剂量不定、副作用永远未知、很多情况下都靠医生自己的喜好和经验。所以出现所谓“医缘”的东西。

当然科学，不然怎么能流传几千年？国外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祖国的中医，并且开发了许多的新的中药品种，然后出口到中国来赚钱。

目前中医不受国人重视是个社会价值取向问题，有崇洋的嫌疑。当然，由于目前中医研究经费短缺，教育跟不上以及治疗效果略慢等原因，中医发展的确实不够快。

中医副作用比西药小，治疗慢性疾病更是高出许多。

来分析剖析一下“中医·中药”吧

其一、“中药”不干净，很脏，特别的脏。中药从采摘到运输、储藏等环节一直到送进病人的嘴里，很多人都没有洗过，稍为讲究点的人洗过，并且还有一个传统的陋习说法，“中药”洗了就没有药性了。不管怎样，“中药”大部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各种发酵变质、腐烂发酶、变质酶菌及各种细菌，甚至腐烂变质的东西存在。这种情况在县级以下很多的乡、镇等广大农村地区较为普遍。病人吃了可想而知，会起什么不良反应，病人不仅没有被“中药”本身的药性治好，反而被其它不好的东西加重病情甚至致残，致死。而往往这些作用，就同一般人的观念一样，由“中药”所谓的慢性治疗方式一样，而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接受发病或加重病情，而又不知其中的原因。还有这种熬药的方法既不科学也相当的烦琐麻烦，又是药罐又是火头，还要小火，中火，还要熬好几次而且还要熬一定的时间，甚至还要细纱布什么的等等。根本不适宜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西药就不存在这些问题，既适用又方便，方便快捷。

其二、“中药”的药理作用，好象什么都能治，又好象什么都不能治。“中药”是由各种植物草叶、果实等配制而成。少的有几种，多的有10多种，甚至多的达几十种之多混杂在一起，对某一种病针对性不强，10~20几种药混杂在一起，某一种药的剂量、份额是多少，没有一个严格的科学规范，也就是没有标准化，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同一个人，同一种病，走10个中药铺去抓药，可以开出10种不同的处方和各种份量、剂量不同的“中药”配方来。反过来看看西药，某人有病需要消炎，就吃消炎药或打针、输液，半天几天就好了。中药能做到吗？西药治病是，某人缺维C、维A、维B等等，就吃维C、维A、维B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针对性强。

其三、最为叫人不可理解，甚至有点荒唐的并且在普通老百姓中最为广泛流传的说法是：“中药”治病来得慢，既治标又治本；西药只治标不治本。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普通人得了某种疾病都希望他早日康复，不能拖，不能耽误病人的病情，千万不能恶化。比如某人得了一种疾病，吃“中药”慢的药性，慢的时间治好病人，慢到什么程度，吃半个月、一个月、几个月，甚至到几年才能治好，不得而知。等“中药”漫长的时间“治疗”，还没有到“中药”起药性的时候，病人的病情早已恶化甚至死亡了。说到“中药”治根的问题，如果“中药”慢性能治根的话，我们不如食补，不是一些食物或偏方能治病吗？我们不如把家里的伙食安排科学，搭配合理一些，增强人的体质、免疫力。人的体质强壮了，不生病，少生病，这不是治根治本，又是什么呢？还用医院、医生干什么呢？

其四、“中药”的特异功能或特异功效，象针灸、穴位、气功、轻功等。我不知道穴位、气功、轻功、针灸是否属于“中药”的范畴。我在这里讲一个广泛传播的一个古老传说故事。甚至听说现在还在发生的故事，就是利用针灸的方法点击某一个神秘的穴位或几个穴位，不用吃药，不用打针，就能使人麻醉，便开始一点都不感觉痛苦的手术。凡是讲过这个故事的人，我都试问他，是真的吗？回答都一样：“听说的，书上写的，电视上看的，老人讲的等等”。有一个问题回答是一致的，你亲眼看见过、经历过吗？回答是：“没有！”气功、轻功的特异功能的传说故事就更多更多了。这种被电视台等公共媒体所否认的“美好”故事。其原因理由，我在这里就不在一一赘述了。就只谈谈这个古老的传说吧。我们姑且不谈它存在的真实性。我们姑且假设它是真实的，也正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发生。若是真实的存在，我就要试问，全中国人民，包括世界有中医传播的国家，它为何不普遍用在我们现在医院的临床上治病救人呢？我们暂且不用“普遍”两字，至少在市级、县级以上医院，应该得到较为广泛的采用吧？有人要说，难以掌握，那更是叫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我在这里就不用再说它的逻辑错误了。某某“中药”能治某某癌症，比如肝癌吧，我父亲、大舅子、二姨爹都死于肝癌，起初听说某县城的一个老中医，能治肝癌，于是都先后陆续的到这家老中医去看了，并且都开了药，其结果，可想而知。其实，去之前都知道不能治好，只是了却病人的一个心愿而以。之前，听别人吹的神乎其神，能药到病除。去之后，他本人也说得天花乱坠，某某人，什么什么肝癌，什么什么病情，经过他如何如何开的药，都治好了。结果如何呢，都是听说的，吹得神乎其神，象神话故事一样。“中医、中药”加重病情、致人残疾、死亡的事例，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尤其是在落后的县、乡、镇等广大农村地区较为普遍。因为“中药”便宜，老百姓进不起大医院，只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医、中药”了。经过现代科学检测（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已播），人体身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穴位一说及气功特异功能治病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我说起“中医、中药”、穴位、针灸、气功、轻功等太累太累了。“它”的古老传说，远古的、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美妙的、神奇的治病救人的故事，现在还正在上演的美丽故事。象最近央视百家讲坛专家讲的（不知记错没有，是山东某中医学院的院长讲的），扁雀、华佗、张仲景、李时珍等各大“中医”医圣，神医们的传奇治病故事（其实还有一些中医理论，因我不是专家，不敢说它不对，只总感觉有点玄乎、玄奥、玄虚），我听了是有点传奇，传神，但冷静下来想想，我总觉得有点好笑，很不真实，为何？我要试问全中国人民的老百姓，以上这些所有的美丽传奇故事或现在还正在传奇的故事，你们都亲眼见过吗? 现在还正在传奇的故事，你们都亲身经历过吗？如果有超过50%以上的人回答说：“是！”，我就把我现在所写的文章马上删掉，并且向全中国人民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热爱“中医、中药”的人民道歉，表示诚挚、衷心的道歉！如果有超过60%以上的人回答是“否！”，我就要说“中医、中药”是伪科学了。

其五、“中药”、“中成药”的功能主治的说法，过于玄妙、玄奥、过于笼统、抽象、含糊不清，概念化、解释过于宽泛。总之，针对性不强，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我们就试取一例加以说明，“中药”、“中成药”药瓶上的功能主治写得最多的就是：清热解毒，活血化淤，经络不和，湿热血燥，头目眩晕，大便燥结，泻火通便，目赤肿痛，口鼻生疮，咽喉肿痛，心烦口渴，尿黄便秘等等。所有这些词语中，********的应该是：“清热解毒”。有些“中药”、“中成药”确实能够清热解毒，比如，三黄片、板兰根冲剂，菊花、炫麦冲剂等上百上千种。我们反过来想想，喝茶能清热解毒吧（尤其是绿茶），茶为什么不能叫“中药”？包括其他饮料，比如，瓶装的可乐、雪碧、矿泉水、纯净水、冰红茶、绿茶等等，都可以清热解毒。说白了，大量喝白开水也能清热解毒。人体通过大量的排汗、排尿，大量的体内热量，所谓的“毒素”就大量的排出体外，这不叫清热解毒又叫什么呢？不知道人们注意没有，大部分“中药、中成药”的功能药效，几乎都离不开以上的部分词语，甚至成了某些“中医师”的口头禅。“中医”理论有一个很流行的话，且在老百姓中也很流行，就是“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纯粹是一句废话，此类废话，在中医理论中处处可见。这些“废话理论”，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就象算命先生一样，你说它不对吧，它还有点道理；你说它对吧，它也说服不了人。就象算命先生算命时的口头禅一样，两头说，正反说它都对。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的“中医、中药”，说穿了，就是针对性不强，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有一次，我去看“中医”，对医生说：“我有点咳，且有痰”。中医师说：“你回去吧！多买几斤梨子来吃，或梨子加冰糖蒸来吃，吃了就好了”。就这一句话，让我哭笑不得（其实梨的这种功效和偏方，我早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中医、中药”！

说到这里，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就不断的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就是“中药”已基本接近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水果、蔬菜、饮料等食品及保健食品了。在这里，我顺便提一下，大部分到过广东的人都知道，广东人爱喝“凉茶”，大小商场、超市，大街小巷，到处都在卖凉茶，没喝过的人不知道，开始以为是一种什么什么茶，其实不然，喝过的人一喝便知，其实“凉茶”就是一种“中药”的汤汁，有点苦味。现在最火的“王老吉”凉茶，其实也是一种“中药”汤汁。为什么广东人喜欢喝凉茶，很简单，广东热嘛！需要清热解毒！

说到这里，“中医、中药”错了吗？不能治病了吗？从古至今都这样过来了，古人错了吗？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都错了吗？此言差矣，我们古人发明的“中医、中药”错了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没错！”。当时，古人的生产、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可能生产出现代的医药，不可能建设出现代化的药厂、医院等等。问题是，现在社会正在发展，“中医、中药”也应该与时俱进，向前发展。

总而言之，我在这里并不是全面否定“中医、中药”的意思，因为按照辨证法，任何事物把它绝对化，都是不正确的，不合常理的，不科学的。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用相对论，对“中医、中药”总的评价是，70%以上的陋习、糟粕应该屏弃。只保留30%好的精华。其他都是糟粕、陋习，甚至说是不良的生活习俗。我对“中药”总的定义是：只能叫“保健品”或“保健饮料”，或其它什么称谓。总之，不能称之为“药”，更不能叫处方药用于临床。只能像食品一样作为“保健品”用，也是可以造福人类的。而如今，我们现代人应该重新认识我们的“中医、中药”了，也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一些历史了，传统的不一定都是优秀的，如果，我们现代人还是抱住那些“死”的东西不放，按部就班的裹足不前，那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不对了。社会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的思想是不是也应该跟着社会发展进步呢？“中医、中药”也一样。我们国家一致提倡解放思想，“中医、中药”也应该是解放思想的时候了。“中药”应该早日加入“保健品”或“保健食品”的行列了。不要再误导我们的广大老百姓了。希望国家早日立法，解决“中医、中药”的问题。希望“中医、中药”做为保健品，还能更好的造福中国人民及全人类！

（转载，下面相同）

   中草药（英文名：Chinese Traditonal drug）：中药主要由植物药（根、茎、叶、果）、动物药（内脏、皮、骨、器官等）和矿物药组成。因植物药占中药的大多数，所以中药也称中草药。中国各地使用的中药已达5000种左右，把各种药材相配伍而形成的方剂，更是数不胜数。经过几千年的研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本草学。

   中医中药真的有如某些人说的那样有神奇功效能治病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不禁要问: ********位西医孙中山 , 为什么不相信中医, 曾言: 宁可让西医治死, 也不要中医蒙骗。还有本身就是医生的鲁迅, 郭沫若; 梁启超, 胡适, 宋美龄等等世界知名人士，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文章, 说中医能治疗女性不孕症, 说很多通过西医治疗甚至还做过试管不成功受孕的, 经过中医半年治疗却怀孕了. 中医真的有真神奇吗? 另外要问的中医用的中药大部分是草, 草根, 树皮, 花木等, 也有动物的器脏; 这些东西参和在一起煮煎服下能治病; 那么西医用的要是什么东西加工而成的呢? 难道没有动植物吗?

   西医中医的理念不同。感觉中医慢，但治本，将人看作一个整体来到。西医快，但是病灶在哪里就治哪里。和中医不一样。中医在治疗的时候还注重调理。西医很多时候就是在消耗人，人都来不及长肉。西医应该是用提取素吧，感觉就像化学合成物

     中药治病的疗效

     谈起中医中药，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它是中国传统医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没有现代化的提取设备，只是从山里田间采集一些草根树皮，煎汤喝了就能治病，不懂中医的人觉得十分神奇。那么，中医是如何让这些草根树皮产生治疗效果的呢？我们知道，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生物，这些生物构成了一个生命圈子。相生相克，维持着生命的平衡发展。各种生物都有其生命的循环，人类也属于生物之一种，也当然有与其他生物一样的生命循环规律。所以说，地球上的生物圈其实就是互生互克的一个大循环，因为凡物皆有其偏性，有其偏，就有其有余不足，于是造就了生命圈的稳定发展。而中医就是这个生物圈中维护人的生命的最自然的医学体系。中医凭什么治病？就凭着生物圈的多样性，因为凡物皆有其偏性。

    人生病了，就是体内的阴阳气血经络平衡被打破，产生了偏颇。所谓生病，其实就是出偏，而治病就是纠偏。大偏产生大病，要大纠，小偏产生小病，要小纠。用什么来纠偏？用中药，尤其是草根树皮等等这些东西，因为它们有个自的偏性。以中药之偏来纠正人生命之偏，就是治病之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知道生病之偏是偏在何处呢？这就需要中医的辨证了。

    中医讲辨证论治。什么意思？就是根据疾病表现出来的症状与体征来分析综合，从而总结出一个证候出来，而这个证候就是疾病的本质。然后，根据其生病的本质用药处方来治疗。如果能精确地辨证论治，临床效果会特别好，往往是一剂知，二剂已。医圣张仲景就有这样的本事，你看他写的《伤寒杂病论》，就知道治疗效果是如何地神奇了。

    中医为什么能两千多年来长盛不衰？为什么欧洲、印度、中亚、非洲等地的传统医药学在现代正逐渐消失？是什么原因让中医中药充满生命活力呢？

    是中医理论。中医不但有治疗疾病的中药，同时还有一套符合自然规律的医学理论，这套理论以阴阳五行为基础，以脏腑经络气血为中心，形象生动，既贴切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又不失其实用性。可以说，中医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生命以及自然的完美结合。我们说中医非常美，美在什么地方呢？就美在它是自然的，文化的，而且是充满生命力的。

    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来应用中药，于是中医临床有了理论的指导，其为什么有效，以及如何有效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中医的临床基础就是中药。中药之所以能治疗疾病，关键是要把中药之偏与人体生命之偏结合起来。因此，通过辨证，我们了解了人体疾病就是阴阳气血的不平衡状态。然后需要用具体相反偏性的中药来纠正其不平衡即可。

    中药是什么？什么东西才能当中药？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中药，认为只有在药房里摆着的，透着奇怪的味道的那些草根树皮等等才是中药。其实，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偏性，也都能因其自身的偏性而纠正人体疾病之偏性。因此，大自然中的任何东西都是药。不但各种植物是药，各种生物也是药，甚至于各种矿物也都是药。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东西不能作药来用。重复一遍，大自然的生物多样性让我们的疾病有了康复的保证。

    每种生物都是一个生命体，因其生长地域和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偏性。且各种生物本身也有其特殊的偏性。如黄芪性温而补气利水，而芍药性寒而收敛元气，即是植物各自的偏性。石膏甘寒清热，灶心土辛温止血，也是矿物各自的偏性。麝香辛温开窍启闭，五灵脂甘温活血祛瘀，是动物中药的偏性。如此等等，皆可以其偏而治疗人体疾病之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中药，就是自然界的万物。中医永远离不开自然界，所以说中医是最自然的(其治疗原理符合自然的变化规律)，并且最贴近大自然的(中药离不开自然界)一门医学。中医中药能治病，这是大自然恩赐给我们人类的一份宝贵的财富，它完全不同于西医西药。如果任意地破坏大自然，世界上每消失一个物种，也就意味着人类可能会永远失去治疗某种疾病的一种特效药物。等自然界的生物消灭地差不多了，人类也就活不多长了。人类要想永远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离不开大自然，离不开中医中药。

中药为什么能治病？中药为什么能治病，这个问题问得很幼稚，很可笑，是不是？但笑的人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中药之所以能治病，其原理是以偏就偏。由于各种药物不同的性：寒、热、温、凉；不同的味：酸苦甘辛咸；不同的升降浮沉的趋势；不同的归经，对于患病的机体，起到调节平衡的作用。

传统的中医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骨干，现代的中医学还以此学说为重心吗？
阴阳五行学说将永远是中医学的精髓，因为中医源于自然，讲究整体观念，天人合一，中药也必须在中医的理论指导下才能发挥其****的优势和体现其精妙之处．中医理论博大精深，并不能说不能满足现代科学的追求，而是现代科学有些解释不了的问题在中医精深的理论下都有其深奥的哲理．只是解放后中医一直在西化，民间中医也逐渐减少，能独立掌握和运用中医理论诊病的医生太少了。归经，是说明某种药物对某些脏腑经络的病变起着主要或特殊作用。也就是指明药物治药物在人体所起的作用，皆有一定的适应范围， 如寒性药物，虽然同样具有清热作用，但有的偏清肺热，有的偏清肝热；同一补药，有的是补肺，有的是补脾。因此，祖国医药学便根据脏腑经络学说，结合药物的作用，把所有药物分别归于十二经，以说明某药对某一脏腑经络的治疗作用，形成了药物的归经理论。药物的归经，主要根据其所治的脏腑经络来确定的。因为经络能沟通人体内外表里，在病变时，体表的疾病可以影响到内脏；内脏的病变也可以反映到体表。因此，人体各部分发生病变时所出现的症侯，便可通过经络获得系统的认识。如肺经病变，每见喘咳等。

其实现在我们吃的比较正规的片状的中药大部分都是提取物了。应该是经过科学研究的。不过中药从产生到发展其实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全都是靠所谓“经验”、“秘方”一脉相承下来的，是几代人经过试验积累下来的经验，有没有副作用或者是禁忌都没有标明，全靠所谓“经验”。直到近代，才有了对中药的药理作用研究，逐步迈上正轨。中药其实是一种“巫术”，也可以说是古人对自然的一种崇拜。

从维神论说，是上帝造人时就准备好了很多的东西，春天有很多的排毒植物先长出来，把一冬天没有出汗的毒都先排掉，夏天太热，有很多的西瓜和水果帮助你败火。所以，人要在什么季节、在那个地方，就吃什么水果，这样对人是大有益处的。

关于中药为什么能治病，唐容川《本草问答》书中说：
一问曰：药者，昆虫土石，草根树皮等物，与人异类，而能治人之病者，何也？
答曰：天地只此阴阳二气，流行而成五运，金木水火土为五运，对待而为六气风寒湿燥火热是也。人生本天亲地，即秉天地五运六气以生五脏六腑。凡物虽与人异，然莫不本天地之一气所生，物特得一气之偏，人得天地之全耳。设人身之气偏胜偏衰，则生疾病。又借药物一气之偏，以调吾身之盛衰，而使归于和平，则无病矣！盖假物之阴阳以变化人身之阴阳也。故神农以药治病。

太原黄杰熙《本草问答评注》对此问题也只翻译成白话文，且认为唐氏此论“较诸家本草格高一筹，真可谓探源握道奥之论”，当初远望杏林，也认此论为确论，于今渐近杏林之门，却生疑惑。求教与各位岐黄耆宿。中医药源远流长，其起源小子不敢妄谈，只是唐氏云人得天地之全，物得一气之偏，若按此论，中兽医学则无从解释，要知中兽医学所用理法方药，几同于中医药学，动物得一气之偏，且偏得不一致，哪中兽医学岂不比中医药学更难?例如据说马无胆，故善惊，繁体字驚从马，好像还有很多动物都有先天性之缺陷，由此说来是不是更难把握？历代还有很多试药法，先让狗试探药物毒性，但狗好像无胃，也好像没有十二经，奇经八脉，用狗之偏作依据，难道不要命了吗？还有有时长期服药无效的病，单味药却能治好，是不是此病只缺某单味药的一气，如果是，不是也很难掌握吗?

《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中的说法以唐容川的说法基本相同：人之生也，得大气五行圆运动之全，故人为万物之灵。物之生也、得大气五行圆运动之偏，故物为人身之乐。全者，五行调匀、不偏多，不偏少、圆而又圆之意。偏者五行圆运动中，有一方偏多偏少之意。类如中医之麻黄，偏于疏泻作用，芍药，偏于收敛作用。半夏，偏于下降作用。升麻，偏于上升作用。甘草，偏于补中作用。古中医治病方法、汗闭恶寒之病，是人身疏泻作用偏少，收敛作用偏多。用疏泻作用偏多之麻黄，以增加疏泻减少收敛为药。汗多发热之病，是人身收敛作用偏少、疏泻作用偏多。用收敛作用偏多之芍药，以增加收敛减少疏泻为药。呕吐之病，是人身下降作用偏少。用下降作甩偏多之半夏为药。肛门重坠之病，是人身上升作用偏少。用上升作用偏多之升麻为药。收敛与疏泻欲调于平，上升与下降欲调于平，必赖中气之旋转。故用以上诸药，必兼用甘草以补中气。反之汗闭恶寒而用芍药，汗多发热而用麻黄，呕吐而用升麻，下坠而用半夏，与用上升下降收敛疏泻之药而不用中气之药。皆能将人身不圆的运动，偏上加偏，使圆运动的个体，成了直不运动的个体而死。人身五行的作用，运动圆则为人之生，运动偏即是人之病。人身五行的作用，是人身的病，即是人身的药。药的作用，所以帮助人身自己的作用，以治自己的病。倘人身的作用已无，药亦不发生作用的效力也。古中医学、用物性圆运动之偏，以调和人身圆运动之偏之学也。此其大概也。

樊正伦：
中医有句话，说医生治得了病，救不了命。当你外受风、寒、暑、湿、燥、火，内受喜、怒、忧、思、悲、恐、惊的时候，医生的责任是让你把元气的消耗限制在最小的程度。如果这人真正元气没了，你拿人参堆着他，他也活不了。所以每个中医医生，对于这些问题要有深刻认识。

现在医院一般将中医中药作为一种辅助治疗，应该说是有效的。

而生命的精气，能量的流转，生命磁场等属于生命特有的部分是用肉眼无法发现的?
请问那中医是怎么发现的?感知的?还是臆想的?

中医是在天气，时间，环境等条件下综合分析人体的功能及能量变化?
不具有可重复性,和普遍性,让我们怎么相信?了解一点中医的都有这个感觉,包括学中医的,中医不可定量,不可重复,全靠经验和模糊的描述,我们怎么相信这是科学?说中医是科学,中药多么有效,自己都没有一个科学的研究方法,让别人怎么相信。

中医靠经验，西医靠实验。

一百个中医对一个病人可以出一百个方子,你说的这种不确定不明确的特征,正是给中医骗子以生存的土壤。

还有你听过中医学的课吗?我听过,很大程度上就是是些凭经验产生 的臆想 是玄学的东西
绝对是模糊的描述。这具备可操作性吗?这叫科学吗?

就事论事,中医理论基本就是糟粕，流传千年的骗术多了,跳大神如果不是政府禁止,现在还在流行,你太高看人民群众们的智商了,术业有专攻，中药有待检验。

按照中医阴阳五行理论得出某某药可以治某某病(症)假设是对的,凭什么将几种或几十种中药搁一块煮就正好可以治某某病?中学化学就知道,煮之前的X,Y,Z等物质不一定就是煮之后的X,Y,Z物质,它也许反应成别的A,B,C等物质!还君,臣,佐,使!煮前煮后很可能都不是一样东西了!"我国每年死于西药不良反映(应)的将近20万人"正是现代(西)医学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中医理论就是大忽悠，中医的本质就是拿锅底灰和马尿蒙人。

现代科学证明，中草药真能治病是因为中草药里面含的生物碱什么化学物质起的作用，试问一个连步枪都造不出来的民族是用什么方法检测中草药中所含的化学物质的！而且还把许多中草药放在一起运用，它们之间会发生什么反应？这还是在什么黄帝时期的事！现在，科技精英们都不相信不拿正眼瞧中医这东东，只有自欺欺人的人，相信京戏能光大的人才去亲它！中草药就是个屁！

中药对部分疾病是有疗效的，一些中成药对某些慢性疾病相对西医存在绝对优势，比如慢性前列腺炎、神经衰弱等。

医学（科学）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可惜的是，世上总有如秦国太医李谧那样的人，总是害怕别人会抢了他的饭碗。

如果一个理论，同样一句话，既可以正着解释，又可以反着解释，怎么说都能通，怎么说理论都不会错，那就是大忽悠，街上算命的都是这么玩的。

中医对疾病的态度是重在预防，而预防的花费是少于治疗的。

虽然这些草药治好了病，但是你永远也不知道草药中的成分会不会产生其他副作用，特别是慢性的潜移默化的副作用，很难判定，这就是中医的不科学性。西药在临床使用前都有详细的试验，动物的人体的，标明各种不良反应发生的几率和状况，而中药的不良反应上一般只标明：未知。难道服用的人都是小白鼠吗？

那些中药的取材方法吧，看看那些被活体抽取胆汁的月熊吧。

西医有严格的检验和统计，中医搞了几千年，没见过一个像样的统计，还说什么科学？

科学不一定是真理，但科学是标准，你不相信科学可以，但你不能违反标准，法律也不是真理，但法律这个标准你要是触犯了，你敢去跳大神吗？

废医验药是符合科学和现代医学的拯救中医药文化的唯一途径，楼主这样的帖子除了让人更排斥中医以外，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因为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科学，你所理解的真理是和人类文明和人类科学相抵触的。

随着国人受教育的程度和普及度越来越高，像你这种人就越来越没有市场，以前生病还去熬几付中药吃吃，现在吃中药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不相信，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你再怎么狡辩只能让别人更厌恶中医，活脱脱就是一个骗子。除非你根据现代医学，注意不是西医，是现代医学原理证明所谓的中医是符合科学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世界标准，是人类标准，凡是给人治病的就得符合这个标准，除非你是兽医。

中医对付疾病的最好的作用是预防疾病，而不是治疗疾病。
关于这一点，各位可以去看扁鹊的说法：根据典记，魏文王曾求教于名医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但谁的医术最好呢？”扁鹊：“大哥最好，二哥差些，我是三人中最差的一个。” 魏王不解地说：“请你介绍的详细些。”　扁鹊解释说：“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之前，那时候病人自己还不觉得有病，但大哥就下药铲除了病根，使他的医术难以被人认可，所以没有名气，只是在我们家中被推崇备至。我的二哥治病，是在病初起之时，症状尚不十分明显，病人也没有觉得痛苦，二哥就能药到病除，使乡里人都认为二哥只是治小病很灵。我治病，都是在病情十分严重之时，病人痛苦万分，病人家属心急如焚。此时，他们看到我在经脉上穿刺，用针放血，或在患处敷以毒药以毒攻毒，或动大手术直指病灶，使重病人病情得到缓解或很快治愈，所以我名闻天下。”魏王大悟。

所以说要废医验药，废除中医，用科学的标准检验中药，符合标准的作为西医的有益补充，不符合的一律废除。只有这样才能保存中医文化的血脉，才能保存中医文化。别说什么中医治好了人，现代医学不只是要求能治好人。

中医理论不仅是没有被证明，而是无法被证明。你怎么去证明五行阴阳？
无法被证明的，说明中医理论和跳大神，占星术一样的玄学。中医理论根本不给你证明的机会啊。

民国时期之中医的四书五经学的应该是够地道了吧？可是他们依然没有无法改变现代医学进入中国的事实啊？

那时中医的群众基础不可谓不好吧？可是接受根正苗红的传统国学教育的一代人不也要是接受了西方医学了吗？1929年还闹了一次法律程序的废止中医呐。连大宅门里的白景琦的女儿不是也学了西医了吗？（现在也是，中医学院教授们的子女，但凡有出息点的而又想学医的，基本上都上了西医院校了。）为什么？四书五经是服侍圣主的帝王术，跟医学有一丁点关系吗？

中医师有开西药的处方权，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生物学、化学知识很少，更不用说什么药理、生化、微生物等学问了。所谓“无知者无畏”，这些人开起西药来胆量特大，使用抗菌素最积极。

中国的西医也有开中药的处方权。不用开汤剂，现在的中成药（包括片剂和针剂）己有成千上万种，新开发的中成药还像喷泉般往外涌，而且名字都取得特别有针对性。西医发现了爱滋病，我们就有“抗爱一号”、“抗爱二号”；西医诊断出肝硬化，我们就有“软肝胶囊”；西医诊断出胆结石，我们就有“排石汤”，所以现在中国的西医们，人人都会开中药，而且特别喜欢开中成药。许多人到医院去看病，明明挂的是西医门诊号，将处方送到药房窗口，却拿回好几种中成药。中药还有项本事，就是都能拿到批号，都能进入医保目录。

我们的国人缺少理性，逻辑及科学精神。据网上调查，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反对废除中医，我敢打赌，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没有明白主张废除中医的人究竟说了些什么，他们根本没有弄明白所谓的“废医验药”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个组织严密逻辑自恰并被反复验证的庞大体系，一切的科学技术从逻辑上推演，最终都会回到牛顿力学，量子力学，相对论以及能量守衡定律这些经典上来。中医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等等，而这些学说是现代科学所无法证实的。我不反对投入精力去研究它们，但我坚决反对在没有被科学验证之前用来治病救人。同时我们也不可能在现代科学体系之外再创一套科学。

假如一位观星术者对我说，这几天他夜观星象，发现异常，断定我最近有无妄之灾，并精确的告诉我明天就是死到临头了。我可能会对他的这份关切表示感谢，但他要是根据这个让我今天准备棺材，我万万是不会答应的。尽管我无法完全认定占星术绝对不是科学，但是，只要它现在没有被科学承认，我就不能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科学至上论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不是唯我独尊,而百纳海川的,也是正直的是非分明的，明明知道中医理论的种种不合情理,却还不分皂白的支持它,这其实是害了中医。

为什么说中医90%是糟粕？一个重要原因是：支撑中医的理论体系——阴阳五行本质上属于玄学。其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部份，在哲学史上有它的地位。但是，如果用哲学来取代科学并把它当成科学的内容来对待是绝对错误的！毫不夸张地说，传统中医都是在这套理论指导下问诊病症的，而且越是权威人士，越认为这套理论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在这样一种错误理论指导下衍生的方法，又怎么能正确呢？

人体结构都不清楚，还能治病？中医之“辩”在传统医书中应该是辨别之“辨”，它的意思是要辨别症状。所谓望、闻、问、切中医的基本功也是为辨别症状而用的。当然，用处有多大是另外的问题。但是在思维模式上却是科学的，因为它主张从实际出发。然而，解放后中医为了与辩证法靠拢，偷偷改“辨”为“辩”。但是，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是唯物辩证法，而不是唯心辩证法。中医从“辨证施治”改为“辩证施治”恰恰证明其丢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传统，走向唯心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唯心辩证法却是反科学的一种方法论。唯心辩证法的特点是，好用一些辩证法的术语和名词，但却牵强附会地把某些名词和术语套到患者的主观感受之上！

“西医”的说法本来就不准确，应该叫“现代医学”才对，西方传统的医学也跟中医一样是经验之学，已被抛弃。现代医学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发展完善的。称其为“西医”很会使人误解，使其与中医对立，甚至让人以为世界上除了西医就是中医似的。

一直怀疑编中医教科书的那帮老人家们是不是曾经搞过临床，国内某中医急诊学“泰斗”，曾对一个被毒蛇咬伤的患者说：咬你的毒蛇呢？你必须抓住咬你的那条毒蛇，把它的脑浆子弄出来，抹到你的伤口上。。。。这位老先生甚至于不知道什么叫抗毒血清的概念，因为老先生一直忙于背汤头歌了，没学过免疫学。这样做，只能害人性命，耽误病人。笔者也曾遇到过破伤风的病人因为老中医没有即时注射破伤风抗毒血清而一命呜呼的事，病人临死嘴里还叨着一个破注射器，里面还有没有灌完的“蝎子”“蜈蚣”“钩藤”。熬制的汤药水，很是触目惊心。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记述：“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后来，鲁迅学习了格致、算学以及看了《全体新论》、《化学卫生论》等书，记起以前医生的议论和方药，“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鲁迅在83年前写下的这段话影响有多大也许很难评估，但在过去近一个世纪内，那几乎成为中医走向衰落的谶语(谶 chèn，含义:将来能应验的预言、预兆。迷信的人所称将来能应验的预言、预兆)。当今的现实是，在西医的耀眼光环下，中医的公众信任度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医的能力持怀疑态度，越来越少的人得病时求助于中医。而解放后“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等运动也并未能让中医得到振兴，反而使其处于更加困惑、路越走越窄的境地。

关于鲁迅为什么会反对中医。好像是源于这么一件事，他爸爸病的很重，找来了一个很出名的郎中。于是乎那个郎中开出了一份药，当中的药引是要一只过了冬天的蟋蟀的须。当然，这样的须是找不到的，也不可能找到，于是鲁迅认为他是庸医，出去留学日本学了医科。

正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研究生的赵某告诉记者，对自己将来要从事的行业很迷茫，“当初我在大学4年的学习里对中医充满了热情和信心，可是一年的实习下来，我几乎都彻底绝望了，对中医的热情也所剩无几”，因为“我在医院所看到的中医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一发烧中医大夫就要上西药”。

中医并不仅仅是看病的技巧，从古至今中医有三个任务。第一，养生；第二，保健；第三，才是治病。中医认为，上医是养生的医生，医未病之病；中医以保健为主，医欲病之病；下医才是医已病之病。正所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中医不属于物质科学范畴!

中医本身是一门模糊理论!

