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本人从事大学教育深知我们的科研教育事业，其问题真是一言难尽，而根源说来说去就在政体上。从科研经费的申请开始，就充满着腐败。有权势的可以霸占垄断科研资源经费，但他们却不是真正搞科研的人（科研与当官几乎是对立的）；真正想做点事的人，弄不到科研经费。一些科研经费的申请中，充满关系和金钱交易，没有关系的人申请经费，就如同买彩票撞大运。
其他方面，比如大学衙门化、企业化，这些我就不说了。什么时候大学没有书记，考研不用考政治课，咱们这个民族才算进化完成，步入人类文明正轨了，而不是在封建里打圈圈。

很遗憾，大家讨论来讨论去，都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大学是谁办的。

楼主说得好，但是大学行政化，恰恰能对社会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愚民/政/策，大家自己去理解）
一旦大学学术化，试问，对dang有利吗？

大学行政化直接导致了学术资源的垄断，导致了学术界的老人统治

我们学院就这样，没几个老师是正经搞学术的，有搞学术的也说自己看透了，他们居然还来说我们学生不努力学习，真是无奈~~~

整体研究如何当官，如果打压别人，哪有时间搞学术，自然就造假了
再说了，学术好有什么用，除非你发到外国刊物，不然也当不了领导
因为在中国，领导的工资和待遇那是远远大于教授的

本来对中国的大学还抱有幻想，最近我去考某一名牌大学的博士，才发现原来中国最黑的地方原来在大学。不可否认大学里还有一些真正立德、做学问的好老师，但逐步在被边缘化。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占据了学院领导的位子，干的是流氓地痞都不如的勾当。大学过度的行政官僚化，必然导致大学的逐利化、学术自由进一步丧失。传播正义、道德、知识、文化的精神殿堂的沦陷，对社会、国民的悲哀！

如今大学的校长一般都是正厅级别，但相对于地方党政来说，无非就是个头衔，没啥了不起。有次我们市长去学校调研，我靠，全校的行政班子都出来列队欢迎，校长、书记像哈巴狗似的跟在市长后面，虽然大家都是正厅待遇，区别却一个天一个地，那些在学校搞行政的，个个都巴不得可以跳出校门去地方任职。所以现在学校那些行政人员，年纪轻轻的就是什么正科啊，副处啊，无非就是为将来打算，出去后一般降半级任职，但享受同等待遇。
在地方，比如县、区一级，正科就是局长、乡镇党委书记、镇长了，要熬到这个级别，没有十来二十年也别想，竞争激烈啊，学校呢，随便搞几年，就混了个相当的级别。呵呵，最腐败的地方其实就是学校！！！

社会体制

我所知道的一个地方高校的某个学院，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各实验室主任副主任、各教研室主任诸如此类，算下来除了刚进校的年轻人，其他都是当官的。
在高校，政策是领导和行政人员制定的。教师没有决定权，没有话语权。
在高校，一般领导都是博导教授拥有一堆身份和荣誉的人。但是他们既不看文献也不进实验室。是科研的外行，但却是领导者。
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无权的小人物，年轻教师，要么迎合领导，溜须拍马，苟延残喘；要么不顺领导的意，被打压穿小鞋。
这就是现实!
中国的大学就是官场！

大学领导就是官场体系，根本上对专业有害，学术造假也是逼出来的，整天搞指标，学校、专业排名、论文攀比，在这种官思维的学校体系，学术疲于攀比，没人能静下来学术研究。一线老师很清苦，有苦也说不出。

国内呢，院长和系主任掌握院里系里的全部权力和资金，每天也不做学问，大会小会开不完，大项目小项目照样拿，学问都是研究生博士生自己搞。到年底，各种称号，各种奖金还照样拿，工作量项项超额。不得不服。

官僚集团在对人类文明底线进行冲击

一俟官僚系统成为国家治理机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领袖和民众之外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利益。考诸中外，这一点几成铁律，无需多言。由此，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官僚集团看成一个在给定条件下趋向于利益****化的经济人。在中国，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制衡机制，官僚集团几乎成为国家治理的唯一手段，对社会的影响至深至远。这一传统，并没有因为现代化而稍有改变。这样，垄断了全部治理资源的中国官僚集团不仅作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条件，也作为中国改革中最为能动的因素，自始至终对中国的改革路径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官僚系统一直就是整个改革过程中唯一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强势集团，其态度和行动一直在暗中规制着中国的改革进程。

