教育是失败的？
李：我认为这个案件可以揭示出我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当中的缺陷。我在问卷中问他的成功体验。他回答，物理竞赛一等奖，和别人打篮球，考上云南大学。我问他个人的爱好有哪些，他说是理科工科。教育的缺陷在于，我们的教育是不均衡的，只偏重于智力教育，忽视了一个人的其他方面，比如人格教育、情商教育、人生教育，还有道德的、法律的、是非的等等方面的教育。
记者：你认为把这样个案发生的原因，放到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背景里去不合适吗？
李：我研究犯罪心理经常讲一句话，很多人看一个人犯罪，往往看他眼前有那些刺激，其实当面临同样刺激时，人和人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眼前的刺激不能完全解释人的犯罪心理，必须从他自身的心理发展过程中寻找脉络。马加爵和同学打牌也好，他所说的吵架也好，不管是哪一个，他最终做出这个行为反应，绝对不是打牌这个刺激决定的，这只是一个引发的导火索。所以我特别主张要想真正了解马加爵犯罪的心理问题，不能以一般的社会理由去遮掩他个性当中的问题。
穷，只有在比较的情况下才会痛苦，马加爵在比较的过程中发现，不仅仅他的贫穷不如人家，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理素质不如人家。
他性格内向并不是缺陷，真正决定他缺陷的是他以自我为中心。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他被抓住之后，他要求看看他的通缉令，看的时候他说，没想到我还值20万。显然，在这个时候，他仍然在想，他值20万。他不知道我们的通缉令是为谁发的，我们是为那4个那么冤屈的大学生发的。马加爵在用石锤砸唐学李的时候，唐嘟囔了一下，都没说出话来，他接着就是第二锤，第三锤砸下去。他那么残忍地夺去了在一起学习生活了四年的同窗好友年轻的生命，而此时他仍然想的是他自己。
再有一个，他在以后的谈话中，从来没有一点点反省他在和同学交往过程中，哪些问题导致同学对他的反感。以自己为中心是很多犯罪人所共有的心理缺陷，他们和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首先想到别人怎么对不起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是否对不起别人。
记者：你刚才说到马加爵的情感强烈细腻，为什么他对人的生命会如此冷酷无动于衷呢？
李：事实上，当你了解马加爵真正的内心世界，就会发现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即他对人生和生命的疑问。这种疑问从他中学时代就已出现，从那时起直至他杀人那一天，都没有人真正地给他一个解答。一方面是因为他很内向，含而不露，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相关的正面引导太少，以致他对人生的疑问最后竟然从流行歌曲的歌词中找到一个所谓的答案。
他的大姐在马加爵上中学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弟弟心理上有些问题，她问过，但是弟弟没有说。后来马加爵在逃亡期间给姐姐的录音中谈到这个问题。
“姐：现在我对你讲一次真心话，我这个人****的问题就是出在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100年后，早死迟死都是一样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老是钻牛角尖，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想这个问题想不通。王菲有一首歌，歌词是：‘一百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其实，在这次事情以后，此时此刻我明白了，我错了。其实人生的意义在于人间有真情。真的，我现在有些后悔了。以前是钻牛角尖……”
所以马加爵对人生意义的看法，是最终导致他如此冷漠地杀害四条生命的本质原因，这是马加爵犯罪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既然100年后早死迟死都一样，那么，身边的人早死晚死又有什么差别呢？当他与别人发生冲突时，他就这样随意地轻易地置人于死地。当他意识到自己犯了罪的时候，他就希望赶快死，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生观才是他无情感反应的必然原因，也是他真正的杀人动机，而不是贫穷。
直到他逃亡，直到他面临通缉与死亡，他才领悟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领悟到人生不仅仅是属于自己的，还有亲人彼此间的牵挂，人间的真情是每个人活着的理由与意义。逃亡是人的一个特殊的经历。他在逃亡当中特别想念自己的家人，这期间他终于“聪明”地悟出了这个道理。但是，这一认识来得太晚了。
记者：为什么说他悟到这点是聪明呢？
李：因为这时候还没有抓住他，还没有人教育他。他在逃亡过程当中，他在思念亲人的过程当中，自己悟出了人生的意义，人生的道理。
我在对他做了心理测试和分析以后，真想把这个事情告诉所有和他有同样背景的大学生，一定要好好想想，你活着是什么意义，生命究竟是什么。
我想告诉有相似人生疑惑的、有相同情绪冲动的、活着但不明白人生意义的人们，人生容不得夺命的过错，你夺去了别人的性命，这个过错是无法挽回的。人生观的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认识问题，能决定我们人生的很多大事，甚至给社会带来灾难。
记者：你曾经提到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年轻人，包括给熊泼硫酸的大学生，他们作案极其冷酷的特点。
李：对，这些年轻人缺乏情感体验，他们不愿与他人交往。他们不懂得，社会生活本身就要求必须与他人协调、与他人合作。他们尽管极其聪明，但是自以为是，惟我独尊，极端自私，不知何为自我约束或遵纪守法；他们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去算计他人，甚至精心策划谋杀过程，他们不仅没有用自己的才华为社会作出贡献，相反，精密的犯罪设计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同时也给他人带来痛苦。
就像马加爵现在认识到的，人生的意义在于人间有真情，其实每个人活着都不单单是他自己的事情，有他父母对他的爱恋和牵挂，有老师对他的期待，还有周围朋友和他友好相处的关系，我们身边一个人生病去世了我们会非常难受。这种情感反应是人和人之间很有意义很重要的东西。
“应该利用这一真实的案例在大学、高中层次的学生中开展一次人生观的大讨论”
记者：既然马加爵情感丰富，他为什么会没有情感体验呢？
李：因为他更多的是获取别人的情感，这个可能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爸爸妈妈非常爱他，他自己也承认，父亲一个指头都没动过他。他还有一些亲戚，都对他非常好，他感受了很多人对他的好，可是他对别人没有做什么，他也没有形成为别人付出的意识和感受。到了学校之后，他还在敏感地体察别人给了他多少。他总是接受别人的情感，也能记住别人的情感，但他从来没想反过来为别人去做什么，这个心理特点是符合他的家庭背景的。