几个中医人士反复使用的辩词，供大家欣赏。

第一，“你根本不懂中医”

如果有人说中医是伪科学，说中医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检验，说中医不遵守科学的基本规则，中医人士立刻就会反驳说，“中医博大精深，你根本不懂中医”。意思很明确，不懂中医，就没有批评中医的权力，也就没有与中医人士进行辩论的资格。这哪里像辩论？分明是人身攻击。中医人士往往在辩论之初用气势压倒对方，进行人身攻击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他们哪里料到学者们都不是吃素的，轻轻一击便可将他们击倒。方舟子与一位著名中医辩论时说，全本的《本草纲目》中有许多谬论，如喝了立春后的第一杯雨水就可以怀孕，这位中医竟然说没看过全本的《本草纲目》，显得很没有学识。

第二，“你没有遇到好大夫”

当人们举出中医治病失败的例子时，中医人士惯用的辩词就是，“你没有遇到好大夫”。没有遇到本事高超的大夫，当然就治不好病了。可是，什么样的中医算是好大夫呢？到哪里去找好大夫呢？何祚庥院士与一位著名中医辩论时说，自己的父亲25岁时得了伤寒，被中医治死了。这位中医说何院士的父亲没有遇到好大夫，何院士立即反驳说，大夫是夏应堂，上海当时最著名的中医，绝对是大大的名中医。立即把对手羞辱得哑口无言。中医互相贬低，自我吹嘘，是司空见惯的事。“你没有遇到好大夫，当然治不好病了”，言外之意是，你要是遇到我，病就会治好的。中医都说自己本事大，别人本事差，完全是小人伎俩。

第三，“江湖骗子不代表中医”
在中国有许多江湖骗子，打着中医的旗号到处骗人。明目张胆的大骗子就有很多，像胡万林等。电视上也经常有骗子们的广告，几年前河南、陕西一带的中医院在电视上做广告，说他们能“还你一对健康的肾”。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肾病患者前去诊治，结果能治好的寥寥无几。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无限期吃药，自愈的患者归功于医院，治不好的患者自认倒霉。每当人们提及中医骗子时，中医人士就反驳说，那不代表中医。可是，许多中医骗子都有中医资格证书，推销的也都是中药，怎么不代表中医？而且中医的骗子数目之多，几乎随处可见。鲁迅说中医都是骗子，其实一点都不过分，只是大骗和小骗而已。中医人士在辩论时说，江湖骗子不代表中医，可是，到哪里去找不是骗子的中医呢？话又说回来，为什么那么多骗子喜欢打着中医的旗号，而不是打着西医的旗号？这说明西医是科学，科学是不骗人的。

第四，“中医辩证（辨症）施治”

辩证法应该是个好东西，但在中国却成了混淆是非的工具。中医也采用了辩证法。对同一个患者，一千个中医有一千个诊断结果，能开出一千个处方。每个中医都能滔滔不绝地讲出一大堆的理由，让患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哪里是医生在给患者诊病？而是患者在给医生诊病，是患者在检验医生的随机应变能力和胡诌八扯的能力。更为可笑的是，中医还经常批评西医“治标不治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既然西医这么差，中医为何还借助西医的力量，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给患者治病呢？西医通过一系列的检查，给病情下一个明确的诊断。中医号称辩证施治，是整体医学，但中医从来不下书面的诊断报告，只开处方卖钱。不管得的什么病，或者根本没有病，到中医那里都能诊断出病来，阴阳虚实的随便说个名字即可，反正仪器检测不出来，患者也搞不懂，全凭医生的嘴巴信口开河。到西医那里看病，通过检查有可能诊断为没病，而中医则不同，来者皆有病。中医治疗起来更玄，你头痛，我给你治整体，你脚痛，我也给你治整体，反正是包治百病的。什么艾滋病、肾病，全都能治好。因为中医根本没有病的具体概念，统统以虚实论之。如果在服用中药的过程中，你自愈了，中医会大肆宣传自己的医术高明（在许多名中医的诊室中，都能看到“妙手回春”、“医术精湛”的锦旗、牌匾）；如果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中医会说你又得了其他的病，本来是给你治阳病的，结果你还有阴病，你事先并没有说明。辩证法吗，正说正有理，反说反有理。辩证法被中医运用的十分娴熟。

中医的望闻问切，其实都是幌子。中医近年有了网络、电话和信函等远程诊病方法，4种诊断手法中只剩一个了，说明其他3个可有可无。许多中医在听了病情介绍后就立即开处方，说明中医的诊断都是假的。其他的常用辩词还有，“中医是一门古老的医学，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归功于中医”，“中药无毒副作用”，“中医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医是东方的科学，不能用西方的科学进行检验”等等。

方舟子：中医是伪科学吗？
作者：方舟子 

　　据我所知，没有哪一种中药已完全通过了如此严格的临床试验，而现代药物(也就是所谓“西药”)一般都要经过这样的临床试验才会获准上市。

　　最近我写了几篇文章，对中医药神话表示了一点不敬，由此引来一些读者对我表示不 敬，有人甚至在网上对我破口大骂。我不相信这些有异议的读者都是感到利益受到威胁的中医药从业者，有一部分可能属于亲身体验过中医药的好处或出于民族感情轻信中医药神话的人。对于前者，我不觉得有去说服他们改头换面的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而对于后者，我觉得应该让他们了解医药科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更清醒、理性地对待中医药。

　　我们首先应该把中医理论和中药(以及针灸等传统疗法)区分开来。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虽然有许多人幻想将来有一天中医理论会被纳入科学体系，甚至被用来拯救现代医学，但那仅仅是一种幻想，我不认为它有可能实现。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包括西方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过自己的一套医疗理论，它们也都被排斥在科学体系之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民族的传统医学就会是个例外。科学没有国界，也不属于某个民族所特有。

　　但是否认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并不等于全盘否定中药。中医的某些疗法就像其他民族的传统疗法一样，可能有其价值，值得用现代医学方法进行挖掘、研究。我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地评价中医药的是是非非，而只想简单地谈谈如何看待与许多普通读者有切身关系的中药。对普通读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不是某个医疗体系是否科学，而是某种疗法、药物是否有效、是否有毒副作用。

　　为中医药辩护的一个常见理由是说它是“经验科学”，是几千年的经验结晶云云。的确，通过千百年来的医疗实践，有可能摸索出某种疗法、发现某种药物，但是，经验有可能有效，却也非常有限。口口相传的经验往往是靠不住的，含有捏造、夸大成分，或有意无意地进行了筛选(只注意成功的病例而忽视失败的病例)。许多疾病的疗效也不可能通过经验摸索而确定下来。

　　历代名医在医案中津津乐道自己曾经用什么处方治好了某个病人，患者在文章中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如何得益于某种药物，这些在现代医学看来都没有价值，因为就药物、疗法的疗效而言，个案没有一点说服力。某个患者吃了某种药物之后病好了，并不等于就是那种药物真的发挥了作用。它可能是自愈(许多疾病本来不吃药也可以自愈)，可能是心理暗示的结果(许多疾病的相当一部分病人在吃了无药性的“安慰剂”之后也会痊愈)，甚至可能是误诊，病人本来就没病。因此，要确定某种药物的疗效，必须在做了大量的临床试验、进行统计之后才能确定。而且临床试验必须采取双盲方法，即在试验过程中，患者本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药物还是外观像药物的安慰剂，以排除心理暗示作用；主治医生也不知道哪个患者吃的是药物还是安慰剂，以避免在判断疗效时有主观偏差。究竟谁吃了药物、谁吃了安慰剂由第三方掌握，在最后统计疗效时才公开。据我所知，没有哪一种中药已完全通过了如此严格的临床试验，而现代药物(也就是所谓“西药”)一般都要经过这样的临床试验才会获准上市。

　　有些药物虽然对治疗疾病有疗效，但是由于毒副作用过强，也无法使用或必须慎用。对那些急毒、剧毒药物，靠经验还可能发现，但是对那些毒副作用要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的慢性毒，例如药物导致的癌症、肝病、肾病、心血管疾病，凭经验根本不可能发现，必须靠动物实验、临床试验、流行病调查才能查出来。中医虽然有“是药三分毒”的说法，但这只是一句废话，对某种药物究竟有什么毒副作用，服用后会对身体器官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现代药物在说明书中都会详细说明毒副作用，而我抽查了几种常见中成药，都对毒副作用只字不提，最多在“注意事项”中写一句“孕妇禁用”，给人以为中药对普通人都无毒副作用的印象。

　　近来靠现代医学方法才发现许多被中医认为无毒的中草药有强烈的毒副作用。龙胆泄肝丸能导致肾衰竭，只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实际上，还有许多药典记载“无毒”的中草药被发现能导致肾衰竭、癌症、胸腺萎缩、重金属中毒、畸胎。我再举一个例子，美国法律禁止进口含珍稀动物成分的产品，美国渔业野生动物部法医实验室为此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抽查了12种声称含有虎骨、犀角的中成药药丸，并未检测到这些成分，却意外地发现这些中成药的有毒元素汞和砷的含量高得惊人，不可服用。其中含量最高的是由于谣传让刘海若“脑死亡”后起死回生而名声大振的安宫牛黄丸(又称牛黄安宫丸)。许多中药补药都含有重金属成分，长期服用会导致慢性重金属中毒。可笑的是有人在服了中药补药后感到“燥热”、“上火”还以为确实很补，不知那正是重金属中毒的症状。

　　各种中药方剂、民间验方、祖传秘方、中药补药、中药保健品等等目前仍然很有市场，了解一点现代医学常识，不要轻信各种广告、传言，不仅可以少花冤枉钱，而且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少受点罪。否则，在盲目服用中药之后引起不可逆转的慢性中毒，就悔之晚矣。

   中医的概念是“人是宇宙”，而西医的概念则“人是机器”。所以中医在这个西方科学为主流的情况下就被看作了伪科学。其实中医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生命哲学。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医应称为传统医学，西医应称为现代医学，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体系上的，因此具有先进性。中医无疑具有悠久的历史，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落后是无疑的，古代中国人也并没有因为有中医而比只有巫医的外国人长寿，平均寿命只有30岁，相反新中国成立后，西医的广泛应用使中国人寿命大大延长，注重事实的人不难从中得出结论。

知道这些反对中医的名人都是谁么？他们是孙中山、鲁迅、胡适、梁启超、陈独秀、梁漱溟、郭沫若、严复、傅斯年、李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中国思想开放的先行者，深受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其中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者，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中坚力量，孙中山是共和宪政的启蒙与缔造者，胡适、陈独秀、鲁迅三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傅斯年是北大前校长、国学大师，郭沫若和李敖都是著名学者。（转载）

反对的言语以鲁迅的“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和傅斯年的“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最为有名。

鲁迅：“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鲁迅1922年和1926年写的《呐喊;自序》、《父亲的病》中对中医进行严厉的批评批评，用辛辣的笔墨嘲讽了中医存在的弊病：故作神秘和玄虚、拼命捞钱、草菅人命的恶劣职业道德。并发誓‘决不看中医’。

郭沫若：“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郭沫若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他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并希望盼望一切不甘居混沌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并断定：“国医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会好的病”。还绝对化地说：“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李敖：“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

李敖一直是反对中医的，早在1961年他就曾经发表废除中医的文章《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他认为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么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

何祚庥：支持取缔中医

何祚庥评论中医的一个准则就是：是否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支持批评中医的，我觉得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大家看病都选择西医，只有少数现代科学知识比较缺少的人才选择中医。

严复：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

陈独秀：“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

梁漱溟：“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

孙中山先生患肝癌，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中药。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清咸丰十年，曾国藩对其子纪泽患病身体虚弱十分焦虑，但叮嘱千万不要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因为“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吴汝纶也“于中医之一笔抹杀”，临终前身患重病，仍然拒绝中医。1900年，严复曾写信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方舟子：“中医是伪科学”

中医的‘系统’，是一个未经实证也难以否证的系统，要接受它必须依靠信仰。因为这一套系统非常模棱两可，怎么说都说得通，所以同一个病人，让三个名中医来看可能就有三种说法。现代医学依靠的是客观的医疗手段，而中医看重的是主观的医术，而这种对个体的强调，正是宗教、哲学的一个特征。”

罗永浩：“中医骨子里是伪科学”
“中医骨子里是巫医继承下来的，从来没有科学，全是靠混人试来试去试到今天，瞎猫碰耗子也能治几种病吧。有没有副作用，不知道。中药从来不写副作用，是不是没有副作用啊？当然不是，它就是伪科学嘛，没有药检。”

因为鲁迅在这两篇文章中着重批评的，是某些中医的封建迷信思想和乘人之危敲竹杠的不良作风。例如，给他父亲看病的那个中医所开的药方，做药引的“蟋蟀一对”，注明“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在1926年的《马上日记》中，也批评了某些西医，说“西方的医学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望而却步了。”接着又说：“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可见他的“望而却步”，是指那些“做事不切实”的西医而言，也并非一概而论。《马上日记》还记载了一件事：一位朋友送他两包柿霜糖，他听说嘴角上生疮，用此糖一搽便会好，就想储存备用，可见他很相信，而这分明是中医的偏方。

鲁迅先生在后期作品如《经验》中，对中医中药有这样一段论述：“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症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又说《本草纲目》“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许广平在一篇回忆录中说，鲁迅在居住上海的最后十年中，常和周建人谈到《本草纲目》或其他中医用草药治急病见效的实例，并亲自向朋友介绍用《验方新编》上的中药方治病，又说他年轻时曾生过“抱腰龙”的病，也是在乡间用草药治好的，可惜忘记了药名。他常对一些效果很好的中医验方因年久失传而湮没无闻深表惋惜，希望有人加以科学整理。可见鲁迅不但在理论上认识中医中药之可贵，在实际生活中也这样相信的。

曾有一位读者写信问许广平：为什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和《南腔北调集·经验》一文中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许广平答：前一篇文章写于1922年，那时鲁迅还只是一个民主革命者；而后一篇写于1933年，鲁迅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得出来的结论也比以前更深刻更全面了。

科学就是科学，中医充其量也就是玄学。

中医是我们汉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医学，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他们的传统医学。这些传统医学的历史有的比中医短，有的比中医长，甚至要长很多。在发达国家，他们的传统医学已经被现代医学取代了。但在我们国家，中医（还有藏医、苗医、维医等）还在发扬光大。是我们的祖先比他们的祖先更加高明，甚至比今天的我们和他们也更加高明？

还是因为今天的我们与今天的他们相比已经落后了，但因崇古而不愿放弃！因守旧而不敢超越！因落后而害怕进步？！
在我们中国，中医中药的很多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如：“中药是天然的，中药没有副作用”；“是药三分毒”；“中医看整体，西医看局部”；“中药好，西药快”；“中药调理，西药治病”；“中医善于治疑难杂症”

这些说法是真的吗？？？今天我们知道：
有些动物和植物也是有毒的，怎么会因为天然就一定没有副作用呢？只是有的毒性缓慢，我们的祖先发现不了。但祖先发现不了的那些缓慢毒性积累起来也是致命的！
在中药中，日常的食物能入药，砒霜也能入药，怎能笼统说是药三分毒呢？实际上是因为中医不能准确知道所用药物的毒副作用倒底有哪些、有多大？只能有一个模糊认识！

现在是到了我们自己重新认识中医的时候了!实际上五四前后的很多人早就开始思考中医的问题，批评中医了。如鲁迅、钱钟书、梁漱溟、巴金等。甚至被称为“中国文化的守护神”，出身于中医世家，三世为医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批评中医。

不过，批评中医并不是批评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在他们那个时代并不落后。在千百年前，所有民族对事物的认识相对今天来说都是模糊的、笼统的、落后的，甚至很多是错误的！在千百年前他们对我们身体的认识也是如此。几百年前的《本草纲目》上有好些方子，今天即使常人都可以看出来是非常荒谬的！但这就是千百年前古人的经验和认识！在今天，“望闻问切”是多么原始，多么粗糙的疾病检测手段啊！

批评中医就是批判今天的我们，在飞速发展的今天还在死死守着祖先千百年前的东西而不肯进步，不敢超越，固步自封，害怕竞争！

在发达国家，很多中药因为毒副作用已经被禁止使用了。而在中国，我们还在因为我们祖先曾经喝过，就把它们喝下肚！可是从来没人告诉我们这些种类繁多的中药里究竟有哪些会让我们慢性中毒！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把我们毒死！今天，婴幼儿死亡率已经非常低了，霍乱天花鼠疫麻风疟疾血吸虫结核流脑这些历史上人类的杀手我们也不再恐惧了，是什么带来的这一切？是我们几千年的“民族瑰宝”中医吗？不是，是现代医学！！！事实上直到今日，中医对它们还是束手无策，却号称专治“疑难杂症”！拒绝中医，不喝中药！除非我们得了“疑难杂症”！为了我们的身体，让我们选择现代医学吧！

服用草药有五大危险。

一、有些草药含天然致癌成分。
例如流行于中国、日本和欧洲治咳嗽和支气管炎的名药“款冬”，无论是花、叶、根，都含致癌成分，大量久服后会得肝癌。肝癌是台湾的第一大癌症，成因不明，但台湾居民的嗜饮、好补及吸烟人口多，都是可能的成因之一。烟酒并存本就容易得肝癌，如再加上像款冬这样的草药，肝细胞要幸免于难，颇不容易。草药的致癌毒性属于慢性毒，几十年后癌症才会形成，中医本草户籍都把款冬说成是无毒的草药，目前只有西医才有能力把草药里的致癌成分检查出来。

二、许多草药除含有可治病的有效成分外，还含有天然毒素。
有一位病人喝了一杯利尿名药“垂序商陆根杀剂”，结果被送往医院急救。“商陆根”含损胃肠、中枢神经和心脏的毒素，可致人于死。有不少含天然毒素的中药，都是借加热炮制去其部分毒性，炮制过火，药效尽失；加温不足，则毒素犹存。为安全着想，这样的草药不该随便使用。

三、许多中草药常含过量重金属。
久饮后会损伤神经、肾脏和其它器官。草药里的重金属如铅、砷、汞等均来自受污染的土壤。有药补习惯的人在使用前，应先取部分药材找人化验，不受污染的药材才适用于药补。

四、有些草药会使胸腺萎缩。
胸腺是人体生产免疫细胞以捕杀癌细胞和入侵人体的细菌、霉菌和病毒的腺体。胸腺细胞本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死亡，不能再生，人体的免疫力也因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而递减。但被奉为保肝良药的“柴胡”和护肤美容圣品的“薏苡人”，会使胸腺更快地萎缩，而使胸腺萎缩的草药还不止这两种。

五、服用草药的孕妇有可能产下畸形儿。
药物使胎儿变形的毒性称为畸胎作用，某种西药是否有畸胎作用有许多西医文献可考，草药就不然了。

鲁迅与中医药

刘建英

对于中医药，鲁迅在早期曾有过相当片面的看法，那是因为他在少年时，父亲连年遭受疾病的侵害，鲁迅有4年多曾常常出入当铺与药店，为父亲筹钱和请医买药。可是，他父亲的病还是没有医好而与世长辞，这使鲁迅对当时家乡的中医极为反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逐渐修正了自己的认识，在回忆自己早期对中医那种片面的看法时说到：“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鲁迅后来对待祖国医药学的正确态度，从他的实践和他的一些文章以及日记中，可以得到证明。在日记中，鲁迅多次写到服用中药的经历。1912年11月10日，“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同年11月23日，“下午腹痛，造姜汁服之”；1916年4月22日，“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1930年8月30日～9月6日的8天日记里，有4次写到为儿子海婴往仁济堂买中药。从鲁迅的日记中还可看出，他很重视祖国医学的古籍并进行了收藏。1914年9月12日记录了“买《备急炙方附针灸择日》共二册”；1915年2月21日“买景宋《五叔和脉经》一部四本”；同年2月26日“购到《巢氏诸病源候论》一部十册”；4月27日“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部二本”；1927年8月2日“买《六醴斋医书》一部二十二本”。鲁迅不仅亲往书局购买中医书，而且还自己动手修补中医书籍。1927年8月12日的日记写到：“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8月17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论”。还应提到的是，鲁迅对国外出版的有关中医的书籍也相当注意。1930年，他先后买了《汉药写真集成》与《食疗本单之考察》，从中了解日本学者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情况。此外，鲁迅对于有关中国医学史与医学辩证法的书籍也进行收购研究。1933年4月25日花了九块银元买了日本出版的《支那中世医学史》一本；同年11月5日买了《临床医学辩证法的唯珠论》。以上的记录，都足以反映出鲁迅对中医学的广泛兴趣和重视。

鲁迅通过对祖国医学文献的研究，以及自己接受中医治疗的经历，对中医的科学价值越发信服。1933年6月他在《南腔北调集·经验》一文中，谈及《本草纲目》时写道“含有丰富的宝藏”，“是极可宝贵的”。他正确地论述医药学是人民群众的无数次实践所发现的事实，鲁迅写道：“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史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关于毒药的叙述。”他在这篇文章里，举出令人信服的实例，否定了积久相传的“神农尝百草”的唯心主义论调，肯定了医药也是由“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他一再强调人们现在能够懂得药物的性能，乃是古代劳动人民付出血的代价而取得的经验。“……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本草家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性命的了。”（《伪自由书·推背图》）

平时，鲁迅先生不但“随便翻翻”这本书，而且常和一些对《本草纲目》研究有素的人谈论它。许广平回忆道：“记得他在上海活着的时候，常常和周建人先生相见，兄弟俩在茶余饭后，总要谈话。谈话内容，其中就会从植物学谈到《本草纲目》。”（《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可见鲁迅对这部祖国医学典籍有不同一般的重视

中华M国全面废止了中医。

对中医歧视、摧残最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

1929年2月，国M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抗战后，M国政府变本加厉，对抗战中仅存的中医横加摧残。

M国政府除了不准中医办医院、设学校、登广告外，还设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审查限于经政府考试领有证书者、或中医学校肄业三年领有毕业 证书者、或由政府发给行医执照者，方可向中央国医馆申请登记，否则不准行医。

M国政府为了消灭中医学校，更是不择手段。1946年2月，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我国最早创办、最具影响的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两校坚 决抵制政府的无理取缔，经多次交涉无效，终于转为公开斗争。8月，校长丁济万的护校宣言在《新闻报》上刊出，并组织请愿团向教育部请愿，终无结果。9月， 教育部再次命令将上述两校及上海中国医学院同时取缔。此讯一出，全国震动，在三校负责人的呼吁下，成立全国中医药请愿团向行政院请愿。国民党政府竟然毫不 理会，在全国没有一处中医学校立案的情况下，却以该中医校未经立案为由强令关闭，使这三个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终于没有维持到解放。1947 年11月，上海不准中医学校毕业生参加特种中医考试，再次打击中医教育。广东省在M国年间先后开办20多所中医院校，到1947年仅剩1所广东省中医药专 门学校。

到全国解放前夕，全国没有一所公立中医院校，更谈不上学术研究，中医书籍出版尤其困难。中药生产听其自生自灭，质量低劣，税多捐重，药店纷纷倒闭。

四次中医存废之争

首次中西医之争出现在1912年,也就是近代史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当时,梁启超和鲁迅等都站在了质疑中医的阵容中。“五四运动”后期,“骂中医”也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其中,最有名的是鲁迅那句话:“中医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子。”

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在1926年被西医误诊而错摘肾脏,成为中医反击西医的有利“武器”。徐志摩为此在《我们病了怎么办》的文章中调侃西医所谓的“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鲁迅则立即发表言辞尖锐的《马上日记》反击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

1929年,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又以中医无法证实自己的科学性而提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议案,欲废止中医,引起全国第二次大范围的中西医之争。最终,国民政府迫于“全国中医药联盟”200多名代表请愿的压力,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中医界也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建国初期,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再次希望将中医“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不过,党中央及时发现“团结中西医”政策被错误执行,立即纠正了各级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对中医的偏见。

在“文革”期间,中医被当成“四旧”,再一次遭到严重打击,“文革”后才重新获得发展空间。1982年颁布的《宪法》第二十一条,还特别注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给予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中医是一种朴素的哲学，世界观！唯独不是科学！中医其实是非常不具体的 科学一定要是具体的，是有局限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就不是科学

鲁迅：“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鲁迅父亲之死――兼论鲁迅为什么骂中医

鲁迅为什么说“中医都是有意无意的骗子”，鲁迅为什么赴日本留学学习西医，以及鲁迅至死相信西医不用中药，其主要原因就是鲁迅的父亲死在中医手里。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于1893年冬―病不起至1895年秋冬病势日加严重，直至1896年10月12日(农历9月6日)去世，终年三十七岁，中道夭亡，他到底死于什么病?根据分析主要死于肝硬化(肝癌？)、俗称膨胀病，中医称单腹胀。期间邀请中医治疗。下面根据史料，分析一下鲁迅父亲的发病治疗经过，功过得失，自在其中。

病因

一郁怒成积：1893年秋鲁迅祖父周介孚科场贿赂案发，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杭州乡试，与案情有涉，故被拘捕审讯，又革去秀才，在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忧郁恼怒，肝失疏泄．失其条达，日久郁怒成积。

二酒精中毒：忧愁无处发泄，借酒浇愁，酒后常甩筷扔碗，大怒伤肝，酒精对肝脏损害更大，日久肝郁血液。周伯宜爱用水果作下酒物，鲁迅常去上街买鸭梨、苹果、花红之类给父亲下酒；根据绍兴人饮洒习惯，凡用水果作厂酒物者多饮的是白酒(烧酒)，白酒含酒精浓度大，因此对肝脏损害更为严重，而其父在生病期间照样喝酒．从不忌口．故造成病况每下。

症状
一，牙龈出血。鲁迅还在一篇叫做《从胡须说到牙齿》的文中讲到自己"牙齿也很坏，……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并说"这是我的父录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的牙齿也很坏。"由此猜测鲁迅父亲也有牙龈出血症状，此亦是肝硬化的常见临床表现之一，兴许他的肝硬化尚伴有"脾功能亢进"的病况，也说不准。中医认为是肝火克脾，是酒毒的表现。

二，口吐鲜血：周伯宜由最初的慢性牙龈渗血逐渐发展到了突然大口吐血，当时鲁迅母亲用墨汁止血毫无效验。对于创伤出血，用草木灰和墨汁都能有效的止血。而鲁迅父亲是在呕血，血从胃中涌出。由于肝硬化，门脉高压造成胃底静脉曲张，郁怒或酒的刺激，而致胃底血管破裂所致。这时用墨汁止血，根本无济于事，只有请医生急救结扎血管止血，但也只能缓解一时。有的病人会因食道静脉破裂，吐血而死。

三，浮肿腹水：吐血量大，造成贫血，血浆浓度低可出现水肿；更主要的是门脉高压，下腔静脉受阻，造成下肢浮肿，后逐渐加重，腹水压迫，漫肿到了胸腔，连呼吸也感到困难，用他父亲感受说，好象一匹小布紧裹身体一样难受。有的肝硬化腹水病人会出现肚脐膨出，医学上叫做脐疝。

四，疼痛不止：肝硬化日久不愈，可致肝癌，肝硬化本身加上严重腹水也可造成剧烈难以忍受的疼痛。由于疼痛不止，起初他服鸦片救急，渐渐地有些非此不能止痛了。这已经是毒品依赖。

治疗
当时在鲁迅居住的绍兴城里，一位颇有名望的中医隔日一次为他父亲诊治水肿，维持患者生命长达两年。随着疾病的发展，加之患者依然酗酒，病情逐日加重，令人担忧。鲁迅在《父亲的病》中写道:"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利害，将要不能起床"。有一天那名医来诊，问过征状，自感江郎才尽，便极诚恳地说自己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再也无计可施，遂荐本领又胜一筹的何廉臣来高治。

这位何廉臣先生当时在医界是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对鲁迅父亲的治疗，常常开有奇特的药引子，如同巢的蟋蟀一对、结了子的平地木十株以及经霜三年的甘蔗等。鲁迅曾不以为然，因之小视，进行过讽刺，这是后话。但从医学讲无论如何，这前两味均是目前治疗腹水的良药。蟋蟀利尿消肿作用明显，尤适用于体弱气虚者水肿，有攻补兼施之妙；平地木主产于华东，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的，普通都称为'佛老大"'，有清热利水、活血退黄功能。如今已广泛应用于肝病临床。陈先生即何廉臣，也确是当时名医，虽治疗偏于古怪，但用药相信不会没有道理。

何廉臣在用汤药的同时，有一种特别的丸药--即败鼓皮丸。这药丸"就是用打破的鼓皮做成；水肿一名臌胀……。"从鲁迅的这些记述中，父亲得病是"臌胀"无疑。臌胀病名，中医专有，多因情志郁结，饮酒过多，或感染虫毒以及黄疸积聚而发病，现代医学肝硬化、腹腔内肿瘤、结核性腹膜炎等形成的水钟，均属于"臌胀"范围。

那种神奇的"败鼓皮丸"服用了一百余:天，"有什么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肿，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 鲁迅笔下除反复写了父亲的水肿外，气喘也多次提及："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又在另一篇题叫《自言自语》的文中说:"我的父亲躺在床上，喘着气，脸上很瘦很黄，我有点怕看他了"。儿子因父亲的病而恐惧，又无可奈何。这种气喘，概为大量腹水，使膈肌抬高致呼吸困难所致，"喘气颇长久"，是由于长期利水低钾而致的代谢性碱中毒的呼吸浅慢，属于中医的呼多吸少，肾不纳气。父亲气虚至重，连说话也觉不支，试看鲁迅对父亲的描述："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由于二、三年的病苦缠绕，父亲很想平静一下子的，但却总显得烦躁易怒，合乎肝病易怒之特点。

末了，何廉臣先生治疗，"仍旧泰然地开了一和方，但已经置败鼓皮丸不用，药引也不很神奇了，所以只消半天药就煎好，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这说明父亲的腹水病已极其顽固深重，肝病导致的脾胃失职，已不能受纳水谷，后天不养，若非紧急"实脾"无以保全。

综上病因病史、临床表现和治疗预后情况，我们可以初步诊断鲁迅的父亲所患为(酒精性)肝硬化腹水--臌胀，

死因
膨胀病本是难治之症，即“风、痨、膨、脆”为内科四大证；膨胀一证，索来棘手，有谚云“神仙难医膨胀病”就是这个意思。二是即便在今天的医疗下，也将最后成为成为不治之证而病故。鲁迅由于对父亲的死“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怕也很抉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病重不避酒，神仙也难医。年少无知，却怪医生。不反省其父酗酒伤肝，反而怪怨中医耽误，请问即便在今天对已经肝硬化的病人，如何治疗才叫不耽误。鲁迅的人品之低劣，可见一斑。

补充：
1)牛皮本草纲目云：主治水气浮肿、小便涩少。以皮蒸熟，切入鼓汁食之。
2)其年何廉臣35岁（1861年----1929年）

对中医的科学性深度怀疑中！

同样的病，每次药方不同、每个医生的药方不同。草皮、树根、花草等十几种，感觉很脏却无法清洗，煮出一锅不干净的汤，这能治病吗？严重怀疑

记得我外婆是去世之前，叫我（6岁）去逮一种味道很丑的小虫子做药引子，小时候不懂事，只知道中医说那个吃了能治病。最后外婆还是去世了，我母亲说是饿死的，外婆一直说她很饿却无法吃东西（食道有问题），想起了我都心痛，最想念外婆给我烙的葱花饼。

何祚庥：中医理论的核心是伪科学（摘录-转载）

中国科学院院士页面这样介绍何祚庥——粒子物理、理论物理家。对于医学，何祚庥是外行，所以他事先声明：“物理和医学差得比较远，对于一些医学的细节，比如哪种药好，有毒没毒，我不是专家，我没做过化验分析，我不能评论。但对于中医的一些缺点和严重问题，我相信我的评论还是靠得住的。” 何祚庥评论中医的一个准则就是：是否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支持批评中医的，我觉得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

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或者淘汰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在医学里就是有先进落后之分，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普遍规律。不仅中西医之间有先进落后之分，西医和中医内部也存在这个问题。

我有看中医的经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都看中医。我母亲对中医就十分反感。我两岁是父亲得伤寒死了。他还是学现代科学的人，迷信中医可以治伤寒；伤寒是传染病，西医治比较妥善。但是家中祖父母包括我父亲本人都主张请中医来治，结果治死了。但那时妈妈比较年轻，无法做主。所以我妈妈对中医十分反感。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的弟弟比我小一岁多，出生几个月后，瘦得不得了，人也长不大，脖子也挺不起来。中医虚啊实啊说了一通之后，就不知道怎么看了。我妈妈把孩子偷偷把送到西医那里，大夫一看，奶水有问题。把奶妈请来挤出奶水，缺乏营养物，孩子营养不足。马上改喝牛奶，几天后就改观了，这就是科学。何祚庥举的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77年前。

中医理论的核心，阴阳五行学说是伪科学。中医在落后主要就是说它在理论上落后。什么虚啊、实啊、气啊、补啊、阴阳五行等等，这些概念都是不准确的，不知所云。什么叫做虚火上升，什么叫做寒症，这些语言是不科学的。而且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这套理论是完全不科学的。

中医里的阴阳五行，简直不知所云，越听越糊涂。应该说中医里的阴阳五行是典型的伪科学。玻普有一个关于“伪科学”的定义，凡是不具有可证伪性的“科学理论”，即是伪科学。支持中医阴阳五行理论的朋友们，需要回答的一个尖锐问题是：这一理论的“可证伪性”何在？但是西医的很多问题却搞得清清楚楚。拍X光，作CT，哪里有问题都看得很清楚，不需要说什么阴阳怎么样，做个手术就解决了。

告别中医中药

张功耀（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哲学系。1956年生，湖南郴州人，198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中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学科带头人，湖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及湖南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湖南省科技新闻学会高级会员，主要从事科学技术的历史、哲学及社会学研究

内容提要：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关键词：废除 中医 中药

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1〕。俞先生的这个“废医”（“废除中医”的简称，下同）主张，明显影响了曾经赴日留学的两位浙江后生，一位是余云岫，另一位就是鲁迅。前者赴日先攻物理，后转大阪大学主攻医学，回国后却以斥责中医为“伪学”而名闻海内外，有自撰的3集本《医学革命论》流传后世。后者赴日学习西医，回国后却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为己任，其中包括“废除中医”，代表作就是短篇小说《药》。在这些“海归派”的倡导下，在20世纪的20年代形成了一股废医热潮。除余云岫和鲁迅之外，还有政治人物孙中山，学者胡适、梁启超、严复、丁文江，都是“废医”主张的强力倡导者。有学者已经指出过，这些“海归”的废医派人士均把废医主张与国民性的改造联系在一起。〔2〕然而，中国的文化是很难改造的。几乎所有新起的思想，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外部引入的，都要被淹没在庸众思维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在科学思想有了一定普及的今天，要继续说服人们接受这个120多年以前就提出的废医主张，也还有许多艰苦的理论工作要做。

以文化进步的名义

在我国，主张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来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竞争的“爱国者”不少，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爱国者”具备了理解和保守中国旧文化的能力。同样，尽管中国至今仍不乏批评主张“废除中医”的人，却没有任何“护医使者”指明了中医的前途。有不少人曾经试图通过“中医现代化”来振兴中医，实际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中医越是“现代化”，中医所暴露出来的缺点也就越多。典型的例子是，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Panax ginseng, L.），经现代化研究以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作用。 为回避这个严酷的现实，另有一些人提出了一种底气不足的新主张。他们认为，中医是越古老越可靠，中医的前途不在于现代化，而在于复古。可是，这个复古倾向一冒头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明眼人心里很清楚，复古只会掩盖中医的缺点，不会给中医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由之，中医走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笔者首先想要论述的是，中医走入今天这种境地，是它从来不曾主动地寻求进步造成的。

中医祖于不立方剂的《内经》和《难经》。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西汉古方以前，我国中医史家常以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始立冬寒之方为中医方剂的开始。嗣后，复有河间医生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始明温暑，易州张元素传《医学启源》理脾胃，其徒弟东垣老人李杲写《兰室秘藏》讲内伤，张子和以《儒门事亲》攻痰饮，丹溪先生朱震亨以《丹溪心法》究阴虚，至此形成了“中医六宗”。中医史上也还出版过《医林改错》那样的书。这看上去，中医也是不断进步的和求实的。其实不然。中医六宗带有标榜性质，并无实质性的进步。其创新程度，还不如轻便自行车与山地自行车之间的差异。那些自认为可以进行医学纠错的人，自己所犯的医学错误甚至更为严重。

就世界范围看，最古老的医学都是草本医学。笔者曾经考查过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古代中美洲地区的医学。〔3〕将其与中国古代医学相比较，不难发现，所有古代医学都有十分相似的起源。比如，西医里边的“发炎”（inflame，inflammation）就与中医里边的“上火”是一致的。在化学药物兴起之前，全世界所有古文明发源地的人民都是用草医草药治病的。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古中国大概还是兴起草医草药较晚的文明地区之一。为使“护医使者”们对它有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妨做稍微详细一点的论证。

高春媛女士曾经出版过《文物考古与中医学》一书，其中对甲骨文医学资料总结得比较详尽。笔者阅读后发现，甲骨文中只有一个勉强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病”字，却没有一个“医”字，哪怕是不可靠的“医”字也没有。〔4〕这表明，在甲骨文流行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医学。至于立有方剂最早的中医著作，则是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14种医书，其存续年代在公元前193年左右。如果拿它与其它文明地区的医学做比较，中国古代医学的肇始年代，不仅与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医学形成的反差较大，与古希腊医学所形成的反差也是相当大的。对此，笔者已经指出过，19世纪5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的由20000多个瓦版残片组成的《尼尼微医书》，其明确可追溯年代达到了公元前2100年，比夏启王朝立国还要早大约100年左右，比甲骨文的存续年代早大约700年，比马王堆医书早1900年。古希腊的医学原来以为是公元前8世纪才开始的。最近，从公元前16世纪的草纸书中发现了古埃及人使用过来自克利特人的药方。这一证据把希腊医学的历史往前推进了800多年。遗憾的是，如此久远的医学历史文物和文献证据，在中华文明的考古中还没有发现。〔5〕

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国可能还没有“医”，只有“巫”。众所周知，中国的“巫”是纯粹的“医骗子”。后来才逐步从“巫”当中分离出了“医”。由于中国古代的“医”起源于“巫”，使得中国的“医”一开始就与“巫”搅在了一起。事实上，我国今天流行的“中医”（尤其是民间中医）依然保留着“巫”的痕迹。

中国古代何时才把“医”和“巫”分开，至今没有定论。有人以秦越人（扁鹊）为中国最早的“医”。其依据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扁鹊的一个誓言：“信巫不信医，不治也。”于是，扁鹊成了中医的鼻祖。有考据认为，扁鹊生于周威烈王19年（公元前407年），卒于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如果这个说法确实，那么，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小53岁。更有甚者，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扁鹊有任何医学著作流传后世。《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极有可能是伪托扁鹊之名刊刻的，而且已经失传。希波克拉底则无可置疑地留下了10大册之巨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据西方科学史家介绍，这部比扁鹊的出生还要久远的古代医书所包含的医学主题有53个，迄今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公元11世纪出版的《希波克拉底文集》，****页码编号是5526。对此，我们只要指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刘衡如、刘山永父子的校注本《本草纲目》，连同“目录”和“索引”在内才2000页，足见《希波克拉底文集》著述的宏大了。

要论历史悠久，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历史更悠久。要论内容丰富，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内容更丰富。更何况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之后，有盖仑（公元二世纪）和阿维森纳（公元九世纪）两次里程碑式的发展。可是，当16世纪化学医学兴起的时候，欧洲人还是告别了他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草医草药，走上了化学医学的道路。

继化学医学革命成功之后，医学在19世纪末又发生了生理医学革命。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以后，20世纪的人类正在酝酿一场基因医学革命。在中国，既没有跟上化学医学革命的步伐，也失去了生理医学革命的机遇。人类文化多次长足的进步，居然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医学的任何方面。这种不思进取的文化，难道是先进的文化吗？因此，以文化进步的名义，我们有理由告别既不可能复古，也不可能走向现代化的中医中药。

以科学的名义

许多为“中国古代无科学”做驳斥的学者，总是试图指出中国和西方存在“不同的科学”。这样的假定是虚幻的。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最简单的判定方式就是看它是否建立了明晰而可靠的原理关系或因果关系。中医之所以不属于科学医学，就在于它的经验判断和理论陈述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有人以为，中医虽然不属于科学医学，但应该有资格被称为经验医学。其实不然！中医的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诸如太阳、太阴、阳明、厥阴、少阳、少阴之类的概念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也有一些概念，表面上看似乎存在某些经验基础，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它们脱离经验世界很远。药性的“五味”（辛、甘、苦、咸、酸）和“四气”（寒、热、温、凉）表面上看很有些经验的味道，其实它们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类似的还有“五脏”（心、肝、脾、肺、肾）和“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都是不能被赋以任何经验意义的概念。另有一些表面上看属于经验世界的存在，但它的描述方式却不具有任何经验性，而且描述也不精确。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的“脉诊”方法。这种描述不精确，没有实际诊断价值的经验方法，使慈禧太后至今还背负着洗不清的“喜脉案”。其实，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可以通过脉相来表达。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中医断言为一种经验医学。

此外，中医也完全不是理性医学。理性科学以完全形式化的推理为特征。表面上看，所有被完全形式化的概念只存在于理性思维领域，远离经验世界。可是，几乎所有的理性概念都具有经验的可还原性。比如，“点”、“线”、“面”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但它们却都可以用来解析经验世界的存在。你可以将桌子上的某个位置叫做“点”，你也可以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叫做“点”，如此等等。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中医概念达到了这样既高度抽象，又可做经验还原的理性思维境界。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医的非科学特征，我们不妨以《黄帝内经》中关于水肿病的论述做一次具体的解剖：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歧伯曰：‘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帝曰：‘善’。”〔6〕

这段文字以黄帝的口吻提出了这么一个病理学疑问：通常认为，疾病是从外到里演化的，可是偏偏有些疾病“不从毫毛而生”，五脏自己就变得不起作用了，“水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为什么呢？然后，作者以“歧伯”的口吻教导黄帝如何对水肿病人进行保养和治疗。其中，“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所表达的是对水肿病人的治疗原则。它把治疗水肿比喻成称东西，把蕴积的部分去掉，保持一种平衡，水肿就可以好了。这个教导明显是一种表面判断，没有任何深入的趣味。肿了的病人要消肿，这是众人皆知的常识，实在不是一种了不起的“学问”。然而，歧伯却以煞有介事的姿态讲出了一些连他自己都如坐云雾的“医理”，其中引起中医学者****兴趣的莫过于“缪刺疗法”。

按照《素问·水热穴论》的说法，人体中有水俞57处，亦称“肾俞57”。人若有水肿病，可判断为“肾俞积阴”。按照“以左取右以右取左”的缪刺原则，左边水肿刺右边，右边水肿刺左边，一直刺到“见血立已”。可是，水肿病人基本上是左右俱肿或全身浮肿的。如此，如何才能“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呢？估计写这段文字的作者也未必清楚。至于用这种方法处置水肿病人，会不会出现“以复其形”（消肿）的医疗效果，也只好由患者的生命去作赌注了。至于“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之类的医疗措施，则没有任何明确的操作含义。它是不是巫术，我们姑且不去妄加断言，但至少它为江湖医生施行巫术留下了一个广泛的空间。

