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戏剧学研究情况如何？
1993年深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出了周宁的博士论文《比较戏剧学——中西戏剧话语模式比较》。该书获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优秀著作奖。作者在酝酿这部论著的准备阶段，就已经有了要为比较戏剧学学科建设试探一次新路的想法，试图对中西戏剧比较研究从观念到方法进行大跨度的腾跃。在他看来，就现象谈现象，并不是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真正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探索现象与现象之间的联系，揭示现象背后的必然性。于是，建立一整套比较戏剧学的逻辑范式，刷新一些戏剧学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就成为研究过程中的主要任务。与此相适应，戏剧现象和戏剧历史则变成实证的材料和立论的依据。而理论研究的体系性与逻辑统一性因此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作者敏锐地发现，从叙述与展示这两个最基本的核心概念中可以捕捉到东西方戏剧传统的许多同一性和分歧点。本书的理论构架也由此展开，分别讨论了中西戏剧的话语结构与情节类型、语词和动作的关系，中西戏剧的时空观念和剧场经验，戏剧文本的视界结构，中西戏剧话语模式各自在文类演变中的因果关系，以及对千百年来戏剧学研究中莫衷一是的戏剧文学与剧场经验孰轻孰重等问题。
歌德曾经说过：“理论使我们相信各种现象之间的关联性。”理论的价值层次及其高下优劣的评估，主要应视其对这些联系揭示的深刻程度。周宁《比较戏剧学》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对比较戏剧学学科逻辑框架的整体性构建，而且，还在于严谨缜密的逻辑体系所发散出来的研究观念和方法的启示意义。仅仅满足于逻辑概念的静态勾画，很容易落入中西戏剧异同现象比较的窠臼，既不可能超越前人，也不可能有所深入。在致力于整体性突破的同时，势必忽视向纵深发展。作者从黑格尔理论大厦的构建和马克思经济理论著作中深深地体会到，逻辑起点必须与历史起点相统一，才可能使理论更富有严密的科学价值。要弄清楚中西戏剧话语模式之间错综复杂的异同关系，仅仅是阐释叙述与展示这一对基本范畴，任务远没有完成。为此，他从中西戏剧互为认识客体的交流关系入手，进一步拓宽比较戏剧学研究的历史视野。在他看来，导源于各自不同的文类和文化传统的话语模式和戏剧诗学范式必然具有历史连续性和逻辑统一性。对这方面问题的揭示，自然也是比较戏剧学不容忽视的主要任务。各自不同的戏剧传统，在交流的意义上，是一种先在的经验结构、范围和限定，这是中西戏剧保持其历史连续性和内在逻辑统一性的原因。从文类传统上，西方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就积极致力于清除戏剧中的叙述因素，西方戏剧注重冲突性的对话精神经过了一个自足化的发展过程，直到布莱希特时代，才开始了以叙述因素对话语戏剧性本质的逆反。由于没有明确的文类意识，中国一直将戏剧视作诗余词余，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忙于叙述故事，不断强化其叙述因素，歌与唱在美化叙述形式、加强舞台与观众之间的交流力量方面得以充分发展。在更本质的语文和文化传统上，西方戏剧崇尚冲突性的对话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辩证对话的语文和文化传统造成的，中国戏剧的非对话性，则是议而不辩，缺乏对话文体和潜在对话精神的传统使然。
本书不仅从传统的深层找到了中西戏剧话语模式差异性的语境和理由，而且也为中西戏剧不同的时空观念和表演风格找到了诠释的依据。长期以来，我们对诸如歌剧与话剧、写实与写意的演出风格，开放与闭锁的时空结构等问题，要么是拘泥于就事论事的具体讨论，要么是各执一端，很少从联系的角度和戏剧学学科整体性的意义上去认识和把握。作者对这类问题的关注，也有益于突出本书的学科开创性。在作者看来，叙述和展示两种话语也分别决定了中西戏剧两种不同的时空观念和演出风格。叙述话语由于假设了虚构故事的不在场性，于是，虚拟性和程式性得以蹈厉发扬。在展示性的幻觉舞台，配合对话的动作和行为则必须具体而现实。叙述不受或少受现实时空限制，而展示则没有这种时空自由度。有了展示话语，于是，“三一律”的经典规范、写实的布景、道具的使用和幻觉剧场的出现，则顺理成章。
学术思辨确实异常枯燥，每一个命题，每一个论证的句子都极可能因为理论体系的内在规定而显示出如黄土高原上一望无际的沙丘那样的单调乏味，而作者把这部理论性的著作写得如此清新可读，那些如诗如画的描述，那些尽得闲适散文妙处的遣辞用句，一定会像那些限定严密的论证和推论一样，为读者所喜爱。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介绍
周宁，男，1961年生。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院长。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
of BRISTOL）戏剧系、美国依利诺依大学（U of ILLINOIS）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访问教授。中国话剧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主要论文（1990年以后）
1、《观众与读者：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剧场艺术与戏剧文学的差异》10，000字，《南京大学学报》1990、4
2、《西方近代风景画艺术巡礼》9，000字，《艺术百家》1991、1
3、《叙述与代言：中西戏剧模式比较》13，000字，《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1991、2
4、《从小说到戏剧：文类的差异与互渗》12，000字，《艺术百家》1992、1
5、《歌与话：中西戏剧的交流与差异》13，000字《文艺研究》1992、2
6、《文本•阅读•读者》9，000字，《南京大学学报》1992、2
7、《视界与戏剧性》8，000字，《学术论丛》1992、3
8、《莎士比亚与西方戏剧的视界结构》8，000字，《艺术景观》1992、3
9、《〈家〉与两种终极关怀》8，000字，《人文杂志》，1992、4
10、《戏剧视界结构初探》18，000字，《中国话剧研究》，1992、4
11、《语默动静之间》12，000字，《文学研究》（南大出版社）1992、12
12、《叙述与对话：中西戏剧话语模式比较》14，000字，《中国社会科学》，1992、5。（“Patterns of Drama：A Comparative
Study”8，000字，“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97、4。）
13、《中西戏剧的时空与剧场经验》13，000字，《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1992、4
14、《剧本与剧场：戏剧及其研究的观念与方法》11，000字，《文艺研究》1993、3
15、《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的武侠小说》17，000字，《中国社会科学》，1995、5。（“On the Works of Jin
Yong”9000字，“SOCIAL SCIENCE IN CHINA”，1996、4。）
16、《幻想中的英雄》8，000字，《厦门大学学报》，1996、1 17、《幻觉与意境》8，000字，《文艺研究》，1996、3
18、《迈向中西比较戏剧学的起点》11，000字，《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1997、1
19、《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认同：创造与传统》9，000字，《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2
20、《试论戏剧语词与动作的关系》8，000字，《文艺研究》，1997、6
21、《新加坡华人文学30年》5，000字，《文艺报》，1997、4、29
22、《从激昂的批判到闲适的眺望》6，000字，《文艺报》，1997、8、14
23、《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9，000字，《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6
24、《跨文化的文本形象研究》，8、000字，《江苏社会科学》，1999、1
25、《世纪末的法国剧坛》6、000万字，《戏剧文学》，2000、626、《侨民文学•马华文学•新华文学》9、000字，《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1
27、《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四种范式》9、000字，《厦门大学学报》2001、2
28、《停滞/进步：西方的形象与中国的现实》，25、000字，《书屋》，2001、10
29、《天地大舞台》，24、000字，《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1、3
30、《现实主义•爱国主义•多元化的文学本体主义》11、000字，新加坡《新世纪学刊》，2001，
31、《列班•扫马西行研究》，12、000字，《国际汉学》，第三辑，2002、4
32、《双重他者：解构〈落花〉的中国想象》，14000字，《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2、3