在云南，我问马加爵对人生意义的看法。他回答，应该成就一番事业。我问，你活着什么东西最重要？他说，第一是快乐，第二是亲情，第三是钱。你看，他把钱放在第三位，这又从一个角度证明贫困不是他的主要犯罪动机，这个时候，他已经认识到亲情的重要了。
我问，谁是你最崇拜的人？他回答，周星驰。
记者：因为周星驰搞笑？
李：对，有可能，这也看出马加爵的思维方式比较简单。通过测试来看，他的心理大部分是健康的，情绪各方面也都正常，只是有些敏感多疑，在公共场合表达是他的弱项。所以现在归结起来，如果有一个很好的环境，一个很好的心理指导，或者如果他大姐在他身边，他可能不会犯罪。我也是一名大学教师，在教学中，经常遇到学生提出疑惑的问题。甚至有时在课堂上：学生要求教师暂时不要讲专业课，就讲讲人生知识，因为他们此时远离父母，缺乏指导，身边的同学又与自己同属一个年龄，谁都帮不上谁。更因为大学里只开专业知识课，政治课又离人生苦恼问题太远，面临许多未知的，不定的未来因素，他们非常希望掌握具体的技巧：怎样与人相处？怎样处理人际冲突？如何应对管理者，如何把握服从管理与个性发展的关系？什么是恋爱？如何谈恋爱？学校学得东西今后能否有用？今后自己该怎样发展？……
因此通过对马加爵的心理分析，我感慨很多，如果这个事情做在前头，如果他能事先认识到这个问题，好几条性命啊，我们现在做什么补救都是应该的。
我现在很希望把对马加爵心理研究的真相告诉社会，而不要误导，如果把这个问题归到贫困上，不仅仅是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公平，也是对受害人的不公平，而且可能会对社会带来一个负面效应。
既然马加爵案件已经因为A级通缉令变得家喻户晓，我想提出三点建议，首先，应该利用这一真实的案例在大学、高中层次的学生中开展一次人生观的大讨论，即“人活着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甚至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同一题目的讨论。
其次，大学生的课程设置中应该增加“独立人生知识课”、“婚姻恋爱课”、“人际交往知识课”、“大学生学习方法课”等，总之，除专业科学知识外，要增加对年轻人更现实、更实用的人生知识性课程。
另外，在各大学应该建立免费的问题咨询中心，不仅仅是心理问题，还应该包括各类问题，使他们遇有心中困惑有处咨询，及时排解心中难题。大学应该设立学生事务仲裁中心，类似于一个民事调解委员会，让处于各种纠纷中的学生有处申诉，在遇到纠纷时能够得到外来的干预与帮助，得到相对公平的处置。
心理疾病如同生理疾病，既有慢性病、终身性疾病，而更多的是一时性的急性病症，后者若不及时治疗，如同阑尾炎、急性肺炎一样，也会夺去人的性命！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也同样，若不及时发现问题，予以干涉，必然会酿出马加爵类的案件，还会有大量的自杀、情杀等案件出现。
就马加爵的心理路程，请公安部刑侦局傅振华副局长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谈一谈析马加爵心理路程。
主持人：王教授，我们记者在采访马加爵的过程当中了解到，马加爵的父母说这个孩子从小就不爱跟人说话，性格比较孤僻，这些是不是跟他以后的这些犯罪行为的实施有一定的联系？
王：对，现在我们还不能做最后的定论，但是肯定马加爵的性格、人格上是有缺陷的。马加爵自称他犯罪的动因就是吵架，发泄一种报复行为，实际上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现在的资料还是不足，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就是马加爵的人格是有缺陷的，现在我们有一种概念叫反社会人格，什么叫反社会人格，就是对其他人和整个社会和集体的一种极度的不忠诚，他表面上表现在什么方面呢，麻木不仁，拒绝忠诚，自我至上，这些在他身上都有所体现，我们说现在根据他的同学的反映，他有的时候沉溺于武侠小说，或者是沉溺于一些光盘、黄色录像，我们再分析，有的时候，有的人说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有离家出走的记录，在大学里，大家反映他也不是很合群，甚至说他有时候想表现一点幽默，好像也不很恰当。
主持人：综合来看，确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王：对。什么叫人格呢，是先天和后天的一种合因，所以马加爵走上犯罪的道路，我们一方面要强调他先天的因素，但这绝对不是决定的因素，而真正决定的因素必然是他后天的，他的生活，他的环境所造成的一种合因。
主持人：虽然马加爵做出这么极端的犯罪行为，我们也注意到他毕竟是一个大学生，但是现在却只能成为一个犯罪嫌疑人，面临法律的审判，您觉得我们怎么样能够预防类似行为的出现？
王：我想本案也就是给我们的提示，要重视青少年的心理研究，特别要重视加强对那些心理扭曲的，有心理疾患和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的青少年的救助和干预、预防，我们现在看到青少年经常有这样一些词，郁闷、无奈，本来应该是一个花季，为什么这么多郁闷和无奈呢，可能有社会上的压力，学习的压力，竞争的压力，各方面，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你遇到这个压力怎么宣泄，怎么测定，我们社会怎么伸出手来帮助他们，现在实际上根据国外的一些心理的研究，在青少年中，这些心理亚健康状态的人占有一定的比例，而且它是呈上升趋势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有这么一个数字，西方对于青少年进行心理教育、心理辅导的人是1500：1，也就是1500个青少年就有一个心理辅导的老师或者是一个专业的医生，而我们国家是多少呢，现在根据一个统计是万分之二到万分之六，显然我们和世界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是比较低的，这个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要重视这方面的干预、预防和救助。
主持人：马加爵这个案件也使我们看到，在社会转型期和人生的转折点，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用积极的人生观去面对现实，应对挫折，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为什么马加爵这么凶残的杀害了与之同窗三年且无重大冤仇的同学呢？马加爵从平常表现来讲并不坏，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么一件惊天大案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必须剖析马的犯罪心理