无可讳言，水肿病曾经是一种难以理解和治疗的疾病。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尤其如此。虽然水肿病被发现得很早，但直到19世纪，英国医生John Blackall 和Richard Bright才将肾源水肿、肝源水肿和心源水肿区别开来。1898年，英国生理学家斯大林（Ernest H. Starling）描述了作用于毛细血管膜的水压力和胶体渗透压力（oncotic forces）之后，人们才逐步认识到，水肿是因为这两种力的平衡遭到破坏引起的。细胞内外钠离子含量的变化最有可能破坏这种平衡。这也是西药医生劝告水肿病人少吃盐的科学依据所在。至此，关于水肿的认识才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由上可知，尽管不同的古文明地区在战胜疾病方面有大致相同的起源，但以后的发展道路迥异。值得我们效法的是，西医在取得进步之后，便很快告别了前人所取得的那些不可靠的认识，主动用新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医学实践。中医则不然。它具有强烈的“恋旧癖”。居然没有任何医学科学的进步使中医发生过丝毫改变。

现代人当然没有理由去苛求古人的不开化。但是，如果现代人继续维护古人的错误，就是对科学的亵渎和对人类生命的摧残了。因此，以尊重科学的名义，我们有理由告别因果关系和原理关系都不明确的中医中药。

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

最近20多年来，由于化学药品自身的局限性和广泛被滥用的现实，欧美医药学界出现了一种自然疗法（Natural Therapeutics）的研究取向。古代文明中曾经流行过的草医（Herbal Medicine）和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针灸（Acupuncture），受到了这一研究取向的重视，甚至出现了以草药和针灸作为辅助疗法的小诊所。国内一些不负责任的大众媒体，以此发表带渲染性的报道说，中医已经风靡世界了。其实，正如前述，草本医学并不为中国所独有，而是在16世纪以前的一切古文明世界中都存在的医学方法。因此，欧美医药学界推行的自然疗法也不是只参考中国古代的医学记载。此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自然疗法研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中国古代滥用自然界的恩赐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我们以对姜的药用价值研究为例，来比较二者的不同：

相传，孔子是喜欢吃姜的。《论语》中有孔子“每食不撤姜”一说。王安石说，姜能“疆御百邪”，把姜的药用价值夸大到了可以抵御所有外感疾病地步。其它古文明地区（如古埃及人和古印度人）也有以姜入药止呕的记载。李时珍写作《本草纲目》的时候，辑录了姜的药用价值达44种。但是，经自然疗法医药学家核实。姜的确切药用价值只有两种，那就是“止呕”和“通关节”，即对反胃（nausea）和骨软骨炎（osteoathritis）有效。〔7〕

这个确证过程是严格的。以姜的止呕作用为例：

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华盛顿中心医院的D. Mowrey医生把姜做成姜粉胶囊用来缓解因流行性感冒而引起的呕吐。后来，又有一位德国医生发现了姜对于消化不良和晕动呕吐也有疗效。1984年，美国宇航局（NASA）拨款支持姜粉胶囊抗晕动的研究。研究小组把它与晕海宁（dimenhydrinate）、安慰剂（placebo），多潘立酮（domperidone）、敏克静（meclozine）、桂利嗪（cinnarizine）等进行了药用价值的对比研究，他们在1489例对比实验中，发现给每4小时500毫克姜粉胶囊与给每4小时100毫克的晕海宁，具有相同的抗晕动的效果。〔8〕而且，姜粉胶囊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大约在相同时间里，自然疗法医药学家，以每4小时给姜粉胶囊250毫克的剂量，在70例抗妊娠反应中也取得了显著疗效。这样，姜粉胶囊在感冒、舟车运动和妊娠中出现的呕吐，都取得了可靠的疗效证明。

这样的研究与王安石和李时珍随意夸大姜的药理作用，以及中医方剂中滥用姜入药，属于完全不同的规范。

滥立方剂在汉以后的中医文献中是一种普遍现象。随便翻开一本医书，往往是一种疾病立有若干个方剂，一个方剂又同时使用了若干种“药物”。尽管保留在各种中医文献之中的“良方”、“验方”、“奇方”、“神效方”汗牛充栋，却都没有切实可靠的临床实验依据和医理。正由于此，中医方剂的“有效”没有普遍意义。有的“疗效”甚至是非常有害的。其中，将鸦片用于止痛和止泻就是有害“疗效”的例子。目前，西医为了缓解病人痛苦，从鸦片中提取单体吗啡用于止痛，但在使用上有严格的规定。其所以做出这样严格的规定，就是因为西医既认识到了吗啡的药用价值，也认识到了吗啡的毒性作用。这与中医滥用“佛粥”（鸦片的中医别名）止痛和止泻是完全不同的。

中医立方混乱与它滥用“药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医的“药”是否真有药用价值，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确证。事实上，中医方剂中的“药”不乏“食品”、“污物”、“毒品”和“穿肠而过的异物”。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把自缢的绳子烧成灰兑水服，可以治疗突发性癫狂。如果把这种绳子收藏二年以上，效果会更佳。又记载，将丢弃路边的烂草鞋烧成灰兑酒喝，可以治疗霍乱。诸如此类的配方是不可能具有确切的药用价值的。

熟悉中医方剂学的读者也许知道，中药医生遵循君臣佐使、六气岁物、七方十剂、气味阴阳、五味宜剂、升降沉浮、五运六淫、十九畏、十八反的配伍方法进行多味立方。某些“神效”方，可能真正起作用的只是其中的一味或者两味，在立方的时候，却偏偏要开十几二十味。笔者在农村习医（中医）时见过的方剂曾多达49味。中医如此立方，模糊了中医药物对于疾病之间的医理关系，同时浪费了许多“药材”资源，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更有甚者，中医通常以“奇特”来追求“奇效”。于是，成对的人形首乌、高山顶上的雪莲、悬崖上的灵芝、房顶上的茅草、灵猫的阴户、老虎的阴茎、猴子的脑髓，沙漠腹地的发菜，如此等等，因为其“奇特”而被视为“药中珍品”。于是乎，越是稀有的动植物资源，遭到的破坏也越严重。因此，为避免不科学的医药措施继续危害生物的多样性，一切有良知的学者都应该承担起一种文化责任，呼吁国人自觉告别中医中药。

以人道的名义

中医一直自我标榜为“仁术”。可是，这种“仁术”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仁爱特征。举其要者，有如下一些：

一、装腔作势，欺骗患者。

医学同其它科学一样，本是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知识体系。事实上，人类的疾病本身也是变化多端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除了医学尚未认识到和解决的疾病外，还会出现一些新型的疾病，2002年底到2003年上半年在世界许多地方流行的SARS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无论医学怎么发达，人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不可能战胜所有的疾病，尤其不能很快战胜哪些新型的疾病。

中医则一直漠视这个事实。对于中药医生所接触的疾病，不管是已经认识的，还是尚未认识的，他总可以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术语来装腔作势地作些“辩证”，就连SARS和AIDS那样的新型疾病，中药医生都要煞有介事是“辩证”一番。不仅如此，它甚至能够针对所有的疾病开出药方。“包医百病”这个成语出自中国，恐怕不是偶然的。

中国医学界这种不求甚解而又装腔作势的风气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种遗患。为使中国的“护医使者”对中医的弊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妨举这样一个例子：

估计现代人不大会相信立春时节的雨水可以治疗不孕不育症。大概是唐朝的掌禹锡首先在《本草拾遗》中记载了这个方剂。李时珍编修《本草纲目》时，在“水部第五卷”进一步地引述了它：“立春雨水夫妻各饮一杯，还房，当获时有子，神效。”〔9〕现代人固然会对这个“神效”嗤之以鼻，但李时珍则十分固执地相信它是真的，并为这个方剂做了阐发：“立春节雨水，其性始是春升生发之气，故可以煮中气不足，清气不升之药。古方妇人无子，是日夫妇各饮一杯，还房有孕，亦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也。”类似装腔作势的医理解释，不知骗了多少病人，害了多少学士。鲁迅先生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10〕，并不是恶意而刻薄的谩骂，而是确切的事实！

二、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

由于中医在生理和病理上的盲目性，使得中医关于“药”的概念相当混乱，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

1、污物入药。 尽管没有人确证过将狗屎绞汁口服可以“解一切毒”、治疗小儿霍乱、心绞痛、月经不调、发背痈肿等疾病，但《本草纲目》却在兽部第50卷推荐了这样的方剂。〔11〕这样的污物入药在《本草纲目》的“水部”（如磨刀水、三家洗碗水、古冢中水、洗脚水、溺坑水等）、“土部”（如蜣螂转泥、鞋底泥、猪槽垢、香炉灰、粪坑泥、尿坑泥等）、“服器部”（如裹脚布、月经布、内裤、篦梳、炊帚等）各卷中最为多见。

2、毒物入药。 中医以毒物入药已经在“中医现代化”研究中得到了不少揭示。其中以滥用矿物，让患者吞服大量的重金属或其它有害成分最为普遍。除中医推荐用来治疗精神性疾病的朱砂、辰砂含汞，密陀僧、禹余粮含铅以外，国内已有临床报道证明，中医成药的天王补心丹、牛黄解毒片、大活络丹、至宝锭、紫雪散容易导致肾中毒，甚至双肾萎缩；六神丸、六应丸、喉症丸等，可引起洋地黄样心律失常；云南白药、小活络丸、附子理中丸等中毒可出现口唇麻木、头晕恶心、最终可致心律紊乱以致死亡。如此等等。目前的临床统计表明，在所有中药的毒性作用中，以肝中毒最为多见。值得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由于中医入药的原理不清，方法上相当混乱，不可能指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所有中医药物进行药理分析，和对其毒性进行一一甄别。因此，中医究竟选择了多少毒物入药，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一点与西医在药品投入临床之前，事先阐明其毒副作用及其用药限量是完全不同的。所谓“纯中药制剂，无毒副作用”的正确解读是：“纯中药制剂，尚未阐明其毒副作用”。

3、异物入药。 几乎所有的中药方剂，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只有一味，甚至所有的药都没有用，真正起作用就是所喝的水。于是，在多味入药的方剂中，“多余”的药物就成了穿肠而过的异物。患者花费大量的钱财购买一些穿肠而过的异物，对患者所造成的坑害是可想而知的。“中医现代化”研究已经证明，即使是“上好的”人参，对于所有的疾病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可见，中医的异物入药是何等的触目惊心！

患者花钱买回的“药物”中，竟然不乏污物、毒物和异物。它们不但不能解除患者的痛苦，反而还要使患者不明不白地忍受各种危害。这样的“仁术”是道德的吗？古人入药混乱限于古人的认识水平。现代人明知其有害，却要竭力去维护它，这种不道德的文化欺骗行为，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三、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并为医生的无效施治开脱责任。

古代立方大多凭经验，没有什么理论。16世纪中叶，瑞士医生巴拉塞尔苏士（比李时珍大35岁）根据当时的化学思想，首次指明了草本医学中所使用的药物，真正起作用的是药物中的“精素”。为此，他通过结晶升华获得了人类第一个化学药物：愈创木酚。与这种寻求药物内在起作用的“精素”不同，中医立方则通过从药材的选择、药物的炮制、药物的收藏，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严格规定来追求“奇效”。细辛要水渍令直，蜈蚣要足朱为上，黄精要七蒸七晒，螵蛸要胶于桑树者，上党的人参，川西的当归，齐州的半夏，毒蛇含过的石头，总之，所有中药必须“产之有地，采之有时，制之有法”，才能奏效。此外，还有将药物分成上、中、下“性三品”以应天适时，把握君、臣、佐、使和“五味”“四气”的宜忌、标本、升降、沉浮的配伍法式以相宣摄。到了唐朝，气象变化也被引入了用药法式，于是又有了“四时宜忌”和“五运六气用药式”。此外，还有“不得违越”的剂型规定。甚至熬药用的水，烧火用的柴都是使中医方剂创造“奇效”的严格规定。

这样严格而奇异的立方不为别的，只为追求“奇效”。显然，这样严格的规定是很难做到的。于是就有“良方易得，好药难求”一说。立方如此严格，见效了自然是“奇方”的“奇效”；如果不见效，当然就是没有“好药”或“真药”了。由之，医生无效施治的责任被开脱得干干净净。而患者为了疾病的好转，不得不按照这些严格要求，爬山涉水、劳民伤财去寻求“真”“奇”的药物。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真”“奇”的追求没有任何医学意义。

总览以上，这样的“仁术”何曾有丝毫的仁爱之心？今天，应该是我们彻底揭露“仁术”真相的时候了。

注：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消耗人参最多的国家，其基本消耗目的是用它来改善人的活力，消除疲劳。19世纪，欧洲人依据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开始研究人参真实的药用价值。其结果，居然是否定性的。20世纪，美国人也开始了对人参的研究。但是，所有的研究都没有发现人参有任何确切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于是，经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严格审查确认，人参属于“一般认为安全”（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GRAS）的食品，而不是药品。1970年代以来，医学界陆续发现了人参的许多副作用。由之，这个被列入“一般认为安全”的食品陆续有了一些安全防线，它告诫人们，重感冒，咯血，过敏，失眠，便秘，高血压患者不宜进食人参。

张功耀“土中医”变“反中医斗士”

在高中和大学之间，张功耀的生命中出现了5年的断档。那是文革末期，在湖南郴州的农村，他在朋友家看到被收缴上来的中医书籍，这令他着迷。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之后，他开始尝试给熟识的人治病。张功耀不会针灸和诊脉，那时只凭着《药性歌括400味》和《汤头歌》两部小书来给别人开中药处方。张功耀最后一次给人看病是在1979年。他在读大学期间回老家，还有熟人找他开单子，说他的药方“很灵”。比较有成就感的一次治疗是在他祖父的病体上展开的。“那天他正吃着饭突然就倒下了，迷糊不醒。”张功耀说，接下来9天的时间内，祖父像个植物人，脸色潮红，接受大家的喂食，但不排泄。他根据祖父的一些症状开了一剂凉药，结果如他所愿，祖父逐渐康复了过来。

张功耀对中医的态度的逆反，是在他50岁时开始的。那时他正在写一本名为《科学技术哲学教程》的教材，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到“伪科学”。他在网络上搜索关键字“伪科学”，居然找到这样一篇文章：《中医是****的伪科学》。他开始阅读网上热闹的中医争论，并调整自己的思维。对张功耀而言，转变对中医的态度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可以说非常容易。张功耀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理论影响思维方式的典型人物。在一种理论的指引下，他否定了自己从前的中医实践，相信了这样两个等式：西医=科学医学，按照西医的科学规范，中医理论有许多不符合之处。因此中医=伪科学，该被打倒。

“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

签名公告建议“取消中医”
《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王澄认为还是以国内学者领衔提出比较好，就把张功耀的名字放在他自己的前面。他们的诉求主要有以下几点：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21条有关中医的内容；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这篇公告的影响之大，超出了张功耀的意料之外。“原来很多人认为我和王澄俩神经病，天天发文章(批中医)。”张功耀对它产生的效果非常满意，“根据一个网站的调查，现在有2万多人支持我们。这就不是我俩神经病了。”

对张功耀的质疑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作为一个哲学教授，他有能力与资格评判中医药么；为什么对几千年来中医药所起的巨大作用视而不见；中医有糟粕，西医难道就完美无缺么？为什么不辩证地看待中医？

 

（转载）
张功耀也意识到，力挺中医者的主要理由就是它有“疗效”。他反驳说，所谓的有效是中医治疗的结果，还是患者的自愈？抑或心理作用所导致？没有经过严格的循证医学的检验，是无法确定中医的疗效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爷爷是自愈的。”张功耀现在彻底否认了自己当年给他爷爷所开药方的有效性，“我敢肯定不是吃我药吃好的。”事实上，从张功耀所赞赏的西医科学角度看，说其祖父的康复是自愈，与说是中药方起了作用同样缺乏证据，如果不是更加缺乏证据的话。张功耀的这种表态，源自他的这样一种认识：不经循证医学验证，就不能称这种治疗有效果。

循证医学是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学说，它的定义比较抽象：遵循科学依据的医学，其核心思想是医疗决策应在现有的最好的临床研究基础上作出，同时也重视结合个人的临床经验。简单地说，每一个治疗方法都需有真实可靠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做依据。它把临床研究的证据，按质量和可靠性程度分为5级。

而中医中药的诊疗，如按循证医学的标准来看，级别普遍不高，属于未经严谨检验的治疗方法。张功耀说，中医对病症的描述很模糊，达不到科学所要求的确定性。中医中药治疗方法的毒副作用，也因缺乏检验被遮蔽了起来。因为没有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比较试验，很难说中医药的疗效不是“安慰剂效应”——类似于一种心理作用，服用安慰剂(并非药物，但患者误认为其有效)而产生治病效果。

张功耀和他的反对者几乎都认同这样一个判断：中医的信誉来自中医本身，中医被废止的危机也来自中医本身。张功耀采取的态度近于“全盘肯定西医，全盘否定中医”。很多反对者认为他将中医存在的个别问题上升到普遍层面，进而得出偏激化的结论；同时又对现代西医中存在的负效应视而不见。

张功耀说，“循证医学是普遍有效的检验方法，只有中医至今不承认。”事实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经开始注重到循证医学教育了。当然这在中医界有很大争议。很多中医认为，中医有自己的特点，不应对西方学术规范亦步亦趋，全面拥抱。

关于中医是否科学，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论断。张功耀的观点是，西医是科学医学，中医则连伪科学都算不上；相反的观点认为，中西医同属科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还有一些人认为，毋庸讳言，以“阴阳五行”等理论为基础的中医，并不是严格的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它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科学，是一种模型论科学。运用中医理论来治病，可以取得临床效果(即便未经循证医学的严格检验)，现代自然科学有其局限性，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中医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话题，在业内一直存在着讨论。中医的现状不容乐观，它要面对如何证明自身“客观上有效”的问题。现在最受诟病的是，只要愿意，每一个中医生都可以开出一个“秘方”，并宣称对某一疑难杂症的特殊疗效。这种广告目前遍布在各种媒体上。很多中医人士感慨，是这些“江湖骗子”毁了中医的信誉。

张功耀很重视自己发起的这场“战争”的历史延续性。他从书房中拿出自己汇总并复印的两本小册子，其中一本名为《废医檄文》的小册子，里面搜集的是历史上要求废止中医者的文章。他的口中不断出现这些人的名字：鲁迅、余云岫、傅斯年……他特别欣赏傅斯年写于1934年的《所谓“国医”》，给记者念了起来：“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断气的事……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做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

民国时期，中医面临的第一次“存废”危机的时代背景是，传统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打倒孔家店”的狂欢中，中医不可避免成为“全盘西化”鼓吹者的标靶。不可否认，那时对中医的全盘否定带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味道。而张功耀似乎更多的是受到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影响，并按照其自身的理解走入极端。有人因此称他为“走火入魔的唯科学主义者”。

一些中医从专业性的角度指出张功耀对中医的误解。张功耀并不这样认为，在撰写《告别中医中药》时，他和几个西医进行过商讨，但并未征询中医的意见。“中医那一套我都知道。”记者在他家中采访时，他刚刚从凤凰卫视的演播厅中走出来不久。他对自己在镜头前的表现并不满意。这位研究科学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在面对一些医学专业问题时表现出了窘迫。不过，他从未因自己的非医学专业出身而表示过怯懦，直到现在。

“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张功耀批中医

（转载）伪科学是科学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大敌。它有宣传邪说的自由，而别人没有批评邪说的自由，你一批评就可能被人扣上"贬低民族文化"、"崇洋媚外"等大帽子。中医理论就是这种受到保护的伪科学中的第一大户。

（1）他们不懂得中医理论和中医经验的区别中医经验是一种发现，而中医理论则是一种解释。 发现是客观的，而解释则带有主观性，甚至可能完全是一种胡说八道。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讲，吉平给曹操喂毒药，被曹操一推，药汁洒到了地上，于是地上冒起一股烟火，并且地砖也裂开了一条大缝。稍有些药理学知识的人，看到这里岂不得笑破肚子吗？可见满腹经纶的罗贯中在医学方面也是个白丁。中医有时也能治好病，就是基于人们在千百年里所积累起来的一些实践经验，而跟它那胡说八道的理论一点关系也没有。

例如中医理论中那个最荒谬的五行说，最开始不过就是江湖术士们招摇撞骗的一种戏法。说是世界上一切东西都由金、木、土、水、火五种元素构成，而这五种元素之间又有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以现在的科学观点来看，这不纯粹是一种荒谬愚昧的原始人的概念游戏吗？这种概念游戏本身在逻辑上就漏洞百出，完全是靠偷换概念来建立牵强附会的联系。例如，说金能生水，啥理由？金属能熔化嘛。好，就算熔化的金属是水，那么从这种"水"里怎么会长出木来呢？显然后面的一个水又被偷换成了非金属的水。再如，火只是一种物质的化学变化过程，它本身怎么会成了一种物质呢？再如，"克"是啥意思？一个地地道道的糊涂概念！既然它与"生"的概念相对，那么它的含义就应当是"灭"啦？可是，金克木不过是改变了一下木的形状，怎么能叫灭？木克土，难道植被不是在保护土壤，而倒是在消灭土壤？土克水，那么黄河上游的土壤怎么会被水给冲跑了呢？就是这样一个江湖术士的诡辩游戏，中医居然把它拿来在人的身上胡套。先套五脏：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再套五腑（不是六腑吗？不行呀，六跟五套不上，所以只好扔掉一个啦）：胆属木、小肠属火、胃属土、大肠属金、膀胱属水。既然把五脏五腑套进了五行的框子，那么再根据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一大堆胡说八道就来了。例如什么："肝属木，脾属土，故肝可以抑制脾。脾要是有了病，就应当‘抑木扶土'。"此外，中医不仅用五行说来胡套人的身体器官，还用它来套颜色，套味道，套这套那。什么青属木、赤属火、黄属土、白属金、黑属水；什么酸属木、苦属火、甘属土、辛属金、咸属水，等等。然后，根据那个跳大神的五行说，这"理论"就又来啦。例如什么："肝色属青，味属酸，故如有面色发青,喜食酸味等症状者，则可诊断肝脏受病。"由此可见，中医的许多理论与那些巫婆大仙们跳大神的原理，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根据这种"理论"来给人治病，不纯粹是瞎胡闹吗？！

（2）他们不懂得"伪治疗"的原理

所谓"伪治疗"，就是装模作样的治疗，而实际上患者疾病的变化与痊愈跟这种"治疗"没有多大关系，即使有一点关系，那也只是推迟了疾病的痊愈过程。伪治疗（包括巫婆大仙们的行当）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乃是基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而这个客观事实大多数病人是绝对不知道的，那就是：百分之九十病人的疾病是可以自愈的。

神话一：中医讲究整体，讲究联系，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所以脚上的痛苦可以从头上(如耳针)治疗（貌似有据的脚底穴位、耳廓穴位按摩）。而西医把人看成机器，把整个的人机械地分割开研究，不懂得联系的道理，所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当然中医有一种理论是现代医学不能接受的，就是中医的"全息"思想，即人体的一个小部分，会（定位地）反映整个人体的健康情况。中医相信耳廓的皮肤（或足底的皮肤）和全身的各个器官一一对应，象一个倒立的人形；相信手腕的脉搏会反映内脏的情况，而且是左手心肝肾，右手肺脾命。现代医学相信人体是内在联系的，所以桡动脉——脉搏所在处——取血化验来了解（几十厘米以外的）肺的情况；但不能相信中医这种"全息"联系，因为中医既不能在理论上证明这种联系的必然性，实践中也找不到客观的"联系之物"是什么。我问学中医的人，为什么足底能对应人体，手掌就不能？为什么脉搏是左手心肝肾，换成肾心肝或肺脾命可以吗？没人能回答。我们应该说不相信这种无法证明的联系，并不是不相信所有联系。现代医学相信人体是内在联系的，但那不是中医式的联系。

神话二：中医治疗疾病是标本兼治；西医是治标不治本，难去根，易复发。

神话四：纯中（草）药制成，无毒副作用。

分析：彻头彻尾的谎言，目的就是骗老百姓的钱。

第一，正规的中医，都承认中药有毒副作用，《本草》等药书上都明确记载乌头、附子、洋金花等药物的毒性很大。

第二，千百年前象东汉小皇帝喝的鸩酒、武大郎吃的砒霜这些毒药，肯定不是现代化工产品，不是中药是什么，你能说它没毒吗？

第三，老百姓很少听说中药的毒副作用的报道，原因不是中药没有毒副作用，而是我们对中药研究的还很少。古代人限于能力，对中药的毒性只有粗略的记录；而中药的现代医学研究还很不足。就已经研究过的中药来说，毒副作用也是不小的。如果你害怕药物的毒副作用，我看你还是吃西药。毕竟西药的毒副作用还有说明书，有研究文献上的记载，你还可以小心，可以预防。避免糊里糊涂地吃中药，糊里糊涂地中毒。

第四， 稍微夸张一点说，连大米饭、食盐都不是可以随便吃的东西。糖尿病人过量进食大米饭可能加重病情，高血压患者吃盐过多会升高血压，暴饮暴食会诱发急性胰腺炎。更何况"是药三分毒"，中药哪里有那么安全？

为什么中医拒不接受世界上唯一医学有效性的“金标准”？
为什么世界上没有“美医、英医、俄医、德医、埃克斯国医”？
为什么全世界除中国外没有别的国家有“第二个官方医学”？
外行人不了解，其实，所谓中医的“疗效”，不外乎：

1， 先后或同时服用西药（几乎100%的“纯中药”暗地里/偷着掺西药）；
2， 暗示、心理作用（再、再坚强的人也免不掉！！！）；
3，疾病自愈；
4， 误诊（中国“省级医院”的误诊率一般在30%以上；“非一般疾病”的误诊率更高）。

为了确定一种药物/疗法，是否“真”有效，国际医学界通行的唯一标准既“金标准”，就是“随机分组，双盲对照，可重复（某人发明的一种药物的效果，其他人---医生或病人，用了应该同样有效）”。这是大一医学生就知道的常识。任何人晋升职称、写论文，即便他没有成果，就是“造假”。他也必须 “造”出符合这种格式的论文！而巫术中医伪科学，以“天下没有相同的2片树叶”既所谓“辨证施治”（58年统编教材时才加贴的无产阶级革命化马克思标签），来拒绝“真假有效性”的验证！

“用数字说话”：

同一个病人，100个中医有100个“诊断”，
同一个诊断，100个中医有100个“方子”，
同一个方子，100个中医有100个“解释”！
100%的中医知道中医是伪科学，
几乎100%的西医不知道中医是“纯巫术”！
几乎100%的“纯中药”暗地里偷着掺西药！
100%的中医是100%的骗子，骗100%的病人！

华佗、李时珍、皇帝等从古至今的所有中医权威，或者是神话传说，或者是“纯巫医”（见中国中医研究院硕士、北京医科大学教授漆浩专著《医、巫与气功》）。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医药有没有“可重复性”？不少人对中医药的可重复性提出质疑，认为中医药的治疗方法很不稳定，治同一种病有若干种方药，让人无所适从，由此认定中医药缺乏可重复性，进而认为中医药没有科学性，其实这正是中医药临床“灵活辨证”的优势所在(“没有‘可重复性’正是中医优势”？！---良知注）。

20世纪以来，基本上就是用病因，病理，病位的疾病分类学的诊疗思想来研究中药，研究针灸有效没效，有效在什么地方。很惨，绝大多数的中药是阴性结果，这句话是很客气的，就是没效。

伪科学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披着科学的外衣，用想象力代替科学，其本质是一种欺骗行为。它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冒充科学，本来没有事实根据，伪科学硬说有道理，而且长期不能提供严格的证据。本来是乌七八糟、杂乱无章的东西，伪科学硬要把它们拼凑在一起，变成似乎是有系统的东西，本来是与科学成果毫不相干的东西，伪科学硬把它同近代科学原理拉扯在一起去唬人，科学面向公众，使用相同的语言，讲究试验，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方法，经一次或千百次试验，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伪科学从来不敢面对试验，不敢与科学正面交锋。伪科学使用最华丽的语言，蒙骗舆论，一方面超出寻常的自我吹嘘，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逃避试验，或为自己试验所得到的不同的结果做各种辩解，无法回避时，就用精心策划的表演代替试验。

伪科学常常引用的证据是以下几种：
1、 在古书中挖掘和列举种种证据。
2、 在轶事、传闻和流言中挖掘证据。
3、 用巧合和小概率事件做证据。
4、 用某位权威的话做证据。

伪科学经常出没的场合：

1、在科学暂时还无能为力的地方（如灾害和死亡），它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
2.在科学探索感到困难的地方（如生命、宇宙的起源），它以新学说的创立者出现；
3.在具有随机性的复杂系统、因果关系不确定的地方，它以预测未来的大师身份出现；
4.在人们渴望健康和幸福的地方，它以神奇药物和神奇食物的提供者出现。

中医泰斗邓铁涛教授指出：“SARS对于中医西医都是个新问题。在SARS一战中，中医药发挥了无可取代的效力，受到国际卫生组织十几位专家的称赞，认为值得研究推广。

“人类要想远离疾病的困扰，中医是其最终的出路，寻求西医是没出路的。诺贝尔医学奖，应该多奖励中医。”林光常说。

毛泽东主席：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中国人以他们特殊的天才发展起了中医学，这种发展所循的道路和欧洲迥然不同，其差别之大可能超过任何其它领域。（英国科学家李约瑟）

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是中国的医生自己消灭了中医。（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

（转载）中国的医学家与中西医结合研究。（陈士奎）

    1、在外科领域中国产生著名的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专家，天津的吴咸中教授，他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创造了很多的奇迹，一开始是治疗非手术治疗，逐步发展到对难治性、危重急腹症的病症，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同样也造就出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2、天津市中西医结合骨科研究所，在继承发扬中医治疗骨折的手法整复、小夹板固定、内外用中药等基础上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及简直五月生物力学等基础研究，创立“动静结合、筋骨并治、内外兼治、医患配合”，即时功能训练等中西结合治疗骨折新理论新方法。突破了西医“广泛固定、完全休息”传统理念，取得了疗效，国际骨科学界公认居********地位。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曾获国家发明奖，并造就出国内外著名中西医结合骨科专家尚裕教授，创立了《中西医结合骨科学》新学科。

    3、天津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研究所的王今达教授发明了应用抗生素和清热解毒、活血化淤中药，救治感染性多脏器功能衰竭，创立“菌毒并治的中西医结合新理论、新方法。

    天津市早期即取得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标志性成果，被誉为“全国中西医结合三朵金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4、针刺麻醉临床应用及针麻原理研究，这是我国继承发扬中医针刺疗法在现代外科手术及麻醉学领域创造性应用与发展的中西医结合重大结果。初步统计，针麻与针药结合复合麻醉，已用于100多种手术，包括针麻下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针刺复合麻醉肾移植、喉再造、深部颅脑肿瘤等高难度手术，临床已开展了200多万例，总结了枕麻及真此复合麻醉临床应用的规律。

    针麻原理研究，亿取得神经胜利及神经分子化学等机理研究的重大进展，证明针刺信息可以船入道中枢神经系统各级水平，激活内阿片肽（内啡肽）系统等机体痛觉调制系统，产生生理性镇痛作用。

    中国针刺麻醉下手术的成功，枕麻原理的研究，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形成了全世界的“针灸热”，促进了针灸疗法走向世界。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访华团参观了著名中西医结合胸外科专家辛育龄教授，在枕麻下肺叶切除术成功，镇静了美国和全世界。实现了1958年毛泽东即高瞻远瞩的科学预言：“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要出国，将来全世界人民都要用他治病的。这句话是毛泽东与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副部长兼针灸研究所所长朱琏谈话中讲到的。该领域的研究造就出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教授，以及国内外著名的中西医结合专家曹小定教授。

    5、血瘀证及活血化淤的研究，该领域的研究是中西医结合研究中最活跃、最有成效的领域，不仅揭示中医血瘀和活血化淤有了一系列的研究。陈可冀、李连达院士领衔的血瘀证及活血化淤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是建国以来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研究首次荣获的最高奖项，该领域的研究造就出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教授和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教授。

    6、中医藏象理论研究，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上海复旦大学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脏象专题研究组沈自尹教授等，对中医“肾”本质，特别是肾阳虚证进行了系列研究。过对肾阳虚证40多年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从临床上证明了“证”的客观存在，又用现代科学理阐明“沈阳虚”的物质基础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是全世界都公认。为我们开展中医藏象和中医理论研究不仅仅探索思路和方法，而且对中医理论科学内涵的认识使更多人了解中医。

    7、中国中医药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教授从中药青膏研制成功抗疟新要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成为********个资助研究开发成功的“一类新药”。其临床研究达到WHO抗疟新药的各项研究技术要求，它对抗氯喹型疟疾、凶险疟疾、脑疟疾的疗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已广泛应用于全世界高地高疟流行区。

    8、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教授和哈尔滨医科大学长亭栋教授合作从中药砒霜研制成功的治疗败血病新药亚砷酸（三氧化二砷As2O3）注射液（国家二类新药）。通过该药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败血病（APL）分子生物学水平研究，证明该药能有道肿瘤细胞线粒题跨膜电位下降，从而走向凋亡，而对正常细胞不造成损伤，国际工人该项研究成果达到了治疗人类复发型白血病的最高水平。经临床核试验研究证明，该药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淋巴瘤、肺癌、肝癌、食道癌、大肠癌等均有效。从而在抗癌疗法中出现了“中药有道癌细胞凋亡疗法”。陈竺和张亭栋二位教授都是西学中。

    9、南京区域总医院内科学家，肾脏病专家，中国工程院士黎磊石教授，他在肾脏病的治疗研究中，借鉴雷公藤治疗关节炎、过敏性皮肤病的免疫抑制效应，首创应用中药雷公藤治疗各类慢性肾炎，狼疮性肾炎等获得成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外广泛应用，同时，研究证实了雷公藤萜内酯化合物在肾移植急性派遗反应中所起的作用，全面阐明了其免疫抑制作用特点。

    又如，他通过对大黄治疗尿毒症的系列研究，发现一些病人氮质血症改善并非依靠复写，为此研究了大黄不同成分对细胞生长的影响，证实了大行蒽醌对肾脏系膜细胞DNA及RNA的也许，揭示了大黄减少肾硬化，延缓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作用，而这些作为于其泻下作用无关，为大黄治疗尿毒症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等等，黎磊石院士亿成为中国著名中西医结合肾脏病专家（西学中）。

    以上举例说明，中国举办西医要学习中医，继承发扬中医药学，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无论是对促进中医药现代化，还是对创造新医学、新药学都是一条正确，有效，可行的方法和途径。学术界仍存在对中西医结合的不同看法，因此，从宏观整体上研究和揭示中西医结合的产生与发展规律，以及全面认识中西医结合发展规律，正确理解中西医结合于中西、西医、文化、科学发展及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认识中西医结合的客观性、必要性、必然性等规律性。才能主动地、自觉抵按照规律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推动中西医结合医学自主创新的发展。

包治百病，为何总让老人狂
包治百病，实为假药 不要再上当受骗了
包治百病？吹牛！
去看中医都会看到装草药的大柜子，你有什么病，他便从哪几个抽屉里抽出草药，然后按一定比例配好让你回家熬服。

“良方易得，好药难求”。立方如此严格，见效了自然是“奇方”的“奇效”；如果不见效，当然就是没有“好药”或“真药”了。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转载）

（台湾）李敖

    堂堂“中华民国”的“医师法”，是一部要不得的“医师法”!

    这部“医师法”，本是一部乱拼杂凑的法律，它形成于十九年前(民国三十二年)的九月二十二号。五年以后(民国三十七年)的十二月二十八号，做过一次修正，可是只改了三个字。其他一切照样施行、照样贻害社会!

    最近，听说立法院又要修改“医师法”了，站在一个小百姓的立场，我们不能不关心修改的情况，因为今天从事修改的人，正是六年七个月前通过议案，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和“中国医药研究机构”的人!他们为历史留下的那次违背时代潮流的纪录，在我们小百姓脑袋里还记忆犹新，我们怎么能不关切他们在修改“医师法”时，会不会又闹一次笑话？

    为了了解现在的“医师法”如何要不得，我们不得不迫溯一下“医师法”是怎么来的。

    “医师法”的历史背景

    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的原因是神仙赐的，所以着要病好，也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间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的。

    历史上传说神农、黄帝对于医药的贡献，根本全是鬼话。中国医术比较可考的起源是在殷朝，值得称为鼻祖的是“巫彭”和“巫咸”。(楚辞中七次提到他们，后来的儒者如王逸、颜师古都以为“巫咸”是一个人，完全错了!)从这个人开始，算为中国医术奠定了千古不拔的基础———个巫医不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医术就一直走不上科学的正路。至多只有医术，根本称不上医“学”。

    但是，有一件妙事是，中国历代都有披着“革新医术”的外衣的人出现，这种人总觉得他能振衰起敝，刷新二代医术，给病人带来光芒。

    从殷朝的皇帝祖甲开始，就是这种“中医救星”的来临。，祖甲表面上好像取消了卜疾的迷信，但是他所信奉的药物却又完全被玄学笼罩着，根本还在迷信圈里讨生活。后来的扁鹊又是救星式的人物，他宣言“信巫不信医不治”的话，可是他所信的“医”是什么？还不是诗张为幻的玄谈!从扁鹊以降，中国历史上代有名医：如淳于意、张机、华忙、王叔和、皇甫谧、葛洪、褚澄、陶弘景、徐之才、巢元方、孙思邈、钱乙、张元素、罗知悌、戴思恭、张介宾、喻昌、陆懋修……这些历朝各代的“歧伯”、“雷公”都曾成为中国病人们的偶像，他们的所谓“歧黄妙术”也占据了每一个病人的心房。直到洋鬼子的洋船出现，病人们才开始矛盾起来。

    第一个开始矛盾的大名人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在位的第三十二年(一六九三)，突然害了疟疾。当时伺候在他左右的黄种御医们人人束手，最后请来了法国鬼子刘应(MgrClaudus de Visdelou)，服下了来自印度的奎宁，才算圣体康复，皆大欢喜。

    这件被人忽略的往事，在历史上实在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给西方医学一个最有力的声援。在这个声援下，一百六十三年(一八五六，咸丰六年)以后，一个默默无闻的者广在广州上了岸，他的名字叫黄宽，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得到医学博士的中国人。

    此后的局面是，中西医的对立不再是中国“儒医”与外国)“教士医”的争执了，而是黄色皮肤下“国医”与“西医”的斗法了!