33、《“万里长城建造时”：卡夫卡的中国神话》，9、000字，《厦门大学学报》2002、6 34、《东方主义：理论与论争》，
9、000字，《厦门大学学报》2003、1 35、《东风西渐：从孔教乌托邦到红色圣地》，21、000字，《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1
36、《中国形象的伟大遗产》，5、600字，《文艺报》2003、2、18
37、《史诗剧场与残酷戏剧：现代剧场政体的意识形态批判》，14、000字，《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3、1
38、《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历史剧的意义》， 9、000字，《人文杂志》2003、2
39、《“义和团”与“付满洲博士”：20世纪初的“黄祸”恐慌》，17、000字，《书屋》，2003、4
40、《中国形象：西方现代性的文化他者》10、00字，《粤海风》2003、3
41、《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15、000万字，《东南学术》2003、3 42、《有关历史剧讨论的讨论》、8、000字，《晋阳学刊》2003、4
43、《牧歌田园：二十世纪西方想象的另一个中国》，18、000字，《书屋》，2003、6
44、《茶与鸦片：两个帝国命运的改写》30、000万字，《天涯》2003、4
45、《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清理文化资源》7、000万字，《文艺报》2003、8、19
46、《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17、000字，《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5
47、《美好新世界》，18、000万字，《书屋》，2003、10
48、《鸦片帝国：浪漫主义时代的一种东方想象》11、000万字，《外国文学研究》2003、5
49、《世纪末的中国形象：莫名的敌意与恐慌》，19、000字，《书屋》，2003、12
50、《汉学或“汉学主义”》，《厦门大学学报》，13、000字，2004、1
51、《中国异托邦：20世纪西方的文化他者》，18、000万字，《书屋》，2004、2
52、《重整马华文学独特性》，1万字，《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1 53、《海客谈瀛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书屋》2004、4
54、《天下辨夷狄：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书屋》，2004、6
专著
1、《比较戏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2、《幻想与真实》，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
3、《新华文学论稿》，新加坡文艺协会1996年版。
4、《光来自东方》，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5、《永远的乌托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7、《20世纪西方戏剧思潮》（与陈世雄合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版。
8、《想象与权力：戏剧意识形态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共八卷：《契丹传奇》、《大中华帝国》、《世纪中国潮》、《鸦片帝国》、《历史的沉船》、《孔教乌托邦》、《第二人类》、《龙的幻象》）
编著
1、 编著《2000年西方看中国》、《2000年中国看西方》，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
2、主编《世界艺术史话》（10卷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
3、 主编《21世纪简明百科全书》，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译著
1、《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与金元浦合译），美学译文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现象学与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3、《阅读活动》（与金元浦合译），美学译文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为漳州校区学生讲论“中国的世界命运”
3月10日晚七点，漳州校区主楼群的大报告厅人头攒动，5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同学们在这里享用2009年校区的第一场学术盛宴——由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带来的以“中国的世界命运”为主题的讲座。
讲座一开始，周宁教授便提出本场讲座的三个问题，即“为什么讲”、“讲什么”以及“讲的最终目的”，启发同学们思考。周宁教授指出，我们之所以在探究“中国的世界命运”时把目光投到过去的历史，是要从历史中找寻自己，找寻中国人的文化身份，世界历史不同阶段中国的世界地位不同，只有在全球化历史中，才能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真正意义。在这一探究过程中，我们谈论更多的是历史经验，是有关于历史与文化的话题，希望人们从中得到思考，从而更加关注和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开阔我们的眼界，思考中国的未来。
在讲座中，周宁教授带领同学们穿越时空隧道，从欧洲大陆到亚洲大陆，从古代到近代，从地理到历史，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风俗，沿途领略罗马帝国、汉帝国、大唐王朝、元朝、南宋以及清朝的历史风光，为全场观众展现了一幅生动、形象的世界历史画卷。最后，周宁教授还深刻剖析了当今社会中国人所面临的境遇——不断变化的时代让我们缺乏安全感，进而变得贪婪和恐惧，对无法预知的未来感到茫然无措。而这些都需要我们中国人通过自己的思考才能够改变。
整场讲座在热烈、轻松的气氛中进行，周宁院长以其博通经史的学识、幽默风趣的谈吐以及独特的个人魅力征服了全场观众，博得了阵阵掌声。同学们纷纷表示这场讲座使自己对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定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思考自己的未来、中国的未来有很大的启发。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幸运的，然而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需要我们去思考，中国人现在的问题更需要我们自己来思考！谢谢大家。”伴随着一阵雷鸣般的掌声，09年“名师讲坛”的首场讲座在漳州校区大报告厅圆满落下帷幕。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的讲座（转载）(2010-07-07)
《北京晚报》问我为什么写这样沉重的话题。周宁说：必须写一些严肃的话题，这样才让自己觉得是个人。自己感觉到尊严，并且得到别人的尊重。八个人（托尔斯泰等）生活得认真，并且经历常人认为没有必要的苦难——矫情——一声没有矫情过也是个遗憾。写《人间草木》是出于不确信，很多问题都想不明白，写书方式想要找几个人物，在他们的生活中寻找自己的替身，需要有人引领你深入生活，深入世界，让你知道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从这八个人，想要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无法经历无法想象的人生。
第一组人物，传教士，马礼逊、伯格里，关注的是正直认真热情忍耐的层面，在非传教士的人生中同样重要。
第二组，和尚，苏曼殊，李叔同。
第三组，托尔斯泰、马克思韦伯。
第四组，梁济（梁漱溟老子）、王国维，前清遗老。
马礼逊，十九世纪早起从英国到广东传教，死在广东。伯格里二十世纪初期从英国到云南传教，死在云南。他们的生活目标在人生早期的某个时刻便已经确定，从此便在没有动摇，即使苦难也是幸福的。关于人生意义的确定性问题。
马礼逊：决定从英国到中国传教，从英国出发，到美国，过太平洋，绕回东航路，到中国。因为中国禁教，英国商人不愿意带马礼逊。有人问马礼逊，中国可以信基督吗，马礼逊说只有上帝知道。伦敦传教会给马礼逊300英镑（只能生活3到5月），让他传教，可英国商行不允许他传教。转澳门，当翻译，却痛苦与英国人做的鸦片生意，神圣与世俗纠缠在一起，相互陷害。“我怎么能一手拿着毒品，一手拿着福音去拯救中国人呢？”历史纠结的格局通常会陷害于个人。马礼逊在澳门娶了一个英国人的女儿，她后来得了抑郁症，死了。马礼逊三大使命：一，翻译圣经；二，传教，建立传教点（不太成功）；三，编立英华词典。
二十年后回到英国，载誉而归。热闹了半年决定还要回中国。中国规定夷妇不准进广州，马礼逊在英国的第二任太太留在澳门，马礼逊太太得了抑郁症，不得不回到英国。马礼逊此时得了肝病，信件往来需要一百六十天，但马礼逊依旧没收到回信，在马礼逊太太回英国后三星期，马礼逊死亡。人的好坏通常是被历史陷害的，马礼逊不给东印度公司当翻译无法生存，当了翻译无法传教。真正感人的东西是不能讲的，只能写。