（一）社会环境的消极因素是马犯罪心理的滋生点心理学认为心里是人脑对客观世界能动反映。人的犯罪心理的来源同样是对客观世界消极能动反映的结果。马加爵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存在这大量的消极因素，为马加爵犯罪心理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从宏观的社会环境来讲，尽管整个社会进步很快，社会更注重人的生存和发展，但不可否认社会目前仍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加大现象，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不平等现象，社会价值取向功利主义现象，社会交往市侩化现象，这种宏观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尽管不可能直接对马加爵个人产生巨大影响，但他的影响会通过与马加爵生活息息相关的微观社会环境折射出来。马加爵家庭的贫困无法为他提供大学生活的基本物质需要，让他时常感到经济压力和经济地位上低人一等，其家庭成员的文化素质较低也决定了马无法自家庭中寻找到能与之有效进行思想沟通的对象，相反他肩负的是家庭希望的重任。在大学环境中，学校对大学生弱势群体的忽视，让马不能从组织.群体中收回而产生相应的责任心。大学中弱势群体主要是贫苦学生，特别是来自农村的贫困学生，经济上的窘迫妨碍了他们正常的人际交往（不能经常参加集体活动，不能时常进行精神放松，如看电影，跳舞，参加生日聚会等），从农村中学到城市大学，使许多农村学生学习和生活习惯，包括卫生习惯等都与大学校园主导的城市文化格格不入，这些处于弱势群体的学生会有较强的不平衡心理，对家庭和社会有所抱怨，对其他同学特别是处于强势群体的同学有所排斥，他们表面显得自强。自负，但事实上内心脆弱而自卑。大学环境中没有及时了解和研究这些弱势群体的心里，没有赛区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树立自信。相反，在同学关系中存在着恃强凌弱，人性淡漠的现象，这些消极因素的存在是直接影响马不良人格，乃至于犯罪心理的重要因素。正如一位贫困生所说的，生活在苦我都可以忍受，但精神上的孤寂与被他人所侮辱却是无法接受的。
（二）马性格中的不良因素使其犯罪心里形成的发生器犯罪心理学关于犯罪心理形成的内化机制也充分说明了，主体存在的不灵心理因素（主要指性格中的不良因素）对外界消极因素的选择性反应是犯罪心理形成的主要原因。马自小形成的内倾性性格，这不是它产生犯罪心理的主因，甚至不能说是影响其犯罪心理形成的主要因素，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证明，内倾性格人容易犯罪。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从心里活动的倾向性上，把性格分为内倾型和外向型，著名心理学家艾森克对外倾性河内轻型性格特点做了如下描述外；1.老师注意外界所发生的事情，追求刺激，敢于冒险2无忧无虑，随和，乐观，爱开玩笑，易怒也以平息，不假思索行动，3由于别人谈话的需要，好为人师，易冲动4喜欢变化，有许多朋友5善于交往，不喜欢独自学习内：1倾向于事先计划，三思而后行，严格控制自己的感情，很少有攻击行为，2.性格孤独自省，生活有规律3.对书的爱好甚于对人的交往，出亲密朋友外，对人总是冷漠保持一定距离4.很重视道德标准但有些悲观5安静，不善交际从上述描述可以发现，无论是内倾性和外倾型的性格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他对犯罪心理的产生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实，致使马产生犯罪心理的主要因素是他性格中的不良因素，及性格中的过分自尊与自卑的成分，大学生心理研究表明，处于青年中期的大学生一般都自视很高，不愿轻易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流露于外，另一方面，他们迫切需要知音，需要得到别人的重视和尊重，以后得情感上的共鸣和理解，尤其是当学习，社交。文体等方面露出不足得不到同学的理解时，有些大学生就会陷入情绪自我甚至否定自我中，产生自卑心理。过分自尊的摆线之一就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利益为半径画圆。从马的往事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他存在严重的自我中心主义，一切都需以他为中心，这点可以从他与其奶奶发生的冲突中得到证明，当他与奶奶在看电视时发生冲突后，他在日记中写到，我好痛恨奶奶，恨死了，恨死了！满页上写着恨老人，而且写了两天，马这种躲在自我中心小圈子里的人，永远都会感到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埋怨委屈自然会涌上心头，过分自尊的人总需要别人处处维护他的自尊，当自己的自尊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是自卑就产生了，一般来说，自尊越强的人自卑感就越强。过分的自尊与自卑，让马特别在乎特别敏感外界对他的评价，也许别人不经意的话语甚至是玩笑，在他看来都是嘲笑和讽刺，成为伤害她的利剑，从马大学生活频繁与他人发生摩擦的情况来看，他所受的这种伤害是经常持久的，因此，伤害转化形成仇恨情绪一次次堆积起来，他的犯罪心理不觉得膨胀了。
（三）被朋友抛弃，丧失精神依托，是马新里恶化的导火索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尊重得需要属于高层次的需要，而归属和爱的需要属于较低层次的需要，需要层次月底，满足需要的动机越强烈，当马的自尊和被他人的尊重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他会产生怨恨，并试图去改变这种状况，他喜欢练肌肉，喜欢动武和打篮球，他认为这是他后得尊重的的方面，但现实并没有让他这种需要得到满足，于是他便退缩到与电脑打交道，把自己封闭起来，这种不能得到别人尊重，长期处于别忽视地位，对它将是可以忍的，于是他专门收集了一幅忍的水墨画来表达这种心情。但在他的大学生活中，他仍有精神依托，那就是如他一样贫困而又不怎么出色的同学如卲瑞杰等，他认为这些与他痛楚不受重视地位的同学才是他真正的朋友，才是它可以依托的精神支柱，但在案发的前几天，马与邵因打牌发生争执，邵怀疑吗作弊，两人当众争执，期间，邵的一句：没想到你连玩牌都做假，你为人太差，难怪龚博过生日都不请你~ 这句话对马造成毁灭性打击，他长期以来努力维系和深深依赖的社交体系崩溃，使他感到无助，失落，一种强烈的遗弃感产生，他再也忍不住平时积聚的怨恨，他需要发泄，这时，他的犯罪心理极度恶化，产生犯罪动机，而犯罪动机的产生是犯罪行为发生的推动力
（四）凶残的犯罪行为，是马犯罪心里巨大释放的必然犯罪心理学挫折——攻击理论指出，当个体遭受挫折后常常引起愤怒情绪，由于人知的狭窄，找不到自我解脱的方法而迅速产生犯罪动机，引发攻击行为，被攻击对象往往指向使之受挫折者。邵瑞杰就成了马攻击的对象，成为其犯罪心理发泄的指向，在犯罪目的确定后，他就着手犯罪设计，精心准备犯罪工具，寻找犯罪机遇，连续三天锤杀4人，其强烈犯罪心理的宣泄的结果就是凶残犯罪行为的发生。