    一个单凭“祖传秘方”、“五运”、“六气”、“寸关尺”的原始医术，在严格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的回刚，县不能有丝毫抗衡的能力是显然可见的。所以，很快的，西方医学便走上了一个反客为主的趋势。

    清朝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外国人已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西医“学校”(PeterParker的“广州基督教医院”)；三十年后(一八六五，同治四年)，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西医“学校”(北京“同文馆”特设科学系)也开始了。但是很快的，在中医的势力逐渐式微的时候，“和平共存”的法子就被想了出来。一些聪明人想出了中西合璧的医学教育，他们最辉煌的试验是光绪二十九年(一九0三)三月由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添设的“医学实业馆”，招来几十个学生，合授中西医学。可是这个好梦却做不了多久，民国以后，中国医术在正派的高等教育里，终于被赶出了大门。

    “医师法”与中医

    民国二年的九月十一号，汪大燮做了教育总长。他这任总长虽只不过做了五个月零九天，但是他却主张了一项德政——废去中医。那是民国三年一月间，所谓京师医学会的代表们，涌进教育部，请求为他们的“北京(中医)医学会”立案。汪大燮态度强硬，回答他们说：“我决定今后把中医废除，中药也不用。你们请求立案，我办不到。”这下子中医们着慌了，乃纠合各地同业，组成了所谓“(中医)医药救亡请愿团”，由余德壎率领，浩浩荡荡直奔国务院而来。他们向国务院及各部告状，希望保存中医中药，可是国务院告诉他们说：

    ……前此(教育〕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

    这等于明明白白说，你们中医要怎么样，政府不管你们，可是你们若要想在高等教育里来个中西“兼采”的办法，这是行不通的。

    这件旧事现在回想起来，已经快半个世纪了。我们试想半个世纪以前的政教当局，竟有这种眼光、这种气派，我们实在应该称赞他们。

    此后是中医一连串倒霉的日子，民国十二年政府有取缔中医施行细则：十四年又有不许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法令；到了十六年北伐完成，更在中央卫生会议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由余岩倡议，主张对中医停止登记、禁设学校、不准宣传、改称中医院为医室、改称中医学校为传习所并禁止招生。余岩在这个提案里大声疾呼：……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

    在“科学新医”的基础下，他举出四条废止中医的理由：

    一、今旧医所用者，阴阳五行六脏府经脉，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此宜废止，一也。

    二、其临症独持挠动脉，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关、尺三部，以支配脏府，穿凿附会，自欺欺人。其源出于纬候之学，与天文分野，同属无稽，此宜废止，二也。

    三、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疫病，无一能胜其任，强种优生之道，更无闻焉。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此宜废止，三也。

    四、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地天通为****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可谓绝地天通者，抗天德而崇人事，黜虚玄而尚实际也。〔北伐后〕政府方以破除迷信，废毁偶像，以谋民众思想之科学化，而旧医乃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源，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子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等说以教病象。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学化，此宜废止，四也。

    他的结论是：

    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以(废止旧医)，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

    上面这个明智的议案是十八年二月提出的，到了三月十六号，中医们开始发难了，他们奔走呼号，向政府请愿取消中央卫生委员会的这个提案，并且把这天定为所谓“国医节”。

    中医在民国三年和十八年遭了两次大“劫”以后，霉运开始好转，好转的重要因素是获得了党国要人陈果夫的支持。民国二十年的四月七号，堂而皇之的“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正式开锣，同时分别在海外及各省设立分馆，在各县设立支馆，声势之显赫，由两年后居然检举卫生署的行动可以想见!而该馆的理事长，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医护法大师陈果夫!

    无疑的，中医在教育上的抬头，必然是在法律上得志的信号。相反的，中医想保持他们的地位，也必须借助于法律的力量不可。在法律上站住了脚，然后才能进一步在教育上抢地盘，防止颓势或“重振声威”。

    中医和中医的卫道者们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他们经之营之，一心以取得中西医在法律上的平等待遇为目标。他们已在正规教育里吃了瘪，绝不甘心再在明文法律上被歧视，于是他们便联合在一起，闹，闹，闹。直闹到民国三十二年，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由老头子参议员孔庚带头，硬把四十条的“医师法”凑出来为止，才算出了这口气。

    “医师法”是怎样凑成的？

    我说“医师法”是“凑”成的，绝非夸大其词。凡是有点法制史训练的，便会明白我的话。

    原来“医师法”的降生，其孕育过程与宪法、民法、刑法等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宪法、民法、刑法等的降生可说先天很足，不但有中国传统的法系可循，还可以大量这译外国的条文，再加上衮衮诸公与明法之士皆集中兴趣于此，故成果之丰硕辉煌，自不消说。可是转过头来看“医师法”，我们就不能不暗叫一声惭愧!追溯“医师法”的背景，我们一点也没有“传统”可寻。“传统”所能告诉我们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不讲究卫生的民族；中华的“医师”只不过是一群江湖术士；文明古国的医药卫生的法律简直没有，有的也只不过是“庸医杀人”则“不许行医”或“斩监候”之类，御厨使食物不洁则“杖八十”之类，根本可说是一片空白。到了民国成立，算是在内务部里有了卫生司，但是卫生司是没有实质的，更没有法律规定来做后盾的，事实上的卫生事务是由警察老爷来做。警察厅里有分成三科的卫生处，管理防疫保健。医卫化验和马路水沟。所以卫生司等于虚悬，而医药卫生事务在各省市里，都一，一变成了地方警务的单行法：北京有它的“京师警察厅取缔医生章程规定”；江苏有它的“检定中医暂行条例”；山西也有它的“不得妄称神方及用其他俗传方药”的明文。一般说来，这些单行法订得并不算太坏，至少就那些地方上的狗头师爷来说，已经勉为其难了。例如在广东省的“警察厅取缔医生章程”里，就有未立案医生“不得擅挂西医生招牌行医”、“不得开设西医院”、“不得开设西医药房自行配制药剂”等规定。其开明进步的程度，即在今天也无与伦比。在这些地方单行法里，发扬皇汉医术的一群“汉医”显然并未得到什么优待。到了民国二十三年六月，江西省政府独得天下风气之先，设立了专管卫生的机关——卫生处，使中国地方政制在医药卫生方面迈向了现代化，中医的声势自然更受打击。中央政府方面，只见卫生衙门由“司”变“部”、由“部”变“署”，也未看到在实际的立法上对中医有任何帮助。由中央卫生机构颁布的法令，以国民十一年三月九号内务部公布的最具体。内务部公布的法令有两种：

    一、“管理医师暂行规则”二十八条。

    二、“管理医士暂行规则”二十七条。

    前者施用于西医，后者专行于中医。虽然是两全的法令，但对中医的。“藐视”却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中国“医士”的合格条件之一，是要“曾经各该地方警察厅考试及格”，这是多么值得玩味的事!而当时的西医并不需要考试，更不要说是由“警察厅”来考了!

    到了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五号，卫生部对十一年的双轨立法还不满意，所以颁布了“医师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开宗明义就说：“在医师法未颁布以前，关于医师之认许、依本条例之规定行之。”这是很明白的说出它是来代替“医师法”的。在这二十五条的条例里，根本就没有中医的字样，无怪乎惹得中医和中医卫道者们吹了胡子。九个月后，所谓“全国医师联合会”出来，以现行“医师暂行条例”不合国情窒碍难行，呈由行政院令交卫生部核办。这下子政府失败了，在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的“审查”之下，确认该“医师暂行条例”为专为西医而设，当将条例标题改为“西医条例草案”，改过后，还要“修正”才成，最后三读之下，就出现了“西医条例”，在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式公布。事实上，这个条例和前面的“医师暂行条例”并没多大出入，只不过是一种改装，特别局限在

“西医”而已。

    三年以后，中医和中医卫道者们又来了。他们觉得“西医条例”也不是好东西，为了给它点颜色看，非再来个“中医条例”不可。于是在二十二年五月中，中央政治会议第三百六十次会议里，石瑛等二十九个委员首揭义旗，提出了所谓“国医条例原则”九项，草案二十六条。这些原则与草案转到了立法院法制委员会里，就一变而成“中医条例草案”，前后争了三年，终于在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二号由政府公布，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医条例”。

    “中医条例”出来，老家伙们神气极了，他们得陇望蜀的气概是不可一世的。条例公布后二十四天，他们以“中央国医馆”出面，居然“检举”卫生署“擅改中医条例”，并乘机向国民党三全大会请愿，理由还是中医受虐待了，中西医要平等呀!

    这一闹，又是十年!

    十年的呶呶不休强聒不舍，西医服了!政府服了!老家伙们终于胜利了!

    三十二年的九月二十二号，政府公布了“医师法”。这个“医师法”成立的近因，是国民参政会上参议员孔庚促成的。修订的方法是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来了次中西合璧的大“凑”合。从任何角度看，这次“凑”合都为中国立法史留下了可耻的纪录。它告诉了我们，政府和立法机构为了“俯顺”所谓“舆情”，居然牺牲了现代化的原则，牺牲了科学医学，牺牲了不能折扣的医疗行政!

    这次牺牲的代价是无法估计的，恶果是难以结算的。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尝尽了它带给我们的恐怖报酬，满城的密医伪药、满街的命酒仙丹、满纸的呜谢广告，使我们置身其中，仿佛进了玄之又玄的鬼域，混淆了现代医学的星光。至于现代医学的工作者们，他们早已心灰意憎，气得说不出话来。在台大医院“钴六十”设备问世之日，就正是当代华佗“肾科讲座”早泄之时，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的产生，穷本溯源，我不知道不怪“医师法”还该怪什么？这个“医师法”若不大修大改，我们受罪的日子还在后头。三十六年年底的修改——不负责任的修改，已经使我们轻易失掉了一次好机会，如今又要修改了，看不过去的人和担心的人都该赶快站出来说几句话，把我们的建议贡献给政府和立法机关做参考。

    修改“医师法”的重要关键

    我所以说三十七年的三字修改是一次不负责任的修改，乃是因为那次修改完全没有抓到痒处。主持修改的诸君既不了解“医师法”的历史背景，也不了解它和中医的一段恩怨，更不了解它被“凑”成时的客观环境。所以修改出来，除了把原文的“五”改为“三”、“一百”改为”五十”外，一点也看不到进步的痕迹。

    那么，“医师法”该怎么修改呢？

    我的看法是：，‘医师法”的基本立法原意就有问题，要修改，当从这儿开一刀，否则枝节修改太没意思，也达不到补宜罅漏的目的。

    了解“医师法”来龙去脉的人，都知道立法的原意在使开时代倒车的中医，获得法律上的平等承认。这种承认，按说是很勉强的，例如在“医师法”中直到了第三条，才出现“中医”字样，那是：“中医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亦得应医师检核。”可见在“医师法”里；没有特定“西医”，反倒特定了“中医”。而对“中医”，用的是“亦得”如何如何的字样。但是即使这样做，也无异承认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所以还是不可原谅。

    我的理由是，一个现代化社会的立法原意，绝不能修进大团圆的本位思想，尤其是没有传统法系来捣蛋的科学行政法规，更应该干干脆脆学学先进国家的榜样，万万不可让“国”字号的名词来扯皮。咱们“国”字号的“国粹”大多了，外国有戏剧，咱们有”国剧”来挡；外国有拳击，咱们有“国术”来挡；外国有绘画，咱们有“国画”来挡；外国有音乐，咱们有“国乐”来挡；外国有新学术，咱们有“国故”、“国学”来挡。不客气的说吧，这个“国”字号的东西都是我们痛痛快快现代化的阻力，它们并挡不住西潮的东来，但是它们的扯皮捣蛋却容易使我们变成半吊子，变成画虎不成的样子，这真是匪夷所思!

一个真正肯死心塌地的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它的政府和立法机构绝对不该花时间在这些世界时潮里的本位礁石上。这些都是传统的余孽。站在执掌一国之重的立场，对传统的余孽任其浮沉则可，加以鼓励或妥协则万万不可!例如一个月来的美国黑人进入白人学校的风潮，这些种族偏见本是一个先进国家传统的余孽，在民间即使还如此不开化，但是政府却绝对不能鼓励或妥协，肯尼迪总统的陈兵校外，就象征着政府绝对不支持传统的余孽，绝不跟着“俯顺舆情”开倒车。这种明朗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反省。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听任”国医”们传授衣钵难道还不够吗？又何必开办“中医学院”!听任“国医”们业绍歧黄还不够吗？又何必在立法时律有专条!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十二年的“医师法”实在是一个鼓励中医，向传统余孽妥协的法律。这点根本的立法原意若不矫正过来，而妄想能够把“医师法”修改好，我不能不说有点儿天真!

    所以，今天从事修改它的人必须认清修改它的重要关键。要知道这部法律的本身就是先天不足，它不像宪法、民法、刑法一样的被“饱学之士”做过积极的设计，它的身世是悲修的。三百年前，它的胚胎形成于传教士，在馒馒孳长的过程里，并未得到爱国人士的积极重视，中国人的爱国方式，太偏重在政权的转移与集中，对政权以外的爱国方式很少有人感兴趣，这是知识分子的大失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必须感到谈心性之学、走权贵之门固属可笑，但是缩在研究机构里白首书帷也高明不了多少。我们实在可以换一个方式来爱国了，改良改良社会、研究研究农村、访问一下贩夫走卒或神医妓女，从而设法解决一两个实际的问题，这岂不是我们该做的事？在这种尺度下，晏阳初先生、吴基福先生、杨国枢先生，他们的实际、热情与睿智，都可以代表我们知识分子光彩照人的一面，他们那些专家式的结论，也都可以供给我们的民意代表做参考。就以目前的“医师法”而论，立法委员们没有理由不尊重专家的意见，没有理由拒绝专家们所设计的蓝图。“医师法”的基本症结在容纳中医而变成半吊子，这已严重损害了它的立法精神。为了给修改“医师法”立下一个新气象，我们的立法委员们应该重新考虑第三条的完全废止，这第三条是：

    中医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亦得应医师检核：

    一、曾向中央主管官署或省市政府领有合格证书或行医执照者；

    二、在中医学校修习医学，并经实习成绩优良，得有毕业证书者；

    三、曾执行中医业务五年以上，卓著声望者。

    这一条文若能完全废止，其他间题都是余事，枝枝节节的困难都可迎刃而解。因为目前的主要困难，都是因为半吊子的法条所带来的，密医伪药、命酒仙丹、鸣谢广告……这些不伦不类的现状究其祸首，皆导源于中医或从中医蜕变而出。任何大脑清楚的人都会知道，中医根本和正统医学相去十万八千里。在正统的科学医学面前，中医所用的“术”是道道地地的“邪术”，所用的“方法”是名副其实的“不正当方法”(请注意退到几千年前，在苗父眼中，不用祷告是“邪术”；在俞附眼中，吃汤药是“不正当方法”)；绳之以全世界文明国家的医药卫生的立法与行政，都不能认可中医不是“邪术”、不是“不正当的方法”。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中医来“医治病伤”，实在满足了“违警罚法”第四章“妨害卫生之违警”第六十八条第五款“以邪术或其他不正当方法医治病伤”的明文，实在应该“停止其营业”；而中医所用的未经化验认可之丹方草药，也完全符合第六十九条第三款“非真正之药品”，而应予以禁止。

    在这种确认下，我们再回看“医师法”。在第二十四条里，已经明明指出：

    医师于业务上如有不正当行为，……卫生主管官署得令缴销其开业执照，或予以停业处分。如果“中医”是“医师”，那么他们因“不正当方法”所达成的“不正当行为”，实已使“医师法”第三条与第二十四条自相矛盾；如果他们不是“医师”，那么“违警罚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就可惩罚他们而无憾!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所在，有了这种体认，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天天痛骂的密医伪药，实在包含中医中药在内。因为人人都知道所谓“密医”的“密”，并不是潜伏的“密”，而是不合科学医学法则的郎中。这种郎中，不但不“密”，反倒天天在报

上大做其广告!同时人人也都知道所谓“伪药”，是不合乎科学方法验证的药物，凡是“科学”没尝过的药物，不管是神农尝过也好、黄帝尝过也罢，都要算是“伪药”。当然这种确认是为中医和中医卫道者绝不承认的，但这就好比一个伪政权和伪政权的拥护者绝不承认他们是冒牌的一样。我们绝不因为他们承认我们的西医或政权为合法，就说他们合法——这是不能交换的!

    确定了中医中药问题只不过是密医伪药一类的问题以后，我们不得不说，现在“医师法”对处置这些问题已显得软弱无力，在“医师法”中最重的处罚是第二十六条：

    凡医师未经领有医师证书或未加入医师公会擅自开业者，由卫生主管官署科以三百元以下罚锾。

    这一条有一个明显的特定处罚对象，就是必须是“医师”，假使根本不是“医师”，当然就不适用，只能用“违警罚法”来罚。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密医”一词，它的范围很宽广，合理的解释该包括：

    一、非法医师一一一“凡医师未经领有医师证书或未加入医师公会擅自开业者。”

    二、国粹式密医——中医之京派者。

    三、CHU药式密医——中医之海派者，以“肾科讲座”擅长。

    四、柜台式密医一一一药房老板或藐视医生的药剂师。

    五、内功式密医——“自力健身”、“科学内功”、“国粹治脑中心”。

    六、大刀式密医——中分两种：一种是“圆环派”，是固定的；一种是“设摊派”，是流动的。后者经常下乡，以神医姿态诱好村妇，且爱用摸骨法治病，但却专摸没有骨头的地方。此派已获法外开恩，因为“药商管理规则”中第一条明明说“沿途设摊者不在此限”，所以他们在所有的密医中，是最罗曼蒂克的一种。

    严格的说，上面第一类可用“医师法”来对付，其他二至六类，那不该是现有“医师法”的权限，因为他们统统是“非医师”。“非医师”和“非啤酒”一样，他们有时有“类医行为”(或“类啤酒样子”)，但绝不是世界各国公认医师标准下的医师。这种密医的猖獗乃是因为中国没有明文规定收拾他们的法律，只能按“违警罚法”关七天或罚一百五十块台币，他们自然满不在乎。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五年前在台中发生的密医林天送案。林天送没有医师资格、没有医师证书，当然更不会加入医师公会。但他却在台中市挂了“原子能放射疗治”的招牌，这当然是胡闹，结果台中市卫生院看不过去了，请警察机关来办，并援引“医师法”第二十六条来罚他。可是林天送不服，他说他根本不是医师，怎么能用“医师法”来罚？从现有“医师法”来说，林天送的辩解是站得住的，“医师法”实在不能罚他，实在不能罚前面所说二至六类的密医。

    可笑的是，“医师法”不但不能处罚二至六类的密医，反倒帮助了他们。按照“医师法”第三条第三款，“曾执行中医业务五年以上，卓著声望者”就可以应医师检核，这真是历史上最荒唐的法律!这等于明明白白的说，你小子只要做五年“密医”，登些鸣谢广告以示“卓著声望”，五年以后可法定你。这不是荒法界之大唐吗？追踪这条法律的来源，更证明了我所说的“凑”字。这条法律是抄二十五年的“中医条例”，而“中医条例”是抄十一年的“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而“管理医士暂行规则”是抄民国五年江苏省的“检定中医暂行条例”，而这个“检定中医暂行条例”在今天读起来，会使你哭笑不得：

    第八条 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得受委员会之检定；

    一、文理精通，曾读〔中医〕医书，在五年以上者；

    二、曾营中医业在五年以上者；

    三、曾有[中医〕医药等书之著作者。

    从这三点来说中国人立法简直拿人命当儿戏，我想绝不算

夸大。以这样荒唐的条文居然还被后人一抄再抄三抄，而抄进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医师法”，我们怎么能不埋怨，埋怨那些既不用脑筋又不负责任的立法大老爷!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我前面所说的：“不伦不类的现状究其祸首，皆导源于中医或从中医蜕变而出。”“医师法”的症结所在是中医；修改“医师法”的关键也都环绕在中医问题上，这个毒瘤不把它割去，因它而起的溃烂还会继续扩大、继续蔓延!

    吴基福先生到底是长者，他像每一个深受科学医学训练的医生一样，对所谓“中医”、“国医”、”汉医”、“儒医”、“江南世代儒医”，采取一种缄默的抗议。我个人所接触到的西医们，台大医学院的学生们，他们也同样具有着吴基福先生的风度——一种在我看来微嫌消极的风度。吴基福先生在五十九号文星《从霍乱谈到“变法”》里，曾要求：

    〔修正之〕“医师法”严格规定医师不能刊登夸张之广告宣传，同时对中西医分别颁订“医师法”，各行其道，中医不得使用西药及注射器。

    对这段话我有两点意见：

    第一、按现行“医师法”第十六条，已经有了“医师关于其业务不得登载或散布虚伪夸张之广告”的规定，这问题的重点已不在吴基福先生所说的“严格规定”，而在如何使医师履行此“义务”。关于这点，我的看法很乐观，我相信真正洁身自爱的有医德医品的医师，绝不肯做“虚伪夸张之广告”，而整天在报上被鸣谢的圣手们，我们根本可以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医生。

    第二、“对中西医分别颁订‘医师法’，各行其道”的意见，我绝难同意。因为这种二分法的措施，无异又走回三十二年“医师法”颁行前的老路，无异又在法律上承认了中医的价值。无异又把科学的现代医学跟神学玄学的古代中古医术相提并论，而使一般民众仍在中西间做钟摆，这是说不过去的。今天我们的责任，要对中医中药严格推行史汀生式的“不承认主义”，先在法律上不承认它，再在教育上把它赶走。每一个现代化的医生(西医)，都应该以在医界中有个附骥尾的“中医”而感到可耻。医学就是医学，为什么要有中西之分？西医就是医生，为什么要有些不挂听筒的家伙来充数？

    总之，“医师法”的修改必须从根本上动手术，不能妄想妥协或苟安，更不可有一般所谓“先做重点修改，余者回大陆后再行之”的官样文章。

    如果在根本上我们决心动手术，我们才可进一步的商讨细节，如明定出医师法的“除名”部分(第四条第二款)、补足“医籍”的缺陷(第七条)、用强有力的“医疗法”来代替“违警罚法”制裁密医与夸大广告、剔除“医师法施行细则”里中医部分并将“医师法”第八条移入、完全废除“中医师检核办法”，以及增添我们所缺少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医药卫生法规(如“卫生所法”、“精神卫生法”、“性病预防法”、“旅馆业法”、“公园法”、“输血法”等等)。除了这些法律条文以外，我们要严格要求下列七个机关的权限和它们对医生药品、密医伪药、广告宣传的责任：

    一、考试院考选部。

    二、内政部卫生司。

    三、省政府卫生处。

    四、内政部警政司。

    五、省政府警务处。

    六、各县市警察局。

    七、省政府新闻处。

    除了这些治标的机关，我们要正式建议教育部长，从速解决“中医学院”这个GordianKnot，别再做连半世纪前的教育总长都不肯做的蠢事!虽然这个铃不是你系的，可是它非得由你来解不可。

    立委与舆论界应该反省

    “医师法”是关系人民健康的重要母法，立法委员对“医师法”的订立与修改要负绝大的责任。从几十年来的历史来看，我们的立法委员们至少在“医师法”上，实在对小百姓“没有起”，他们做了很大的孽。他们不但在民国三十六年坐失一次修改的机会，并且还在一九五六年开了一次大倒车——“筹设中医学校”和“中国医药研究机构”。这个议案的通过和当年“中医条例草案”一样，也经过三年之久。可是三年后，胜利终于归于中医和中医的卫道者们。当这群封建的泡沫得势以后，他们得意洋洋的印了一部什么《中国医药复兴实录》，在“前言”里大言不惭地写着：

    我国医药事业，亟需设立学校，以谋改进而图发扬，自民国十八年起，即由医界明达陈述利弊，奔走呼吁，所有党国先进、海内外名流，均竭力支援，二十余年来，先后请愿建议，以至罢市绝食，但议决立案概未果行，我中医界全体人士均以此为忠贞救国之职志，再接再厉，永矢弗谖，奋斗到底。

    本案……历经三年六个月又六天之久，始获全部完成，万世基业，于焉奠定，人类寿域以此宏开。

    唯此重大事件，成就辉煌，为我中医界近百年来空前所仅有……

    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立法院，竟让一群妄人达到“近百年来空前所仅有”的迷梦，妄想“人类寿域以此宏开”，这该是何等可叹!现在，他们那位“忠贞救国”的“中华民国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兼“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已经到台中监狱去开“万世基业”去了，他们的“中医学院…‘改进而图发扬”以后，居然也用起西医的教科书来了，这是何等奇观!我不知道他们在闹些什么？难道也想学三十年前的人编“中西验方新编”吗？

    回想那次议案的通过，当时立法院院会出席的委员有四百一十七人，但是表决的时候却只有一百六十四人，其中因一百四十一人的赞成而宣告通过。换句话说，有两百五十三个立法委员不在这么一个重大的案子上表示意见，只有二十三位立法委员表现出对违反时代潮流的抗议，这该是何等可怜!何等可怜!

    站在小百姓的立场、站在对“医师法”的历史与内容略有所知的立场、站在绝不相信中医能够“宏开”“人类寿域”的立场，我不得不严肃指出立法委员的失职与可耻。同时我深信这次失职可耻的纪录，将在立法史上无法冲淡——除非他们决心自赎!

    由于“医师法”同中医的种种问题，我不能不同时责备咱们台湾的舆论界，诚恳的希望主持报纸社论的人，切实想想你们诸君的责任是什么？在立法院通过“筹设中医学校”案以后，你们诸君竟没有一篇不肯媚世的社论、没有一段风骨鳞峋耿介拔俗的意见，这是你们****的耻辱!你们主持舆论的人，岂可以人云亦云的与世推移吗？岂可以写几块豆腐块的讥讽就算向社会交卷了吗？岂可以对国计民生思想趋向的重大问题随便议论吗？社会上这一类的问题要层出不穷的，你们若自觉所受的思想方法训练不足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你们就不应该乱抒己见。许多可怜的小百姓们等待你们去向导，许多颟顸的立法委员们需要你们去鞭策，他们又要修改“医师法”了，如何设法把他们导入正途，这是你们舆论家的责任。

    〔附记〕

    有几条史料很可代表五十多年前国人对中西医的看法，抄在下面做为附录。

    清末丁福保是介绍日本医学书籍最有成绩的功臣。他在《历代医学书目序》里有这样一段话。……西人东渐，余波撼荡，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也!而骏稚之医，以通行陋本，坊间歌括，盈脑塞口，瞆瞆如豕羊，酣卧于厝火积薪之上，而坐弃他人之长，推之天演公例，数十年后，医学国粹亦不复保存矣!王景沂在《科学书目提要初编》医术科上他说。

    西人全体之学，至晚近而益明者，解剖精也。自血管脑筋之理发现，据以推察官骸脏府维系之用，同不密合。常者安之，变者探其原而去其害。夫唯了然于心，于能砉然于手。斯学不明，而嚣嚣以方伎自雄，直妄人而已矣!还有吴挚甫，在他《答萧敬甫书》里写道：……今西医盛行，理精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瘵痈疾，绝无延久不瘥之事。而朋友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执事久客上海，宜其耳目开拓，不迷所行，奈何愿久留病魔不一往问西医耶？千金之躯，委之庸医之手，通人岂宜如此？试俯纳鄙说，后有微恙，一问西医，方知吾言不谬。

    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重看上面这些议论，我们应该惭愧的问问：我们的“进步”在哪里？

    (后记)

    当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早就预料到所谓中医和中医的卫道者们要对我展开围剿，因为这是他们一贯的对付异己者的“祖传秘方”。果然不出所料，他们赶办了一个《革新中医》月刊，由所谓“中华民国中医药学会”理事长担任发行人，常务理事担任社长兼主编，开始在这个刊物里哇哇大叫，在《庆祝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国医节特刊》里，他们警觉似他说：

    最近又出现若干野心分子将步汪〔精卫〕、余〔岩〕之后尘，且变本加厉，由攻击中医中药，进而谩骂政府与立法委员，吾人环顾目前情形，殊与“三一七”事件时代之环境不相上下。

    他们又说：

    此次阴谋破坏中医药之野心分子，比起十八年时的那一班，虽然地位、学识、声望，都还差得太远，但其野心却更大。

    此外是好几篇攻击性的文字，都是攻击“故意摧残中医药者”的。另外在今年的三一七国医节大会里，发布了一项宣言，中间说：……(略-编者)

    上面三段有趣的文字，真可代表中医和中医的卫道者们的“风度”了。

    在香港方面，他们自然也展开响应的活动。“香港中国医药出版社”的社长，当年《中医药保卫战》的作者，写出洋洋四千字的文章，攻击李敖——“西洋文化的干儿子”。这种下流的手法，在台湾我也碰到了：台湾中部南部都有剧烈攻击我的文稿和书信。有的甚至说我“步汪逆精卫之后尘，照此认真起来，每一个国民皆有资格，向警备司令部告发你是一个汉好之思想犯”。——这些慷慨激昂的话，更是他们“意底牢结”(ideology)的****表现了。

    台北今日医药新闻社，举办“修改医师法与革新医界风气的途径”笔谈会，在《今日医药》第二六0号(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

    李敖先生谈修改医师法与医界风气

    编者先生：

    你提出的“修改医师法与革新医界风气的途径”笔谈会三个问题，我想就前两个问题表示一点意见。

    一、对立法院审议修改“医师法”有何具体的建议？

    我在文星杂志六十一号(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写过一篇《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编者按：该文本刊于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创刊五周年特刊旦亦有转载)，我的主要意见都详细写在这篇文章里。我认为“医师法”的修改，必须从“其木立法原意”动手术，因为我们的基本立法原意，是在“使开时代倒车的中医获得法律上的平等承认”，这是非常要不得的!我深信，不在这儿彻底修改，其他一切寻章摘句的讨论都不是根本的有效的办法，我诚恳的希望朋友们能够仔细考虑我这点“具体的建议”。

    二、对今日医界风气的看法如何？

    今日医界风气的****症结在于“医格”的低落，社会上的“非法医师”、“国粹式的密医”(中医之京派者)、“CHU药式密医”(中医之海派者)、“柜台式密医”、“内功式密医”、“大刀式密医”……到处把医界风气搅得一团糟，使一般小百姓有时认不清真正正派的医生，没有尊敬他们的习惯，更没有尊敬护士的习惯。所以我认为，培养今日医界风气的基本方法，在于洁身自爱的医生们严格维持“医格”的尊严，不降志、不妥协、不畏人言，先在医界里有了所谓“自清”运动，风气总是会慢慢好转的。

    五十二年王月八日台北《联合报)：

不合格中医师不应参加检核

    省议会促立法院废弃原法变通规定

    〔本报雾岭七日电〕省议会第六次临时大会，七日通过民政审查委员会所提临时动议案，请立法院在审议“修正医师法草案”时，对该条文中第三条第三款予以废弃，以符立法体制。

    提案中说：此项条文第三条：“一医师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亦得应医师检核。”第三款：“曾执行中医师业务五年以上卓著声望者。”查修正医师法草案中，已增订第二十，‘条条文，系对不合法和不合格之医师(即密医)订有严格刑罚，加强取缔之明文，已充分表明政府对无照密医严厉制裁和革除积弊的决心，如原法第三条第三款予以保留，即无异政府又对不合格之中医师承认其执行业务。是以在同一立法之条文中，不应有此矛盾，以维法制。

    我这篇《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原登在《文星》第六十一号(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一日台北出版)，同朗有吴基福先生的《透视台湾界的“大杂院”——兼谈修改医师法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

    好友：文岭 扫描校对!

余云岫

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以（废止旧医），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
 

胡适

看这本书“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

陈寅恪

陈寅恪骂中医的一句话：“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丁文江

我国现代地质学和勘矿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信仰新医学”，“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

李敖

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麽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换句话说，不太客气的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中国传统上关於「医」的记载，最早的是神农、黄帝等的假历史，後来年代较近，产生了所谓「医」的始祖「彭」与「咸」，就是屈原所谓的「吴将从彭咸之所居」的「彭」与「咸」。所谓彭咸，根本统统是「巫医」。可见「巫」和「医」两者，根本就是不分家的。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所谓「医」，根本就是神医、就是「巫」、就是「迷信」的另一个名字！「巫彭」与「巫咸」是殷商时代的人物。从这两个所谓鼻祖以下，中国历代都有所谓新一代——进化的、改良的一代——人物出现，都据说是愈来愈不「巫」了，愈来愈「医」了，其实都是扯淡！他们不论怎麽改来改去，不论是什麽「华陀再世」「歧伯复生」都统统属於万世一系的巫医系统。这个系统，直延伸到中华民国五十四年的所谓「中医学院」，还没有断子绝孙，还是整年有数不尽的小「华陀」小「歧伯」出现，出现在这个可怜的国家，祸害这个可怜的民族，使他们吃树根草药、吞虫屎黑汤。

梁启超

科学呢，本来是无涯涘的。……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1926年6月2日北京《晨报》副刊）

周作人

成千上万的中医实在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什么辰州祝由科，灵子术的灵学家，国民精神养成所，这是原始社会的巫师行径，是再早一个时代的东西，不必说了，就是最纯正的中医学说也都是玄学的说法，倘若真是说得特别，即使荒唐古怪，也总还是够得上说是独有，可以标榜一个国字而名之曰“国术”！但是不幸某一时期之医学的玄学说法却是世上普通的事，“以天地五运六气配人身五藏六腑”与西洋中古之以七曜十二宫配人身各器官，阴阳湿燥之说与病源体液说（Humoral'ism）等，药物之形色数的意义与表征说（Theory of Signature），根本上是一致，这种例不必等我外行人来多举，只要请去查世界及中国医学史就可看到很多。

孙中山

蒋梦麟先生追忆孙中山 先生说他是学西医的，他知道中医靠着经验也能把病医好。西医根据科学，有时也会医不好。但西医之于科学，如船之于罗盘。中医根据经验如船之不用罗盘。用罗盘的，有时会到不了岸，不用罗盘的有时也会到岸，但他还是相信罗盘。

孙中山先生患肝癌，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中药。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见：《集外集拾遗》） 梁漱溟

梁漱溟从未出国留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人称“最后的儒家”

下面这段文字，也许读者很难想象竟是出自积极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儒梁漱溟的笔下： 

 “中国人虽然于医药上很用过一番心，讲医药的书比讲别的书都多。而其间可认为确实知识的依旧很少很少。用心用差了路，即是方法不对。……中国人无论讲什么总喜欢拿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去说。……拿金、木、水、火、土来与五脏相配属，……譬如这个人面色白润就说他肺经没病，因为肺属金，金应当是白色，现在肺现他的本色就无病。又姜若泡黑了用，就说可以入肾，因为肾属水其色黑。诸如此类，很多很多。这种奇绝的推理，异样的逻辑，西方绝对不能容，中国偏行之千多年！西方人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于论理一毫不敢苟。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若与西方比看，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非论理的精神是玄学的精神，而论理者便是科学所由成就。从论理来的是确实的知识，科学的知识；从非论理来的全不是知识，且尊称他是玄学的玄谈。但是他们的根本差异，且莫单看在东拉西扯联想比附与论理乖违，要晓得他所说话里的名辞(term)、思想中的观念、概念，本来同西方是全然两个样子的。……他所说的心肝脾肺，你若当他是循环器的心，呼吸器的肺……那就大错了，他都别有所指。所指的非复具体的东西，乃是某种意义的现象，而且不能给界说的。……他是以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为他根本的道理，而‘阴’、‘阳’、‘金’、‘木’、‘水’、‘火’、‘土’”都是玄学的流动抽象的表号，所以把一切别的观念也都跟着变化了。……中国人既然无论讲什么，都喜欢拿阴阳等等来讲，其结果一切成了玄学化，有玄学而无科学。”

儒学倡导者梁漱溟，在其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拿中医作例子分析了中国“有玄学而无科学”，没有走上科学道路的原因，颇为精采。这里只引开头的几句话：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在中国医学书里始终没有讲到“病”这样东西。）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如果我们稍微认真地想一想，有些所谓的“国粹”难道不是无视客观实际，用缺乏证据、虚玄而不加界定的抽象词语，在牵强附会自圆其说的框架内，进行似是而非的推理的产物吗？上海中医药大学二位教授指出：现代中医依然“受着巫韵的操纵”，在组方用药上保持其巫术特征。所以，像“‘仙方’巫技”之类的“太极汤”，被“作为医学成果，堂而皇之地登在医学院的学报上。”

傅斯年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

严复

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严译《穆勒名学》严复按语，1905）距今整整100年前，即20世纪元年，严复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陈独秀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蒙昧，其中就有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批判：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

曾国藩

早在清咸丰十年，曾国藩对其子纪泽患病身体虚弱十分焦虑，但叮嘱千万不要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因为“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曾国藩教子书]

吴汝纶

同治进士、桐城派文人吴汝纶也“于中医之一笔抹杀”，临终前身患重病，仍然拒绝中医。

传统中医连人体和疾病的基本形态都不曾做过起码的合乎实际的观察，难怪清末的“古文老师”吴汝纶都认为“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是“含混医术”，至死拒绝中医。郑观应则说：“中医多模糊影响之谈，贵空言而罕实效。” 

郭沫若

“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一粒安宫牛黄丸就能引起中毒

·方舟子·

美国法律禁止进口含珍稀动物成分的产品，美国渔业野生动物部法医实验室为此在90年代中期抽查了12种声称含有虎骨、犀角的中成药药丸，并未检测到这些成份，却意外地发现这些中成药的有毒元素汞和砷的含量高得惊人：汞的含量在每丸7.8毫克和621.3毫克之间，砷的含量在每丸0.1毫克到36.6毫克之间。其原因可能是这些药丸都掺了被中医当药用的矿物质雄黄（硫化砷）和朱砂（硫化汞），虽然在其成分中并未注明这二者。其中含量最高的是南京同仁堂制药厂生产的安宫牛黄丸（又称牛黄安宫丸），每丸含砷量在3.21毫克到36.6毫克之间，含汞量在80.7毫克到621.3毫克之间。研究表明，每天服用10毫克硫化砷或260毫克硫化汞就足以导致慢性中毒，因此报道声称给刘海若“每天早晚各‘灌饲’一粒牛黄安宫丸”，将这当成若转危为安的“王牌”，事实上是在毒害她。此外，“大活络丸”、“牛黄清心丸”、“再造丸”、“牛黄降压丸”等常见中成药也被发现含砷、汞。美国加州禁止出售含砷、汞的食物、药物，美国东方医学学会建议最好避免使用这些中成药。不要迷信什么“以毒攻毒”的无稽之谈。