马礼逊去世八十年以后，伯格里决定到中国传教。十九世纪末在大英帝国当公务员，各种辉煌。有一种人的神性是在脸上的，伯格里就是这样。伯格里觉得，人生应该有超越活着的目标，坐船到上海，十里洋场，觉得不行，去了昆明，依旧不满意，去了滇西北，十万大三之后。租了一个老宅子，敲锣布道，在上海培训了六个月的汉语，觉得找到了用中国人的方式传教——敲锣。却不能在中国人心中得到尊重，十年过去依旧没人信教。有一天从大山里面来了几个苗族人拜访，说想读书认字，因为受汉人欺负。伯格里和朋友开始教苗人认字，上百苗人涌来学习。苗人邀请伯格里到大山里看看只有苦难和泪水的地方，伯格里去了之后发现了一生的使命，被某种神圣和肃穆感抓到。。（就像卢克安在石门坎）。伯格里在当地安居，在那里盖了第一个教堂、第一个小学，医院，足球场。西方人说法，石门坎是东方离天堂最近了地方，培养出三个博士，很多大学生，培养出********个足球运动员，很多新四军干部。贵州省第一任卫生厅厅长在石门坎。比较数据：解放后石门坎没有高中生。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给袁世凯写信，为什么只有五族共和，应该还有苗族。伯格里在石门坎待了十几年，教会允许伯格里回英国，伯格里在英国一年，又回到了石门坎。伯格里在石门坎创造了老苗文。1910年，伯格里染上伤寒，死，死前对人说：孩子们又要开学了。
这些人是非常踏实的，生活的目标都是固定的，他们从来不问成败，因为收获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人生的意义在人生早起从未动摇过。人生的意义是确定的，在你脸上看不到焦虑，只有平静，这是非常幸福的一种境界。
苏曼殊，父亲广东商人，母亲出生在长崎。从十六岁开始便一生惶惶不可终日。十六岁在船上写了一封绝命书，说要跳海，却在上海上岸。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每一年都在南中国海沿岸五六个地方游荡，从来不曾安居，焦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内心不够固定。一个真正有才气的人给你的感觉就是让你绝望。苏曼殊的诗词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诗词，他说他是一流的画，二流的诗，三流的文章。如此天才之人却如此焦虑不安。小说都是一个格局，天涯游子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所有的女子都爱上了他，关键时候他确逃脱。苏曼殊说他一生都很喜欢他妈妈，经常回日本看他妈妈，他总是说他妈妈很爱怜他，可事实上根本不是如此。所有的小说都是失败的婚姻，当时人很喜欢。苏曼殊一生两件事：一，总是找他妈，二，XXX。苏曼殊从小没有得到母爱，他对母亲的想象也是对于情人的想象，对情人的想象也是对母亲的想象，他总是在回忆中想象，在想象中回忆，分不清回忆和现实。苏曼殊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第一次到香港住在陈绍白那里，偷走他的钱，买了把手枪想要刺杀康有为。到十月学堂教书，学生陈果夫。疯和尚闭门不出，画画，烧画。十月学堂暴动，失败。苏曼殊回上海，到青楼挥霍，苏曼殊好色而不淫。辛亥革命成功后到印尼，给柳亚子写信抱怨印尼荒凉。苏曼殊这样的人是在现世里面无法安稳的人，他已经失去了伦理生活的现世，完全在一种审美境界中，别人与他无关。如此大气的出家人在生命的最后却惧怕死亡，在生活中失去了伦理的现实性，但也没有宗教的境界，而是停留在审美的境界中，自由想象，落拓不羁。1918年5月苏曼殊死亡，汪精卫给他扛棺，蒋介石跟在其后，这些人都把苏曼殊当做最好的朋友，那是一个真正自由水天浪漫的时代，大家不计小节。
苏曼殊死的那年七月，李叔同出家。李叔同一旦出家便永远决绝，李叔同和苏曼殊一个进入纯粹宗教境界，一个进入绝对的审美境界。李叔同出家后对自己非常严格，对自己的过去非常决绝。李叔同说，出家就是虽生犹死。世俗中人一讲李叔同就讲他的情缘，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一旦感人就不可能决绝的。李叔同是出家以后便再也没有反复过，究竟是哪一种境界才能塑造这样的人？一个大时代里面经常会出现大人物，我们这个小时代就出现小人物，谁也做不了大气的事情。但如果你这样一生就过去了，你始终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你永远都无法体会大气的事情，只有体会这些大人物的经历，你是什么感受，一个人只有你的经历属于你自己，现世的东西都不属于自己，只有那种开阔的深刻的经历才是自己的，所以我们找这样的人理解人生的意义。
第三组人物，托尔斯泰和马克思韦伯，此二人在人生最高度的时候都经历了无法越过活不下去的精神危机。托尔斯泰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突然进入精神危机，对人生的很多问题，为什么写作，写作的意义是什么，觉得自己应该像农奴一样的生活，觉得不能住在自己的庄园里，需要和农奴住在一起，想要变卖自己的家产，不然难以安宁。这种经历是很奇怪的。托尔斯泰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经历这种灵魂转向，他可能在那个时候认识到一个人应该真诚的面对世界的苦难或者，而不应该认为这个世界的苦难是和自己无关的。如果一个人有灵性人生应该有两次大的转变，一次在十四五岁，认识到问题，一次在五十岁左右，可能对自己一生追求的东西都有改变，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托尔斯泰就是这样的，整天关注农奴、赈灾之类的事情。一个精神自觉地人经常有一种中年危机，把你过去认为确定的崇高的价值全部否定，倘若一个人一生都没变化，那是个无聊的人，倘若一个人一生有几次大的变化，那就有风生水起的人生。托尔斯泰在此之后有着一种类似圣徒的生活，但有人说他是伪善，托尔斯泰无法忍受，离家出走，死在车站。在托尔斯泰那个年纪，一个垂死之人，最需要温情的时候，对这个世界充满依赖的时候离家出走，这才是最让人羡慕。有人说托尔斯泰想做圣徒，死的时候全世界轰动，高尔基说只要这个人活着，我们就不是孤儿。
托尔斯泰的死对马克思韦伯震动也很大。马克思韦伯很聪明，很理性，他也经历过精神危机，这让他十多年无法进行工作，到处旅行。马克思韦伯思考，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可能出现先知，谁能成为先知？马克思韦伯看清楚，在这个趋媚后的现代，根本没有先知，每个人都很平凡，为大家受难的先知思想实际上是伪善。马克思韦伯一直想给托尔斯泰写传记，但没写，他害怕这个问题，不敢直面它。马克思韦伯晚年做演讲认为这个时代再也没有先知，这是一个分外冷漠的世界，每个人都像机器那样生活，这是趋媚后的世界。加缪说，如果一个还有神的世界，无论怎么不如意都是温暖的，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不管怎样完善都是冰冷的。对马克思韦伯来说，后托尔斯泰时代再也没有神了，科学和理性把所有都趋媚了，我们必须面对冷静的事实：生活没有意义，不可能找到意义，冰冷般北极一样的生活。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托尔斯泰马克思韦伯生活的时代是个交接的时代，托尔斯泰时代还有豪情，可马克思韦伯时代来说，这些都是多余的。他死前说了三句话，第一句对医生：孩子们这些无济于事。第二句对亲人，这毫无意义。第三句对自己，我可以走了。一个趋媚后的世界你再也找不到浪漫激情了，我们这个就是趋媚后的世界，没有浪漫激情，现在什么都是玩笑了，没有崇高的东西，现代世界是冰冷的北极，我们把过去的美好拆得粉碎。我们必须孤独的面对一切，毫无意义。现代医学从来不问人之不值得治，只是治疗，人最重要的是尊严，可是现代医学毫无尊严。这些人的做法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做不到，值得思考的。
最后两个是两个自杀的。我更关注梁济，前清当个小官，辛亥革命后继续当官的时候发现加薪了，不满，革命刚刚成功怎么能加薪，应该更努力的工作。第二层，革命党，你们怎么能够这么轻易的成功呢？革命者没想着革命，一不小心把武器库点着了只有革命了，守军没想着镇压，就投降了，没办法就把孙中山叫过来了。孙中山当时还在英国看书，这边写信让回来当总统。革命有一个说法是推翻了满清，其实满清是逊位的，有一个很感人的诏书，把天下让给革命党。梁济说，满清退位了，是道德高标，革命党进城后加薪，道德上就完蛋了，重要的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道德伦理都没了，革命后就亡天下了。梁济先是不干了，接着就是自杀，他准备了六年，这很不容易。六年都在想着自杀，多凄凉啊。可是梁济的自杀没有任何意义，行尸走肉们不可能被唤醒，而梁济恰恰是想用自己的死唤醒民众，满清把江山给革命党，你这样挥霍，对得起满清吗？梁济非常感人，最后怎么给家人告别，怎么在积水潭自沉。自沉后没有反响，中国人都麻木了。、
有意思的是，九年以后，又一个遗老自杀了。梁济自杀准备了六年，一直在喋喋不休，告诉人们为什么自杀、自杀的意义。而王国维只写了十六个字，连遗书都没有写，而且显得轻率。前一天晚上学生还给他告别，因为放假，第二天自己就在清华园投湖了。有人看见他在湖边抽一根烟，忽然跳下去，死的时候背上的衣服都没湿。王国维一个大智者为什么这么轻率的处理自己的死呢？王国维早年曾经批判过这样的自杀。林徽因爸爸说不愿当亡国奴自杀的人有病。王国维说凡是意志薄弱的时代人有三种病，运动狂、纵欲狂、自杀狂，没想到自己也自杀了。我们佩服他的这句话，一百年后中国就是这样的，就这三种病。人还真是热闹，前两年人大的教授自杀了，动不动就自杀，自杀其实是一个意志薄弱不负责任的表现，死是放弃，没有权利放弃，需要仔细思考，生命该怎样结束，什么才是对生命负责的方式，最勇敢的是敢活，在巨大的苦难中敢活。我在最后一章讨论，谁有权利放弃生命。
我写这四组人是想把人生的一种大的境界写出来，很阴郁，所以最后我说我想让思想回归阳光。其实我最喜欢第一组人物，一生的目标都很明确，其他一些人都是有问题的，尽管有问题，确实可敬可爱的，所以身边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自己思考判断。我们没有生活在水调辽阔的时代，怎样使自己丰富？去看看别人，这些人曾经带我们受过，体验他们就是体验自身的意义。