在整个改革中，中国官僚集团的经济人理性中隐藏着三种主要的利害计算，或者说三种主要的行为动力。它们分别是：官僚个人经济利益的****化；迎合上级的政治要求或者说政治利益的极大化；以及****化扩张地方或部门的财政能力。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升官、发财、扩充地盘。

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已经成功的建立并巩固了这样一种体制：权力即金钱、“位置”即金钱，财富已经成为权力等价物并允许自由流通。他们可以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可以同时政治和经济上实现利益****化。一句话，他们是这个体制任何经济增长理所当然的剩余索取者。这一点，在新世纪的开端被公开化和合法化了。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不再有什么体制内和体制外，一切都在权力的控制之下，并成为这个体制的奴仆。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极大化表现得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公开的时代，但多少有些奇特的是，这也是这个集团受到监督与制约越来越少的时代。中国官僚体系，已然是一个被滥用的工具，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对此已经完全无能为力。

中国经济由改革而二分的“体制外”和“体制内”概念，显然已经不再适用。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已经浑然一体的，足以自我循环的体制，我们正在重新进入一个一元的体制。显然，它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要的现代市场经济。就官僚利益集团在这种经济活动中的主导性而言，或许它更恰当的名称应该是官僚经济。

官僚经济将市场的基础由“权利”偷换成“权力”，将市场的中心由公民和组织的权利偷换成官僚垄断的权力，那么，这样的市场的实际上就变成了“竞权”的市场。这就是说，这种市场是按权力的大小，按离各种权力中心的远近来甄别“最优者”的。如此，在中国的市场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竞争格局：离权力越近者竞争力越强，反之则竞争力越弱。因为权力中心即信用中心、即资本中心，即信息中心。权力像一个黑洞，将各种资源吸附在自己身边。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和新生的民营企业都出现了显著变化，他们都从光谱的两端向官僚靠拢，其结果就是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官僚所有制。

需要顺便提及的是，与许多人所期望的相反，官僚体系开始在“寻钱”之后并没有丝毫放弃权力的意思。他们是要将权力和经济利益更加紧密的绑在一起。以便在更大规模上，以更稳定的形式寻求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这样，金钱对政治权力的赎买实际上是失败了。相反，它鼓励政治权利在更大范围内寻求金钱和权力。这其实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因为这两者在中国几乎是可以互换的通货。人们曾经以为金钱对权力的赎买是一次性的，现在看来，这种看法相当幼稚。由于这些利益实际上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权和钱只能更紧密的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

从纵向上看，中国官僚经济有三个吸取和配置要素资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动力巨大的水泵。它们分别是金融、财政、土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基层的。直到乡镇，中国官僚机器都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财政所。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生产的所有财富（包括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土地升值），都在这三根官僚机器水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可谓一网打尽。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强大，则是因为它是官僚机器，是靠国家政权以强力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国家官僚机器愿意（这种意愿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绩需要，在私下则主要是官僚利益集团的财富和升迁欲望），官僚机器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因时、因地的开动、调解水泵，用于对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中国教育的不成功更多是源于教育行政化，说白了就是都想当官不想干事

大学里谁最不学无术？自然是那些官员！
可那些官员为什么成果最多？那自然是从自己造假发家、怂恿或纵容学生造假维持、更恶劣的是侵占他人成果实际毫无贡献！

改革是没有办法执行下去了，因为改革的执行人是这些大学行政官员！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上的监督实际都是无效的！

你懂啥，放开了学校的管制就相当于放开了思想。以后还咋洗脑？不能洗脑它还怎么混？

任何一个部门的改革，都离不开社会的大环境
抛开咱们的政治环境去试图搞“大学去行政化”，最后只会失败。
这就如同朱镕基的经济改革，没有政体改革配套，结果把百姓头上三座大山给改出来了，留下一堆骂名（其实他很冤，因为无论是谁来改，没有政体改革配套，结果都会一样）。

不得不顶啊。。。行政化真是摧残了学者的自尊，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创新的土壤，你认真搞学术别个把你当傻子，还不如当官来的快。。。