人参与西洋参：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事实
·方舟子·

有人说中国人服用人参（Panax ginseng）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但是在先秦文献和西汉史书中并无关于人参的记载。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两汉期间大量出现的用神学附会儒家教义的纬书这类荒诞不经的迷信著作中，如“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春秋纬》）、“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礼纬·斗威仪》），这显然是由于人参像人形而引起神秘的联想，把它当成神草。稍后，********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首次将人参当成药物收入。此书托名“神农”，成书时间大约在东汉中期（公元100年左右），在唐朝时候已失传，现存版本是后人从其他著作的转载中收集起来的所谓辑佚本。在《神农本草经》中，人参被列为“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君”药之一，其药理则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颇类似于现在的“保健品”广告，但也不算突出，因为这类被认为久服轻身延年的上品药在书中列举了120种之多。《神农本草经》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服用人参。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论》记载了113个药方，其中有21个用到人参。这是首次对人参药用的记载。

此后的一千年间，人参虽也充当药用，但其地位基本上相当于一种供送礼、进贡的土特产，也和现在的“保健品”作用差不多。例如，唐末并称“皮陆”的著名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都有以感谢友人惠赠人参为题的诗。皮日休的诗最后说“从今汤剂如相续，不用金山焙上茶”，似乎也只是把人参当成好茶的代用品。宋时的风气仍然如此，苏轼有一封向友人讨土特产的信称：“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人参的地位，也不过和干枣一样属于解馋的食品。直到晚明，人参才突然获得了“百草之王”、“众药之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录了其父李言闻撰写的《人参传》，首次对人参做了详细论述，按其说法，人参几乎就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神药，“能治男女一切虚症”。人参由此身价百倍，在中原地带很快就被挖得绝种，只在东北的深山老林中还可找到，以致现在人们一提起人参，就以为是东北长白山特产，不知道在古代，山西上党的人参才被视为佳品。中医认为药草生长地点对药性影响极大，根据“相生相克”，寒带药草性温，热带药草性凉或寒，而人参的药性从古代被认为“微寒”，到近代被认为“性温”，也正反应了人参产地从南往北的迁移趋势。

明末汉人对人参的狂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东北女真族的兴起，人参采集成了女真族的一大经济来源。女真人自己并不消费人参，而是通过马市出售给中原汉人，以致万历三十五年明廷暂停辽东马市，导致女真人参积压，两年之内竟腐烂了十余万斤，逼迫他们改进制作方法以长期保存，待价而沽。到了清朝，国人对人参的狂热有增无减，每年有数万人到长白山采参，东北人参也面临着灭绝的命运。为了制止这股滥采之风，保护满人发祥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廷下令实行放票采参，严禁私采。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制止冒死私采。人参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还印了参票1万张，实发6千张，近百年后，咸丰二年（1852年）所印参票已减少到753张，实发632张，野生人参在清末已难得一见。到现在，野生人参被国家定为一级保护植物，已濒于灭绝。中国市场上见到的价格惊人的“野山参”，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据估计，按现在的采挖速度，再过几年，野生人参也将在俄罗斯灭绝。

正是在人参就要绝迹，中国人在寻找其替代品时，西洋参开始上场。1701年，法国耶稣会教士杜德美（P. Jartoux，1668－1720）来华传教，也受到中国人参热的感染，认为人参的确是一种灵丹妙药。1708年，杜德美受清廷之命绘制中国地图，去东北考察，在距离高丽边界的一个村子里见到了当地人采集的新鲜人参，依原样大小画图。1711年4月12日，他给传教会会长写信，附上了他绘制的人参图，详细介绍了人参产地、形态、生长状况和采集方法，并且推测在地理相似的别的地方也有可能发现人参：人参产地“大致可以说它位于北纬39度－47度之间，东经10度－20度（以北京子午线为基准）之间。……这一切使我认为，若世界上还有某个国家生长此种植物，这个国家恐怕是加拿大。因为据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所述，那里的森林、山脉与此地的颇为相似。”

这是人参第一次被详细介绍给西方世界。这封信发表后，影响很大。另一位法国耶稣会教士拉菲托（Joseph-Francois Lafitau）在加拿大魁北克传教，1716年他读了杜德美的信后，意识到他所在的魁北克正是杜德美预言可能发现人参的地方。拉菲托拿了人参绘图给当地印第安人看，他们立即认出是一种他们叫做“嘎兰特区恩”（garantoquen）的草药。大多数北美印第安部落很早就已把它当药用，不过用法各不相同，用于治疗头疼、创伤、不孕等等，也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把它当成灵丹妙药。实际上美洲人参和中国人参虽然属于同一个科、属，但并非同一个物种，学名后来被瑞典植物学家林耐定为Panax Quinquefolium，传入中国后叫做西洋参，也称做花旗参、广东人参。

拉菲托向法国报告了西洋参的“发现”后，精明的法国商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有了一种可以从中国人手中牟取暴利的宝贝。北美各地的法国商人在和印第安人做交易时，除了收购毛皮，也开始大量地收购西洋参——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现在美国许多皮货商也同时担任西洋参贩。1718年，一家法国皮货公司试着把西洋参出口到中国，大受中国人欢迎，从此开始了西洋参的国际贸易。北美大地出现了一股“挖参热”，华盛顿在其日记中甚至提到他曾遭遇挖参者。费城的一份文件记载说，在1788年，有一位叫丹尼尔·布恩（DanielBoone）的著名探险家在那里卖出了15吨西洋参。

西洋参和皮货一起成了新大陆最早的出口商品。起初这些西洋参贸易都是间接的，西洋参先从北美运到法国或英国，然后转运到中国，以致当时的中医著作误以为西洋参“出西洋佛兰西（即法国），一名佛兰参”（《本草备要》）。第一次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也是一次西洋参贸易，发生于1784年2月，“中国女皇”号从纽约出发，满载着242箱约30吨西洋参开往中国，于8月30日抵达广州，换了200吨茶叶以及丝绸、瓷器返航。在18世纪后期，每年有大约70吨西洋参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运往中国。主要地由于西洋参贸易，在1800年这一年，美国与广州港的贸易额，超过了在1925年与全中国的贸易额。据统计，在1820年到1903年之间，美国共向中国出口了1700万磅西洋参，平均价格大约每磅2.5美元。

这些几乎都是野生参。在当时，西洋参在美国北方各州的森林中随处可见，但是再多的西洋参也禁不住这种毫无节制的狂挖滥采。在1870年代开始，有些美国人开始试验西洋参的人工栽培。西洋参栽培之父一般认为是乔治·斯坦顿（George Stanton）。1885年，他成功地在纽约州种植了150英亩的西洋参。到19世纪结束的时候，野生西洋参的供应实际上也已结束，人工栽培已被广泛采用。从1906年到1970年，美国平均每年出口21万5千磅西洋参，其中只有1951年出口量显著下降，大概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但是即使那一年，出口量仍然达到7万7千磅。

从1960年代中叶开始，美国农业部开始统计西洋参的出口状况。从1967年到1982年，每年出口量平均增长大约9％。到1983年，出口量开始大幅度上升，西洋参再次成为美国的一种主要出口产品，每年出口量平均增长超过25％，到1994年时达到顶峰，一年出口西洋参237万磅，按金额算，最高的是1992年，达到了1亿4百万美元。但是从1994年起，一方面由于中国引种西洋参获得成功，大约可满足20％的中国市场需要，对西洋参的需求已不完全依赖于进口，另一方面亚洲出现金融危机，美国西洋参的出口也受到重大影响，以平均每年减少大约10％的速度下降。据美国农业部不久前发布的资料，在2001年，美国西洋参出口金额为2514万美元（包括栽培参1441万，野生参1073万），90％以上出口到东亚，特别是香港。

野生西洋参和栽培西洋参的价格可相差数十倍。目前市场上野山参（野生参）价格大约每磅500－600美元，移山参（森林栽培参）价格每磅200－300美元，园参（田地栽培参）价格则仅每磅20－30美元。为了避免野生西洋参也像野生人参那样濒临灭绝，美国政府对野生西洋参的采集进行了严格的管理，每年由渔业及野生生物管理局宣布哪些州可以采集野生参。

美国是西洋参的****产量国，有25个州出产西洋参，野生参以肯塔基州产量最高，栽培参以威斯康辛州产量最高，绝大部分的西洋参产自威斯康辛。这些西洋参基本上都供出口，留在国内销售的也以卖给华人为主。近年来由于出口不景气，西洋参商人们也试图开拓美国本地市场，开始宣传西洋参的神奇作用，主要是声称它能增强人的精力，是“能量刺激剂”。在药店、超级市场也可发现西洋参制剂，但销量很小。由于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至今未认可西洋参（以及人参）有任何医疗作用，因此这些西洋参制剂都是做为保健食品销售的。    西方医学界对西洋参和人参是否有医学价值以及有什么样的医疗作用仍然充满了争议。许多研究者只是简单地把中医关于参的疗效的说法视为神话或迷信，另外有些人则试图研究这些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如果参真的有药理作用的话，那么是因为其中含有某种活性物质。参根主要是由碳水化合物组成的（约占干根的70％，这些构成了参的甜味），与胡萝卜根差不多。从参中提取出来的人参炔醇与从胡萝卜中提取出来的胡萝卜毒素（一种神经毒素）完全相同。民间说人参服用不当，就跟吃萝卜差不多，看来并非没有道理。参根还含有其他多种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在提取、浓缩后表现出药性，但其含量极低，不太可能有重要的作用。参根的化学成分中，有一小部分（不到5％）属于皂甙类，构成了参的苦味。这类化学物质在多种草药、食物（例如橄榄、金瓜、大豆）中也能找到，有药理活性。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已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试图分离和鉴定出各种人参皂甙，目前已从中国人参中鉴定出了34种。其中一些人参皂甙在单独使用时，似乎和服用整个参根的作用相似，因此现在一般认为参的独特活性物质是其中的皂甙类物质。

人参皂甙主要集中在参根的外层，根须中的含量又比主根高得多，是其数倍，这与传统上认为参根内部比外层、主根比根须药性强的看法恰好相反。而且，参叶、花蕾、果肉中人参皂甙的含量比根部高得多，如果人参皂甙真的是人参的活性物质的话，传统上只用参根入药真的可说是舍本逐末了。传统上认为参越老越好，但是根据测定结果，4－5年的参根的人参皂甙含量最高。传统上还认为中国人参的药性强于西洋参，二者当然又都胜于与参同属的三七，但是人参皂甙的含量却倒了过来，以三七最高，西洋参其次，人参最低。整个都乱了套。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传统的说法未必有可靠根据，甚至可能是由于错误的根据。例如，中医关于人参性温、西洋参性凉的说法就是源于对二者产地的误会。西洋参最早是从广州进口的，因此被当时的中医误认为是西洋南方特产，将其定为性凉药物。实际上西洋参主要产于加拿大和美国北部，纬度与人参产地相当。

有趣的是，国内外对人参皂甙含量的测定差异很大，中国研究者把人参主根中的人参皂甙含量测定为2.2-5％，而欧美研究者的测定结果则大约只是其一半。不知这种差异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外研究者对参的药性的信心的差异。就像以前人参被认为能包治百病一样，现在也有一些研究者声称发现了人参、西洋参有多种药理作用，对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都有影响，能提高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能力，降低疲劳度，防治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癌症、糖尿病等等现代世界的种种头号疾病。有一些动物实验、临床试验支持这些说法，另外的一些研究则未能加以证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参、西洋参绝对不是完全无害的补品。几年前美国医学机构曾发出警告，不可在手术期间为了“补气”而服用人参、西洋参，否则可能引起手术时大出血。

现代医学界对人参、西洋参是否有药效已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美国药典》（U.S. Pharmacopoeia）一度列入参，但在1880年将其删去。《美国国家药典》（U.S. National Formulary）也在1937年删去参，认为其医疗、保健价值只不过是中国人的想像。目前西洋参原产地的医学权威机构美国医学联合会和加拿大医学联合会都不承认参的医学价值。对参是否有医学价值，世界医学界在以后很可能还会一直争论下去。一种被认为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可能是其实一种病都治不了。中国人对参的崇拜，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造成的。这种神秘感对于种参业来说，却正是其赖以生存和繁荣的卖点。如果参能够被证实的确有某种疗效，如果参的活性物质能够被真正鉴定并合成，那么种参业可能就要完成其历史使命了。

如此“中西医结合”
·方舟子·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在11月2日发出警告，警告消费者不要购买、食用从中国进口的保健品“蚁力神”胶囊，并禁止该保健品进入美国，因为这种声称能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增强男性性能力的保健品含有没有标明的处方药物成份，使用不当有可能导致生命危险。

我曾在中国电视和媒体上多次见到“蚁力神”胶囊的广告，其厂家自称它是“以中国特产的拟黑多刺蚂蚁体内提取的精贵营养素为主要原料，辅以多种名贵中药材，经十多位专家潜心研究，采用高科技工艺精心研制而成的专利产品”，其保健功能为“补肾益气”，食用注意事项为“孕妇、婴幼儿及青少年儿童不宜食用”，配料为“拟黑多刺蚂蚁、绞股兰、枸杞子、肉苁蓉等”。但是《美国医学学会杂志》在今年2月份发表的文章指出，“蚁力神”胶囊并非什么天然保健品，而是含有处方强度的药物成份西地那非。

西地那非是“伟哥”（正式名称“万艾可”）的活性成份，是只有凭医师处方才能购买、并必须在医师指导下才能服用的处方药物。用于治疗勃起障碍的西地那非推荐剂量为50毫克，而每粒“蚁力神”胶囊中，西地那非的含量高达55毫克，显然是根据其推荐剂量暗自添加的。FDA的测试肯定了《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的发现。西地那非如果与硝酸盐类药物同时使用，有可能产生严重低血压，出现生命危险。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胆固醇等疾患的患者经常使用硝酸盐类药物，在这类患者中，性功能障碍也是常见的问题，如果他们误信“蚁力神”的广告而擅自服用，就可能出现药物反应，恐有生命安全之虞。因此，FDA发出了警告和禁令。

早在去年，在日本各县市卫生单位公布的假健康食品名单中，“蚁力神”就因为被检测出暗自添加西地那非而榜上有名。这也不是第一种被发现添加西药的国产保健品或中药制剂。台湾卫生署在去年7月1日发布的抽样调查报告指出，他们抽样检测了46种大陆生产的中药制剂，发现有10种暗中添加了西药成份，其中7种验出含有西地那非，2种检出解热镇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成分，1种同时含有降血糖的二甲双胍成分与芬氟拉明禁药成分，此外，还有1种检出高含量的重金属汞。

“药力不够，西药来凑”，这其实是当前国内中药制剂的一个普遍现象。许多“补肾壮阳”的中药不过是对“伟哥”的偷偷重新包装，治疗糖尿病的中药制剂都添加了降血糖的西药，中药感冒冲剂也多添加了解热镇痛药。这类中药制剂，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添加的西药成份，但是在说明书和广告中，或者像“蚁力神”那样对西药成份隐瞒不提，或者尽量贬低西药成份。例如号称是治疗糖尿病的中药名药的“消渴丸”，其标注的成份为：“葛根、地黄、黄芪、天花粉、玉米须、五味子、山药、格列本脲。”而其实被列在最后的西药成份“格列本脲”才是真正有效的降血糖成份，但是经过这么包装，却让人误以为“消渴丸”是纯中药制剂，制造出中药也能治糖尿病的神话。

这种用中药包装西药的虚假宣传，利用的是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现代医学知识的缺乏。我见到过一个感冒药的广告，号称其中的“西药治症状，中药抗病毒”，便是迎合了许多中国人心目中“西药治标、中药治本”的迷信心理。其实现代医学还没能找到抗感冒病毒的特效药，对感冒的治疗只能是减轻症状让患者感到舒服一些，“西药治症状”是真的，“中药抗病毒”则是吹牛而已，如果真能抗病毒，哪里还用得着用西药“治症状”？不久前国内大肆宣传用中药治疗艾滋病人，这些宣传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其实治艾滋病病人用的还是西药的鸡尾酒疗法，中药是做为辅助药物，试验是否能用中药来减轻鸡尾酒疗法的副作用。所以这不是用中药治疗艾滋病，而是临床试验中药是否能辅助西药治疗艾滋病。

我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中药的价值。像其他民族的传统医术一样，做为已有几千年历史的经验积累，没有人会否认会有某些中药药物是有用的，但是其有效性和实用性必须经过现代医学方法验证才能确认。用中药包装西药，盗用西药推销中药，如此“中西医结合”，反映的恰恰是这些人已对中药完全失去了信心，而只能一方面依赖西药，一方面利用中国人普遍相信中药的心理发财而已。这种做法在国内不仅很少被揭露、被惩罚，甚至还受到鼓励，在瞒和骗中让国粹发扬光大，有人得名得利，有人得了安慰，各得其所。不过，关起门来自得其乐也就算了，如果想靠这种欺骗手段让中药走向世界，开什么国际玩笑？

艾滋病拯救得了中医吗？

·方舟子·

如果有一位江湖医生，什么病都治不了，却声称有祖传秘方专治新发现的疑难杂症，那么，我想有些头脑的人都会觉得很可疑。这是我最近读了《商务周刊》的封面文章《艾滋病拯救中医》之后的一个联想。

虽然在中国相信中医的人还非常多，但是中医却没能拿出什么成效对得起这种信任。搞了几十年的中医现代化，至今只有一种得到国际承认的新药青蒿素算是和中药沾了点边。同仁堂龙胆泄肝丸事件让公众知道了中药并非没有毒副作用，乱服滥用会对身体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一些常见中成药、保健品被揭露出添加了西药成分，实际上是西药在起作用，更使中医的名声大大受损。

不久前国内管理部门允许临床试验中药做为治疗艾滋病的辅助药物，能否减轻西医的鸡尾酒疗法的副作用。这在媒体上被夸大其词地报道成用中药治疗艾滋病。据《商务周刊》的报道说，“一些民间中医和业内人士希望通过在艾滋病治疗实践中的努力，让这个传统行业走出困境。”

这样的希望，就像患了绝症的病人乱投医一样，都是把死马当活马医的绝望之举。为中医辩护的人往往声称中医是几千年的经验总结。依靠长期的经验摸索的确有可能发现某些疾病的某些治疗方法，但是这不适合于像艾滋病、萨斯病这样的新兴传染病，对此，中医的“几千年经验”是毫无用武之地的。我不相信对肆虐了几百几千年的老传染病束手无策的中医，却偏偏能专治新兴传染病。

那篇报道通过采访中医和患者，列举了一些中医如何有效地治疗艾滋病、萨斯病的例子。对这类中医药如何神奇的报道或广告，读者只要记住现代医学的这条金科玉律即可不受其蛊惑：个案证明不了疗效，患者的证词不能做为疗效的证据。某个患者吃了某种药治好了某种病，并不等于就真的是那个药在起作用，可能是自愈，可能是心理暗示的作用，也可能是误诊。要确定一个药物是否有效，必须经过一定规模的临床试验，必须有吃安慰剂的对照组做对比以排除安慰剂效应（就是说，排除心理暗示的影响），而且必须双盲（在实验过程中医生和患者都不知道患者吃的是药还是安慰剂，只有第三方知道），以排除主观倾向。

在那篇报道中，我发现那些提倡中医的人，其言辞充满了自相矛盾。一方面声称中医的精华在于“辨证施治”，对不同的病人用不同的治法，一方面却要求批准、推广某个特定的中药药方，这是自相矛盾。所谓“辨证施治”，其实不过是在药方无效时的借口而已。

一方面声称中医药曾经治愈了萨斯病，一方面又承认对此没有系统的统计，这也是自相矛盾。没有系统的统计，何以知道确实有效？

在那篇报道中，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居然拿“英国西医两次会诊宣布刘海若‘脑死亡’，结果最后是中医使刘海若起死回生”这个谣言说事。刘海若脑死亡本来就是媒体的以讹传讹，并非英国医生的诊断。英国医生又不是江湖医生，岂能没有做脑干功能等测试就宣布一个人“脑死亡”？那是中国记者宣布的，不是英国医生宣布的。至于刘海若后来如何起死回生，根据宣武医院王副院长对记者的介绍：“院方在广泛应用现代医学技术的同时，还引入了针灸等中医传统疗法，收效明显。同时，在中西医结合、全方位治疗的过程中，按摩、康复、电刺激等先进治疗方式也为海若最终的苏醒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既然是全方位的中西医结合，究竟中医疗法在其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可就难说了，从王副院长的措辞看，似乎中医疗法只起辅助作用（被传得神乎其神的“牛黄安宫丸”院方提都没提），怎么在贾谦看来就全成了中医的功劳？

贾谦自称是中医信徒，倒也坦率，不过我们由此也可以把他领导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视为信徒为了自己的信仰根据道听途说搞的研究，与科学无关。

就这样被慢慢毒死

·方舟子·

还可能有人由于经常吃中药补药，慢慢把自己毒死了。台湾卫生署和美国各地卫生机关都发现多种中药补药含有过量的重金属，如砷、汞等。吃这类补药会“发热”、“上火”，让人感到好像很“补”，其实正是重金属中毒的症状。

中药是做为食品进入美国的，无需经过批准就可销售，但是如果发现有毒，就会被禁止。许多常见的中成药因被检测出重金属含量过高而在美国被禁。1991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现一名13岁华裔儿童吃打蛔虫的中药鹧鸪菜4年后大脑受损，经检验发现鹧鸪菜中汞的含量高达2.3％，公告禁止服用和销售鹧鸪菜。美国法律禁止进口含珍稀动物成分的产品，美国渔业野生动物部法医实验室为此在90年代中期抽查了12种声称含有虎骨、犀角的中成药药丸，未检测到这些成份，却意外地发现这些中成药的有毒元素汞和砷的含量高得惊人，其中含量最高的是谣传治好刘海若“脑死亡”的安宫牛黄丸（又称牛黄安宫丸）。其原因可能是这些药丸都掺了被中医当药用的矿物质雄黄（硫化砷）和朱砂（硫化汞）。

许多被历代中医视为无毒的中药现在都被发现含有慢性毒，能导致肾衰竭、癌症、胸腺萎缩、重金属中毒、畸胎。例如，大量服用灵芝会造成急性肾小管坏死，黄连因能引起新生儿溶血症而在新加坡和美国被禁，“止咳良药”款冬久服会导致肝癌。北京崇文医院一位出身中医世家的老中医也和许多患者一样因服用龙胆泻肝丸而导致尿毒症。许多人把龙胆泻肝丸事件归咎于药典出错，把其中的木通换成了有毒的关木通。实际上，除了关木通，含有马兜铃酸中草药还有十几种，常常被当成无毒的药物用于“败火”、“排毒”、减肥、治疗心脏病等，它们都能导致肾衰竭。毒副作用还未被发现的中草药不知还有多少。

有人把中医当成“经验科学”，说是千百年来用人体做试验的结晶。其实，没有科学指导的人体试验不仅不能确认药物的疗效，也难以发现药物的毒副作用。服了以后毒性马上发作的剧毒、急毒药物还可凭经验发现，而那些要经过几年、十几年才会出现症状的慢性毒，经验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用动物做毒理实验和做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服药者才能发现。现代药物在获准上市前都做了这些研究，在说明书中会详细说明毒副作用，而中草药却至今在中国有毒副作用不明的特权。如果不具体说明毒副作用，“是药三分毒”就只是一句废话和推卸责任的借口。同样，如果不提供确凿的证据，“炮制、复方配制或辨证施治可消除单味草药的毒性”、“以毒攻毒”这种说法就只是草菅人命的大话。

（中国青年报）

方舟子：在有现代医学之前西方有自己的医学，它这套体系和中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就是说它都讲整体论、系统论。用药主要是用草药，而且它用草药和中药相似。“并不是说中医的这些理论是非常独特的，这是各个民族在有科学之前都具有的一些共性。”

经络根本不存在。方舟子彻底否定“经络”的说法。他认为，根据《黄帝内经》对经络的描述，经络是古人对血管走向的很不准确、很模糊的一个描述。他举出针灸的例子，“现在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针灸起作用是由于针刺激神经系统，在人体内产生了能够起麻醉作用的一种物质，而并非是经络气血等起作用。”

方舟子提出，中医学者在诊疗的时候是凭经验而不是凭科学方法、科学理论做判断的。经验的东西往往包含着虚假的成分、错误的成分在里面。“中医药的出路就是用现代医学手段来检验其有效成分，去伪存真。”

方舟子：我为何不相信中药疗效

来源: 北京科技报

在科普作家方舟子发表的《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药》一文中，方舟子对传统中医中药的疗效直接提出了质疑。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重型炸弹”在读者和一批关注中医中药的学者中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讨论。我们究竟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审视传统的中医中药？中医中药应该如何辨证的发扬继承？方舟子的观点是“哗众取宠”还是过于偏激？他的观点有没有让我们值得思考的地方？就相关问题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专访方舟子:

中医中更多的是以讹传讹

记者：如何看待中药千百年来的流传？难道这么多年的传统没有一点疗效？

方舟子：我们切不可因为某种东西流传了千百年，就认为它必定有效。风水、算命、巫术同样流传了千百年。不过我们对传统医术不妨宽容一些。我并不全盘否定所有这些药物的疗效，有的可能有效，但是更多的则是以讹传讹。在长期摸索中人们有时会真的发现有效的药物，但是是否真正有效、有效成分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毒副作用，都必须经过现代医学方法的检测才能确定。

记者：你认为所有的中药都没有疗效，还是只是认为部分中药没有疗效？

方舟子：如上所述，我认为某些中药可能有疗效，但是这必须经过现代医学方法的检测才能确定，在这么做之前，我本人不相信任何中药的疗效，不会为了治病或健身而去服用任何中药。

中药能治病只是“心理暗示”的结果

记者：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吃了银翘这些中药片剂，感到的确起到了作用，这个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

方舟子：患者吃了某种中药片剂后感到有用，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某些中药的确含有有效成分，但是更可能是心理暗示的结果，或者是添加的西药成分在起作用。就拿银翘片来说，目前市场上的银翘片大多添加了扑热息痛（对乙酰氨基酚）、扑尔敏（马来酸氯苯那敏）等解热镇痛的西药，你感冒后吃银翘片，觉得症状缓解，实际上是这些西药在起作用。对银翘片中添加的西药成分，有的厂商会在成分中标明（例如通化金马药业集团出产的维C银翘片），更多的则没有标明，例如广州众胜药厂出产的维C银翘片，被台湾卫生署药物食品检验局检测出含有未标明的西药成分（对乙酰氨基酚）。顺便说一下，北京同仁堂出产的银翘解毒片被台湾卫生署药物食品检验局查出砷的含量偏高，长期服用有引起重金属中毒的危险。

记者：心理暗示作用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怎么能证明有些人吃中药不管用而是“心理暗示”的结果？

方舟子：医学界公认，对许多疾病来说，给患者吃不含有药性成分的“安慰剂”（一般用淀粉制作），但是让他误以为是药物，那么，相当一部分患者也会因此痊愈，这是心理暗示的作用。 前些年很流行的发功治病、特异功能治病，其实也是利用心理暗示的作用。要证明某种药物是否有效还是心理暗示的结果，需要做一个有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将同类病人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服药物，一组服安慰剂，最后统计治愈（或好转）的比例，如果药物组的治愈比例明显高于安慰剂组，我们才能确定该药物有疗效。

中医药“扬威海外”之说都是自吹自擂

记者：中医中药被称为国粹，现在其他国家也有涉及。据你了解，国外比如美国对中医药的疗效问题持什么态度？

方舟子：中医药在其他国家主要也是在华人中间流行。国内那些中医药如何扬威海外的报道，都是自吹自擂。美国医学界对中医药的疗效持否定、怀疑态度。中医药和其他不被医学界承认的民间医术，作为民间“另类医学”的一部分而存在。有一些研究人员试图从中草药中发现新药，但是美国食物药品管理局（FDA）迄今没有批准任何中药上市。在美国销售的中药都是作为膳食补充剂出售的，如果宣称对什么病有疗效，属于虚假宣传，会受到处罚。

记者：你在文章中也写道：“但是否认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并不等于全盘否定中药。中医的某些疗法就像其他民族的传统疗法一样，可能有其价值，值得用现代医学方法进行挖掘、研究。”我想请教，如何客观地评价中医中药的疗效？

方舟子：中医的某些疗法，例如针灸，有其价值，但是没有那么神，可以作为某种辅助治疗方法。例如可以镇痛。这方面国外生物医学界有不少的研究。国外研究者发明了模拟针灸的“安慰针”，能够对针灸进行盲法测试，所以可以确定它对某些疾病有一些治疗效果，而不是完全依赖心理暗示。对针灸作用机理也有一定的了解，例如针灸能镇痛，是因为刺激某些穴位能促使神经系统分泌有镇痛效果的神经递质。这和什么“经络”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国外对针灸机理的研究结果表明，它不符合“经络”的预测。至于中药，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处方已通过了三期临床试验（上千人参与、有安慰剂对照的双盲测试），只听说有个别的处方在做二期临床试验，所以对其疗效都只能存疑。如果以“个体化治疗”为借口自欺欺人，拒绝临床试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中医学若要达到量化 必须从头开始

记者：中医药的一大特点就是“经验医学”，而现代医学比如西医，一个显著的特点却是“量化”，比如药片的成分精确到很小的剂量，还有毒副作用也有标示，你认为中医药要达到这一步，还需要做什么？

方舟子：由于中药的疗效、毒副作用不明，那么对待它就要像对待新药开发一样，进行药理、毒理研究，通过体外实验、动物实验、一到三期临床试验、流行病学调查这些阶段，遵循世界医学界公认的安慰剂对照原则、随机化原则、盲法试验原则，确定其疗效和毒副作用，才有可能获得承认。

真正要做到量化，则必须把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例如从麻黄提取的麻黄碱、从青蒿提取的青蒿素，是极少数已被公认的成功例子。抗疟疾良药青蒿素一直被当成开发中药的范例，其实它的研发只和中药沾了点边。它是从晋葛洪《肘后方》有关绞取青蒿汁可治疗疟疾的记载获得的研究思路，但是中医用于治疗疟疾的传统方剂青蒿鳖甲煎却对疟疾无效，因为煎煮破坏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失去了药效。几十年的研究才得到这么一种药物，说明从中草药发现新药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价值不大。有一段时间世界各大药厂很热衷于从草药中开发新药，但是也由于效率太低、获益不大，目前已渐渐冷却。在分子水平上进行药物设计和筛选是新药开发的趋势。

顺便说一下，我不同意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西医应该用于指现代医学诞生之前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医术。现代医学虽然是从西医发展来的，但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包括了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人的贡献。既然我们不再把科学成为西学，就不应该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

中医是伪科学吗?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药
北京科技报

据我所知，没有哪一种中药已完全通过了如此严格的临床试验，而现代药物(也就是所谓“西药”)一般都要经过这样的临床试验才会获准上市。

　　最近我写了几篇文章，对中医药神话表示了一点不敬，由此引来一些读者对我表示不 敬，有人甚至在网上对我破口大骂。我不相信这些有异议的读者都是感到利益受到威胁的中医药从业者，有一部分可能属于亲身体验过中医药的好处或出于民族感情轻信中医药神话的人。对于前者，我不觉得有去说服他们改头换面的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而对于后者，我觉得应该让他们了解医药科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更清醒、理性地对待中医药。

　　我们首先应该把中医理论和中药(以及针灸等传统疗法)区分开来。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虽然有许多人幻想将来有一天中医理论会被纳入科学体系，甚至被用来拯救现代医学，但那仅仅是一种幻想，我不认为它有可能实现。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包括西方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过自己的一套医疗理论，它们也都被排斥在科学体系之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民族的传统医学就会是个例外。科学没有国界，也不属于某个民族所特有。

　　但是否认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并不等于全盘否定中药。中医的某些疗法就像其他民族的传统疗法一样，可能有其价值，值得用现代医学方法进行挖掘、研究。我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地评价中医药的是是非非，而只想简单地谈谈如何看待与许多普通读者有切身关系的中药。对普通读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不是某个医疗体系是否科学，而是某种疗法、药物是否有效、是否有毒副作用。

　　为中医药辩护的一个常见理由是说它是“经验科学”，是几千年的经验结晶云云。的确，通过千百年来的医疗实践，有可能摸索出某种疗法、发现某种药物，但是，经验有可能有效，却也非常有限。口口相传的经验往往是靠不住的，含有捏造、夸大成分，或有意无意地进行了筛选(只注意成功的病例而忽视失败的病例)。许多疾病的疗效也不可能通过经验摸索而确定下来。

　　历代名医在医案中津津乐道自己曾经用什么处方治好了某个病人，患者在文章中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如何得益于某种药物，这些在现代医学看来都没有价值，因为就药物、疗法的疗效而言，个案没有一点说服力。某个患者吃了某种药物之后病好了，并不等于就是那种药物真的发挥了作用。它可能是自愈(许多疾病本来不吃药也可以自愈)，可能是心理暗示的结果(许多疾病的相当一部分病人在吃了无药性的“安慰剂”之后也会痊愈)，甚至可能是误诊，病人本来就没病。因此，要确定某种药物的疗效，必须在做了大量的临床试验、进行统计之后才能确定。而且临床试验必须采取双盲方法，即在试验过程中，患者本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药物还是外观像药物的安慰剂，以排除心理暗示作用；主治医生也不知道哪个患者吃的是药物还是安慰剂，以避免在判断疗效时有主观偏差。究竟谁吃了药物、谁吃了安慰剂由第三方掌握，在最后统计疗效时才公开。据我所知，没有哪一种中药已完全通过了如此严格的临床试验，而现代药物(也就是所谓“西药”)一般都要经过这样的临床试验才会获准上市。

　　有些药物虽然对治疗疾病有疗效，但是由于毒副作用过强，也无法使用或必须慎用。对那些急毒、剧毒药物，靠经验还可能发现，但是对那些毒副作用要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的慢性毒，例如药物导致的癌症、肝病、肾病、心血管疾病，凭经验根本不可能发现，必须靠动物实验、临床试验、流行病调查才能查出来。中医虽然有“是药三分毒”的说法，但这只是一句废话，对某种药物究竟有什么毒副作用，服用后会对身体器官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现代药物在说明书中都会详细说明毒副作用，而我抽查了几种常见中成药，都对毒副作用只字不提，最多在“注意事项”中写一句“孕妇禁用”，给人以为中药对普通人都无毒副作用的印象。

　　近来靠现代医学方法才发现许多被中医认为无毒的中草药有强烈的毒副作用。龙胆泄肝丸能导致肾衰竭，只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实际上，还有许多药典记载“无毒”的中草药被发现能导致肾衰竭、癌症、胸腺萎缩、重金属中毒、畸胎。我再举一个例子，美国法律禁止进口含珍稀动物成分的产品，美国渔业野生动物部法医实验室为此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抽查了12种声称含有虎骨、犀角的中成药药丸，并未检测到这些成分，却意外地发现这些中成药的有毒元素汞和砷的含量高得惊人，不可服用。其中含量最高的是由于谣传让刘海若“脑死亡”后起死回生而名声大振的安宫牛黄丸(又称牛黄安宫丸)。许多中药补药都含有重金属成分，长期服用会导致慢性重金属中毒。可笑的是有人在服了中药补药后感到“燥热”、“上火”还以为确实很补，不知那正是重金属中毒的症状。

　　各种中药方剂、民间验方、祖传秘方、中药补药、中药保健品等等目前仍然很有市场，了解一点现代医学常识，不要轻信各种广告、传言，不仅可以少花冤枉钱，而且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少受点罪。否则，在盲目服用中药之后引起不可逆转的慢性中毒，就悔之晚矣。

中药如此“扬威海外”

·方舟子·

中医药被称为国粹，在其他国家主要也是在华人中间流行。国内那些中医药如何扬威海外的报道，都是自吹自擂。美国医学界对中医药的疗效持否定、怀疑态度。中医药和其他不被医学界承认的民间医术，作为民间“另类医学”的一部分而存在。

国外有一些研究人员试图从中草药中发现新药，但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迄今没有批准任何中药上市。按FDA的认证标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没有一种中药可能通过FDA的认证。在美国销售的中药都是作为膳食补充剂，而不是药来出售的，只要无毒即可，无需证明有疗效。如果宣称对什么病有疗效，属于虚假宣传，会受到处罚。

FDA现在在中国名头很响亮，中药厂家也喜欢拿“通过FDA认证”做广告，全都是欺骗。《文汇报》2002年10月12日有一篇《华裔科学家孙士銧研制的 “华阳复方”将成为肺癌克星美国人惊呼：中药神了！》的报道，声称：“凭着老祖宗留下的一本《本草纲目》，喝了30多年洋墨水的华裔科学家孙士銧，潜心研制出了一种专门对付晚期肺癌的‘华阳复方’，在美国医学界引起大地震。美国最权威的处方药物认可机构FDA证实，这种完全由草本植物提炼的中药已经通过了该机构两期试验，并已于上月获准进入第三期大型临床试验。如果一切顺利，‘华阳复方’将在今后一两年内领取美国处方药物的‘通行证’，为晚期肺癌病人带来福音。”“美国主流媒体称，继何大一发明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后，又一位华裔科学家孙士銧一鸣惊人，以中国传统的中药制剂叩开了西方医学的大门。”

事实真相如何，到孙博士创建的Sun Farm公司网页（www.sunfarmcorp.com）一查就知道了。在那里我们绝对见不到任何FDA字样，原因很简单，所谓“华阳复方”只是膳食补充剂，而FDA不管膳食补充剂的研发。那个支持孙博士做临床试验的“美国癌症咨询委员会”，全称是“美国补充和另类医学中心癌症咨询委员会” （Cancer Advisory Panel for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本来就是专门管“另类医学”的（中医药在美国属于另类医学）。孙博士的网站收集了几篇有关其产品的报道，没有一篇是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也没有人将他与何大一相提并论。其中有一篇是乳腺癌患者麦吉·詹克斯（Maggie Jencks）在1995年为《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写的，结果她当年就去世了。有一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健康观察”频道（CBS Healthwatch）的报道还可算主流，却被放到了“意见（Opinions）”一栏，因为该文报道了美国医学界对孙的批评。

有趣的是，在孙的网页，我们可以见到一则声明，翻译如下：“Sun Farm公司只是一家生产DSV和FSV（按：DSV和FSV是两种‘华阳复方’的英文缩写）的食品制造公司。本公司不声称其产品有任何医学疗效，也不对科学家、临床医生、病人或临床试验对SV成份的医学疗效的任何声明承担责任。虽然SV被用于临床试验，本公司不参与，也不对这些临床试验负责。如果你关注你的健康状况或有疑问，总是问你的医生。”