周宁，山东金乡县人，1961年生，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戏剧学与比较文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硕士（1987），南京大学文学博士（1992）。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 of BRISTOL）戏剧系访问学者（1998、10-1999、7）、美国伊利诺依大学（U of ILLINOIS）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1、7-2002、7）。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比较戏剧学、外国戏剧史、西方戏剧理论、现代文学史论、东南亚华文文学史；主要著作有《比较戏剧学》、《幻想与真实》、《光来自东方》、《永远的乌托邦》、《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20世纪西方戏剧思潮》（与陈世雄合著）、《想象与权力：戏剧意识形态研究》、《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等
周宁老师主要从事戏剧学与跨文化研究。80年代中期在国内率先译介接受美学与现象学文学批评著作，如《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现象学与文学》，译著在国内被广泛征引。80年代后期开始随陈瘦竹师从事比较戏剧研究，博士论文与专著《比较戏剧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的、有一定理论深度与开创性的比较戏剧研究成果。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跨文化研究，着重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
人文论坛之系主任论坛6．14以中文系主任周宁教授的精彩演讲圆满结束。
6．14日19：00在人文学院报告厅（南光101），中文系主任周宁教授做了题为《风气东西洋——中西文化的遭遇与冲突》的精彩演讲。报告厅内座无虚席，掌声，笑声迭起，周宁教授以其幽默的语言，渊博的知识，睿智的观点，赢得了听众的不断赞叹。
演讲主要围绕四个方面的内容展开。
一、关于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的风靡。周宁教授提出关于这个未被证实的事件的之所以能对西方产生巨大影响，而当中国人的西行，却在中国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是因为西方人有着开放的心态。
二、对比分析了15世纪中、西的航海运动。西方当时主要是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活动与中国是郑和下西洋，他指出西方的航海活动更具有冒险精神与扩张精神，这是我们所缺乏的，同时周宁教授还强调 “守不住海洋的人，也守不住陆地”，这一观点，令人深思。
三、讲述茶叶与鸦片的影响。中国茶叶传入西方和西方的鸦片传入中国，同样经过了三个阶段，但是产生的作用却完全相反。这个生活中的小细节，却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四、评论义和团运动。他认为从义和团开始，中国的矛盾就更加的复杂话，民间与官方的矛盾中，又加入了纠缠不清的与洋人矛盾。
通过这次报告使得同学们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知识，更主要的是获得了一种认识历史与现实的方法，就像周宁教授开场所说的一样，“学术要根植于问题中，更要有当下关怀”，这次报告给我的启示是巨大的。
我们期待着人文论坛下一场精彩的报告。
在2006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周 宁
尊敬的各位同学，今天是你们的日子，你们是明星，所以我先问候大家，然后才是尊敬的书记、校长阁下、各位老师，早上好！
大学是生命的园林，学生是候鸟，飞去又飞来。一年一度，我们送往迎来，学生不一样，但我们这些留守者却是一样的，一样的心境，一样的珍惜与期望。诸位远走高飞了，在你们豪迈兴奋的时刻，我们却略感惆怅，舍不得大家，舍不得我们共度的这段时光。欢送与惜别，我代表厦大教师们（谢谢诸位慷慨地允许我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讲几句话，讲几句在大学课堂上不讲的，但在离开大学课堂之际不得不讲的话，算作赠言吧。
首先，在大学里，我们教授大家认识知识，而从现在开始，对大家更重要的是认识错误。
书本中知识无处不在，而现实中错误无处不在。你一直坚守的某项"真理"，可能是错误；大家都习以为常的某一项"常识"，最后被证明是错误；个人的期望、幻想、信念、偏见，都可能导致错误。如果我们只知道什么是知识，这些知识都可能变成教条，关键是要具备在生活与工作中识别错误的能力。时刻保持对错误的警觉，这是大家未来最需要学习的。在学校里，我们强调认识知识的重要性，现在要送别了，我想告诉大家认识错误的重要性。因为你们最终会发现，你一生的历程，将是在各种各样的错误间穿行的。而任何一个错误，如果你不小心，都会让你抱憾终生。
其次，在大学里，我们教授大家认识事实，而从现在开始，对大家更重要的是认识环境。书本告诉我们的往往是抽象孤立的事实，善恶是非分明。似乎这个世界是非常逻辑的。但在现实中不一样，你会经常发现一些令人难堪的复杂性。一件事发生，你只有把它放在真实的环境与历史中，才能领略其意义。智慧不是知道事件如何，而是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何。而且，事件的发生，总有其合理性。真正的矛盾不是一方错了，一方对了，而是从各自的环境与角度出发，各有道理。凡事看全面了，也就看透了；看透了，也就通脱了。人在高高的山顶上立，却在深深的海底行。认识环境，理性交往，是我们在学校外迫切需要学习的。愿智慧与平和属于你们！
再次，我们在大学里教授大家认识真理，而从现在开始，对大家更重要的是认识正义。
我们的课本里充满各种各样的表述真理的知识，关于自然、社会、人与自我。我们接受这些知识同时也接受这些知识形式赋予我们的主体霸权。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于面对物而不习惯于面对人，习惯于面对自我而不习惯于面对他人。但这个世界是我与他人共享的，正义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活的准则，在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平等稳定地获得最基本的权利的同时，每一个人都应该以公正的态度尊重他人与他人的合理要求。如果你需要自由、机会、利益、尊严、荣誉、幸福，你必须在公正的前提下，以尽你的职责的方式争取。在健康的个人与社会，公正是个心理伦理原则，而不仅是法律原则。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科学知识是那么充沛，而伦理知识却相对脆弱。谁来保证个人与社会未来的善良幸福呢？
最后，在大学里，我们教授大家认识确定性，而从现在开始，对大家更重要的是认识不确定性。
们的课本里充满了确定性的知识，规律、体系，如果如何、将会如何；今天阳光灿烂，明天一定晴空万里；今天幸福和平，明天决不会爆发战争；如果发生地震，我们可以想象的场景绝不是自己被砸死，而是别人被压在下面，生死不明，我们在救援。已有的知识可能使我们智慧，但也可能使我们轻信幼稚。没有人会设身处地地相信灾难，可疾病、死亡、灾祸、战争、背叛、陷害，总是不期而至，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恰恰是昏暗的世界里的这些不确定性，让我们束手无策。好莱坞电影经常处理这种不确定性，晴朗的假日早晨，一家人幸福生活，灾难突然降临；而又总是在山重水复、万劫不复的时候，转机到来，柳暗花明。人生的幸福与苦难都是不确定的。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知识，是如何面对这种不确定性。这一点我们学校教的不多，在临别赠言中，我才有机会说。
总之，明天，从这个校门走出去，随时发生的错误、复杂的环境、深刻的正义与危险的不确定性，就开始了。你们将经受考验，但也是令人激动的。因为人生就是一种历险。多少年以后，当你回顾自己的一生，从那一刻开始，走出校门以后，曾在未知凶险的海洋与幸福温暖的岛屿间航行，尽管有许多失败与苦难，自己一直坚强乐观、富于理想与热情。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成功，但每一个人都应该真诚努力。你对自己最高的评价是，平凡的生活中，活得像个英雄。
在此，庆典高潮的时刻，我用真诚的赠言，祝福大家！
谢谢！
想像是现实的延伸
潘年英
1997年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其间认识了不少国内知名的学者和教授，周宁博士便是其中之一。那时我常听到中文系的研究生们议论，说周宁是中文系最棒的老师。我问“棒”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就是道德文章都好。他们当然举了很多例子，详细地证明着他们的观点。他们反复强调的周宁的两大特点：博学和儒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当后来我终于见到了周宁本人的时候，这两大特点也都得到了应证。
的确，在厦大中文系，周宁堪称最博学者之一，他不仅外语好，中文也很好，所以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其知识结构也非常合理，英语本科，中文硕士，戏剧博士，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有跨如此之多学科的优势。而他的儒雅是我后来多次与他接触之后才真正体会出来的。他待人热情诚恳，不卑不亢，做事大方得体，有节有度；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那种要么迂腐要么奸猾的毛病在他身上似乎都看不到。