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艺术家和思想家都是完美型的人。完美型的人天生敏感、有自我牺牲精神，思想深邃，严肃、注意细节，是完美主义者，感情丰富，有些悲观，有艺术天分，冷静……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完美型的人都会成材。如果他们走向反面，那将是最可怕的人。我想希特勒就是标准的完美型的人。完美型的人容易抑郁，常常为别人无心的话难受半天。也常常觉得自惭形秽。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战胜这些缺陷。而要战胜这些缺陷，就要与各种类型的人沟通，理解他们与自己是不同的。很多完美型的人虽然不喜欢沟通，但也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依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专著于自己的目标，就不会太在意身边的小事，不会在意恶劣的环境了。
马加爵是一个不彻底的完美型的人，他拥有几乎所有的完美型的人的优点和缺点，偏偏缺少两个优点。一是关心他人，二是没有远大的理想或者目标。而马加爵的悲剧主要的两个原因就是缺少爱和没有远大的理想。
我们来大致看一下他的人生轨迹。他和父母的沟通几乎就是零。一贯内向、好胜和自卑。有记者说，他和姐姐探讨过人生、交友等问题。那时候起，姐姐已经发现弟弟的心里有许多不平衡，对“公平”看得很重。但他没有错。错的是不公平的现实。
有记者说，一般说来，自我封闭、缺乏交往的人思想都比较狭隘，容易钻牛角尖。如果钻研学习，成绩就会直线上升。马加爵就是如此，上初中时他从成绩平平一跃成为优秀生，获得数学竞赛第一名，全国物理竞赛第二名，因而带动全班的学习氛围。上高中时曾因迷恋电脑而荒废学业，一旦醒悟，只用一个月的苦读又上升到全校第四名，并考入重点大学。记者分析得不错。但这只是一般情况。自闭的人也可能思想广阔而深邃。只要他认真看一些值得看得书，或者有颗宽大的心，并冷眼观察世态人情。可惜马加爵不是这样的人。
马加爵不承认贫穷对他有影响，但这显然是不对的，至少在潜意识里深深地影响了他。他的自闭甚至极度敏感都与贫穷有关。在助学贷款没有批准下来的那段时间，马加爵连续几天都没有上课。后来有个女同学了解到，原来马加爵已经没有鞋子穿了，他不好意思到课堂上听课。直到助学贷款发下来，他买了一双拖鞋，才又出现在课堂上。“但那以后，我发现马加爵就一直不肯说话了，变得更孤僻、更内向，行为举止都有些怪异。”这个女同学在悲剧发生后曾这样说，说如果当时有人给他买双鞋子，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的确，当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与无人理睬对他来说是绝对不一样的。鲁迅的小说《孤独者》塑造了一个孤傲的知识分子，拒绝与当局合作，但最后却投入了当局门下，为什么呢？他自己解释道：“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愿意我活几天的，自己就活不下去。这人已被敌人诱杀了。……这半年来，我几乎求乞了……然而我还有所为，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的。你看，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那力量就这么大。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同时，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别人呢？也不配的。同时，我自己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好在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使这样的人痛心，我是不愿意的。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了。”马加爵从小到大都处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中，他的内心始终是孤独的，但没有人能理解和安慰他，他没有真正的朋友，更没有爱人，也没有人关心过他，也许有，然而这样的人太少了，相对于不理他的人来说，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了。没有得到过关爱的人自然不会去爱别人。时间长了，他对世界，对别人的看法就会产生扭曲。他不会爱别人，也不会欣赏别人的爱了。没有爱的人的内心是多么黑暗和阴冷啊。没有体会过的人那是不能理解的。在此我忍不住插一句，想当初，我上高中的时候，也是受尽老师和很多同学的羞辱，如果没有一个人关心我，我也许就变成了马加爵。但我有远大的理想，不愿意就这样和别人同归于尽。我的内心也没有变得阴冷和厌世，也不曾绝望和堕落。为什么？因为我还有几个朋友。他们给了我希望！因为他们，我相信世界并不是一片漆黑。我知道世界上还有光明和温暖。还有真正的感情！所以我还爱这个世界。如果我没有朋友，我就算还活着，恐怕也会成为一个悲观厌世的人。但是马加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大学里，他曾经被忽略的缺陷性格使他的发挥受到了限制，他无法被别人接受，他也总是怀疑别人，非常孤立。
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都是需要发泄的。有人发泄的方法是找人倾诉，有人是逛街，有人是购物，有人是去医院外科看那些更悲惨的人，有人是通过运动，我是通过写文章把那些家伙写到我的讽刺小说里……马加爵是通过玩电脑游戏和上一些网站，比如军事、流行音乐、色情等网站。
迷恋网络游戏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很无奈、很被动、很郁闷却无处发泄，只好在虚幻的游戏世界中寻找征服的快感。但这种快感是虚幻的，因而也是短暂的。如果他停止了这样的游戏，回到了现实中，这种“成就感”就会消失，现实的无奈和挫败感又会重新将他笼罩。他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于是他只好重新回到虚幻的网络游戏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在那个世界他可以成为强者，享受到作为征服者的滋味。于是他一步步陷入到网络游戏的深渊中，越陷越深，在体会到虚幻的快感的同时，他对现实的失望越来越强。他与现实社会也变得更加格格不入。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网络游戏充满了暴力。很多游戏都是以看谁杀人够快够多来决定胜负的。这让我想起当年日本军队的某些人比赛杀中国人的恐怖场面。但这些游戏迷们在习惯了之后，感觉不到其中的血腥。在现实中，他们也就不会珍惜人的生命了。杀人如草不闻声。如果一个人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你让他去杀人，哪怕是去杀一只鸡，他的手或许都会颤抖，但游戏迷也许就不会这样。所以我觉得游戏****的毒害就在这里。