为什么在英文媒介上，孙处处推卸责任，而在中国主流媒介上，却敢吹嘘得天花乱坠？原因很简单：在英文媒介上吹牛，要承担法律责任，而在中国媒介上吹牛，却可以招财进宝。

也有的人把中药在国外的“不幸遭遇”怪罪为西方的歧视政策。2002年4月6日新华社电《“别再神化FDA！” 中药现代化前途在国人自己》报道说，上海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副院长陶建生教授呼吁，在中药受到欧、美市场的频频封杀之时，尤其不能唯洋是取，“别忘了，复方不是中药的末路，而是中药的希望所在。”陶教授说，现在，许多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美国一制定“植物药在美国上市批准法”，就认为中药进军国际市场大有希望了，而欧洲一提出“中药肾病”，就说传统中药走到了末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主动点？不以物喜，不以人物悲。现在看来，这对于中药现代化太重要了。”

既然陶建生教授也承认，至今没有一种中药被证明“的确能对某种沉疴立马见效”，那么欧美国家封杀中药，又有什么可抱怨的？某些中药毒害肾脏，中医几千年来发现不了，别人替你发现了，不知感激，反而毫无任何科学根据地断言“只要运用复方，增加解毒成分，便不成问题”，甚至声称“恰恰反证了讲究辨证关系的中药复方之重要”，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因为这个反证要成立，前提是中药复方是的确安全而有效的，但是他随后就承认这个前提还不成立，又如何能以之做为反证的前提？这完全是江湖医生倒因为果、胡搅蛮缠、推卸责任的耍赖口吻。如果有哪位病人信了这位药学院副院长的话，真以为对肾脏有毒副作用的中药在复方中就无毒，而继续服用这类中药，因此得了肾病，陶教授敢承担责任吗？让这种不知科学方法为何物，连基本逻辑都不顾、漠视患者生命健康的医生搞“中医科学化”，也就只能继续拿几千年来与巫术、玄学无异，信口开河的“中医理论”和子虚乌有的“人体试验”（中医只有没有对照、没有统计的治疗经验，哪来的人体试验？）自欺欺人，毒害病人--“政治化”有之，“科学化”则一点也没有。

《人民日报》2001年1月2日《让中药走向世界》一文报道了中医药界有关人士实现“中华民族医药学全球共享的梦想”，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宣扬中医神话的人士的观点，值得做一番批驳。

“传统中医药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实践证明了传统中医药学的确是人类的宝贵财富，符合辩证唯物论的哲学观点。”五千年来其他民族也在繁衍生息，甚至猴子、老鼠也在繁衍生息，这能够证明什么？按这种证明方式，任何垃圾都可以自称是科学。

“辨证施治的中医药理论是十分精辟的，临床药效是确切的。”自吹自擂，不过是江湖手段，与科学无缘。“中药的当务之急不是如何去适应西方的标准，而是建立不同于西药的独特标准。”中国的伪科学骗子们也可以说：中国科学的当务之急不是如何去适应西方的标准，而是建立不同于西方科学的独特标准。难道在中国从事现代医学研究和临床的人，看来都是西方的代理人？

“中医药专家的看法是：不是中药不科学，而是现代科学还远远没有完全认识中药。”这些中医药专家自以为认识能力远远超过现代科学，不是神就是疯子，不是天才就是白痴。

“多数化学药物存在毒副作用是难以避免的一大缺陷，中药则是源于天然的药物，体现了人类生命科学真正的发达与进步。”任何原始医学都是使用源于天然的药物，看来也都体现了人类生命科学真正的发达与进步，而现代医学从原本使用天然药物的西医发展而来，倒是体现了人类生命科学真正的落后与退步了。其实，多数天然药物同样存在毒副作用，而且往往不象化学药物那样被人熟知。

“中医药理论和传统治疗方法之所以不如西医药理论和治疗方法直观、让人容易接受，是因为中医药理论比西医药理论深奥。”科学研究遵循“奥卡姆剃刀”原则：在对同一现象有两种解释时，应倾向于采用简洁的一种。更何况简洁的一种已有无数的验证。科学虽然专业，却并不自诩“深奥”，自诩深奥的是玄学。

“现代医学对相当大部分的中医药理论和中药复方成分无法解释。”相当大部分的中医药理论和中药复方成分本是子虚乌有，现代医学何必去解释？

方舟子：令人困惑的针灸
 
　　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做准备。随团采访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得了急性阑尾炎，经药物麻醉后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术后第二天，他又接受了20分钟的针灸治疗缓解疼痛，据其自述效果非常好。

　　这种奇特的疗法让基辛格大感兴趣，在全世界瞩目的新闻发布会上特地提及此事。雷斯顿在7月26日的《纽约时报》上撰文介绍他的这段奇遇。这个故事被辗转叙述，传成了雷斯顿靠针灸麻醉做了手术。

　　随着尼克松访华蜂拥而至的西方记者、学者、医生们都想亲睹针灸麻醉的奇观。在针灸麻醉下做开膛剖腹的手术在当时成了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医疗革命的政治表演。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中，甚至记录了通过针灸麻醉对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

　　这股国际针灸热虽然只持续了几年，却帮助针灸这种古老的东方医术作为一种补充疗法在西方民间站稳了脚跟。但对大多数西方医生来说，他们所受到的专业训练使他们不会轻信一种神奇的疗法，首先会怀疑其中是否有诈。这种怀疑并非毫无道理。我大学时代的一个老师当时也参加了针灸麻醉的示范，据她说，在示范之前会预先挑选那些比较能接受心理暗示、忍受疼痛的病人，而且叮嘱他们在手术过程中务必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不要喊疼。

　　尽管针灸的作用没有像当初宣传的那么奇妙，针灸的某些疗效，却是可以在西方医院重复出来的，显然不能简单地归为欺诈。即便如此，一个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人，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其实际疗效。

　　现代医学最重大的发现之一，是知道许多病人的病情，可以不经治疗或经过假治疗获得好转甚至痊愈。因此，要确定一种疗法的疗效，必须进行随机的、有对照的、双盲的临床试验：把病人随机地分成两组，一组进行治疗，一组进行假治疗，而病人和医生都不知道谁属于哪一组，最后再比较两组的疗效。

　　但是要对针灸进行双盲试验却难以做到。试验新药时，可以让对照组病人吃在外观上和新药相同的假药以瞒过病人和医生，但是要让病人不知道他们是否在接受针灸治疗却不容易。一种解决办法是使用“假入针”，在不让病人看到的情况下只让针接触皮肤而没有扎入，另一种做法是“假扎穴”，故意把针扎偏（不扎在穴位上）。但是这些做法都无法瞒过扎针的医生，只能做到单盲。而且，在针灸时，往往要通过询问病人是否有酸麻胀痛的“得气”之感，才能确定是否扎准穴位。这种必须的相互交流使得要进行双盲试验更加困难。

　　因此，很难像验证新药那样严格地验证针灸的疗效，使得不同的临床试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其中研究得最多的是针灸的镇痛效果。例如，美国一项针对570名关节炎患者的研究表明，在使用药物治疗的同时，接受针灸治疗的病人，其缓解疼痛的效果明显好于接受假入针治疗的病人。但是，德国两项分别针对300余名和900多名偏头痛患者的研究却表明，针灸和假扎穴的镇痛效果一样好，与使用镇痛药一样有效，但和是否扎对了穴位没有关系。

　　有许多实验表明，针灸能够刺激神经系统分泌内啡肽，这是一种化学结构与吗啡类似的神经肽，有强烈的麻醉、镇痛作用。如果往动物体内注射内啡肽抑制剂，再对动物进行针灸就起不到镇痛的作用。内啡肽还有调节心血管的功能，这可以解释为何针灸对治疗某些心血管疾病似乎也有疗效。

　　我们现在有办法直接观察到大脑的活动状态，因此可以实时观察针灸的效果。英国一项研究表明，针灸、假入针（病人不知情）和不入针（病人知情）都能使关节炎病人大脑中与内啡肽有关的部位变得活跃，但是在接受针灸治疗的病人中，大脑还有一个被称为脑岛的部位变得活跃。遗憾的是这个实验没有试验假扎穴的情况，目前也不清楚脑岛与镇痛会有什么关系。

　　针灸还有许多谜团有待破解，但是有两点已比较清楚：针灸很可能对治疗某些疾病，特别是对镇痛，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不像传说的那么神奇，穴位也不那么重要；针灸是通过神经系统发挥作用，而不是通过其他未知系统发挥作用。

当医生要你吃不该吃的药

·方舟子·

一个朋友因为发生自然流产住进了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国内最高等级的 医院），我去探望时，她已在康复中，正好碰上护士拿来一堆药要她定时服用。我看了一下，一种是广谱抗生素，还有三种是中成药：以猪血提取物、黄芪和红枣为成分的“益气健血颗粒”，用于“活血化淤”的“桂枝茯苓胶囊”和用于“活血通经”的“益母草颗粒”。我当即提出不要吃这些药，护士要我找主治医生说去。于是我和主治医生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对国内的患者也许有些启发作用。

我向主治医生指出，目前患者并未出现细菌感染，让她服用广谱抗生素是用于预防感染，这是典型的滥用抗生素。那三种中成药更完全没有必要服用，效果未经证实，副作用不明，至少会加重患者肝、肾的解毒负担。我要求退掉这些药。

医生称，药已经拿来了就没法再退。患者住在我们医院就必须听医嘱。吃这些中成药是本医院的常规疗法，临床证明有效。这些药自张仲景以来已用了一千多年，没有问题的。它们是中药，绝无副作用！在同一室的另一名医生也附和这些说法。

这些为中药辩护的说法我经常听到，不过从医生口中说出来，还是让我感到有些惊讶。

如果把医学当成科学而不是信仰的话，就不应该迷信古人。张仲景做为一位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他的医学知识可以说基本上都是错误的，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任何一名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一种药物被使用了一千多年并不能证明其没有问题。实际上，许多传统药物都早就被证明既无效又有问题。

仅仅是某家医院的常规用法和临床证明无法令人信服。即使全中国的医院都这么用也不能说明问题。做为科学的医学没有国界。其他国家的医生并不给流产患者用这些药，说明它们的必要性并未得到公认。一种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必须用现代医学的方法，通过严格的实验和临床试验才能加以证明。真正的临床试验必须是严密设计的，随机的、双盲的、有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是确定药物疗效的最可靠的方法。

只要是药物就会有副作用，中药也不例外。事实上，许多历来被认为无毒副作用的中药现在都被发现有毒副作用，甚至有严重的毒副作用。

主治医生声称吃这些中成药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子宫收缩以帮助实现完全流产。但是其中的“益气健血颗粒”和“桂枝茯苓胶囊”显然是所谓补品，无论如何和这个目的扯不上关系。特别是那个“益气健血颗粒”，我觉得很荒唐，按其说明书是用于补血，有效成分显然是铁，那样的话为何不直接服用铁制剂，却要去吃价格昂贵的“猪血提取物”？

和刺激子宫收缩能扯上关系的只有“益母草颗粒”。益母草被中医称为妇科良药，用于治疗多种妇科疾病。一种被用于包治百病的药物的有效性总是让人起疑。实际上益母草并非纯粹的中药。在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也用它来治疗产科疾病，称为“母亲草”（英文为motherwort）。美洲原住民也有类似的用法。一种草药被多个民族都用以治疗类似的疾病，也许有其合理因素，但是即便如此，对益母草的医学研究仍很少（我只检索到几篇英文论文），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还没有得到现代医学的证实。何况要刺激子宫收缩的话，已有有效性和安全性都得到证实的化学药物可用，为什么还要用益母草？大概就是因为迷信草药没有副作用。事实当然绝非如此。许多草药都有严重的毒副作用，而有的草药之所以被认为没有副作用，不过是因为缺乏毒理研究罢了。比如益母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日本研究人员用小鼠做实验研究益母草的抗癌作用，却意外地发现益母草会刺激与怀孕有关的乳腺癌的增长。

总之，这些中成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都没有得到验证，否则的话就可以去申请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号了。它们当然都有国药准字号，但是对中药申请国药准字号过程中的不规范乃至腐败现象有所了解的人，就知道这些国药准字号是不足为凭的。我揭露过的一些假药就都有国药准字号。我宁愿和国际医学界的人士一样，更相信FDA的批准。

在我走后，主治医生还在劝我的朋友吃这些中成药，这使我相信该医生也许是真诚地相信这些药物的作用。囿于所受的教育和文化氛围，连中国医学专业人士都会缺乏科学素养，这也不足为奇。当然还有比这更恶劣的。为了从药厂拿回扣，有意在患者身上滥用药物，这在中国医院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注意到这三种中成药的总价格是250元，是治疗中****的一笔费用。

本来，患者应该听从医嘱。但是面对中国医疗业的现状，却让人对医嘱也不可完全信任。至少，拒绝接受没有获得国际公认的治疗（除非是自愿参与临床试验），这是患者保护自己的健康和金钱的权利。

如何看待中药的毒性

·方舟子·

近日英国药品与卫生制品监督署宣布发现有5种中药能引起严重的毒副作用，其中有两种特别引人注目：“复方芦荟胶囊”含汞量达11－13％，超过该国标准的11.7万倍，该药的批发商和药店已被处以5000英镑的罚款；何首乌被发现引发肝炎和黄疸等不良反应。中药有毒副作用，本不是新闻，每隔一段时间，国外和港台的药物安全机构都会发布这类公告提醒当地消费者的注意，但国内媒体很少报道。这一次由于国内有报纸即时做了报道，在国内也成了新闻。

一旦有人说中医药的坏话，就会引起靠中医药为生的既得利益者和坚信中医是国粹的普通大众的强烈反弹，这是预料中的事。只不过这都是信仰先行的非理性反应，经不起推敲。在听说某种中药有毒副作用时，有这几种典型反应：

一是矢口否认中药有毒。例如，据广东的报纸报道，针对这次事件，“省中药局的业务处有关人士认为，英国药物安全机构中所说的这些副作用，没有病例证据，并不能说明问题。”“广州市中医院原院长、著名中医专家吴维城教授认为，类似肝炎这样的疾病，都是因为感染了病毒才导致发病的，而草本植物本身是不可能带有肝炎病毒的，比如何首乌，是一种具有补肾功能的中药，在我国中医用药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发现引起肝炎的病例，不能仅凭一种中药就断然做出有毒的推测。”

看了这则报道，不禁让人对“著名中医专家”的医学水平肃然起敬，一句话就轻轻松松勾销了两类疾病——中毒性肝炎（因食物中毒引起的肝炎）和药源性肝炎（因药物引起的肝炎）。医学界已经发现有数千种药物都能导致肝炎，其中就包括许多种中药，例如川楝子、黄药子、蓖麻子、雷公藤制剂，在老中医看来自然是无稽之谈。

英国药物安全机构指控何首乌能致肝炎，并非没有病例证据，在其公告中列举了7个病例。这7名患者为了防止脱发而服用何首乌制剂，引发肝炎和黄疸等不良反应，在停服后全都康复。实际上，自1996年以来国外医学文献中至少有4篇何首乌导致肝炎的报道。

一种药物被使用了几千年，并不能证明其无毒。有的药物毒性，特别是毒性较慢、中毒症状不那么明显，例如能导致癌症、畸胎、肝肾损伤的药物毒性，是很难通过经验摸索出来的，而必须经过动物试验、严格的临床试验或流行病调查才能发现。许多历来被认为无毒的中药，现在都被发现有严重的毒副作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几年前也曾经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龙胆泻肝丸致肾衰竭事件。

“复方芦荟胶囊”含汞量高得惊人的原因是因为它添加了朱砂，其主要成分是硫化汞。网上有文章指责英国药物安全机构不懂基本的化学概念，汞有毒不等于硫化汞有毒云云。但是汞有毒也不等于硫化汞就没有毒。硫化汞有没有毒，是要通过实验来证明的。有人认为硫化汞不溶于水和脂，因此不能被人体吸收，没有毒。其实不然。查英文医学文献资料可知，用硫化汞喂食动物，汞可被吸收入体内，在脑、肝、肾等器官累积起来，造成这些器官永久性的损伤。可见不能溶解的硫化汞在肠道环境中会发生变化，也能被吸收。临床上也有久服含硫化汞的中药导致汞中毒的病例。例如，1991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现一名13岁华裔儿童吃打蛔虫的中成药“鹧鸪菜”4年后大脑受损，经检验发现“鹧鸪菜”中汞的含量高达2.3％，就是因为其中含有朱砂。

另一种反应是承认中药有毒，但是认为对人体无害，甚至还能“以毒攻毒”。例如，同一则广东报纸的报道称，“省中药局业务处有关人员介绍，很多的中草药中汞的含量都有超标，但跟其他药物一起使用，不一定对人体就有害。比如砒霜，汞的含量还要高于芦荟胶囊，目前，国际上还是用于辅助治疗白血病，韩国则用来浸酒，达到驱寒的功效，只不过使用时要注意剂量。”

这种情形当然有可能，许多毒物也能被用以治疗疾病，但是，这同样也是必须经过体外实验、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之后，针对某种特定的毒物特定的疾病下结论，而不能泛泛而论，由于理论上有此可能，就可以不对药物的毒性做具体的研究，而随意下毒。我们能够因为砒霜（其主要成分是砷，而不是汞，该中药专家所说有误）能被用于辅助治疗白血病，就认为砒霜的毒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什么病都用它来治，甚至当食品来吃吗？韩国用砒霜浸酒，也不能说明那就是合理的。中国某些地区以前也有类似的习俗，只不过是用另一种含砷的有毒矿物——雄黄来浸酒，雄黄遇热分解变成砒霜。端午节喝雄黄酒会导致砷中毒，现在已被认为是一种有害的陋习。

第三种反应是也是承认中药有毒，但是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是药三分毒”嘛，西药也有毒副作用嘛。但是，西药在上市之前，其药效、安全剂量及毒副作用，都已经过了试验和详细的分析，所以可以事先加以防范，出现了问题也可以尽量挽救。而绝大部分中药在这些方面都不明不白，出了问题就以“是药三分毒”为借口推卸责任，这不是在草菅人命吗？

对此，龙胆泻肝丸事件的教训值得吸取。早在1993年，西方医学界已经注意到了马兜铃酸导致肾衰竭的问题。当时比利时研究人员发现有一百多名妇女因长期服用含有中草药“防己”的减肥药而使肾脏受到损害，最终需要换肾。随后，世界各地的研究也陆续指出，这类肾脏疾病主要与服用了含有马兜铃酸的药物有关。1994年，法国率先禁售含马兜铃酸的中药，英国、比利时、澳大利亚、奥地利、西班牙、美国、埃及等多国也陆续发出了同样的禁令。

但是，国内药监部门、医疗机构、药厂对此都置若罔闻，坚持中药有自己的用药标准。直到2002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才向有关部门发出“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但并未向社会大众发出警告，仍任由不知情的民众继续服用上述药品。2003年2月，新华社以系列报道方式首度向国内公众披露龙胆泻肝丸的主要成分“关木通”含马兜铃酸而可能导致尿毒症，才促使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全国发出通知。至此，十年已经过去了，在这十年间又有许多患者因为服用含马兜铃酸的中药而对肾脏造成不可逆转的永久损害，包括北京崇文医院的一名出生中医世家的老中医。

难道我们还要再过十年，以无数患者的健康为代价，才能迫使药监部门更认真地对待中药的安全性问题？消费者应该学会保护自己，不管“专家”、广告说得多么好听，也不吃药效不明、毒副作用不清的任何药物、补品。身体是你自己的，乱吃中药吃出了问题，就悔之晚矣！

谁说中医不是骗人的？

·方舟子·

有个中医教信徒反复在新浪博客的读者评论中张贴一篇《谁说中医是骗人的？ 知道祝总骧教授吗？》的文章，挑战说“真有本事，证明一下老祝祝总骧是骗子。 没本事吧？”。该文中称：“在1989年以 前也不承认经络的存在。直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经络组和北京经络中心等在 祝总骧教授领导下，用三种实验方法证实了经络的客观存在，西方医学界才承认 经络。”

我查了一下，祝总骧的有关论文基本上都是多年以前发表在国内杂志上（主要是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所主办的《针刺研究》杂志上），有英文论文也是登在《美国中医杂志》上，没有在国际生物医学主流期刊上查到其论文，不知道祝总骧是通过什么途径让西方主流医学界知道其研究的？

我没有读到这些论文，不知其所谓经络实验是否遵循了科研规范（例如盲法、对照）以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偏差，不想对之做具体的评述。我也不知道“西方医学界承认经络”的话是不是祝总骧说的。但是如果有人声称“西方医学界承认经络”，则肯定是骗子无疑。事实上，包括西方医学界在内的国际医学界从来就不承认经络的存在，1989年以前如此，1989年以后也是如此。国际医学界的一个普遍看法是，针灸对某些疾病有一定的疗效，但是是通过神经系统发挥作用的，与子虚乌有的经络无关。查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可知，有关经络研究的论文很少，基本上都是中国人、韩国人在研究，偶尔有西方人研究，还是否定经络的存在的。例如曾经有人声称通过测红外线记录到经络，但去年奥地利Graz医科大学的G. Litscher在Biomed Eng Online发表的论文说，他没能重复出该结果，经络的存在并无证据。

如果有谁能够证实经络的存在，发现了人体还存在一个新的系统，并获得了国际公认，那么这是一个足以改写解剖学、生理学教科书的无比重大的科学发现，完全可以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而不必只在国内像江湖骗子一样自吹自擂，靠蒙骗政府、公众骗钱。

中医批判小问答（摘录）

问：批中医，数典忘祖啊！
答：祖先的东西并非批不得。数典忘祖的岂止批中医，我还批占卜、风水呢。

问：没有中医哪有你祖宗，都死光光了，没有你祖宗哪有你在这吹牛！
答：莫非你家是靠从中医那里借种来传宗接代？不过，我得感谢中医没有在我的祖宗留下后代之前就将其毒死。

问：历史上中国人面临过的瘟疫，是如何度过的，大家都知道，我想中国人能繁衍，可能离不开中医中药。
答：没有哪种传染病传染性极强、死亡率又是百分之百的。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历史上中国人面临瘟疫时的结果和其他民族并无区别，靠的是人体自身的免疫力自然淘汰，没有中医或“西医”或其他什么医的功劳。

问：如果按你的说法，古代那些人的病了，看病与不看病一个样？
答：在许多情况下是一样的，因为许多疾病都能自愈。在有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有好有坏，好的方面是有的草药可能对某些疾病有疗效，看病吃药也能提供一种心理安慰，坏的方面是本来可以自愈的反而因为不当治疗而使身体受到损害甚至死亡，至少是花了冤枉钱。

问：历朝历代的皇帝老子生了病都得看中医，没效？那是要掉脑袋的！
答：许多皇帝都年纪轻轻就病死了，但是他们和当时的人一样愚昧，不知道去追究中医的责任。

问：我就不信你从来没有吃过中药！
答：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小时候吃过，怎么啦？我小时候还尿床呢，就不许长大了不尿？

问：你是不是跟中医有仇啊！
答：除了小时候喝过中药让嘴巴和肚子都不舒服，和中医倒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批中医是一个有科学素养、有社会责任心的人应该做的事。

问：你以后要是得了绝症，有种别找中医吃中药！
答：放心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不会去找“气功大师”发功，找巫师跳大神，或求神拜佛。并不是所有的人心理素质都那么差，病急就乱求医，当骗子的衣食父母。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不看中医不吃中药，也没见他们就不健康长寿了。有种你这辈子只找中医吃中药！

问：你根本不懂中医，你也没有体会过真正的中医疗效。
答：也有人说我根本不懂算命、风水，也没有体会过真正的算命、风水的神效。许多人迷信中医，恰恰是因为根本就不了解中医，当然，更不了解现代医学。

问：如果你精通中医和西医，再来评论，我们都服气。可惜的是你只懂点西医，对中医一窍不通，居然来骂中医。你凭什么、有什么资格来骂中医？

答：我不是大厨，就不能说饭菜不好吃吗？没有疯过，就不能说有人疯了吗？没有入过邪教，就不能批邪教吗？没有学过算命，就不能说算命是迷信吗？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了解现代医学知识，就都有资格批中医。如果我对中医有任何误解、歪曲之处，欢迎具体地指出来。

问：尽管我不是学医的，但凭借最基本的逻辑思维我想说你批中医批错了。
答：是不是学医的不是关键，关键是要有严密的思维和必备的科学知识。有些问题不是靠“最基本的逻辑思维”就能解答的。“我吃了中药，病好了，所以中药有效”是许多人最基本的逻辑思维，却是不严密的思维。

问：不要因为某些人打着中医的旗号诈骗，就否定中医。
答：批中医针对的不止是它滋生的骗子，更是针对它的整个体系。

问：不能因为有些中药有毒就否定中医，西药不也有毒副作用吗？
答：我们不是因为有些中药有毒就否定中医。我们只是要求：第一，不要欺骗消费者说中药没有毒副作用；第二，中药要像西药那样清楚、具体地标明已知的毒副作用；三、没有做过毒理试验、毒副作用不明或毒副作用过大的中药不能上市。

问：我们的祖宗难道都是傻子，吃了几千年中药，接受了几千年中药治疗，就没有一个人发现问题？
答：许多问题如果不用现代医学方法进行检验是不可能发现的，和傻不傻没有关系。提这种问题的倒是显得很傻。

问：龙胆泻肝丸事件是因为药典出错，把其中的木通换成了有毒的关木通，原来的中医药方是没错的。
答：除了关木通，含有马兜铃酸中草药还有十几种，包括马兜铃、天仙藤、青木香、广防己等，常常被当成无毒的药物用于“败火”、“排毒”、减肥、治疗心脏病等，它们都能导致肾衰竭。难道它们都是因为药典出错？

问：你一会说中医不可证伪不是科学，一会说现代医学证明中医不成立，自相矛盾啊！
答：不可证伪指的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逻辑特征，被证明不成立的是中医的某种具体主张、具体疗法，不是一回事。

问：西医束手无策的某些疑难病症，中医却能够对付，这是事实。
答：没有证据表明这个事实成立。你自己或某人被中医“治好”了疑难病症，或某个中医以专治疑难病症闻名，这些都不是证据。详见我以前写的《为什么要做临床对照试验》一文。

问：原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被西医宣布“脑死亡”，但是用中药安宫牛黄丸治好了！
答：这是媒体的谣传。刘海若从未被医院宣布“脑死亡”，否则医院不可能再进行抢救，因为一个人一旦发生脑死亡，就不可能再被救活。至于刘海若后来如何起死回生，根据宣武医院王副院长的介绍：“院方在广泛应用现代医学技术的同时，还引入了针灸等中医传统疗法，收效明显。同时，在中西医结合、全方位治疗的过程中，按摩、康复、电刺激等先进治疗方式也为海若最终的苏醒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以现代医学技术为主，传统疗法为辅，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安宫牛黄丸”院方提都没提。

问：很多中药确有奇效，这应该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吧。我孩子开始腹泻的时
候，我因为有“西药起效快，副作用大，中药起效慢，副作用小”的观念，想快点治好，所以相当长的时间给他用西药，结果不但不快，反而越治越泻。后来我婆婆看不下去了，果断地给他看中医，三副药下去当即见效。从此我开始相信中药，孩子感冒、发烧我都用中药，一般用汤药三副药不超过50元钱即可退烧止咳，孩子活蹦乱跳。而我的同事的孩子习惯用西药，感冒发烧上医院就要吊水、吃消炎药，花钱多疗程长不说，孩子现在身体特别弱，动不动就转肺炎。

答：我很同情你的小孩，但愿在他吃的中药中不含有重金属、致癌物和损伤肝肾的成分。小孩更应该避免服用毒副作用不明的药物。外国小孩没有中药可吃，身体好像并不比中国小孩弱。

问：你说人参不是补药？你吃一斤人参看看！
答：你说屎不是补药？你吃一斤屎看看！顺便说一下，《本草纲目》称人粪能“清热，降火，凉血”，请中医吃屎不是骂人哟。

问：西药太贵了，只好吃中药。
答：看来你很喜欢买便宜的假冒伪劣产品？贪小便宜吃大亏，对医疗保健更是如此。何况许多中药并不便宜。

问：管它中医西医，能治病就是好医！中西医各有长处，应该中西医相结合。
答：治疗不是吃的药越多效果越好。以中西医结合的名义让患者在接受现代医学治疗的同时吃中药，是否效果更好是很值得怀疑的，让患者多花钱、增加患者肝肾的解毒负担却是没有疑问的。

问：中医反映的是一种辨证的思想，辩证法总没错吧。
答：中医的“辨证施治”原意是辨别征候，加以治疗的意思，和源自古希腊，原意为论辩技巧的“辩证法”毫无关系，字的写法也不一样。只不过一些中医骗子为了迎合官方哲学，利用二者碰巧写法相似，故意将之混同。

问：中医明察生命秋毫，善养生，中医大夫多长寿。
答：没有证据表明中医大夫就比一般人长寿。你可以举出名中医长寿的例子（古代没有可靠记录的孙思邈之类就别拿出来吓唬人了），我也可以举出名中医短命的例子。例如近代“名医”王士雄仅活了60岁（1808-1868），雷少逸55岁（1833-1888年），余听鸿59岁（1848-1907年），唐宗海55岁（1863-1918年），丁甘仁61岁（1865-1925），恽铁樵57岁（1878－1935），承澹盦58岁（1899－1957），章次公56岁（1903～1959年），杜幼臣57岁（1914～1971年）。

问：或许现在没有令人满意的方式来证明“五行，复合汤剂，经络……”的存在，就如同几百年前难以证明地球是圆的一样。但地球确实是圆的，而且一直转动着。

答：你搞反了，中医是蒙昧时代的产物，中医信徒更像那些到今天还不承认地球是圆的人。

问：中医为什么非得是科学？你这是科学主义！
答：如果我们承认医学应该是一门科学，当然就要按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如果你不认为医学应该是一门科学，那就没有必要多费口舌了，正如我们没有必要去和巫师多费口舌一样。

问：在你看来中医究竟是什么东西？真的就一无是处？
答：中医是一个包含了哲学、玄学、迷信、民间医术和巫术的大杂烩。如果有人非要说这种东西是科学，那就是伪科学。中医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但是有文化价值。它的民间医术部分含有一些古人的医疗经验，也有一定的价值。

问：既然中医不好，为什么外国人要来中国学习？
答：外国人还有学算命、看风水，甚至加入中国邪教的呢。

问：中医既然不好，为什么日本现在都用中医？
答：你是不是学中医学得时空错乱，以为现在是明治维新之前呢？

问：你只知道鲁迅骂过中医是骗子，不知道鲁迅后来改变对中医的看法了吗？
答：我们批中医依据的是科学思想、方法和现代医学知识，和鲁迅对中医的看法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鲁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却是非常深刻的。只不过当时中医中无意的骗子比较多，因为是出于愚昧，不知道有更好的医学；现在则是有意的骗子比较多。没有证据表明鲁迅后来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他在《南腔北调集·经验》一文中称赞《本草纲目》含有古人宝贵的经验，不等于是在称赞中医。我们也不否认《本草纲目》中含有古人宝贵的经验在里头，当然，里面也含有许多臆测、妄想。

问：骗人的把戏总是长不了的，中医若真是所谓的伪科学，自然会消亡，根本用不着批。
答：许多伪科学被大批特批之后也没有消亡，更不要说不批。算命、风水这些骗人的把戏的历史不比中医短，现在不也是欣欣向荣，没有消亡的迹象？我不指望中医会消亡，只希望能少一些人受骗。

问：民国时期就有人鼓吹要对中医实行“废医存药”，早就被证明是错误的！
答：“废医存药”的口号的确是错误的，因为它假定了只有中医有问题，而中药没有问题。事实上中医和中药都有问题，只不过严重程度不一样。正确的口号应该是“废医验药”，不承认中医的合法地位，不拿纳税人的钱支持中医，让它做为民间医术像风水、算命一样自谋生路、严加管制，同时检验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的口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一定能变为现实。我们只能先用个人的力量让更多的人避免受骗上当。

问：张鸣说：“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世界，恐怕不会有什么人提出要废止中医，如果真的有人说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也只当是酒后胡言。”
答：我不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在中医废止问题上有何权威性可言，否则我们只好认为世界上生物医学专业人士绝大部分都疯了。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医都是被废止的，中药则只能做为保健品而不能做为药品销售。我认识的生物医学专业人士——甚至包括一些中医博士——基本上都同意废止中医，只不过由于政治原因，国内的人士对此不敢公开地说。

什么才是真正的西医

·方舟子·

关于中医问题的争论，常常被当成是中医与西医之争，由此激发了一些人的民族感情。人们说的“西医”，其实是指现代医学，也就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特别是生物学基础上的医学科学。科学没有国界，也不属于某个民族所特有。医学科学也应该只有一种，没有中西方之分。现代医学虽然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但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吸纳了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人的贡献。既然我们不再把科学称为西学，就不应该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更不应该相信在现代医学之外还另有一套可与之分庭抗礼甚至还超过它的医学科学体系。所以我不同意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

既然中医是指中国的传统医术，那么与之相应的西医也应该是指西方国家的传统医术，即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医术。在这个意义上，西医与中医在思维、方法上有很多共同点。与中医的阴阳五行说相似，西医也有一套根据天地四元素提出的四体液学说，人之所以会生病，被认为是由于四种体液失去了平衡所致，治病就是要让体液恢复平衡，因此衍生出了放血、发汗、催吐、排泄等疗法。同时，西医也主要用草药入药，认为不同的草药有不同的热、冷、干、湿属性，可以借助它们让体液恢复平衡。西医处方往往同时用很多味草药，讲究不同草药之间的相互搭配，这也与中医处方很相似。

现代医学在19世纪兴起并在20世纪中叶成熟之后，西医在西方医学界便逐渐被抛弃了，但是在西方民间仍然还有人信奉，所谓自然疗法、草药疗法，就是传统西医的残余。这些不再获得主流医学界认可的民间医术被统称为“另类医术”，种类五花八门，常见的包括：顺势疗法（下面会讲到）；脊柱按摩疗法，认为疾病是由于神经系统紊乱导致，可通过按摩脊椎加以治疗；反射疗法，认为人的手、足中有与全身各部位相对应的区域，可通过按摩手、足中相应的部位来治病；虹膜诊断术，认为全身疾病都能在眼睛虹膜上表现出来；颅骶疗法，认为人脑也能发出可以用手指摸到的搏动，脑搏异常就导致疾病，可以用手摸头骨来诊断和治疗；触摸疗法，用手把能量传给患者（类似于“发功”）或汇集患者的能量来治病……中医、藏医、印医等来自东方民族的传统医术也被归入另类医术中。

在另类医术中，历史比较悠久、信众也比较多的是所谓顺势疗法。它是德国医生哈尼曼在18世纪末期创建的，在19世纪曾风靡一时，但是进入20世纪后，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就渐渐衰落。在20世纪20年代，最后一所顺势疗法学校在美国关闭。目前美国正规的医学院都不开设顺序疗法的专业，正规的医院也不采用这种疗法。

顺势疗法根据两条奇怪的用药原理：它认为吃了以后能产生和某种疾病相似症状的药物正是治疗该疾病的良药，而且药物成分越稀，稀释的倍数越多，治病效果越好。市场上销售的顺势疗法药物常见的有用蒸馏水把药物稀释了10的30次方倍的（顺序疗法用30X表示这个稀释倍数）。这是什么概念呢？往海洋里滴一滴水，也不过被稀释了10的26次方，也就是说，其有效成分的浓度，比沧海一粟还要低10000倍，事实上是什么都没有。其实，根据阿芙伽德罗定律，1摩尔的任何物质包含有大约10的24次方个分子，也就是说，稀释到10的24次方倍以后，已不可能含有被稀释的成分的一个分子，全都是水分子了。

“顺势疗法”认为在稀释、摇晃过程中，药物的药性能传给水分子，最后得到的都是有药性的水分子。这种说法当然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而且是荒唐可笑的。如果水分子会对它遇到的物质都有记性，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那意味着水的纯净是不可能的，我们喝的水将会带着它曾经接触过的所有物质的毒性和药性！

有人可能不明白如何能把药物稀释那么多倍，以为要用到什么高科技。

实简单得很，采用连续稀释的办法，想要稀释多少倍、多少次方都可以轻易做到。比如把1毫升原液加到999毫升水中，再从中取1毫升加到999毫升水中，连续10次，就成了稀释10的30次方倍。理论上用1毫升原液可以获得10的30次方毫升的最终产物，不过那样的话全世界的水都用光了也不够。这其中的成本其实就是水，最初的原液的费用和劳动成本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买顺势疗法“药物”，就是在高价买水，吃顺势疗法“药物”，就是在喝高价水。但是国外仍然有很多人愿意花大钱去“喝水”。顺势疗法有一种药物，是把一小块鸭肝或鸭心组织用水稀释了10的400次方倍制成的。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报道，这种“药物”在美国的年销售额是2千万美元，而用一只鸭子就可以满足全部的原料要求了，被称为“2千万美元鸭子”。

如此荒唐的医术不仅拥有众多的追随者，而且还自诩比现代医学高明。他们的自我标榜和对现代医学的攻击异口同声，如出一辙，例如都自称有整体观念，攻击现代医学只见局部不知整体；都自称对病人富有人文关怀，攻击现代医学把人当成了机器、物体看待；都自称通过增强病人自身的免疫力、自愈能力来治病，而现代医学只会拙劣地借用外力对抗疾病。这些调门我们在中医的支持者口中也经常听到。

当然，他们还强调自己的疗法历史悠久、久经考验，其有效性被无数使用者所验证，并往往有患者的证言为证。的确可能有不少人亲身体验过另类医术的“有效性”，因此对之深信不疑并为之义务宣传。其实原因很简单，许多疾病具有所谓自限性，本来不经任何有效治疗也会自愈或好转，尤其是在心理暗示的作用下会好得更快，出现了安慰剂效应。有些另类疗法还可能有歪打正着的益处，比如有些疾病患者喝水对恢复身体健康有好处，如果喝了顺势疗法的“药物”就会很有效果——当然，本来喝普通的水就行了，没有必要去买贵得离谱的高价水喝（30毫升的水在贴上顺势疗法标签后在国内市场上能卖到一千多块钱）。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现代医学在迅猛地发展，一方面却是另类医术在西方也日益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方社会反文化运动的兴起；人文学界反科学、反智思潮的盛行；另类医术倡导者团结起来组成全国性、世界性组织，对西方政界施加压力，要求政府解除对另类医术的限制甚至资助另类医术……在目前，美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接受某种另类医术，如果把祈祷疗法（通过祈祷来治病）也算进去，这个比例则超过了60％。这个势头有增无减，而且随着全球化，东方医术以“古老医学”、“东方神秘主义”为号召走进西方社会，西方另类医术也逐渐以“新兴医学”、“高科技”的招牌进入东方国家，比如顺势疗法保健品近年来在中国已占领了部分市场。只要医学科学还无法征服所有的疾病，全民无法获得低廉高效的医疗服务，另类医术总会有它生存、繁衍的空间的，在国民的科学素质整体不高时，更有泛滥之势。