在厦大我听过周宁博士两次讲座，后来我又请他到泉州黎明职业大学给我的学生讲过一回，每一次的效果都好得出奇，简直令人妒嫉。他在泉州黎明职业大学的讲座结束后，连我们系里那位从来没有佩服过任何人也从未说过任何人好话的系主任都说了这么一句：这个人是有真本事的。
如同他极富煽动性的演讲一样，周宁的文章诗意盎然又逻辑缜密。我对他如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和深邃的思想总是敬佩得五体投地。我差不多拜读过他迄今为止的全部著作，大多数著作都是我写信向他索要的。最近读到他的一组文章则是在《书屋》杂志上发表的。在2003年一年中，他共在《书屋》杂志发表了四篇文章，这即便不是一个奇迹，也应该说是少有的。
我沉浸在他对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叙述和分析之中。阅读的过程使我浮想联翩。我没有出过国，甚至也很少接触过外国人。我的西方中国观的知识仅来源于国内有限的译介文字。但是，周宁在文章中介绍的那些西方著作让我惊讶不已。而我惊讶的不是他们对事实的莫名歪曲和想像，而是他们的想像与现实中国的高度吻合，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还是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样的句子吧：
从来没有一个外族人能够深入了解黄种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思维的起点与终点都与我们不同，是一个和我们相反或颠倒的过程，我们无法追踪和理解……他们巨大的数量和相似性令人震惊，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与他的三万万同胞的相像是让人感到可怕的。在这个巨大的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发现他们拥有相同不变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相同的黄色皮肤、坚毅的性格和刺耳、机械的语言，相同的住房、坟墓和服装；相同的偏见、迷信和风俗；相同的自私的守旧性和对于过去、古老事物的盲目崇拜。这种单调乏味、前后一致和人物、事件都不断重复的生活，令人生厌，几乎使人感到怨恨。在他们占踞的土地上，从西伯利亚到交趾支那，无论在哪里，他们都留着卑贱的辫子，穿着毫无感觉的棉鞋；无论在哪里，这人类最低劣的种族都堕落到肮脏、混乱之中。他们颓废、没落、麻木不仁，甚至对财富的丧失也无动于衷；他们自负、自私、颓丧、懦弱和迷信，没有想象力、感情、骑士精神或幽默感；他们不会热心于任何斗争，包括那些能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甚至对于谁将统治他们或谁将篡夺君权也漠不关心。
这些句子是谁写出的呢？周宁说，是一个叫西德莫尔（Eliza R.Scidmore）的美国佬写的。但我觉得这些话怎么看都像是我自己写的，至少是我很想写的。周宁说，西德莫尔说这些话带有种族偏见。有没有呢？有。但他讲的是不是事实呢？是，至少在我看来是。
还是让我来讲一个故事吧。
1995年夏天，我陪同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Anne Curien）一家到贵州黔东南农村采风。我们从贵阳出发，乘火车前往凯里。那天早上，火车站人山人海，排队买票的长龙已延伸到售票厅之外，但我们要乘坐的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安妮问，怎么办？我说，有两个办法，第一，我们按规矩排队，但这样一来我们大概要到中午才有可能买到票；第二，我们多花点钱，叫票贩子买票，我们马上就能走。这时候，安妮就开始向我发问了，此后这路上她的问题一直不断，而她提的每一个问题都让我很难回答并使我心情烦躁。她问：你说大概要到中午才有可能买到票是什么意思？我说意思就是有可能排到中午也买不到票。她问为什么？我说到中午就不一定有车了，没有车的话，他们就不卖票了；就算还有车，你看这么多人排队，大半天不移动一下，到中午很可能排不到窗口位置。安妮说，他们为什么不首先销售马上要走的列车的车票呢？这个问题就使我为难了，我一下子不知道从何说起。她又问，为什么排队的人们移动得那么慢？我说，你看，前面那些都是票贩子，他们不停地插到队伍的前面去帮后来的人买票，前面的人反而买不到票了。安妮问，为什么那些票贩子可以到前面去买票？他们有特权吗？这问题使我犯难了。安妮又问，他们跟里面卖票的人认识，对吗？我说对，是这样。安妮又问：政府不管理他们吗？我又哑口了。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她的问题，说政府管吧，但现实状况在这儿明摆着，说不管吧，好像政府又经常说在抓这些事。安妮突然自作聪明地得出答案说，噢，我明白了，他们是铁老大，政府管不着。
我想想，的确有那么点意思，于是我们都笑了。
但笑归笑，笑过了，我们还得落实买票的事。离火车开车的时间越来越近，我怕耽误大伙，就当机立断叫一个票贩子帮我们买票，票贩子立马就从窗口帮我们买到了票，这卖票的窗口就好像是专门为他开设的一样。票买到了。当然，我们每张票都得多付十元手续费。安妮对多付这十元钱很不高兴，尽管她月薪一万法郎，比我每月九十七元人民币的工资不知高出多少倍，她觉得票贩子挣的这笔钱来得太容易，太没道理，太不合法。
好了，现在我们把票买到了。我正准备带着安妮一家往候车室走去，这时走来一位穿铁路制服的女同志，对安妮说，喂，外国人到这边候车，对，楼上，二楼。安妮调头往回走，我就有些傻了，我从没陪同过外国人出差，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安妮他们一道去外国人的候车区，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跟上了安妮。幸好，到了二楼，我没有被格外盘问，而宽敞、洁净的外国人候车室让我羡慕不已，因为我长这么大，坐火车无数次，还从来没有坐过不挤的火车，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像这样格外的待遇。我当时真恨自己没有马上长出蓝眼睛和黄头发来。但是安妮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她一家人都是一副不在乎无所谓很平常的样子。
接下来，广播响了，内容是通知旅客做好进站的准备，尽管隔得很远，我还是听到了一阵如潮水般的骚乱，成千上万的旅客们被堵在剪票口之外，站着等着，挤着，行李沉重，人声嘈杂，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拿着电喇叭在反复强调着进站的纪律。而乘着那黑鸦鸦的人群还在骚动的时候，我随着几位外国旅客被提前安排上了火车，尽管我们所买的火车票的票价与一位普通中国旅客所买的火车票票价完全一样。
尽管如此，安妮对这趟旅程还是颇不满意。她首先是对那多付的十元人民币耿耿于怀，其次她觉得把她一家和中国人分开上车很不公平，她说这是一种公开的种族歧视。我懒得理她，心想她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很让我对她产生同情了。我们刚刚落座，一大群旅客就像洪水一样涌入我们的车厢，有人迅速地抢占座位，有人高声尖叫，有人为放置行李争吵了起来……待这一切都随着列车的开动而停息下来之后，抽烟的开始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起来了，打扑克打麻将的也摆开了阵式，然后是吃的吃，笑的笑，男男女女把臭得叫人窒息的香港脚亮出来，伸到对面的座位上……
我想这个故事不用再讲下去了吧。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样的场景和遭遇应该司空见惯。我不知道安妮后来到底是如何记述和描写我们这趟旅行的，但就是我自己，也实在无法从内心里为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样说当然很有一点自贱的心理，而且很容易让人指责为不爱国。
我想，无论是“黄祸”论也罢，或是“牧歌田园”论也罢，不管西方人从哪个角度来描写中国，我以为都不可能是莫须有的。想像的成分肯定有，但想像依旧来源于现实，依旧是现实的延伸。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种种描述当然肯定是不完整的，也不可能完整；同样肯定地只能是一种盲人摸象式的臆说和诠释。但不能因为他摸到象脚后说象原来是这个样子就否定他说的不是事实，即使他所说的事实与真正的事实出入很大相差甚远，但依然是事实的一部分，而且是一种眼见为实的事实。因此，我们不能说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不是中国，更不能说谁谁谁笔下的中国就是完全的美化或丑化。事实上，从旁观者清的角度上讲，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带着种种偏见的描写，恰恰可能是最接近真实的。因为对“真正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一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仁者见仁，各有各的见识；而我们似乎也从来没有看清过自己。
我和安妮一家前后四次的西部乡村旅行故事讲起来太长，但她作为我接触不多的外国人之一，却为我提供了很难得的中西思维对比。安妮一路上不停嘴的十万个为什么虽然令我心烦，但却启迪着我麻木的思维。许多问题原本在我看来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但经她一问，我便发现了存在的荒谬和荒谬的存在。比如说吧，我们每到一地，都有人请我们吃饭，当然是以单位的名义，而我什么官位也没有。安妮很不解地问，他们为什么要请你吃饭呢？我便一下子愣住答不出来。我反问安妮如果我在法国会不会有人请我吃饭。安妮说绝对没有，就算你代表着官方，请客的情况也很少，即便请客，法国人也不会像中国这么浪费，他们一个菜一个菜地上，到你吃不下了，就不上菜了，不像中国，满满一大桌，几乎没吃什么，全浪费掉。我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比较注重接待工作。安妮摇着头，表示很难理解。像这样的问题，你稍一思索，就发现其矛盾冲突的背后体现着文化与思维的差异，也体现着民族性格的不同。