马加爵为什么会杀人？他自己解释说：“他们说的与我一直以来想像中的自己很不同，我恨他们。”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当别人的评价超出了他能承受的范围之后，他忍受不了了。他接受不了那样的评价，所以他一看到他们就会想起他们的评语。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所以他要么自杀要么杀人！如果是活泼型的人，当时可能会争吵甚至哭闹，但过去也就忘记了。如果是力量型的人，可能会勃然大怒，痛骂他们一顿，甚至打起来，也许还会激情杀人。但绝对不会事后报复，因为力量型的人往往超级自信甚至自负，根本不把他不认同的意见或批评放在心上。如果是和平型的人连吵闹都不会发生，他们表面上无所谓，不与你争辩，甚至赞同你的观点，但内心却还是不认同的。只有完美型的人会将积怨埋在心里，伺机报复。但也不是说所有的完美型人都是这样。大部分的完美型的人都是有自己的准则的，他们用自己的准则评价自己。不受其他人影响。如果一个人一直有人赞扬，有人批评，也许就不会把别人的评价看得太重了。但是马加爵受过的赞扬（尤其是在为人上）恐怕太少了。所以对批评特别得敏感。没有人爱，没有人关心，没有人赞扬，只有批评和歧视，这些最终导致他采取极端的手段进行报复。他的杀人手法也是典型的完美型杀人手法，因为其他三种类型的人不可能这样冷静地在三天之内从容不迫地杀掉四个人。他感觉不到这几个人对他的好，脑子里只想着他们对他的攻击。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坏人，只是马加爵已经陷入了偏执状态，这样的人看他不满的人，只会越看越不顺眼，没有了理性可言。最后，他没有杀林风，因为他突然觉得林风平时对自己不错。
我们不能不说马加爵的心灵由于长久地受到压抑，人格越来越扭曲。有人说得好，“失语者,不在沉默中变坏,就在沉默中变态！”一个孤僻自闭的人除非喜欢读书、写作，给自己一个交流和发泄的渠道，否则，十有八九会憋出毛病来。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勇敢地走进人群里，敞开心扉与大家交流。让自己的灵魂在阳光下暴晒一番。
我们还要批判一下现在的教育。什么是教育？教育除了传播知识之外，还要教学生学会做人，培养健康的人格和情感。可是现在的教育根本不是这样的。它只管灌输单纯的知识。评价一个老师的好坏也是看分数和升学率……现在的教育也不教人怎样重视自己的理想，也许那些教师们本身就没有什么理想吧！
马加爵最后的自白是这样的：“没有理想是我人生****的失败。‘理想’这个词，可能在初中就消失了。理想很重要，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成为没什么理想的人了。我觉得很多大学生的生活是失败的。平时，我与周围的人，浑浑噩噩过日子。学习不怎么努力，也没有想过为社会国家做什么贡献。想到的、关心的都只是自己的那点心事。胸无大志的人，会很容易陷入琐碎小事之中，斤斤计较。”
但愿每一个年轻人都能保持良好的心态，但愿世间再无马加爵！
郑民生效应（慈航）
恶性校园凶杀案，共同特点是滥杀无辜少年儿童，报复社会。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动机竟然是为了通过杀害素不相识的小学生这一恶劣行为唤取社会对自己的关注。这些凶手大多是社会失意者，为了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他们选择杀人的方式来满足心理需要，由于怯懦，不敢攻击成人，所以选择没有抵抗能力的无辜儿童作为袭击目标。
社会失意者出于对社会的报复，一旦对弱势群体做出恶性事件引起社会轰动效果后，可能引起其他社会失意者在得不到关爱或冤屈无法申诉时就拼力效仿。我们姑且把这一现象称之为“郑民生效应”。3月26日，在福建南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一位中年妇女突然向前来医院慰问受伤孩童的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拦路喊冤，并口出惊人之语：“我女儿的冤屈得不到伸张，如果你们不处理好，我也去杀人!”这是这典型的“郑民生效应”征兆。
我们先来看郑民生怎么从一个“蛮喜欢小孩又有点懦弱”的医生就变成丧心病狂的杀人犯的。从现有资料看，郑民生在经济、情感两方面遭遇重挫。在审讯中，他交代自己的作案动机：计划杀30个小学生，要让社会因为仇恨他而追究背后的原因，进而牵出他的老领导和第二任女友，令他们也被仇恨。他供认，不想活，但不想默默无闻地死去，所以制造了这起惨案，“让世界注意到我的存在”。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共同造成他事业和爱情的失败，造成对生活和生命的彻底绝望。社会因素方面，近年来，房价高、就业难、公权滥用、分配不公等因素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恶化了弱势群体的经济环境；官场腐败、社会道德下滑，增强了弱势群体“仇官仇富”心理，增添了巨大的社会精神压力。《深圳市心理卫生状况调研报告》（2009年）：各类精神疾病终身患病率为21 .19%，年患病率为17.29%。也就是说1/5人患有一种精神疾患。他们中最无助、最脆弱、最温柔、最沉默的一小部分，当忍耐力不能承受精神重压之时，就有可能丧失理智，发起疯来，拿起利刃，分不清邪恶和善良，伤害许多无辜的生命，残忍地进行大范围的社会报复。个人因素方面，郑民生明显地对他人对社会的有一种嫉妒心理：自己不幸福，他人也别想有幸福，社会也别想安宁。这种心理也是被社会重压所扭曲。从凶手个人的角度看，社会失意者先是弱势群体中一员，然后才是凶手。
卢梭在《爱弥儿》第14篇里说：“在有些民族当中，一个人用不着努力修养也能成为善良的人，而且，在没有道德的轨范可资遵循的时候也能够做事公正，这样的民族才是幸福的民族！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种恶劣的境地，使处在这种境地的人不为非作恶就不能生活，使处在境地的人民由于生活的需要而不能不做骗子，那么，该绞死的不是这个干坏事的人，而是那些促使他去干坏事的人。”如果一个人想活得有意义有尊严，只有活在民主平等、公正公平、博爱和谐的政治体制下，才会有尊严的活着感觉和活着的快乐，才不会选择行骗和凶杀，才不会选择毫无意义、惹人注目的死。社会无论如何发展，总有民众不满意的地方，尤其是弱势群体和社会失意者。只有一个和谐、包容的社会真心实意地关爱他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关注他们的正当诉求，疏导民怨，消解戾气，建立民主平等、宽容温暖的社会氛围，才能使众多的“郑民生”有做人的尊严和活着的幸福，才不会做出惊天动地害人害己害社会的悲惨的事情。
拿什么终结郑民生效应的恶劣传染（曹林）
选择社会最脆弱地方报复社会，拿最没有抵抗力的孩子下手，郑民生传染了一种非常可怕的暗示。首先应该是在道义上坚持谴责和批判这种报复社会的恶劣行径。郑民生案发生后，舆论一片谴责之声，然而也有一些人站到了同情郑民生的那一边，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体制，认为郑的精神问题源于社会的精神问题，恶不在个人而在体制，是体制的迫害使郑从一个救人者变成一个杀人者。我是非常反感这种一出问题就统统往体制上推的论调的，顺着这种逻辑郑民生会被描述成一个反抗体制、反抗不公的英雄。这种思维看似深刻和站在道德高地，实际是一种鼓励以暴制暴的嗜血逻辑，一种渲染仇恨、推崇暴力的血腥思维。你受到不公待遇，你就可以杀人了，就可以拿那些无辜的孩子报复吗？一个失去理智的人屠杀孩子报复社会，不去谴责这种恶行，反而为这种失去理智的行为寻找道义借口，这样的论调无异是在为血腥报复推波助澜，在社会中传递了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心理暗示。郑民生心灵扭曲了，我们不能跟着他一起扭曲。终结郑民生的恐怖传染，首先就是击碎他们那种“报复社会”的道义幻觉，收起那种不分是非的同情。社会要有这样的共识，报复社会杀人，是不可赦之恶；拿最无辜、最脆弱的孩子下手，更是万恶不赦。另一方面是从校园安全防范着手。校园是一个社会最脆弱的地方，它很容易成为作恶者选择作案的地方，管理者不能存有侥幸心理。斩断这种犯罪传染，可能还需要许多层面的努力，起码先要在这两个方面扎牢安全的篱笆。