再论所谓“国医”

傅斯年(前北大校长）1934年8月26日

8月5日我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一栏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所谓国医”，引起了一群“所谓国医”的攻击，并有几个南京的记者，在那里胡言乱道一阵，肆力作个人攻击。和国医谈科学，和如此一流的记者谈伦理，皆所谓对驴弹琴，白费精神，我所不取。然《大公报》上的两篇宣扬国医的文字由我引起，理宜再申说我的意思一下。且前一文中，我犹未尽之意，亦应再补充说几句。 

前文中最使所谓“国医”们反感者，在乎我说“国医”中无病理、缺诊断，而与近代科学根本不相容。其实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人人共见的，不待辨论，也不容辩论。其要强作辩论者，只得将病理诊断作一曲的界说，或根本不了解这些名词的含义。所谓诊断者，除脉搏、呼吸、温度、血压、大小便、血液、内脏声音，各种普通考察外，每一症各有其详细诊断方法，而微菌之检查，尤为全部传染性病之最要紧的诊断。诊断的器具本为国医大系中所无，而这些诊断的经程，除脉搏外，又皆国医所不知，或不确切。即脉搏一事，固是中医诊断之第一要义了，然其用此现象之意义，乃全然荒谬。试问手腕上的一条动脉，在不满二寸的距离中分做“寸，关，尺”，靠区区三个指头，看定心、肝、脾、肺、肾，这真是违背小学常识的说话。若有一位自居改良派的国医先生，如投函《大公报》的赵寒松先生，硬说这不是国医诊断的重要方法，则试问国医舍此诊断柱石以外，还有什么更普通用的，更不含糊用的诊断方法？更试统计一下子，现在开业的国医是不是还是人人用此为第一法？事实具在，不容讳饰。且人群中最多的病是有传染性的病，不能验微菌，且不知何所谓微菌的人，如何去诊断？呜呼，国医的诊断！近代医药之四大柱石，一解剖，二生理，三病菌学，四实验药物学（依发达之次序），而手术之能，用具之精，尤为旁面的要件。病理学非他，即此等基础学问之总汇，尤以生理知识最为基本。近代病理学之中央思想，乃谓人体既由细胞组成，而各部细胞相维，成就生命的作用，若其中一部分细胞起变化，无论由于生理的或病菌的，以致与其他部分不能相维时，则成疾病。此即所谓细胞论的病理学，此本是生理学进步之结果。若其中各部的病理，凡成一说总是由试验而成，历多年的求证反证，而得最后之结果。到了现代，病理学已是一个实验的科学，并不是一些遗传的传说；已是全世界有训练的医生所共同贡献者（凭各种医学杂志以传达，以改进），并不是一类一方的卖药之人所凭以混生活之利器。至于昝们贵国的传统医学还不曾进化到哈微氏（William Harvey 1578-1658）发现血液循环的地步，遑论近代的生理学、微菌学、药物化学等所开的境界。若说所谓国医有病理学，则试问他们的病理学在那里？如《巢氏病源》等书之支节破碎，算得上科学知识吗？若说那些五行、六气便算病理学，则凡有近代科学常识者，必当信政府不该容许社会上把人命托在这一辈人手中。故我之谓汉医之无病理，无诊断，非一疑难之问题，而为明显的黑白事实。此中辩论，白费精神！国医先生若要护法，请他拿出来给人看看。 

所谓国医与近代科学不相容，也是件明显的事实。近代科学分门别类，范围极大，但根本上是一件东西，其不相同处只在所治之材料有类别不同，故科学因材料而分工。其所以根本上是一件东西者，因为各种科学都站在一个立场，保持同样的纪律。几件显明的情形说，第一，所用名词不容有含混，一个名词只许代表一个质体，具有一种界说，而不许在用它时随时抑扬，凭心改动，尤不许它代表者本是一种不能捉摸的物件，如赵寒松君之论五行六气。第二，每立一语，必成一种“命题的含义”，即一种逻辑上可通，实质上有所托，其是非可得而试验或统计的语句，不容幻想、比喻在其中。因为幻想、比喻的是非是不能辨证的。第三，每一理论，在能实验的科学必须可以将其信否诉之于实验，听凭怀疑者用同样的科学训练证明之或反证之，在不能实验的科学，必须聚集逻辑的证据，顾到表面上相反的事实。故科学的事实皆为集众工作之结果，诉诸严整的实验之结论，而每一科学事实，又必与其他一切科学事实相因缘，世上无任何一种的独立的科学事实。第四，因为近代科学不能容纳幻论与空语（Verbalism）的，而是遵逻辑的程序，依实质作步程的，故在非纯粹叙述的科学中，能预定（Prediction），能管理（Control），是其明显的本领。近代的医学是个集合多门的严整训练，为医学之基础者，是物理、化学、动植物、人体生理、人体解剖等等基础科学。习医者即以此等学问为医预科，到医本科时，所受训练，即是此等基础科学使用在医学各门之上者。本科完后，继以病床实习，又是医学各门之实地经验。故近代医学为汇集众科学之科学，近代医学训练为汇集众科学训练之训练。若将近代医学与所谓国医平等比衡，无异将近代物理与太极两仪的物理学平等比衡，亦无异将近代化学与方士之点金术平等比衡。持国医论者，自觉说否认者为“西医”，殊不知所否认者，并物理、化学、生物、解剖、生理皆在其内。若知近代科学本是一体，其门类之差只是分工，则当知所谓国医实无所容身于科学的天日之下。近代医学的系统是明摆着的，其中所含科目皆是些自然科学。

若“国医”则试问它的系统是些什么？它的解剖是什么？犹不知神经系。它的生理是什么？犹不知血液循环。它的病理是什么？犹不知微菌。它的物理是什么？阴阳、五行、六气！如此的一个系统——放宽来说，假如此地可用系统两个子——连玄学的系统也谈不到，因为玄学的系统，也有严整的训练的。只是一束不相干，一束矛盾。若承认如此的一个系统之有存在于科学的世间之价值，无异对物理、化学、动植物等等发生怀疑，而此等科学之立场之不容怀疑，乃是文明人类数千年慢慢进化。三百余年急剧进化之结果，不容今天昏聩自大的中国人抹杀职也。 

所谓国医与近代教育之不相容，同样是一件明显的事实。学校中的物理，是近代的物理，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校中的生物是进化论立点上之动物学、物理学，并不是《本草》。学校中的知识训练，是应依逻辑的要求，在科学的系统中者，不应是些似解非解、支节缺陷的杂乱之实。果然在学校中把物理、化学教得好，这类知识能入在受教者心中，使其能依此知识了解环境，自然不会再承认所谓六气有物理学的逻辑含义，即不会再信凭籍此类玄谈的汉医。果然在学校中把生理卫生的大意彻底了解，自然要觉得中国传统医学论本体上是些无知妄作，闭眼胡说。松懈敷衍不着实际生活之教育，制造出些思想不清澈、不能用所受知识于日常生活上的学生！故今日“国医”犹如许大之势力！“国医”之有势力，实在是三十年新教育失败之象征也。 

《大公报》所载的两篇文字，一篇是8月13日赵寒松君的《评傅孟真所谓国医》，这是一篇主张国医改良论者。又有8月18日陈泽东君代表中医公会之投书，这真是“儒医”的正统了。现在把陈君之文全抄在下边，请读者开开眼界。 

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 

中医公会之投书 

凡吾人有不知之事，不可谬指为非是。居不公之理，不可硬迫以强权，此天下古今之定理也。异哉！傅孟真之痛骂国医也。 

当傅君投稿《大公报》，于8月5日披露之时，敝会全体激愤，即会拟一稿，亦以痛骂之辞驳字，除在敝会刊行《国医正言医报》第四期登载外，仍投函《大公报》，请予秉公登载。而《大公报》因敝稿以痛骂驳痛骂，辞涉激愤，未予登载。而敝会之公愤，又不能箝口使平，敝会不得不另投一稿，以学理辩论，以作缓冲之意，庶可达两全之谊焉。 

溯吾国医药之学，创始于神农，大成于岐黄，又有秦张诸圣继起，调摄护卫民生，以至于今，已将及六千年之久。吾国人数蕃庶，甲于环球者，皆吾国医药维护之力也。神农以天地气化所生之药物，以补救人身感受天地气化之偏弊，乃尝药辨性，竟尝至鸩毒而殁，其救世之热诚，亦良苦矣。神农殁，其子孙继位，传八世至榆罔，其臣蚩尤，精魔术，叛榆罔，榆罔不能制，国人大受蚩尤之屠戮。黄帝为西域诸候，起兵救民，灭蚩尤，臣民拥戴为帝，榆罔遂逊位焉。岐伯乃黄帝之师而臣者也，精于燮理阴阳之术，是哲学之极顶也；五运六气之法，即其所创著，系分配天地阴阳气化之发也。五运主天气而下降，六气主地气而上升，阴阳气化相合，得其平，则生万物而无病；阴阳气化不相合，即不得其平，则害万物而有病。天气属阳，故籍木火土金水五行气之奇数分配；地气属阴，故籍风热暑湿爆寒六气之偶数分配。然有主客之别，主运主气，只管本年分配定位；而客运客气，随岁建干支为转移。所以预测气候，与时令疾病者也。 

敝会同人，向本此法为治疗之秘诀，凡遇疫病流行之年，所治多愈。不知此秘诀者，所治多死，西医不知，故治瘟疫、伤寒、喉痧、母子血病、小儿惊风、大人半身不遂等病，举手便错，此皆不知气化之故也。况医家治病以治疗痊愈为真能，乃不知其原理，竟强诬为非是，不得实效之信仰，而运动伟人，反压迫以强权，西医之能力，亦不过如是。气化之秘诀，概不知也，如无气化，则万物皆不生，何况人乎？以上所言五行、六气之说，姑举其大略之纲领而言耳，其详细之法，尚非简文所能罄，至六气之作用，经赵寒松先生，于8月13日登载《大公报》，兹不多赘。至本文所言吾国医药历史之说，皆典籍所较，凿凿有据。较之傅君所云，在唐时受印度中亚（中亚究是何处）的影响，在宋时又受阿拉伯的影响等等神经错乱无据之言，不可同年语矣。且医圣之道，是济世之真法，凡吾国人，无论为医与否，皆当努力保护纸，以期吾族人共享寿康之乐，乃为仁者之行也。彼忍心摧残铲除者，是废毁圣道，与吾族人为敌也。吁！其亦自知也哉。 

天津市东门内中医公会陈泽东稿，8月17日 

读妙文至此，真叹观止矣。我觉此文之立场远比赵君文为妥当，因为赵君作中医、西医之截搭八股，强合不可合者，实不能自完其说。此文赤裸裸的表演“国粹”，毫不剽窃他所不懂得的近代医学名词，还不失自成一派。大凡以魔术为魔术之护法，以神秘论为神秘论之护法，以巫卫巫，可成一种“周始圈”，自己快乐于其中，若以逻辑卫护神秘则授人以柄多矣，此我之佩服陈公也。我于此仅有两句话，其一，请政府与社会上人士想想，是否可以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论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张废中医的强固证明？其二，陈先生问中亚究是何处，敢敬告之约，中亚者，东亚之西，西亚之东，南亚之北，北亚之南也。若问其地当国粹地理上东胜神州、西牛贺洲之何地，只好请善于沟通西学国粹之赵寒松先生作一截搭文字，鄙人愧不能也。 

赵君的改良派文章分作三段，第三段是对我作个人攻击的，此等语调，值不得讨论。第一点是支持五行、六气论，第二点是说“国医”也有病理学。请先谈第一点，赵君说，“金、木、水、火、土不过是代表心、肝、脾、肾五脏的一种符号而已”。这真是掩耳盗铃之欺人语！试看中国流传下来的医书，每谈到五行，还不是在那里高论水性就下，火性炎上，相生相克，等等。何曾不是就金、木、水、火、土五字做文章？虽以五行配五脏，何曾但拿五行作代名词来用？至于赵君论六气，更是移花接木的把戏，先把六气的名称写在上边，再混合些似了解似不了解的近代医学名词注在下边，更把桂枝汤、茯苓汤等等《汤头歌诀》加在底下。这个三段组织，全是不相衔接的。敢告赵君，近代解剖学是一个系统的学问，近代生理学也是一个系统的学问，其中的单个名词，若赵君所用之“神经”、“汗腺”、“动脉”、“贫血”等，若一旦为国医剽窃，离开他们的科学系统实无何等意义。敢问赵君，改良的中医是否预备全部的接受近代解剖学，生理学，微菌学？若然，中医之为中医还有几何？若不预备全部接受，而只在那里剽窃几个名词，这些系统科学中的名词如何在国医系统中与其他名词与“哲理”合作？或者中医本不嫌“一束矛盾”，如道士之仿造一切教的经典一般。若果然，中医之为物更不必谈了。赵君又为六气作一洋八股的解释，杂汇新旧名词。然试以物理学的极浅常识论此6字，则知其并不成六个独立的物理质体，寒暑是温度，湿燥是湿度（Humidity），火在此地只能是比喻，风是因气压差异所生之空气流动。人的身体当然受温度湿度变化的影响，然此等及于身体之影响不是可以囫囵吞枣，东拉西扯讲的。中医用此6字，并不是专来考察温度湿度对人身体之变化，而是将此六字偶定位六体，与身体上机关相配，布成《河图》、《洛书》一般的阵势。至于内因的六气，尤为不通生理荒谬绝伦之谈，结果说上些“内因的风，为神经发病的变态”、“寒为贫血的现症”……等等怪话，不知习过生理学的人看过这样的用生理名词，如果发噱。现在把他最短的两段抄在下面： 

火为极热，几至于燃烧之谓。例如汤火灼伤（按此是用火的本义）或气候奇热，温度特高，触动人体内部的热，致生燥扰狂越的症候（按此处又用火字作比喻了）。 

寒为贫血的现症，以神经沉滞，动脉血行迟缓，全体微血管发生贫血，必至恶寒，全部贫血则通体恶寒，局部贫血则一部恶寒，是为虚寒。 

其余内外10段都是同类的话。这样的把比喻与本体合为一谈，而胡乱用近代科学上的名词，恐怕只是脑筋中的一阵大混乱而已。这样的立场，还不如那位中医学会的论文，那些虽是神化，却是一派，这里的赵君是胡扯着说梦话。至于赵君的病理论尤其高妙了！他说： 

西医认病菌为致病之惟一原因，中医则除花六、瘟疫、喉痧、白喉、霍乱、痢疾、鼠疫等病确有病菌的存在与传染而外，其余的外感时病与内伤杂病，则认定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为其致病的原因。 

此处赵君所谓“西医认病菌为致病之惟一原因”一语中，致字下，病之上，应加传染性三字，否则根本无此“西医”。赵君所举花柳等病之“确有病菌”，不知中医向谁得此知识？此本小事，可以不论，论其大义。此处所举各种病症之外之病之有无病菌，不是辩论的题目，也不是想像的语言，而是显微镜下，肉眼亲切看见的东西。到了今天，眼见的东西还成辩论，不正合我前一篇文为中华民族羞愧的感慨么？记得巴斯得的一个传记上说，这些科学家在那里论发酵作用，一个说由于甲，一个说由于乙。巴斯得说，都不是，而是由于微菌。大家不以为然。他引这些人到他的实验室显微镜下一看，辩论就此结束了。不过巴氏持论于微菌学未成立之先，中国人怀疑于微菌学在开化的世界上已成大学问之后！此外赵君之说中医病理，只是引些书名，乞灵于中世纪的权威，而曰“考国医历代研究病理诊断药物的书，真是汗牛充栋”。其实西洋的医书若自埃及、希腊算起，更是汗牛充栋。不过这些都在近代医学的光天化日之下，退位让贤，只保持“历史的兴趣”耳。近代的病理学是以生理学的中央思想为骨干，组合而成的一切系统知识，并不是支离破碎的一束，赵君既以为中医有病理学，复不能举其要义，只乞灵于书名，则亦不须辩解了。最后赵君出一下策，引了一个日本人汤本求真的两篇叙以自重，而曰“以上两段议论，是出于曾经毕业于西医专门学校，并且曾经供职于医院自设门诊的西医。”须知天下妄人，何国蔑有。若此言出于一个在医学界大有威权的人，犹可重视，今乃出于一个失职的普通医生。其自叙曰“长女以疫痢殇，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按，颇有自知之明），偶读先师和田启十郎所著之《医界铁椎》（按，可见此君之汉医迷仍得之于汉医，非得之于近代医学），始发愤学汉医。经十有八年，其间虽流转四方，穷困备至，未尝稍易其志。”国医学着乞灵于此，适见其学问上穷途之感耳。譬如那位照空法师，固是说abcd白脸浅发的人，难道我们可以因为他剃发为秃便说佛教之高妙已盛行于世界？自己说不出道理来，而壮胆乞灵于古书之名，洋人之序。四百年前已有近代科学之前驱，斥之为“剧场偶像”！ 

其实与“国医”辩论“国医”，既动了他们的“职业心座”（Professional Complex），又无法折衷于逻辑，诉之于近代科学，本是极无聊的事，我也就此为止，且待申说较重要的几个意思。 

所谓“国医”者，每每自诩治愈某某要人、某某名士，然后“交游攘臂而议于世”。其尤荒谬者，乃谓西医熟手，彼能治愈。问其治愈之法，则旧草帽一百顶也，女人的月经布也，大路上车辙下之土也……真能想入非非，无奇不有。我以为“治愈”一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实，如引“治愈”为自己作支持，必须先分析所谓“治愈”究是如何情态。人体是一个极复杂的机器，而且他的机能又时时刻刻在变化中，故虽一件万分可靠的对症药，其能治愈某一人的对症否，也并无百分之百的把握。近代医学“治愈”一概念是个统计学的名词。所谓治愈者，第一要问受治者在受此药治疗时已入于此病之第几阶段。第二要问自受此药治疗后治疗的过程如何，用药之继续如何增减，效果之表现如何心态。第三要问全愈在何时，愈后是否过些时日又出现。如是治不愈的例子，更要分析此等不愈人之身体情形。至于在易生枝节的大病，应统计的事实更复杂。以上还单就病治疗之本身论，其实一个受治疗人之一般的身体情形，及其家庭的社会的经济的关系，尤与一病之治愈与否有关系。有如此复杂情形，“治愈”两个字不是简单容易说的，而医院对于治疗的效验不是可以不分析作报告的。所以现在大规模的医院在组织医学组织，每每有统计专家在内，至于中央及地方的卫生衙署之必作精密统计，更是一个不待说的事实。“治愈”两个字，在科学的分解之下，说来甚难；在妄人，说来却极容易。 

退一步论，纵使所谓国医曾经治愈这病、那病，我们也还要问那些没有治愈的在那里呢？记得阇仿斯的科学原理上引一段笑话，大致如下：一个教士引一个怀疑论者到教堂中看题名录，指着一部的题名录说，“这都是在大海中遇到大风因祈祷而得救的”。怀疑论者反问道，“那些固曾祈祷而不曾得救的又在那里呢？”国医若再自诩他曾治愈这个那个，则当问之曰，不曾治愈的又有多少？而中国死亡率之大在一切开化的人类之上，又是谁之责任呢？ 

更有一种妄人，以为中国人口之号称四万万，占地上人口四分之一，是“国医”的成绩！这尤其是“目不识丁”的胡说了。人口繁殖律，在现在已经大致清楚，自马尔查斯时已经提明他是以几何级数排进的。假如“国医”能减少中国人的死亡率，在汉朝中国人已经可以繁殖满亚、欧、非洲了。诚然，中国人之不能无限繁衍，更有其他原因，内乱、外患、经济的制限，等等，然而国医何曾减少了中国人的死亡率？试一比较日本人在用汉医时代之死亡率和现在之死亡率，此种消息可自己明现了。 

谈到“治愈”问题，又有一个自然事实，易为庸医所窃用——此却不分中医、西医——就是自身治愈之能力。人的身体自己治病的能力是很大的，越年少，这力量越大，所以许多疾病关于自身之机体者一旦有了毛病，每每不是靠手术医药治愈，而是靠营养调护得宜，自己的身体把他治愈。不特机体病每每自愈，即传染病（即有病菌者）也每每靠护持不靠医药。例如肠窒扶斯、肺炎，等等，至今未曾有简单有效的治疗药，得此病者总是靠护持得宜，待其自愈。近代医术之显真本事者，第一是手术，第二是杀菌，第三是对付传染病。一般内科症候之关于机体失常者，现在虽然机体有明了的诊断，却并不曾全有有效的治疗。近代医学是不欺人的，他不自诩天下的病他都能治。不若《伤寒论证》、《外台秘要》等等诞妄书，说得像是无病无药者然。此虽可适应愚夫、愚妇之心理，却不成其为实在的知识。 

以上论中医之所谓把病治好，以下论中医之所谓改良。 

凡是改良，必须可将良者改得上。蒿子可以接菊花，粗桃可以接美桃，因为在植物种别上他本是同科同目的。我们并不能砍一个人头来接在木头的头上啊！西医之进步，到了现在，是系统的知识，不是零碎不相干的东西。他的病理论断与治疗是一贯的。若接受，只得全接受。若随便剽窃几件事，事情更糟。记得蒋梦麟先生告我一段他在中学时的故事。清末，他在南洋公学当学生时，有位中医的校医用改良新法，即用寒暑表试验温度。但是此公不知杀菌——本来中医字典中没有病菌这个反国粹的名词——故由这个人口中取出，便直送在那个人口中。适逢白喉盛行时，他这学堂死的完全在一般市民死亡之上，于是一阵大絮乱，校医开除，学校放假！这固然是极端的例，然一个人剽窃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正如请不知电流为何事的人来家安置墙上电网一般，其危险是不可形容的。即如赵寒松先生的洋化五行六气轮，略解物理、化学、生理者，不知笑他要到如何田地。作洋化八股尚可，真正拿来病床饲养，可就万分危险了。 

敢问主张中医改良论者，对于中医的传统观念，如支离怪诞的脉气论，及阴阳六气论，是不是准备放弃？对于近代医学之生理、病理、微菌，各学问，是不是准备接受？这两个系统本是不相容的，既接受一面，自必放弃一面。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学、病理学、微菌学，只是口袋中怀着几个金鸡纳霜、阿司匹灵药饼，算什么改良的中医？若接受了这些科学，则国粹的脉气论、六气论又将如何安插？中医之为中医又在那里？ 

其实改良中医的口号还不是那些替中医担忧的人所发？行医的中医在那里改良过？近代医学的训练每每要八九年的功夫（医预科四年，医本科四年，或五年），读上几部《内经》、《本草》陈修图书便开方子的中医，那有闲功夫受近代医学的训练？近代医学并不曾学到一些，他更拿能取以改良中医？“改良中医”四个字简直没有逻辑的意义。 

还有待申明的一义。有人常说，汉医的经验方剂中，也许不少可取以增加近代医学知识者。这是当然，不过这又不是中医所能办。即如提净的蚂蝗，这在“西医”中算是时髦的药了。但麻黄之提净不是中医能办的，是陈克恢先生做到的；其病床应用，是各医院试验经验得来的，远不如中国医书上所说之普遍而含糊。又如以海藻治瘰疬，在中国医书上发见甚早，在西洋甚后（汪敬熙先生告我），但治瘰疬者是海藻中之碘，今用纯碘，海藻无须用了。这样进步又不是不解化学的中医所能办的。研究中药，第一、要由胡先骕先生一流的分类学家鉴定准了某个药草的种类；第二、要由赵石铭先生一流生物化学家分解清楚了某个药草的成分；第三、再由实验药物学家取出一种药草之特有成分——即提净之精——试之于动物，试之于病床。传统中医之经验方剂中，若可增益近代医学知识者，所需手续当时如此的，这是全不与活着赚钱的“国医家”相干的。 

以上但说中医消极的无用，还未曾说道他的积极的害事。其实责备中医——或西医——把人治死，都是过分看重医生的话。一个人是不容易治死的，无论根据西洋医方或遵古炮制。若说中医把人治死，除非此公是个好用砒霜、巴豆或大分量的方子的人。不过聪明的中医决不走此太负责任的下策！请看历代医书中一味药的成分，真是每况愈小，由两而钱，由钱而分，医生的世故一天比一天深了，说不会动刀，不会注射的中医常治死人，真正太恭维他们了，他的大罪过只是白白耽误人的病，使可治之症成不可治，如最近刘半农先生的例。因此我在前登《大公报》的一文中，才提出政府的责任，即是逐步废止中医论。我所要谈的是政府的责任问题。现在全世界上已开化的国家中，没有一个用钱在国民医药卫生上比中国在人口比例上更少的。这样不推广近代医药学及公共卫生的中国政府，真不成其为文明国的政府。然而此一要点不曾引人注意，反引起些中医、西医优劣论？这本是同治、光绪间便应解决的问题，到现在还成问题，中国人太不长进了！ 

（原载1934年8月26日、9月16日《独立评论》第一一五、一一八号）

中医学八大优势

1、-综合性-中医学的综合性体现在看待问题的多维性视角，知识构成上的多学科渗透和维护健康的综合性措施等多方面。

2、-实用性-中医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从数以万计民众的养生、保健、治病及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发展而来，又经数千年得力市洗涤，不断被后人重复检验，比较筛选，优而精者留，劣而粗者汰，经历史大浪淘沙而成，体现出了既能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且简、便、廉、安全、持久等明显优势。

3、-疗效性-中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形成的。中医药学能够流传至今的关键在于它的临床实践和临床疗效。

4、-安全性-中药方剂治病是中医治疗学的主体，中药绝大多数来自自然，大多药性平和，副作用小，不干扰人体正常的生理过程，有的并有适应原样的双向调节作用，特别是经过数千年实践验证发展起 来的方剂配伍理论，用以指导用药，可以产生各个单味中药所没有的，同时也不是各单味药物供销简单叠加所能产生的整体功效。中药方剂的安全有效，不仅使得健康知识日益丰富、保健意识日趋强烈得闲带社会群体对其青睐有佳，而且，提示她有着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以贡献于明天医药事业的巨大潜能。

5、-注重自身内因-，重在调整状态 注重内因，注重调整机体状态，是中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一大优势。中医学始终把调整人体内在机能状态放在养生保健和防病治病的核心地位。中医学的绝大多数治病方 法，都是通过调整个体自身机能，改善机体内在环境后起效的，且常能针对病本加以根治。

6、-整体观念-中医学非常重视人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和内在脏腑器官之间，心理、生理活动之间，以及人与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了独特整体观念。这一观念始终贯穿在中医学对生理、病理、诊法、辨证、治疗等各个方面的理性认识中。

7、-恒动观念-，恒动就是不停顿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恒动观念是指在分析研究生命、健康和疾病等医学问题时，应持有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观点，而不可拘泥一成不变的、静止的、僵化的观点。

8、-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包括辨证和论治两大方面。它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特点之一。辨证论治，既不是对症施治，根据病人的主诉，或者抓住一两个症状进行治疗；也不是某病用某药的 辨病施治。辨证包含着如何作出具体深入的分析，并找出病症的主要矛盾；论治指的是如何采取针对 性措施，来解决主要矛盾。

中医治疗根本上就是讲究开药方,患者服用后再进行观察,随后医生再斟酌药方.中医治疗就是调养.

中医有哪些优势，主要是以下几项：

第一个优势是可以预测疾病。中国过去有两句老话,一句叫做“司岁备药”,一句叫做“司岁备种”。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五运六气来预测来年到底是旱还是涝，是过干还是过潮，是过热还是过寒。据此可以确定明年需要种何种庄稼。如果来年雨水大，可能要涝，我们就需种高秆作物，像高粱；如果来年偏旱，我们就需要种低秆的作物。根据五运六气，也可以预测会出现什么样的疾病及其发展趋势。西医无法预测疾病，中医却可以。所以预测疾病及其趋势并预先做好准备，是中医一大优势。

第二个优势是养生保健。中医主张：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也就是说，中医首重养生保健。中医养生保健理论可以说每个人都知道一点，如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就是一种养生方法。过去讲：要想小孩安，三分饥和寒——要求小孩不要过饱和过暖，甚至要求成人吃饭也不要过饱。这也是中医的养生方法。早晨起来打打太极拳，同样是中医养生的方法。西方的体育活动，象百米跑、跳栏、跳高等，虽然有的运动员可以获得世界冠军，可我们大多数运动员是一身伤、一身病。这样的运动于养生无益。我们的古典音乐，像宫廷音乐，是养生音乐。你们看现代的音乐，像流行音乐，老年人都觉得比较烦。我是受不了的。流行音乐是不适合养生的。书法是适合养生的。从事中医的人寿命都比较长。中医研究院岳凤先教授过去从事西药研究，后来他转行从事中药研究。他说他看到中医大夫一个个红光满面，鹤发童颜，而西医大夫一个个象豆芽菜似的，所以改做中药研究。西医把传统医学称为替代医学，也有称传统医学为补充医学，就是西医治疗效果不好可让中医等治疗。其实，西医才是真正的补充医学和替代医学。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西医是补充医学和替代医学的——四肢不行了换四肢，心脏不行了换心脏，肝脏不行了换肝脏。傅彪不就换了两次肝吗？结果又如何？又多活了一年，差两天一年，这就是现代医学主张的替代。人体所有的器官都可以替代，现在除了大脑什么都可以替代。另一个就是补充。现在电视上天天可以见到补钙的广告，难道咱们中国人都缺钙？！难道咱们13亿人都缺钙？！那么我们从古到今是如何过来的？！补充了钙就能解决问题吗？钙多了儿童的器官会发生钙化，体内血钙过高，想降低也降低不了。人体缺钙是人体机能出了问题，人体吸收运化不了食物中的钙，应该解决的是机能问题。所以有些骨质疏松患者服钙以后器官发生钙化，骨头还是疏松。补钙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错误做法。1999年我在甘肃某地考查。有一次恰巧某农学院的几个学生同我一起吃饭，我就随便问了问他们是什么专业的，他们说是营养学的。我问他们：你们学习的营养学主要讲什么内容？他们说缺什么补什么。我说：不对吧，中医我不太懂，但是按照中医的说法应该是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平衡才****，而不是缺什么补什么。我随便就我所了解的举了几个实例。结果此后我走到哪他们就跟着问到哪。我说我真不太懂，你们可以请教请教中医。回到刚才的话题。骨质疏松症按西医的理论单纯补钙是解决不好的，要解决的主要是钙的吸收转化问题。电视里曾报道某人服用蛋白粉后出现反复胃出血，医生查不出什么原因，于是问了他的饮食情况，那人说最近食用了二三个月的蛋白粉。医生让他暂时不要服用蛋白粉，果然二三个月后他痊愈了。所以人体不是越补越好，还是要讲究平衡的。中医理论讲究的是养生保健。中医的养生保健就像消防办公室，工作人员四处检查一遍，看似没什么功劳。西医就像消防队员，哪里失火哪里忙，个个烧得鼻青脸肿，功劳看似很大。有句成语：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是上宾。现实符合某些人的心理：中医“曲突徙薪无恩泽”，西医“焦头烂额是上宾”。可是如果平时重视养生保健，何苦非要进医院的急救室？！

第三个优势是中医擅长于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是中医的绝对优势之一。美国总统的医疗顾问方励培先生去年年底到科技部时讲过：慢性病西医没办法，中医治得好。他说下一届美国总统竞选时谁能提出解决美国的医疗保健财政问题的方案谁就可以任总统。现在美国医疗保健费用直线上升，很快可能使得美国财政崩溃。美国当前每年的卫生事业费达三万亿美元——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3.5万亿美元——美国几乎把我国一年的生产总值全用在医疗保健上，而美国人口才2.8亿（编者按，美国人口现已过3亿）。所以美国如果坚持原来的医疗保健体系，国家财政很快就会崩溃。方励培先生说，在美国应用中医的情况表明，中医介入以后，住院时间缩短一半，医疗费用也缩减一半。这是美国人自己讲的。有许多疑难杂症西医看不好只好看中医，最后还是中医解决问题。美国人33年时间、花费了2000亿美元研究肿瘤，共发表了156万篇学术论文。可到现在美国人5年的肿瘤存活率只有62％。而我们知道的一名山西农村的中医师已治疗了5万名肿瘤患者，患者5年存活的10年存活的20年存活的大有人在。他的疗效高于美国。一些大医院不治疗那些没有钱进行心脏搭桥或更换心脏的患者。丰台六里桥一中医师把大医院推出不治的200多心脏病患者都治愈了，治疗费用仅2万元上下。而心脏搭桥至少得3万。所以我们说慢性病疑难病中医治疗效果好，是中医一大优势。

第四个优势是中医不仅有中药，中医有许多非药物疗法，如气功、导引、砭石、针灸等等，简单易行，足以解决诸多常见病多发病，甚至急性病。而且这些非药物疗法以前几乎家家都会。我记得小时候肚子疼我爷爷给我揉揉肚子就好了。可是我到艾滋病村去考查的时候，发现现在不是那样了。十几岁的孩子如果肚子疼，不打吊针就是大夫没有给他看病。我到那个村卫生所时，就有六个人在输液。我问了问情况，没有一个人需要输液。如果人人会中医的非药物疗法就用不着输液了。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受点凉就会感冒，输进去那么多凉的液体，对人有好处吗？

中医****的优势是治疗外感热病。所谓外感热病，按西医的说法就是病毒性传染病。1995年法国电视二台采访我时，记者询问的问题是中医只能治慢性病西医能治急性病，对不对？我说不对，中医治疗慢性病是优势，中医治疗急性病也是优势。我说中国历史上自西汉以来发生了几百次瘟疫，然而没有一次瘟疫像西班牙流感那样一次死亡几千万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中医。1924年昆明发生的瘟疫也是靠“一根针一把草”解决的，你可以查一查你们法国驻??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在崇祯年间，三年内死亡人数达100万。然而那是天灾人祸造成的。1956年石家庄发生乙脑大流行，死亡率达30％。周总理让请教蒲辅周老先生。蒲老说可用白虎汤治疗。果然应用以后临床效果非常好，死亡率降到10％以下。蒲老先生治疗167例乙脑患者没有一例死亡。有关人员却说这样的治疗效果不能算医疗成果。原因很简单，167例患者用了98个方子，平均每个方子用不到两个人，没有统计学意义，所治疗的患者都是个案。我们现在看新闻上报道某某手术摘除一块大肿瘤，我想这也是个案。我们所一位同志的父亲患癌症，经外科治疗后手术非常成功，可患者几天后就不在了。中医大家谢海洲患直肠癌，好几位老中医劝他千万不要手术治疗。他自己也不同意手术治疗。可是有话语权的家人非要他手术治疗，手术后一个星期就逝世了。演员傅彪的医疗小组曾到天津中医学院找哈教授商量能否保守治疗。哈教授说行，结果人家来了两次之后还是要相信“科学”。最后傅彪花了200万做肝脏移植手术，还不到两年就走了。1957年北京和唐山地区又发生乙脑流行，医疗人员应用白虎汤治疗效果不佳，卫生部的那几个人又说：今年中医不行了吧。周总理又让他们请教蒲辅周老先生。蒲老说今年湿气重，需在白虎汤方里面加一味燥湿的中药——苍术。这样又解决了问题，把死亡率从30％又降到10％以下。后来流行性出血热，江西的万友生和江苏的周仲瑛所采用的辨证方法完全不同，但是都能解决问题。广州曾流行小儿麻疹，患儿死亡率非常高。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老师带领学生下乡，用中药治疗后患儿死亡率马上减少。所以说中医治疗病毒性疾病有绝对的优势。现代医学和各国的传统医学无法与中医抗衡。

我们再看看中医治疗SARS的效果。我们是2001年4月中旬到广州调研的，那时候广州SARS正厉害。我们到广州中医药大学拜访邓老。邓老说：我同钟南山院士看法不一样。中医历来无“病毒”之说，不需要知道敌人长什么模样，只需把它当作“疬气”从人体里赶出去就行。大家都知道有个叶欣护士长不幸患SARS死亡，追认为英雄并在二沙岛立了纪念碑。当时总院还有一位护士长也患了SARS。其丈夫是邓老的徒弟。他急忙询问邓老，邓老说你立即撤了西药，让她服中药。结果十几天后果然痊愈。叶欣同志不在了。而活着的这位护士长的先生4月26号在北京藏医院来报告时同我们讲：幸亏是听了邓老的话，给我的夫人服中药，这样我夫人才没有成为烈士。广东省中医院一开始也不知道该如何治疗SARS，用了一段时间的西药，邓老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广东省中医院就主要用中医的办法，所以后来的治疗效果非常好。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开始就用中医的办法，实现了三个零的奇迹：零死亡、零转院、医护人员零感染。这些应该能证明中医的治疗效果吧。可当时科技部徐部长让广州专家向SARS科技攻关组介绍中医治疗SARS疗效时，就有人说：“没有和西医对比说明不了问题。”我认为，钟南山院士相当了不起，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4月26号我们在北京开会请广州的专家介绍中医治疗SARS的效果，他在香港答记者问说没有一个SARS病人是中医治好的。结果到了7月份他们医院的五个中医大夫写了一篇中医治疗71例SARS回顾，71例只死亡一个，钟南山是这篇文章的第八个作者。另外，钟南山钟院士在2003年12月份的研讨会上说，患了SARS之后不进行任何治疗，93%的人可以自愈。就是说SARS死亡率是7%。因为有中医介入广东省的死亡率是3.8%。香港台湾新加坡SARS死亡率最低是13%，最高18%。香港紧挨着广东，广东死亡率低香港高说明了什么？!中医治疗病毒性传染病有绝对的优势，这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医学都无法比拟的。