人类总是站在自己的利益和立场上看问题的，其见解和言辞也必然地依赖于自己先天的种族记忆和文化密码，只有一些傻乎乎的所谓人类学家才大言不惭地强调自己的发言是纯粹的客观公正。因此人类可能存在一种对异质文化作歪曲描写的普遍心理，这就是说，与本族描写不相一致的描述是必然存在与在所难免的。其实，认真说来，西方人对中国的美化和丑化并不比中国人美化或丑化西方人更甚。这一点，许多人都论证过了，周宁也论证过了，应该没有太多的疑义。
行文至此，我要真诚地感谢周宁让我见识了这么丰富的西方奇谈怪论，让我从中照见了自己的丑陋和不幸。虽然周宁写作这组文章的本意并非如此，但我还是以我四十年底层生活的经验来解读这组文章和文章中大量引用的西方言辞。这使我想起我们去年夏天在贵州的那趟旅行，在那次险象环生的旅途中，他总是保持着足够的理智和耐心，而我则每每情绪激动，绝望到近乎疯狂。现在想来，他的理智和耐心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更符合中国的国情。想想吧，一个五千年在文化心理上都不曾有过大变化的民族，要想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有大幅度的转型，这需要我们付出多大的勇气和耐心啊!
杨玉圣：蔡元培第二：献给周宁教授——写在谢泳先生即将就任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之际
作者：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已经人到中年了，如果以年龄划段的话，也可以说人生过半了。因为到今年的阳历10月，我就是44周岁、45虚岁了。我相信，除非老天爷特别垂青，估计我不大可能再活45年。但是，即便如此，我也很知足了。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在即将过去的44年的前半生的岁月里，我做了迄今为止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把大我一岁的谢泳先生，介绍给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而周教授求才若渴，不仅接纳了谢先生，而且通过该校校长朱崇实教授，破例直接礼聘谢先生为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
谢泳是谁？谢泳是一个名人，而且不是一般的名人。谢泳出身于山西一个普通的右派之家，晋中师专英语专业的高才生，迄今最高的行政职务是《黄河》副主编、最高的学术职称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副研究员。与“海龟”“土鳖”相比，与某些“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的所谓教授相比，谢泳在所谓的“人才”形式要件上也许没有值得特别夸耀之处。但是，与那些学界虽然霸气但不学无术之流相比，谢泳不仅是有真才实学的中年才俊，而且是为人厚道、与人为善的谦谦君子。在大我一岁的同辈学人中，谢泳是我迄今发自肺腑、由衷钦佩的一位学长。
周宁是谁？周宁是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也是亦学亦官、并行不悖的厦门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是闽江学者特聘教授，至少在南中国，周宁可以算是名号叫得最响的戏剧学权威、当之无愧的学术名家。
我第一次见周宁，大概是在18年前：当时，我们共同的朋友刘雪枫先生，牵线搭桥，两个不同专业、但志趣相同的人于是成了朋友。朋友归朋友，一个远在南国，一个客居京城，难得一见。因此，在第一次见面之后，第二次见面是在去年的中央党校举办的所谓的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训班上，我们的情谊更进了一层：因为，我们从朋友变成了同一期的学员，即同学。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培训班结业后，周宁兄即安排不才于去年7月到他担任院长的厦大讲学。记得讲了两讲（分别围绕学术规范、中国人的美国观这两个主题）。钱没有挣多少，但我们之间的朋友加同窗的感情，又更深厚了一层。在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吃饭的场合，因为谈到人才难求的问题，我郑重其事地向周兄介绍了谢泳先生。看来一则是老天有眼，“天生我才必有用”；再则是冥冥之中、一言难尽的人情与缘分，周兄居然跟我一样的兴奋，当即表示：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谢泳先生作为人才引进到厦门大学，尽管那时周兄与谢先生素不相识。
不愧是爷们儿，也不愧是哥们儿，周院长随后即利用赴西安开会的机会，专程到太原，向谢泳先生表达欲礼聘其到厦大的愿望。谢先生也是性情中人，不仅被周院长的真诚所感动，而且表示愿意没有任何条件地加盟厦大，从编辑到教师，成为一个地道的学院派中之一员。
真诚不仅可以感动朋友，而且也可以打动领导。正是由于周院长的一再努力、苦口婆心，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终于在昨天——2007年4月24日，正式同意聘任谢泳先生为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
于是，昨天下午，周宁兄得到此消息后，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报喜。但是，因为参加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我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未通。晚上，研究所的同事聚餐。在喝了些许52度的白酒之后，周兄打来电话。我一看是厦门的区号，不仅立即想到是周宁兄的电话，而且还猜到一定是谢泳兄的调动事宜有了眉目。果不其然！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但我从电话里周宁兄的话语中明显感受到他的激动之情，不仅情真意切，而且溢于言表。我当即在饭馆里跺着脚，向周兄表示由衷的感谢和祝贺！
对于我来讲，人到中年、一再遭遇生活的戏弄之后，我这个喜怒哀乐挂在脸上、虽则表面乐观、实则悲观厌世的山东人，已经不怎么容易激动了。但是，因了谢泳即将成为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我特别崇拜的鲁迅先生曾经任教过的地方），因了周宁兄仗义执言、朱校长不拘一格求贤若渴，我还是情不自禁，泪水夺眶而出。我被周院长、朱校长感动了，实话实说，我也被自己感动了。因为，整个事情的起因就是我向周院长介绍了谢泳兄。
我之所以发此感慨，还因为我曾一度不自量力，向自己现在服务的中国政法大学的领导同志引荐过谢泳先生。但是，犹如石沉大海。我现在逐渐明白了，人微言轻如不才者，想把一个没有任何学位的专科毕业生引进到所谓的“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也许，只有我这样的感觉良好的傻冒儿，才会出这样的馊招儿。因此，“蔡元培第二”的桂冠，只有也惟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周宁院长、一直仰慕但至今不曾有缘谋面的朱崇实校长才配得上。
我相信，以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史而享誉学界、谦虚谨慎但傲骨铮铮的谢泳先生，不仅将无愧于两位爱才惜才的当代伯乐，而且也将无愧于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的崇高称号。
顺带再做一个白日梦罢：如果哪一天无处可逃的时候，我期望能成为谢泳第二，而有幸成为美景如画的厦大的一分子。
最后，谨此向朱校长、周院长致以由衷的敬意，并向谢泳兄表达真诚的谢意！
2007年4月25日凌晨一时
似醉未醉之际
于京北富泉寒舍
善良 博学 睿智
厦门大学非常难得的一位好老师，听他的讲座真是一种享受，博学智慧啊！！！
“天才，是那种让人绝望的人”
经典的话，佩服！
《人间草木》——人生的四种境界或困境——周宁讲座
文/周宁
我从中西方近代历史中找到四组人物：马礼逊和柏格理、苏曼殊和李叔同、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梁济和王国维。他们代表着四种人生境界或人生问题。
第一组人物是外国传教士，他们生活在纯粹的信仰中，世界清明，没有疑惑；他们被世俗历史所陷害，却在爱与正义的激情中谦卑不懈地努力，从中获得宁静幸福。
第二组人物是中国的出家人，他们都曾经历过焦虑与恐惧，分别走向人生的审美与信仰境界，审美者执著生死，在令人陶醉的感情炽热中离去；信仰者觉悟，进入澄明与安宁，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感动。
第三组人物是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在人生中途经历“灵魂转向”，不管是心灵强大还是头脑清晰，圣徒的激情与智者的思想同样令人痛苦。他们都意识到生命的悲剧色彩，但走向死亡选择的路径却截然不同。
第四组人物是中国传统的儒者，在大失败的年代里，自觉用死亡来体现生命的意义。他们是些亲切而又高贵的人，曾经生活充满灵性，耐人寻味也令人敬畏。他们的人生，是人性最伟大的作品，比他们自己的作品更重要。