有人说，“没什么比孩子的苦难更触痛我们，没什么比孩子的安危更揪人心”。而郑民生、陈康炳等人为什么会专门找孩子下手，正是他们摸清并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对没有防御意识与反抗能力孩子下手最容易实施他们的报复手段，而更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对孩子采取暴力手段更能够刺痛国人敏感、脆弱的神经，更容易达到他们报复社会的目的。这些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就凭着本能，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这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手段，通过向比自己更弱小、更无辜的群体进行施暴，让世人与他们一样去领略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有一句俗语叫做“破罐子破摔”。这陈民生、方玲、郑康炳们未必就不是抱着一个破罐子破摔的想法：豁出自己一个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要让社会因为对他们的凌辱、冷漠、藐视付出代价。人们虽然完全有理由仇恨这种行为，尤其当破罐子破摔的碎片伤害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时候。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反躬自问，这些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破罐子？！他们又为什么要破罐子破摔？！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这个社会是否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因此，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关：爱别人，其实就是拯救自己，这不是说教，而是人生的哲理。希望大家能够从现在做起，从社会的每一个人做起。这不仅仅是郑民生事件给我们的一个警示，更是对文明社会道德与智慧的一种检验，责任与良心的一份考量。
这些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太强，部分人人格不够健全。面对困难，他们不是做出更多努力改善生活，而是受挫绝望求助无门后，采取极端行为。但不能不提的是，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怀不够。政府对失业者缺少关怀，社会对弱者缺少同情，是“郑民生”们走向消沉、绝望、愤怒的原因之一。（杨勇超）
作案者都是社会底层人物，都是弱势群体，他们对生活状态不满足。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40、50后人员面临下岗、被淘汰等危险，巨大的生活压力下，有人采取了极端行为。发生惨案的最根本原因，是在社会转型矛盾纠纷集中的今天，部分底层人物生活得不到满足的现实。社会贫富悬殊，社会分配制度不公，这个问题的解决，却是长期性的。（李贵成）
长期失业在家的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心理状态是最脆弱的，也最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
世间从来没有无端之恶，人性的灾难或许就肇始于那些折射于社会末梢神经的一个厌恶的眼神和一声不屑的讥诮。马加爵、邱兴华、杨佳、熊振林、张云良……类似的悲剧主角名字可以列出很长一串。几年前引爆舆论的“少年阿星杀人事件”主角阿星曾说：“我觉得难忍的倒不是穷。只要别人对我好一点就没事。”这是一句近于哀求的幼稚的表达。关于阿星的报道中有些细节震撼人心，比如道德的沦丧人机冷漠，就连“砍手党”的亲人都是如此。“被枪毙了的，只要他给家里留下了一些钱，十万、二十万，家里都不会难过很久的。”
而这个“不会难过很久”，投映于张云良女儿身上，就是将他的“自杀宣言”当成“勒索借口”而毫不介怀。甚至在他拖着几十人死后，记者看到他的有些亲戚仍是一脸平静。对于收到亲人的号称和别人不一样的死法的“威胁”，难道我们都可以毫不在意吗？社会中每个人也都不是孤岛，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否则，没有人能逃出阿星所说的那张“网”。当然，这不是谴责某个个人对某起极端的公共安全事件负多少责任，而是说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力所能及地去关心身边“潜在的绝望者”。在他们绝望之前给其足够的希望，政府部门自然责无旁贷。
2009年1月4日晚，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镇发生特大杀人案，5男3女（包括一名两岁半男孩）遇害，共8人遇害。计划"杀人名单"上还有9人
残害无辜是“为壮胆排除妨碍”
问：你为什么先杀掉帮工，一个哑巴和一个智障人？
熊：当时喝了酒后冲动，控制不住自己，想找发泄对象。
问：你曾交待是为了壮胆？
熊：为了壮胆，为了排除妨碍。
问：为什么残杀两岁的孩子？
熊：当时他哭起来了，我比较烦躁，又喝了酒，也是为了排除妨碍。
问：为什么扯断电话线？
熊：怕他们醒来打电话，暴露了我。“我精神忧郁，想科学鉴定一下”
法庭调查阶段，检察官补充了4份来自熊的前妻、村干部、小学老师等人的调查笔录，都认为熊没有精神疾病，其家人也无精神病遗传。
问：你为什么杀人？
熊：我当时精神忧郁，对生活失去信心，婚姻失败，生意失败。
问：你认为自己有精神病？
熊：精神忧郁是不是精神病？我需要科学鉴定一下，那半年多我夜不能睡，胡思乱想，夜里常流眼泪。
问：你的前妻、村干部、老师都认为你没精神病？
熊：我的精神忧郁都是在晚上，他们并不知道；村干部我不认识，小学老师说的是20多年前的我，其实现在我发生了变化。
警方经过多次审理，将熊振林杀人的原因归纳为四方面。
一是感情原因。熊的前妻一直未能生育，夫妻二人感情不和。离婚后，朱不愿与其结婚，前妻又不愿与其复婚，导致他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二是经济上的原因。受经济危机影响，上半年高价收购的废品，到下半年价格下降，熊振林亏损较大。同时，熊振林还欠朱德清、刘季华的债，有很大的经济压力。熊同时怀疑手下员工贪污了他的钱。
三是性格原因。经调查，熊振林心胸狭窄，争强好胜，报复心强。
四是手下员工经常顶撞他，令他心烦。
网上流传着一个著名的心理测试,据说是美国FBI用来审问犯人的经典问题,答对者绝大部分都存在犯罪动机。题目是这样的:姐妹俩参加母亲的葬礼,在葬礼上,出现了一位非常英俊的青年,于是,妹妹不可遏制地、疯狂地爱上了他。这位青年此前与姐妹俩没有一点联系,此后也再没出现过。没过多久,妹妹就把姐姐杀了。请问:妹妹为什么要这样做?答案是:妹妹认为:“如果再有一场葬礼,我就可以见到那位英俊的青年。”