我们再看看中医治疗艾滋病。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是在1981年发现的。我国艾滋病大规模出现是在1995年，调查发现许多卖血人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2004年我们调查时发现，在国家尚未来得及关注艾滋病的2001年，有八路民间中医主动到河南艾滋病村免费为艾滋病人治疗，稳定了民心，功不可没。后来，国家开始给艾滋病患者免费治疗，然而，比较而言，中医疗效略高一筹。服用抗病毒药的人，有40%的人服用后十分难受,宁死不吃。有40%的人服用西药后效果不错，但是必须按照医生的规定每天定时定量的吃，不能停顿，一直要吃到死为止，否则会产生耐药性。八路民间中医治疗的患者没有一例服用中药感觉难受，而且服用半年一年中药以后，可以停下来不用再吃药了，有的到现在已经停药三年多。他们都能干农活，都已是好劳动力，可以上养老，下养小，可以像正常人那样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地活着。

中医最后一个优势就是简便廉验。刚才我讲过傅彪的保健医生找过天津中医学院哈教授，哈教授说只须二三万元就可以帮他解决问题。可是没办法，人家愿意花那二百万。现在用中医治疗一个癌症大概需要一两万元，西医光一个手术恐怕就需要二三十万，更甭说再放疗化疗了。所以说，中医确实简便廉验。而且如果人人都掌握了中医养生保健的方法，非药物疗法，可以说相当多人的疾病是不需要进医院的。这些就是中医的优势，我大致归纳出这几项，也不一定对。

下面再谈一谈中医的特色。中医有辨证论治、整体观两大特色。所谓特色就是办事的方式。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如肿瘤，中医讲的是“见瘤不治瘤”。真正的中医大夫治疗时不是直接治疗肿瘤，去杀死癌细胞，而是辨证诊治。中医是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诊治时不是仅仅盯着局部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凭着双眼识人，一见面就知道你是张三，下次再见面也识得。如果把人脸放大一百倍，你一点一点地去看，看看鼻子这部分，再看看眼睛这部分，谁还认得这是张三还是李四？在澳门开“哲学与中医”会议时，有人问：中医是不是太模糊？我说模糊可能是一种更高级的科学，像人的大脑的判断看来不如计算机那么精确，可是是人发明了计算机。不是说只有量化的东西才是科学。所谓科学是某一类知识的集合。用西方的方法看世界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并不是唯一的。用中国的办法来认识世界，也是一种办法，这是中国的科学。

1840年以后我们受西方的影响太大了，不少同胞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我可以举两个例子。2003年，科技部拨款5000万元研究SARS防治，其中仅拨出500万经费给中医。在科技部一再要求下，又给中医拨款300万；与西医费用相比，中医费用实在太少。可中医界马上有人提出：我们要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当时我就感到奇怪：你们不是“中西医结合”研究院，为何非得同西医结合治疗SARS？怎么就那么没有底气？！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是完全用中医的方法治疗SARS的。广东省中医院后来也都用中医的方法。为什么非要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这是没有自信心的表现，总觉得自己不行，人家的东西好。2004年，科技部曾拨款搞省部联动治疗艾滋病，专款是直接给中医的。马上又有人提出：我们要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为何又非提中西医结合呢?为何如此没有自信？！上海肿瘤医院的俞云大夫曾在西班牙呆了20多年。在那里他是个针灸师，用针灸的办法治疗癌症，治疗艾滋病，用于戒毒，治疗各种各样的疾病。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反倒没有这个底气呢？！要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要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只能说这些同志太没有自信。另一方面，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所造成的。解放前我们国家主要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帝国主义资助办起来的，从协和到清华，从湘雅医学院到华西医科大学到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创建的。帝国主义在中国搞教育，搞慈善机构，搞文化宣传，都是文化侵略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去年的研究报告就提出：我们现在振兴中医，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一场复兴中华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战争。有些同志不理解，我们特意将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同志在1950年12月29日的讲话附在我们报告的后面。我们现在不直接接受代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资金资助”，却有不少人很愿意接受西方的“思想资助”。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废除中医。日本在宪法里面规定西医是唯一合法的医疗保健系统，但说现有中医可以继续行医，只是不能培养新中医。三年之后，日本中医才醒过味来，发现上当了，也已经晚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日本国内一直没有真正的中医中药。唯一的一家中药厂就是津村顺天堂，它生产的中药仅仅是用当归熬的液体——中将汤，供妇女洗澡用，没有别的东西了。中医大夫更没有了。第二件事是消灭汉字。认为汉字不科学，要在日文里面消除汉字。所以我们一些留日的“海归”认为汉字不取消中国就发展不起来。可事实证明：汉字不能取消，汉字是智慧也是艺术。汉字有音有形，代表了许多意思，不像西方的拼音文字仅仅是个符号。西方的拼音文字30年一变，而我们的文字（白话文）大约50年一变。所以有些文字——像鲁迅先生用白话文写的那些东西，当时看起来很好，今天就有点晦涩难懂了。可是我们的文言文——只要用两年时间学了文言文——几千年前的文章都能看懂。现在中医学院的学生所学的叫“医古文”。我建议把“医”字去掉，因为我们的古文就是古文，文言文就是文言文。我们所有的行业都是要学习古文的。学习古文就是把过去的东西传承下来，不是只有医学里面有古文。所以这种说法本身就不对。

今天有人提出来要消灭中医，应该说有他一定的道理，因为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中医治疗效果不好。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我们可以从医生的数量和质量来看。民国初期，我国人口3亿多，有80万中医，基本分布在农村。1949年我国人口有5亿， 50万中医。现在我国人口13亿，却只有27万中医。现在中医的数量是1912年1/3左右，而人口由过去3亿多变成现在的13亿。这是中医数量的下降。第二个质量问题。根据我们的调查，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大约只有10%或者更少的中医大夫会开汤药处方。如果我们把这些大夫叫做能够按照中医的思维诊断的大夫，那我们能够按中医的思维诊断治疗的大夫也不过3万人，也??提示，确实我们需要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认真地对待，如果我们不振兴中医，不去复兴中华文化的话，那么用不着张功耀去说，用不着他组织签名，用不着十年，五年，我们的中医药事业就没了。所以无论从中医数量上还是从中医质量上，我们都应该有危机感。第一，中医有诸多优势，第二，中医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不能不赶快振兴中医。1980年美国有个大西医学家写了一本书《一个叛逆者的自白》，说西医大夫是药厂的次等推销员，是穿着白衣的屠夫！尽管这种说法看起来有点偏激，但说明美国人开始认识到西医的局限性和西药的毒副作用，认识到西医方法论的固有缺陷。无独有偶，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别让医生杀了你》，说明西医药不够人性化。

现在关键问题要有民族自信心，不能总是认为人家的东西好。我们的“海归”们不考虑中国的国情，生搬硬套，囫囵吞枣学习西方。我们培养的中医大夫是要给谁看病？是给咱们中国人！我们中医干嘛非要学英语？难道跟农民交流两句英语才算是看病？！可是我们现在把英语当母语去学。我到甘肃调研时，在天水宾馆曾问一个小姑娘说教什么书。她说教幼儿园英语。我说：幼儿园小孩还学英语啊？为什么？她说：要培养精英啊！我们的母语是什么？汉语！主要学英语能叫精英吗？我对那姑娘说：你知道不知道小日本占领我们东北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就是拿着枪逼着我们中小学生学日语，到现在东北有些老人都会说几句日本话。德国人占领法国以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要求占领区所有的学生学习德语，所以法国小说家都德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小说《最后一课》。今年八月份我们几人到法国开会。我的英语水平不行，可同行的复旦教授英语水平非常高。他用英语同法国会议接待人员交涉，人家硬是不懂英语，要我们讲法语。国际会议的接待人员是这样，普通法国人也是这样。外出乘出租车时用英语同出租车司机讲我们到什么地方，出租车司机也说听不懂，请讲法语。人家法国人为何敢如此？为何我们就不敢？！为何现在我们还要让我们的孩子花费那么多时间去学英语？我问那位姑娘，哪个国家英语水平最低，她说是中国；我告诉她，小日本英语水平最低，可人家的科技上去了，经济上去了，英语水平代表不了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没有必要把英语当主要课程来耽误我们孩子的宝贵时间。我不否认确实有一部分人需要用英语，像一部分研究人员要搞翻译需要英语，可我们中医的学问外国有资料需要查阅吗？说来说去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教育全盘西化了。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不要轻易否定自己的文化。事实上我们几乎全盘否定了中华文化。埃及人不敢说自己的祖宗建造了金字塔。为什么？他的文化全部是阿拉伯文化而非原来的埃及文化。全世界所有民族里大概只有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最为完整地保存到今天，千万不可在我们手里丢失啊！

中华文化是“和”文化。中医是中华文化的主要代表。我们的古籍中1/3以上是医籍。中医把天文、地理、化学各个方面全都囊括在一起了，是一个大熔炉——这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可现实如何？中医许多精华被无知的世人无情地丢掉了，而且还以为自己立了大功——抛弃了糟粕。

中华文化是“和”文化，讲求和谐相处，“万物并存而不相害，万道并行而不相悖”。大家和谐相处，社会才能发展。不仅是人和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是这样，人类和微生物之间、和病毒之间都要和睦相处――所以中医治疗病毒性疾病并不是要杀灭病毒。事实上病毒早于人类多少亿年就存在了了，而且共存了多少亿年；没有病毒，没有细菌，人类会有免疫系统吗？病毒的数量在地球上比人类的数量多得多，能把病毒全消灭光吗？不可能！人类与它们要和平相处。正是中华文化是“和”文化，所以只有我们的总理周恩来才能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西方国家的文化提不出这样高度的战略思想。西方文化如何发展起的？他们先是游牧民族，后发展成海盗国家。当时欧洲国家鼓励海盗行为，认为海盗行为是一种英雄行为。欧洲现在的市场经济是由海盗经济发展起来的。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然而他不是去通商，他是个强盗，抢劫去了。以前我上学时告诉我们哥伦布是个英雄，今天我才认识到哥伦布是个强盗！他们发现了新大陆，下毒毒死了多少印地安人！我们郑和下西洋，那才是通商去了。

最后我想说一点：中华文化复兴的意义可能远远大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亡国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灭亡。历史上蒙古人打进来了，清兵打进来了。虽然当时看起来我们是亡国了，后来我们把外来文化同化了，他们都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华文化如海纳百川，能够同化一切外来文化，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文化，同化外来文化，而不是异化自己！

中医理论是治病的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治疗具体疾病的具体药方。

中医的精髓是一种文化，一种思想；它博大精深，妙不可言。

中医健康观，简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正气：未发病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已发病时，正气强者症状重；疾病末期，正气强者预后好，容易好转；

二、强调预防为主：未病先防，已病防变。“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

三、强调养生：以自我调理为主，不过分依赖药物。“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四、强调心理健康：七情五志，不可过极，否则生病。心病还需心药医，已情绪治疗情绪病变。“怒胜思，恐胜喜”。

天人合一的中医文化特点

中医药学和养生学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医疗原则。这些原则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与特点：

1.“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救死扶伤精神。中医学家在千百年的行医实践中形成了良好的医德医风。他们把不为名利，全力救治，潜心医道，认真负责作为自己的医德标准。对“有疾厄来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娃，怨亲善友，华夷智愚”，都要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亲人;对治疗中的风险，“不得赡前顾后，自虑吉凶”，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病人的痛苦，“若己之心，深心凄枪”，不避“昼夜寒暑，饮渴疲劳，一心赴救”;对“有患疮痰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要不嫌脏臭。他说：“如此，可谓苍生大医，反之，则为含灵巨贼。”这种医学上的人道主义，正是对儒家的“恻隐之心”、道家的“无欲无求”、墨家的“兼爱”、佛家的“慈悲”等人文观念的具体体现。

2.防重于治、未老养生的治未病思想。中医古典医著《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观点。喻示人们从生命开始就要注意保健防衰和防病于未然。《淮南子》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金元时期朱震亨亦说：“与其治疗于有病之后，不如摄养于先病之前。”人不可能长生不老，也不可能“返老还童”，但防止未老先衰、延长生命是可以办到的，这种预防为主的医学思想告诉人们必须自幼注意调养，平时注意调养，尤其在生命的转折关头，尤应高度注意调养。如能持之以恒，即可防衰抗老，预防衰老疾病的发生，这种防病抗衰思想与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周易·系辞下》说：“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这种注重矛盾转化、防微杜渐的辩证哲学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3.天人合一，形神一体的整体观。中国传统哲学十分强调自然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着的整体，提出天人相应，天人感应等思想。认为天地万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着的。中医文化中亦体现出这种原则。

同时中医认为人体本身也是有机整体。把人的五脏与五体，九窍、五声、五音、五志、五液、五味等联系起来，组成整个人体和五个系统，在此基础上又根据脏腑的表里关系通过经络联系起来，共同协调地完成人的生命活动。这种形神合一，以神统形的整体观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统一的整体观。

中医学认为，"天人相应"，人的作息规律应该和自然环境和谐统一，否则会造成人体内环境的紊乱，引发多种疾病。陈教授指出，晚上10点左右是最适合肝病患者就寝的时间，应尽量把睡眠时间调整到这一时段。 怎样提高睡眠质量 第二天起床能够很有精神，就表示有好的睡眠质量，但是如果在睡了很久之后仍然觉得很累，就表示睡眠质量很差。入睡慢、睡中易醒、常多梦魇者，即使睡上10小时，精神仍难清爽。

中医的健康观：“天人相应、形神统”

为加深对中医养生之道的理解，我们还必须了解中医的健康观和疾病观。中医的思维方式归宿于思辩哲学，初从分析到综合是中医的方法，因此中医是从人与宇宙、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来认识和把握生命与疾病的本质的。西医的思维归宿于实证论哲学，则从综合到分析是西医的方法，是从还原论的角度，对人体器官组织的结构、功能，生物的或物理的致病物质进行分析和找到实证。借助现代科技的支撑，西医在生命微观领域的研究已经达到了DNA遗传基因的层次，减相较之下，自然有人对中医的科学性--更不用说理论的先进性了--表示怀疑。在这里我告诉大家，则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认为，中医是我国最有希望走向世界科技前沿的项目。两年前几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应邀访华，凌在央视节目中，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告诉中国的科研人员，刚你们中国就有很多好的东西，譬如说中医。他是针对中国有什么科研项目能冲刺诺贝尔奖的发问说的。这番话的深意，朋友们细细咀嚼。在这种大气候下，国家在2007年也制定出了将中医做为我国科技走向世界的突破口的相关计划。说的太远了，创我们还是继续聊中医的健康观和疾病观。

中医认为，健康的标准是和谐、是生命存在，没有痛苦。中医的和谐，是指人的生命活动的****状态，也即是我们养生追求的最高境界。简言之，是指人体阴阳保持协调平衡，人与天地阴阳保持协调平衡。而这种协调平衡达到****状态，就是和谐。这里说的阴阳平衡：后者指的就是天人相应，而前者，中医要表述的则是形神统一。因为根据中医的理论，只有形神统一，才是生命的存在。我们现在就把话题转到形神统一上来吧。

了解中医学的健康观，能够很好地指导我们日常保健和调养。

健康观念1：天人合一

中医学认为，人体有自己的生命活动规律，与自然界具有相通相应的关系，不论是日月运行、地理环境还是四时气候、昼夜晨昏，各种变化都会对人体的生理、病理产生重要影响。

健康观念2：形神合一

神是形的主宰，形是神的物质基础，两者既对立又统一。其中，形是指躯体、身体，神是指思想、思维。中医学提出“形神合一”就是强调形与神的密切联系，只有当人的身体与精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形与神俱、形神合一时，才能保持与促进身体健康。

健康观念3：阴平阳秘

中医学认为，阴阳是宇宙中相互关联的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阴阳分别代表一定属性的物质和功能，如人体内的气为阳，血为阴；兴奋为阳，抑郁为阴；“平”是正常的意思；“秘”是固守、固密的意思。“阴平阳秘”表示阴阳各自处于正常状态，具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使身体达到健康状态。

健康观念4：正气为本

中医学中的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抗病能力及康复能力。正气充足则人体阴阳协调、气血充盈、脏腑功能正常，能抵抗外邪，免于生病；正气不足则邪气容易损害人体，机体功能失调，产生疾病。

中医调治亚健康的优势探讨
 
梁锦芳 李捍东 黄达强
 
【 亚健康概念的提出，把现代医学的功能定位在关乎人的健康及生活质量这样一种新思维之上。现代医学追求的不单是没有病理改变，还要使身体、心理、社会适应能力等都能达到一种积极的完好状态。中医学认为，人体的健康是人与自然环境、社会协调以及自身阴阳一种动态平衡。亚健康状态的出现，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出现紊乱，以及其他因素而导致的自身阴阳、气血、脏腑的失衡状态。本文尝试从中医基础理论及中医诊疗方法学两个层面探讨中医学调治亚健康状态的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上发挥优势、完善拓展，使中医学调治亚健康独特的优势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

亚健康状态，又称第三状态或灰色状态、病前状态、亚临床期、临床前期、潜伏期等，是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的人群机体虽无明确的疾病诊断，但却呈现活力降低，反应能力减退，适应能力下降等生理状态。
   
    亚健康状态是机体在无器质性病变情况下发生的一些功能改变，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以躯体症状为主的躯体性亚健康状态；以心理症状为主的心理性亚健康状态；以人际交往中的不良症状为主的人际关系性亚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的特点是在不断动态变化发展的，既可向健康状态转变，也可向疾病状态转化。向哪方面转化主要取决于自我保健措施和自身的心理、生理功能状态水平。
   
    现代医学模式已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化，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对亚健康状态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研究干预亚健康状态，已成为实现医学目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措施，被认为是新世纪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中医调治亚健康在理论上的优势
   
    中医治疗学理论以“天人相应”、“形神合一”、“治未病”所体现的整体观为基础，从实践中建立起一套以整个机体状态偏离程度作为判断根据的整体性治疗体系，应用“阴阳五行”解释人、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符合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观点。在处理亚健康状态的问题上，中医治疗重视情志、环境、生活习惯等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预后方面所起的作用，其整体思维治疗医学模式比现代医学逐步迈向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是跨前了一大步。

    1.1  “天人相应”的整体思想为亚健康的病因病机奠定了基础：《灵枢•岁露论》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素问•宝命全形论》又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体的五脏功能活动系统与自然界的四时阴阳消长变化相互通应，密切联系。因此，人体阴阳之气必须与自然界阴阳之气协调统一，才能达至健康。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对自然界四时气候变化对立统一的体现，人体也必须与之相适应。
   
    《素问•六节藏象论》曰：“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人体呼吸天地之精气，摄取自然之饮食，不断地从大自然获取赖以生存的物质，从而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因此就要受大自然的制约，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必然要影响于人，而人体则相应地产生反应。人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也就产生了一种适应自然的能力。《灵枢•五癃津液别》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人体天暑出汗，天寒少汗多尿的调节功能，是人对自然界的适应。
   
    人体要保持健康，必须维持人与自然规律的协调统一。人亦应根据这一规律，安排生活作息，调摄精神活动，以适应不同的改变。亚健康状态的发生与不良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关系密切。从中医角度理解，这是人与自然规律的协调出现紊乱，而导致自身阴阳、气血、脏腑的失衡状态。从这一认识出发，中医治疗亚健康状态总的指导原则是调整这种失衡状态。当西医学正举步维艰地从单纯生物医学模式过渡到全人医疗模式的当下，传统中医学养生学说的“天人相应”整体思想，早已为中医调治亚健康状态铺设好了一个宽阔的平台，建立了优势。

    1.2  “形神合一”论为构建亚健康的治疗学提供了依据：中医强调“形神合一”，认为人的精神活动与人的形体密不可分，互相依存。五脏气血是精神魂魄生成的物质基础。形是神的载体，神为形的主宰，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形神合一论清楚地认识到形与神在疾病的发生过程中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躯体生理活动的异常(形的异常)可以导致精神心理的疾病(神的疾病)；另一方面，精神心理的异常可能造成躯体生理病变。在此认识基础上，张景岳进一步论述了心理活动对形体及其生理活动的作用，曰：“虽神由精气所生，然所以统摄精气而为运之主者，则又在吾人心之神”，突出了心理活动对形体及其生理机能产生的重要作用，即心理活动以形体的生理机能为基础，又高于生理过程。说明“神本于形”，而“神又为形之主”，强调情志因素影响机体的生理这一概念。基于这对心身关系的深刻理解，特别是心理活动对形体及功能活动的重大影响，中医学非常注重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转归及养生、防病等过程中的作用［1］。
   
    在对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方面，在“形神合一”的理论基础上，中医主张“治神”与“治形”并用的“心身并治”。《素问•宝命全形论》就曾指出：“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大小，五曰知府藏血气之诊。五法俱立，各有所先。”强调了形神并治，方可祛病的重要思想，使中医的治疗手段不仅仅局限于针药等躯体疗法，同时也包涵了心理治疗，即通过调节生理机制而达到调节心理，或通过调节心理而收到治身之目的。
   
    中医学“形神合一”理论和心身统一思想，不但有效地指导着临床诊疗心身失常疾病的工作，亦为中医学治疗亚健康状态预备了稳固的理论台阶。其“治神以形，治形以神”的辨证思路也可以大大弥补现代临床心理学在实际应用操作上的诸多不足。

    1.3  “治未病”的预防学思想为亚健康的治疗指明了方向：《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早已认识到对疾病应在亚健康阶段就“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重要性。《素问•遗篇•刺法论》又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保养正气，避其邪气，强调正气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防微杜渐治未病，使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们能防病于萌芽之中。
   
    预防亚健康状态的出现，人得学习顺应自然规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内养正气，增强体质，平日注意身体锻炼，劳逸结合。忌饮食过饿过饱，调整心态，内防七情，外避六淫。也应当根据季节的变化调节饮食，增减衣服，防止内外邪气对人体的伤害。
   
    中医“治未病”的另一个概念，是既病防变，防病发展。《难经•七十七难》云：“所谓上工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当先实其脾气。”强调根据疾病的传变规律，及早采取措施，先安未受邪之地。严格来说，亚健康状态已属于中医学的疾病前期状态的范畴。对于亚健康者，中医强调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具体应根据患者个人体质的差异，与各种临床表现，及早采取一定措施进行治疗，适当应用药物，调整机体的阴阳偏颇，如此才能使之尽快恢复健康。临床也应根据疾病的发展传变规律，采取相应措施先治其未受邪之地，防止疾病的进一步发展。

    2. 中医调治亚健康在诊断治疗学上的优势
   
    中医学对人体的认识论、方法论区别于现代医学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注重研究人体的功能反映状态。现代医学所着眼的重点是治“病”，而中医所着眼的重点却是不同的生理反应类型(体质)与病理反应状态(证型)。中医既重视疾病的共性，也重视人的个体差异，既治“病”，更治处于自然和社会中的“人”。它通过望闻问切对就诊者所有的有异于健康状态的细微外在反应和表现进行归纳、分析，运用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判断“阴阳、气血、脏腑所偏”，并应用相应的治疗手段和药物进行纠偏以使其重回“阴平阳秘，脏腑气血调和”的健康状态。

    2.1  中医体质学说的应用，更加丰富了亚健康预防和治疗的内涵：体质是由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所形成的在形态结构和心理状态方面固有的、相对稳定的个体特性。亚健康状态是心理、生理、社会三方面因素导致的机体在精神、神经、内分泌、免疫各方面的整体协调失衡、功能紊乱。体质因素与亚健康的发生具有明显相关性，也是影响亚健康状态发展及转归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
   
    中医体质学说是以中医理论为主导，研究各种体质类型的生理、病理特点，并以此分析疾病的反应状态，以及病变的性质和发展趋向，从而指导预防和治疗的学说。70年代，王琦等根据中医基本理论，结合临床体质调查，提出七种临床体质分型的设计，除一型为正常体质外，其余六型均为病理性体质，也可以说是种种不同的亚健康组合。具备病理性体质之人，实际上已处于阴阳、气血、或脏腑的失调状态，但尚未发展成疾病，处于病与未病之间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病理性体质是导致疾病发生的关键因素，是其相关疾病发生的主要物质基础，具有发生其相关疾病的倾向性。因此在未病之先，可以根据个体体质的不同进行辨证，早期给予相应的中医药治疗，有助于阻断亚健康状态发展到疾病状态。通过筛检，早期诊断出病理性体质，积极改善特殊体质，进行病因预防，将会是中医有效预防亚健康状态的重要手段。

    2.2  中医辨证论治思维，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对亚健康状态的诊治：亚健康状态缺乏明确诊断为“某病”的理论依据，不能算疾病，它实际上是机体生理活动规律失常的综合表现，是一种还达不到器质性改变的功能性变化，是人体身心整体调整异常的功能反应状态。因此，以具体的“形态结构学”为基础，以单纯的“生物性疾病”为研究对象，以数字化的检验资料为诊疗依据的现代医学很难把握亚健康状态的诊治规律。中医诊疗方法学以“整体观念”为指导，以“辨证论治”作为其中心思想，其有别于现代医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研究人体的功能反应状态。
   
    “辨证论治”的核心是“证”。“证”是中医学特有的概念，是对疾病所处一定阶段的病因病性、病位等所作的概括。用中医学的“辨证论治”思维去研究及处理亚健康状态，有着概念上性质吻合的优势，使无论诊断或治疗都同样具备灵活性，可动态地紧贴亚健康状态不同阶段的病理发展，适当地作出相应的预防及治疗手段，能“对症下药”，达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目的。
   
    中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望、闻、问、切等手段，在不干扰生命状态的前提下，动态把握各种病理信息，将四诊收集的各种现象和体征，加以分析、综合和概括，它能够比较全面而又可靠地了解病理反应状态，为进一步分析其病变机理提供客观依据。“证”是一种状态，对于亚健康而言，不管现代医学的诊断能否成立，总能作出一个中医的辨证，然后作出适当的调治而取得效果。

    2.3  治疗方法多样化，能灵活体现对亚健康状态的综合治疗理念：亚健康状态的临床表现形形色色，复杂多变，也因社会环境、文化差异、家庭背境、教育、年龄、性别等不同因素而有所不同。对于亚健康状态的调治，中医学针对不同情况有着极其丰富的调治方法，面对亚健康状态预防及治疗上的广谱需求可谓游刃有余。中医学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总结了调摄情志、适度劳逸、合理饮食、谨慎起居等养生调摄之术，形成了食疗、针灸、推拿、气功、导引、内外药物治疗等多种调治方法，正所谓“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异法方宜论》)。对于心理情感、生活交往异常者，则可以“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师传》)。对于不同的躯体症状可以“补其不足，损其有余”(《灵枢•邪客》)，采用食疗、针灸、推拿、药物干预等方法使其所“偏”归于“平”。总之，中医学治疗方法的多样化，在亚健康状态预防及治疗上拥有无容置疑的优势。
   
    中医学源远流长，从实践中积累了林林总总的治疗手段及应用技术，如延缓衰老，优化体质，增强免疫功能，抗疲劳(特别是脑力和精神疲劳)，抗辐射，防癌变，消除过敏，改善智力，改善视力，减肥，美容，改善骨质疏松，促进生长发育，改善情绪，改善某项功能(如性功能、肠胃功能、肝功能、心血管功能、呼吸功能)，排毒(如促进排铅、促进排便)等等。只要着力拓展，再结合现代科技使其优化及完善，定会给中医学治疗手段及应用技术之发展，带来无穷的新机遇。

    3. 发挥优势，完善拓展
   
    中医学对亚健康状态的预防和治疗优势在临床实践中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相关论述还远远没有达到规范和完善，目前中医对亚健康状态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医亚健康理论，如何科学化及规范化中医诊治亚健康状态都是目前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亚健康诊断标准的统一化。以目前世界上关于慢性疲劳综合征的诊断标准为例，其最早的标准是美国于1987年制定的。但至今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在诊断标准上都存在一定的区别。故此，有必要达成国际范围内对亚健康诊断的统一标准，以便更好地开展研究和治疗。
   
    首先，应当建立起中医关于亚健康状态的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由于亚健康状态是以功能异常、生活质量下降为特点，缺乏明确的理化指标改变，所以，很难从实验室角度建立具体的诊疗标准。生活质量是顺应医学模式的转变而出现的一类新的健康指标。中医药干预通过整体调节，可以消除或缓解这些不适，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满意度，故生活质量评估可以作为中医药干预亚健康状态的诊断和疗效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生活质量量表的一般标准，主要包括身体机能、心理状态、独立生活活动能力、社会关系和环境五大方面。若能尽快制定出符合中医诊疗规律兼具中医特色的生活质量量表，从生活质量入手建立中医的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便能更有效地衡量、评价中医调治亚健康状态的疗效。
   
    其次，要规范亚健康状态的中医辨证分型。目前文献所见中医调治亚健康状态的报道都是理论探讨性文章或小样本临床资料，由于亚健康状态的普遍性和表现多样性，小样本临床资料很难具有代表性，其结论可信性差，不能反映亚健康状态的本质和全貌。
   
    第三，学术界对亚健康状态仍缺乏全面可靠的流行病学资料。不同学者基于自身对亚健康状态的不同认识，制定了各自的辨证调治体系，使亚健康的诊治难以达成共识。通过合作，进行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可望建立一个具代表性的亚健康状态中医辨证分型系统，也同时可以明确亚健康状态的发病及分布趋势以及病因病机，从而增强防治的针对性。通过大样本的干预治疗，能筛选出有效的治疗手段或方药，使亚健康状态的中医药调治规范化和系统化，疗效稳定。这样就能整体提升中医药对亚健康状态的诊疗水准，把中医的优势真正体现出来。
   
    第四，还须进一步积极开展及构建中医心身医学临床专科。随着疾病谱和医学模式的转变，21世纪的疾病重点将不是传染病和营养不良，而是由心理、社会、环境、生物行为等因素引起的心身疾病，以及在这些心身疾病发病之前所表现的亚健康状态。中医作为世界医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在“形神合一”的中医心身思想指导下，积极扬其所长，发挥中医对心身疾病诊疗的特色与优势，尽快构建中医心身医学临床专科，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贡献。
   
    第五，亚健康状态虽然达不到疾病的诊断标准，但它的产生和发展也有其一定的机理，因此不应该放松相关的基础研究，以进一步认识亚健康状态的本质以及发生发展规律，丰富和发展中医亚健康理论，明确中医干预手段的作用环节和机制，为进一步优化中医干预方案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中医学在对亚健康状态本质的认识以及诊断治疗方法等方面较现代医学具有全方位的优势。需加强亚健康领域方面的研究，使中医学调治亚健康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得以发挥，为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谱写新的篇章。

西医：征服自然      西医治病

中医：天人合一      中医养生

 

看到老中医面色红润，身体健硕，还是很佩服中医的养生之道。

中医养生的思想与方法

中医养生重在整体性和系统性，目的是提前预防疾病，治未病。中医理论的著名代表作品是《黄帝内经》。中医养生来自古代精华医学，当代中医水平有所下降，而古代中医值得后人继续开发和研究。

中医养生，就是指通过各种方法颐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一种医事活动。所谓生，就是生命、生存、生长之意；所谓养，即保养、调养、补养之意。总之，养生就是保养生命的意思。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遵循阴阳五行生化收藏之变化规律，对人体进行科学调养，保持生命健康活力。 精神养生是指通过怡养心神，调摄情志、调剂生活等方法，从而达到保养身体、减少疾病、增进健康、延年益寿的目的。 　　

中国传统养生强调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应顺应自然环境、四时气候的变化，主动调整自我，保持与自然界的平衡以避免外邪的入侵。《周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易·系辞上》）《老子》云“道法自然。”就是中医养生的基本要求。 　　

中医养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养生是以培养生机、预防疾病、争取健康长寿为目的。中医养生有食养、药养、针灸、按摩、气功等丰富多样的养生技术。　古人认为养生之法莫如养性，养性之法莫如养精；精充可以化气，气盛可以全神；神全则阴阳平和，脏腑协调，气血畅达，从而保证身体的健康和强壮。所以精、气、神的保养是最重要的内容，为人体养生之根本。中医学把人身最重要的物质与功能活动概括为精、气、神，认为这是生命之根本，是维持人体整个生命活动的三大要素。早在两三千年前，《周易》、《黄帝内经》、《老子》里面已经有一套很完整的养生原理，就像一个永远也挖不完的宝库，值得我们再三探索。中医的养生观包括天人合一、阴阳平衡、身心合一三大法宝。

中医具有深度的养生思想。 　　

其一，天人合一的养生观。中医认为，天地是个大宇宙，人身是个小宇宙，天人是相通的，人无时无刻不受天地的影响，就像鱼在水中，水就是鱼的全部，水的变化，一定会影响到鱼，同样的，天地的所有变化都会影响到人。所以中医养生强调天人一体，养生的方法随着四时的气候变化，寒热温凉，做适当的调整。

其二，阴阳平衡的健康观。阴阳平衡的人就是最健康的人，养生的目标就是求得身心阴阳的平衡。什么是阴呢？阴就是构成身体的物质基础。什么是阳呢？阳就是能量，阴阳是相对的，凡是向上的、往外的、活动的、发热的、都属于阳；凡是向下的、往里的、发冷的、都属于阴。身体所以会生病是因为阴阳失去平衡，造成阳过盛或阴过盛，阴虚或阳虚，只要设法使太过的一方减少，太少的一方增加，使阴阳再次恢复原来的平衡，疾病自然就会消失于无形了。所以，中医养生高度强调阴阳平衡，健康一生。

其三，身心合一的整体观。中医养生注重的是身心两方面，不但注意有形身体的锻炼保养，更注意心灵的修炼调养，身体会影响心理，心理也会影响身体，两者是一体的两面，缺一不可。 　　

养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延长生命、预防衰老和拥有健康。《黄帝内经》在开篇《上古天真论》首起问题就是关系功能衰退和寿命的问题：“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神农本草经》则不断提出“不老”的概念。聂文涛在《求索神农智慧》一书中指出：中医学和中药学的发展不是依靠偶然的经验积累，而是大量先哲为追求更高健康水平所进行的探索。《道德经》上曾经讲到，那些善于养生的人们懂得如何避免身心受到伤害。他们知道如何通过正确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疾病的侵害，从而获得健康，也会比一般人的生命更长久。当人们能够远离病痛，自然就能延缓衰老，延长寿命。

方法
首先，中医养生贵在养德，这是健康和长寿的最重要条件。中医养生历来重视精神卫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医书《黄帝内经》中所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明确提出养生应注重精神方面的保养。道家也强调人应该善良，忠诚、富于爱心、友好、仁慈、同情心以及愿意帮助他人的美德。这些美德不但有益于自身更有益于社会。而那些可以拥有这些美德的人则会更能体会到生活中的愉快，享有健康的身心。 　　

养生的第二个关键因素就是进行有规律的运动。生病的人需要运动，没有生病的人也需要通过运动从而得以预防。在运动的同时，达到强身健体，增强意志、促进消化循环，增强免疫力的目的。 　　

第三点就是要保持精神、情感、以及心理上的健康。养生要求我们要培养健康的精神，稳定的情绪，这样才能避免精神极端、心理波动，和情感不稳定。根据中医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 肺、恐伤肾的观点，进一步说明情绪，精神心理保健是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环节，一切对人体不利因素的影响中，最能使人短命夭亡的就是不良的情绪。人的精神状态正常，机体适应环境的能力以及抵抗疾病的能力就会增强，从而可以起到防病的作用。 　　健康、平衡的饮食也是养生的必备因素。数千年以来，健康的食物，平衡膳食一直被认定是达到长寿的关键因素，不合理的饮食习惯责备认为是使健康出现问题的根源。预防疾病也是养生的重要一环。通过有规律的锻炼，正确使用药物，适当的进行食补，以及其他的有益于健康的活动，每个人都可达到强身健体，延缓衰老之目的。

理论
一、说情志：人要健康长寿，清志调畅是一个重要条件。陶弘景在《养生延寿录》中提出：“养性之道，莫大忧愁大哀思，此所谓能中和，能中和者必久寿也。” 　　

二、戒私欲：养生求静，使身心处于万虑皆息独存一念的境地，也要求人具有高尚的情操，心胸坦荡。孙思邈说：“人不终眉寿，或致夭殁者，皆由不自爱惜，竭情尽意，邀名射利。”故善养生者“勿汲汲于所欲”，“心无妄念”，“所至之处，勿得多求”，“旦起欲专言善事，不欲先计较钱财”。 　　

三、远房室：指性生活有节制。人的生长发有赖于肾精，肾精充盈则生生不息，人的生命活力和抗病能力强。欲保肾精，必须节制性软，倘贪色好艳，纵欲无度，势必损精害体折寿。 　　

四、适四时：人生活在自然之中，顺应季节气候是养生学的重要内容。《吕氏春秋》说：“年寿得长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所谓害，就是指非其时而有其气以及大寒、大热、大燥、大温等反常气候，中医称为“六淫”。 　　

五、节饮食：脾胃为后天之本，饮食不节，伤及脾胃，就使人多病早衰。《内经》对饮食不节的危害，有“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多食盐，则脉凝泣变色，多食苦，则皮枯而毛衰……”等多处论述。孙思邈对饮食宜忌的论述更全面、更科学，除“食不可过饱，务令简少”，“常宜温食”，“常宜轻清甜淡之物”等常识外，还对饮食方法、饮食卫生重笔描写，如“美食宜熟嚼，生食不粗吞”，“食勿大语”，“每食以手摩面及腹”，“勿食生菜、生米、小豆、陈臭物，勿饮浊酒”，“必不得食生粘滑等物”等等，这对避免损伤脾胃以及防止食物中毒，预防传染病，乃至祛病延年都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六、常运动：人是有机的整体，常运动会使精力充沛，身体健壮。早在汉代，华佗就倡导锻炼强身以防病。他指出：“人体欲得劳动，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也说：“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体欲常劳，但勿多极”，提醒人们经常活动筋骨以祛病延年。 　　

七、顺性情：指要健康长寿，须按年龄规律自身颐养。孙思邈分析老年人说：“人年五十以上，阳年日衰，损与日至。心力渐退，忘前失后，与居怠惰，计授皆不称心。视听不稳，多退少进，日月不等，万事零落，心无聊赖，健忘嗔怒，性情变异。”这就告诉我们，人在进入老年期后，会出现一系列生理和形态的变化，我们要爱护、体贴老人，顺其性情以调之，以利他们尽享天年。 　　

八、服药饵：人生在世，享赋各异，况病魔无情，难免伤人。因此，服食药饵也是养生学内容之一。古人重视服药饵来防病治病，养生延年，并拟定了许多延年益寿的药饵、药方。但是，养生不可单靠服药饵，否则，“虽常服药饵而不知养性之术，亦难以长生也”，“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

亲身经历，中草药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因为不知道成分，觉得有些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