２００７年我动念写《人间草木》这本书时，也经历过灵魂转向的过程。之前我一直很顺利，应该说没有什么可以“无病呻吟”的。但是人生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到了中年，会不自觉地开始“关怀自身”。反思性的自我意识突然萌醒，生活也变得真实严肃起来。而变得严肃的自我意识，会带来一系列的疑惑，关于生存方式与生活意义，关于人与神、人与自我、人与他人等等，一时间都成了问题。我不愿意写自己，于是我试图从这四组历史人物的生活中，体验或反思生命的意义，或者说我自己关于生命的意义的困惑。
书中八人都是有思想、有追求、有信仰的现实生活之人。苏格拉底说，“不经过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他们的痛苦，就恰恰来自生命自觉的省察。从他们的心路历程来看，生命的意义显然不在身外的世界，而在灵魂；真正的“逃避”不是逃避现实，而是逃避内心。
只有经历过极度的痛苦与绝望，才能焕发起对生命真挚热烈的爱，从中体验到充盈与幸福。我们在四组人物非凡的人生中体验人生：在生活中的苦难与忍耐、焦虑与沉静、绝望与觉悟、虚无与爱的时刻，体会生命的意义。思想是痛苦的，但思想是唯一的途径，引领我们走出心灵之夜。我希望什么时候，能够在新的黎明，带着启悟的泪水与青草的芬芳，盟誓赞美；告别凄楚与悲凉，绝望与荒诞，让身体和思想回到阳光之中，学会这个世界里的爱与怜悯，学会积极地生活。
封面书名就是李叔同的字。他的字和他的人一样：温暖、纯净、纯朴。我特别喜欢他５０岁时在上海照的那张相、那笑容。我跟好几个朋友说，你没事把它挂在家里，好好端详，端详完了，内心就安详了，啥都没有了。他给你的幸福感，是别的什么都没法给你的。他的微笑是从心里出来的。所以李叔同的境界也非常好。
这是体验的问题，我自己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悲”应该是他所告别的凄苦的世界，而“欣”，则因为他即将起航要去故乡一样的世界。看一个人对死亡的态度，就知道他的生存境界。临终前的弘一眼角留下晶莹的泪珠，面容留有淡淡的微笑。那是另一个世界里久别重逢的幸福的泪水。这是历经苦行、内心澄明的人达到的信仰的最高境界，圣洁而悲壮。不堪生命之轻的人难当死亡之重，担当生命之重的人将享受死亡之轻。
我把人生态度分成两类：从摇篮里看人生、从坟墓里看人生。活着体验死亡是救心的必由之路。如何面对死，是人类共同的课题，也是人类****、最难的问题。未知死，焉知生？每个人都准备好了吗？该如何面对孤独的死亡，化生真正的爱与怜悯？
活着体验死亡，便会少一份焦躁，多一份淡定；少一份贪婪，多一份谦让；少一份偏执，多一份宽容；少一份暴虐，多一份慈悲。体验死亡，可以让人在亲近中摆脱恐惧，在拥抱中领悟人性。
物质时代，****的危机就是道德的沦丧和信仰的缺失。所以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现代人会有更多的精神困惑。托尔斯泰说得好，所谓“有信仰的人”就是那些“每天都在思考人为什么活着的人”；按照成功学的观点，信仰者是那些“不会因自己的情绪变化而随意改变自己生活目标的人”。但是，现代人大多没有办法安静地回归自己的内心、发掘自己的内心，我们需要借人领着我们去领悟，所以我曾经说过：“谁替我们认真地活过？”正是这些高贵的心灵，启悟我们思考，并引领我们抵达内心。
比如，从苏曼殊和李叔同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出世”的意味，但实际上他们和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一直在“出世”和“入世”之间挣扎，寻找着生命的终极意义。王国维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将名山事业作为安身立命的家园，但又痛苦地喟叹“欲觅吾心已自难，更从何处把心安”。当今的人们在努力满足自己各种追求的同时，很少去思考这些追求是否具有终极意义和永恒价值。
我不评价各种无奈的现状，我觉得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最缺的是自我的高贵意识和伦理上的高要求。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呢？首先人需要自我尊严，这样对自己的取舍和行为才能有所选择，有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去做的底限。其次是内心的信仰，这不包括现有的信仰，而是一切不能轻易触碰的意味着神圣的东西，这样他的内心时刻会有戒律，会有所畏惧。这跟一个人的修养、教育、灵性有关。最后是必不可少的责任。
我想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比较低的层面，包括吃穿住行等一切生存的基本的满足；其次是指神性的尊严。国家领导人能够提到这个词，某种程度上说明我们的国民意识的进步，已经逐渐认识到人的全面的发展和各个层面的满足应该得到尊重。
一般而言，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越客观越好。对于文、史、哲这类人文学科，虽不能说越主观越好，却绝对抽离不了人的生命体验。如今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学得多，爱得少，学得越多，爱得越少，文字越来越成为脱离生命体验的搬弄和卖弄。
学术有为人生的学术，为人心的学术，为人生的学术通过历史诊断现实；为人心的学术，如果也算是学术，通过他人诊断自己。为人生的学术，旨在建构独创性的思想体系，为人心的学术，旨在构建风格化的个人经验，刻画心灵的形式。但是它们的归途是一致的：学问若不能使你更执著地探寻生死之谜从而让你更热爱生命和生活本身，又有什么意义？你知道的能成为你确信的吗？你相信的能使你从容面对生死吗？
中文系戏剧戏曲学博士生指导组成员周显宝
姓 名 周显宝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5年11月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所获学位 博士
授予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
研究方向 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表现艺术治疗学；文化产业与艺术管理
学科专长 族群与区域音乐认知、表现艺术治疗、艺术经营与音乐市场
个人中文简介
周显宝，安徽人。厦门大学音乐系教授、音乐学硕士生导师，中文系戏剧戏曲学博士生指导组成员；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哲学博士。
目前正从事三个跨学科领域和方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认知音乐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 of Music）；
表现艺术治疗学（Therapy of Expressive Arts）--包括音乐、舞蹈、戏剧表演和视觉艺术治疗；
艺术管理与音乐商务（Management of Arts and Business of Music）。
已经完成一项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两项部省级社科课题和一项大型国际课题中的两项子课题，正在主持进行一项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和一项大型跨地域课题（包括华东六省一市十六项子课题）。
开设课程，
1.专业必修课程：
研究生：中国音乐通史（合作）、世界音乐通史（合作）。
2.专业学位课程：
研究生：音乐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认知音乐学理论与方法、表演艺术治疗学理论与方法、艺术管理与音乐商务理论与方法。
3.专业选修课程：
研究生：音乐人类学实地考察、当代音乐教育学、世界音乐文化概览；
本科生：中国音乐赏析、西方音乐赏析、东方音乐赏析、音乐心理学、音乐美学、当代音乐教育学等。
4.公共选修课程：
研究生：戏剧戏曲人类学导论、戏剧戏曲仪式学引论、表现艺术治疗入门（包括音乐、舞蹈、视觉造型艺术和戏剧影视表演）、艺术管理与音乐市场学、人类文化遗产与环境资源。
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人类学学会﹑中国民俗学学会会员。多项成果获国际、全国﹑省部级政府及全国学术学会奖。
个人英文简介
Zhou Xianbao(Paul, Chow):
Professor Zhou Xianbao will receive his Ph.D. degree in ethnomusicology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the coming year, he has been teaching in the Music
Department of Xiamen University since 1996. Professor Zhou'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ritual music, dance and Chinese opera of ethnic group and reg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study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antique musical cultures and modern education of music,
and theory and methods in anthropology of music. As well as teaching undergraduate
courses of Chinese music, worlds of music, Professor Zhou also teaches graduate
anthropology of music, cognitive musicology and Therapeutics of Performing Arts courses
and supervises dissertations.