这就是犯罪者的心理。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限度地牺牲他人,烧别人房子只为烤熟自家鸡蛋。像熊振林这样预谋型的杀人更是同样的心理:已经杀掉8人,还要回来继续杀9人,而且“不后悔”,只因为他们“占过我的便宜”,因为“我自己吃不到的葡萄,就要把它捏碎,不让别人得到”。当然,一个35岁的成年人,绝不会突然从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变为完全的精神分裂者,出现非常危险的行为。犯罪心理研究表明,凶手具有和一般人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这种极端自我的价值观以及暴力解决问题的行为模式,是在他成长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强化而形成的,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谋杀行为的心理和表现会有先兆,而且这种先兆从童年时代起就会出现,并在之后的生活中发展。
缺陷的性格,孤独的内心
从目前的资料分析可以看出,熊振林表现出不同的性格侧面:熟悉他的人认为他心胸狭窄、争强好胜、报复心强。只要和他有过节的人,过再长时间他都还想着报复对方:但在外人眼里他则比较实在、热心,怎么也无法和“凶残”二字搭上边。对此,熊振林的解释是:“表面上看是玩玩闹闹的,但内心还是比较苦、比较孤单。我平常的应酬还是要做的,但是一到夜深人静了,就泪流满面。”
这是熊振林对于自我的认识,但他找不到自己看似分裂的性格根源。人的性格一方面取决于生理遗传,熊振林母亲好胜,父亲温和忍让,这些性格基因在他身上似乎都有所体现;另一方面,性格尤其是自我意识更取决于被抚养方式和生活环境。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其中有相当科学的意义所在。心理研究表明,人的自我意识并不是生来就有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它有一个萌芽,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所以这段时间的教养方式至关重要。学习控制欲望、遵守规则,尤其是学习信任和关爱,学习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而这一切,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式。
有关熊振林的资料显示:“熊家三代都是独子,小时候父母对熊振林百般娇惯,养成了他经常对父母吼来吼去的性格。”由此能看出,熊振林父母的教养方式就是“溺爱”。而恰恰是这种溺爱,容易使孩子的自我意识高度膨胀,分不清自己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别。“唯我独尊”的意识从此在熊振林心中刻下深深的烙痕。尽管此后会在现实社会受挫,但他还是渴望这种感觉,而且常常以攻击的方式获得。这些行为原本是幼儿的天性,如果不加以控制,就是暴力的开始。熊振林的成长恰恰印证了这个轨迹:童年时期去河边玩水,就表现出很强的报复心,吃不得亏,“如果伙伴用水击他,他非要打赢他”;成年后,更是常有暴力行为,尤其是常对妻子大打出手,呈现出典型的“窝里横”。这是他在亲近的人面前释放的自我,也是他性格中最真实的一面。
有意思的是,往往“唯我独尊”的人都有着强烈的孤单感,如同古代帝王,总是愿意称自己为“寡人”。熊振林的性格也呈现出这种鲜明的特色,而这种性格,依然离不开他的家庭环境。母亲占红英婚后不久,就回到了贯庄教书,老实的父亲熊大英则一直住在洛阳镇。熊振林跟着母亲直到读完技校,从小就没有和父亲一起生活。占红英和熊大英结婚后,夫妻关系不太融洽,“女方文化高,能力强,夫妻俩长期分居。”所以母亲承认熊振林小时候很孤单。
不融洽的家庭、以及可以感受到的母亲对于父亲的不满,让幼小的熊振林很难从父母身上得到应有的关爱,并且学习有效地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尤其是情感关系的方法。熊振林的家庭虽然结构正常,但功能异常。事实上,这是没有温情的家庭,对于这类家庭的孩子来说,无论物质生活水平如何,其心理感受都是孤独的、冷漠的。所以内向的熊振林从心底缺乏安全感,在他短暂的一生,孤独感始终伴随。他因而无法信任他人,即使是给了他最多温暖和关爱的情人,他也心存怀疑,对她举起了屠刀,更别提那些在他看来和他有过节的人。
“熊振林杀人案”带给我们的多重启示
一想到隆冬雪夜，手刃8人的凶残，任谁都会不寒而栗。然而熊振林的疯狂还不止于此。他被捕后，武汉市公安局对其进行了审讯，当被问及此次返回武汉的目的时，他的回答再次让人倒吸一口冷气：还想杀人！有时间的话，还准备再杀两三个！“有时间再杀两个”，听这语气哪像是在说杀人问题。如此可怕的平静，让人心寒胆颤。从新闻里还可以看出，熊振林此番杀人绝非临时起意，而是计划周详、预谋已久的。但没有人生来就以杀人为乐。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熊振林这般处心积虑且杀人不眨眼呢？许熊振林的这句话才是最合情理的解释——“杀一个也是杀，杀几个也是杀，反正是犯下了惊天大案，难逃一死”。
金融危机下，熊振林此前高价收购的废品，无法卖出，加之感情受挫、与员工间的小摩擦等累积的怨愤得不到发泄，都是其杀人的肇因。杀人虽是极端行为，但这些动机里却有一些人们并不陌生的因素。比如金融危机、情感纠葛、工作纠纷等。这些因素纠结起的戾气，我们不能不察。因为暴戾的外壳，或许包裹着脆弱的内核。现代社会，人们承受着各种高压，焦虑若难缓解，暴戾因子随时可能产生。有时口角之争所沉积的怨恨，若得不到及时疏导，经过时间发酵，也可能演化为惊天血案。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生计问题必更加突出，公众的心理危机干预，更是刻不容缓。社会成员间，若能和善友爱，宽容以待，摩擦纷争必会减少，戾气和杀气也能逐渐消弭。
如果性格偏执、行为血腥不是与生俱来，那么，考察熊振林一步步走向疯狂的心路历程，对于避免再次出现“熊振林”而言，是有价值的
熊振林:“我本性并不坏” “生活很绝望”，“我得不到的葡萄就要亲手把它捏碎”。
前妻刘季华看到了熊振林真实的一面:性格内向、报复心强;不善于与人交流，缺少朋友;有什么都憋在心里，尤其是有很重的“香火”情结。具备一定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陈光友则认为，熊振林走上犯罪的道路是其个人的问题，不能都归咎于社会问题，也就是说要在他个人主观方面上找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熊振林藐视国家法律，漠视他人的生命。当然，本案存在一些诱因，如婚姻问题，经营亏损问题，但这显然不能成为其杀人的理由。如和前妻复婚不成、和朱德清不能结婚，作为只有34岁的男人，而且还有一定的资产，除这二人外，再建立一个家庭不是难事;他的收购站月流水经营几万元，但亏损1万元左右就杀人显然有点荒唐。其杀害朱德清是因“得不到她就杀死她”以及杀害张家国等人，体现了他很强的报复心理。他存在一些个人性格问题，或者说心理健康问题，但不存在精神方面的问题。
熊振林的“心魔”如何形成，且听专家分析熊振林的犯罪心理：