Professor Zhou also acts a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Traditional
Music (UNESCO Category C), Chinese Musicians Association, the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and the China Folklore Society.
Professor Zhou has published extensively, particularly in areas of ritual music of
Chinese opera, comparative study on Chinese and Japanese antique music and modern
education of music. His recent publications include articles: Nuoxi and Mulianxi in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and the Primordial Statement of Their Qingyangqiang and Rites
(《皖南傩戏、目连戏及其青阳腔与仪式的原生形态》), The Ritual Opera and Its Music for
Voice , Soundscape, and Spacial Meaning(《仪式戏曲及其音乐唱腔、音声环境与空间意义》) in
Music Research(《音乐研究》); Human geography and The Protecting of Folk Performance
Arts in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人文地理学与皖南民间表演艺术的保护》）in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文艺研究》), A Reception of Chinese Music by the Japanese
From Antiquity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试论古代日本吸纳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及
思想背景》) in Musicology in China(《中国音乐学》), The Ritualistic Function of the
Music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he Nuoxi of Guichi, Anhui Province: A Study（《安徽贵池
傩戏中乐器和音乐的仪式性功能探究》）, “Jiagun”: The Improvisation in the Local
Theatrical Music of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xt(《论“加
滚”：皖南民间戏曲音乐的即兴创作特征与仪式背景》) in Journal of the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odern Music Education and Its
Reform between Japan and China(《中日近现代音乐教育及其改革之比较》) i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研究》).
Since 1999, Professor Zhou has headed the National Planning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Arts) in China Research Programme: History and Aesthetics of Local Chinese
Opera in Anhui Province, and He is presently coordinating the two branches of nation-
wide Ritual Music in A China Research Programme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Chiang Ching-
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and the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代表性成果
论文发表：
(1) 信仰、仪式和音声及其互动关系阐释--皖北民间信仰与庙会、婚礼、祭祖仪式及其音声环境研究，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东卷】，2007年10月
(2) 《弦管表演中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闽南民间祭祖仪式与弦管表演的实地考查与研究》（下），中国音乐学，2007年07月
(3) 《弦管表演中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闽南民间祭祖仪式与弦管表演的实地考查与研究》（上），中国音乐学，2007年04月
(4) The Shangyao Temple Fair: Music and Dance, and Polytheistic Believes，Bulletin of ICTM, No.CVI(108). ISSN 0739-1390.2007，2007年03月
(5) 《人文地理学与皖南民间表演艺术的保护》，文艺研究，2006年04月
(6) 《民族音乐学家视野中的东亚祭祀仪式乐舞与戏剧》，中国音乐，2005年10月
(7) 《中日近现代音乐教育及其改革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08月
(8) 《论“加滚”——皖南民间戏曲音乐的即兴创作特征与仪式背景》，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08月
(9) 《仪式戏曲及其音乐唱腔、音声环境与空间意义》，音乐研究，2005年05月
(10) 《试论古代日本吸纳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及思想背景》，中国音乐学，2005年04月
(11) 《皖南巫风古傩与仪式的象征意义》，<傩苑——中国梵净山傩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09月
(12) 《皖南傩戏、目连戏及其青阳腔与仪式的原生形态》，音乐研究，2004年06月
(13) 《青阳腔的仪式生境与历史变迁》，戏曲研究，2004年05月
(14) Research on the Ritual Functions Instruments and Music of “Nuo” Opera in Anhui Guichi，Bulletin of the ICTM, No. CIII (103). ISSN 0739-1390.2004，2003年10月
(15) 《安徽贵池傩戏中乐器和音乐的仪式性功能探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08月
(16) 《西方民族音乐学与中国音乐研究──应用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的几点思考》，音乐研究，2002年12月
(17) 《更新观念、改革创新、挑战新世纪──综合性大学音乐专业教学改革的构想与实施》，艺术研究，2002年05月
专著发表：
(1) 《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东、华南卷】》（与人合作），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07月，学术专著
(2) 《创造心理》，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10月，学术专著
获奖、专利和发明：
(1) 福建省第五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提名奖，省部级科研奖，2009年01月，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人事厅、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等级：1
(2) 中国民间表演艺术的历史人类学、音乐仪式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综合研究，其他科研奖，2007年11月，厦门市人民政府，等级：1
(3) 厦门大学2007年度“中国建设银行奖”，其他科研奖，2007年04月，厦门大学，等级：1
(4) 2006年度“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省部级科研奖，2006年11月，福建省人民政府教育厅，等级：1
(5) 中国教育优秀专家，其他优秀教学成果奖，2006年12月，国务院中国行业科学研究会，等级：1
(6) 2006年度中国教育杰出研究者，其他科研奖，2006年07月，科技部、教育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等级：1
(7) 论文《皖南傩戏、目连戏及其青阳腔与仪式的原生形态》，其他科研奖，2005年08月，厦门市人民政府，等级：1
(8) 论文《安徽贵池傩戏中乐器和音乐的仪式性功能探究》，其他科研奖，2005年08月，厦门市人民政府，等级：3
(9) 论文《青阳腔的仪式生境与历史变迁》，******科研奖，2004年01月，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戏曲音乐理论研究会、北京《音乐周报》社，等级：2
(10) “任白戏曲奖学金（Yam & Pak Scholarships in Chinese Opera 2002 /2003）”，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奖，2003年04月，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中文大学，等级：1
(11) 论文《论青阳腔的人文背景、历史地位及美学价值》，省部级科研奖，2002年07月，中国文化部教育科技司、中国音乐史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等，等级：3
(12) 论文《更新观念、改革创新、挑战新世纪――综合性大学音乐专业教学改革的构想与实施》，******科研奖，2002年05月，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委员会、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等级：2
(13) 论文《素质教育、审美教育、音乐教育――未来发展战略》，省部级科研奖，2001年03月，中国音乐家协会福建省分会，等级：2
(14) 论文《日本明治时代的改革与中国清末民初的改良――中日音乐教育比较研究》，省部级科研奖，2001年03月，中国音乐家协会福建省分会，等级：2
(15) 论文《戏曲 文学 音乐――文化特质构成》，******科研奖，2000年10月，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戏曲音乐理论研究会，等级：2
(16) 论文《试述古代中日音乐文化的人类学前提》，省部级科研奖，2000年10月，福建省人民政府，等级：3
(17) On Anthropological Prerequisite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Musical Cultures in Antiquity，其他科研奖，2000年05月，Colby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 Culture, USA，等级：1
(18) 厦门大学2000年度教学奖“清源奖”，其他优秀教学成果奖，2000年04月，厦门大学，等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