人格很不健全。熊的成长过程暗含着其人格形成的不健全，表现在自闭、虚荣、孤僻、暴躁，且不善于应对这些消极心理。熊振林为熊母改嫁后所生，与3个同母异父哥哥少有亲热，年少时母亲的溺爱使得他有较强的恋母情结。后来娶比他大3岁的刘季华为妻，爱上比他大很多的妇女朱某，都说明了这一点。熊振林对女性的极端依赖致使他先后被两个女人拒绝后绝望甚至产生极端的思维逻辑，也就是他所说的“我得不到的葡萄，就要捏碎”。
面临两大挫折，缺乏应对危机心理。从熊振林案发前情况看，熊振林的感情和事业遭遇重大挫折。感情上，觉得自己感情受到欺骗而离婚，，然后向大自己10多岁的情人求婚又遭拒绝；事业上，废纸收购价下跌，生意一落千丈。两大挫折之下，对人格健全的人来说，健康、理性的思维或许可以应对，但对熊振林这种人格不健全的人来说，就极易发生极端事件。
挫折心理的调试技巧：
倾诉法：也称发泄法，即将自己心理的痛苦向他人倾诉。受挫后，如果把失望焦虑等负面情绪封锁在内心，会凝聚成一种失控力，很可能摧毁肌体的正常机能。适度倾诉，可以将失控力随着语言的倾诉逐步转化出去。倾诉作为一种健康防卫，既无副作用，效果也较好。
弱化情境法：任何一个挫折作为一种信息，它总是通过人的感觉器官，输入到人脑再通过人的感知、记忆、思维、想象进行加工，而后才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如果一个人将挫折事实输入了大脑，那就尽可能地不去加深记忆、不去思考、不去想象，也就是对这个信息尽量不储存、不加工，更不要将其放大，自寻烦恼，万不可将挫折无限放大。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最能使自己感到自信、愉快和充实的活动上去。
目标法：挫折干扰了原有的生活，毁灭了原有的目标，重新寻找一个方向，确立一个新的目标，这就是目标法。目标的确立，需要分析思考，这是将消极心理转向理智思索的过程。目标一旦确立，人就会生出调节和支配自己新行动的信念和意志力，从而排除挫折干扰，努力进行达到新目标的行动。目标法既可以抑制和阻止不符合目标的心理和行为，又可以激发人们鼓起勇气从事达到目标所必需的行动。
来自权力的冷漠是暴力的根源
魏剑美
“南平血案”中，13个花季孩童倒在了血泊中，原本生活在童话之中的他们肯定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同样，身为成人的我们也无法理喻，是什么样的仇恨让这个名叫郑民生的男子对无辜的孩子们生出杀机？
媒体和民众用所能想到的种种代表残暴和罪恶的词汇来对凶手进行声讨，比如“屠夫”、“穷凶极恶”、“丧失人性”、“变态恶魔”等等。但我注意到，这个杀人如麻的凶手事实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弱者，他身上一点强悍的气质也没有，且不说平日里他的“老实本分”、“与人为善”、“不爱说话”、“非常普通”，即便在杀人的过程中，先后有学生的妈妈和环卫女工阻扰，手持利刃的他却没有对之行凶，而在门卫手持拖把命令他放下刀子时，已经杀死杀伤13个人、注定只有一死的他却乖乖地放下了刀子。这哪里像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暴徒！在面对成人世界的时候，郑民生事实上是非常自卑和非常怯懦的，哪怕是一个稍有反抗能力的妇女、一个没有多少攻击力的拖把都可以让他失去自信。他的可恨和可怜之处就在于，他只能从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孩子那里去展示他的破坏性。
值得重视的是，与在上海警局造成六死三伤血案的杨佳不同，南平血案中的凶手并没有特定的报复对象，他的仇恨是泛化的。这事实上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即便是一个原本怯懦的人，也可能被生活中潜在的羞辱和压力所激怒，从而做出“拔刀向更弱者”的残暴之事。
那么郑民生内心的屈辱和仇恨又来自何处呢？官方和媒体的说法是工作上的失败和爱情上的失意。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他最直接的原因，但肯定还有此外的社会性的原因。如果仅仅强调其境遇的特殊性而忽略其普遍性的话，“南平血案”则很可能白白付出了8条生命和5个伤残身体的惨重代价。
郑民生所生活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现实环境呢？也许从案发后一系列事件中相关部门和领导者的态度中可以窥管知豹： 面对家长和社会对学校开门时间和没有保安等问题的质疑，南平市教育局副局长廖汉仁说学校大门是否打开与凶徒能否行凶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不能因为家长个人的原因而增加学校的管理负担”，“也想聘请保安，但是苦于无编制”。这种典型的官僚思维和官僚腔调，首先就是逃避责任，而不是反躬自省和试图改善。其“没有必然联系”、“不能增加学校的管理负担”、“苦于无编制”之类的屁话无论是否在理，传递的姿态首先就是冰冷的，麻木的，卑劣的！
在遇害学生家庭抚恤金的问题上，当地政府出台了一条冰冷的规定：家属及早将学生遗体火化，将获得额外的补偿款，25日火化，可拿到3万元，之后逐日递减一万元，再晚就拿不到这笔钱了。将遗体火化时间与钱挂上钩，直接伤害到家长们的感情，可见南平官员处事态度的简单粗暴。
南平市委宣传部的人命令记者交出记者证，并且威胁记者说“你在这里煽动和挑拨群众。你等着，我有办法收拾你”，负责媒体沟通和新闻宣传的官员对外地记者尚且抱着“管治”、“对抗”的心态，对本地媒体和民众的态度更是可想而知，这样的管理水平怎能不惹出更多的事端？
南平市委书记在医院看望受伤儿童时，突然有妇女跪地喊冤，说是8岁女儿被人强暴申冤无门。该书记无动于衷任由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喊冤妇女强行架走，该妇女大声喊道如不能申冤自己也要学郑民生杀人。堂堂市委书记当然有足够的理由将该妇女的喊冤视为冒犯，官方的解释也说该妇女应该去正常渠道上访，但问题是如果“正常渠道”能够解决问题的话，这个妇女又怎会费尽心思来书记大人面前“丢人现眼”？
……
在惨绝人寰的血案面前，连外国元首都对南平表示哀切和慰问，当地官方的表现却如此让人齿冷，种种信息都传递出冰冷、僵化、机械的官僚思维和官僚姿态。不难想见，在琐碎的日常工作中，他们又能有多少对公众的善意和对事业的热情！
风起于青苹之末，我们很难说郑民生内心深处的屈辱和仇恨与上述人等的官僚思维和官僚行径完全无关，最起码那个跪地喊冤的妇女已经明确表达“如果不能申冤我也要学郑民生去杀人”。这或许是一句气话，但其内心的屈辱和愤怒却是显而易见的。
在2010年新春团拜会上，温家宝总理一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赢得了广泛赞誉。事实上，对“人民公仆”来说，“让每一个人活得更有尊严”应该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理念，更是一种公共安全理念。道理很简单，冷漠往往是暴力的根源，尤其是来自权力的冷漠。
针对近日发生的多起针对儿童的袭击事件，温总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不但要加强治安措施，还要解决造成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温总理说，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凤凰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