普通的教师在大学中就是二等公民，那些行政楼里面坐着的大爷才是真正制度制定者和既得利益者，但是每每出事的时候，往往是教师来背那个骂名。。。

中国之怪现状啊，希望更多为人父母的人能看到，到底是谁在摧残中国的教育。。。

没用，谁都知道，不信你看那些前校长之流者的话，那个不是头头是道的，但问题是有人愿意改吗？如果你是校长、处长，享受着这些官品带来的好处，你会要求取消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说得非常中肯，严重同意。中国大陆大学行政化的问题说了多少年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可以说地球人都知道，可就是难以改革，为什么？因为这是个官本位的社会，是个集权社会，大学行政化不过是社会集权化的一个缩影。

大学行政化危害远大于学术造假（转载）

“学术腐败”近年来一直是热门话题。这里“学术腐败”指的是学术造假、剽窃、抄袭一类的事。造假、剽窃、抄袭者一旦东窗事发，网络和媒体通常会又会热闹十天半月。闲极无聊的人们甚至天天期待着爆料学术腐败。然而，难道高校的腐败仅止于此？

我以为，大学行政化是一种比学术不端行为严重得多，危害也大得多的腐败。高校教师当中弄虚作假、抄袭他人成果的人毕竟是少数，影响面也比较小，一经爆料，又会引来社会的高度关注，当事人立马身败名裂，相对说来也更容易得到惩戒。相比之下，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所造成的导向作用必然是大学非大学化，官僚化、行政化、衙门化，其危害之大，绝不亚于少数人弄虚作假。纳税人把血汗钱交给大学，是要让大学好好教书育人，好好做研究，而不是要让大学人整天价削尖脑袋望官、媚官、跑官和争官。

大学的本份是学术，这包括教学与研究。但我们在大学看到是什么？一个教师以学术为志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做学问，最后却发现多年来的努力白费了。除了有学问，甚至可能取得了极少数真正做学问者完全承认的成就，就剩下个教授空衔，校园里从下到下几乎没人把你当回事。教授是什么？不就是个教书的？首先分配在办公室上，人人都认为院长副院长们天经地义应享受单间，教授则无论你资历多老，学问多大，声望多高，只能两人甚至三人一间。如果向天真的本科生介绍某人是某方面的著名“教授”，他们几乎没有反应，但一听说某人是个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的，个个眼睛都放出羡慕和敬畏的光芒。但更严重的是，一个做了点“学问”的人只要做了校级甚至院级领导，其学问一夜间便自动变成最好的，在坐次、排名和成果署名上，都自动排在有学问没头衔的教授之前。

这样的大学是什么样的大学？是伪大学，是以假作真的大学。之所以是伪大学，是以假作真的大学，因为它是一种行政化了的大学。行政化了大学会导致什么样的大学文化？会导致一种没有学术自主和学术独立的大学文化，而学术之所以不自主、不独立，根本原因又在于官场权力压倒学术权力，官场价值取代了学术价值。在这样一种大学文化中，行政官员垄断了大部分资源，物质和符号的资源。想象不出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大学文化。想象不出在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会闹出如此天大的笑话，明明在办公司，却假装是办大学。在这种文化中，要让年轻人把生命奉献给学术，实在是太难。

不用说，如果一个大学不好好搞学术，就不是一所好大学。如果一所大学中本来有学术潜力的教授、副教授不再用心做学术，不再用心搞教学和研究，而是一门心思要当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或副书记，如果一所大学的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们不把全部心思用在教学和研究上，而是整天价开了大会开小会，勾心斗角，乐此不疲，这肯定是有后果的：把大学办成了一家公司，甚至办成了一个衙门。

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就必然产生这么一种导向作用：学而不优则仕。大学不按大学逻辑来办，其必然结果是非大学化---官僚化、行政化、衙门化。如果一个“大学”少则八九个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多则一个排的校级干部，如果一个区区十几人的“学院”就要设一个院长和两个副院长、一个书记和一个副书记，有多大比例的教师会真心真意、全副生命地搞学术？更有多大一个比例的本来可以走上学术道路的人心中不官欲涌动，眼巴巴地望官、媚官，一进大学便立下不做学问要当官的雄心壮志？

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必然产生这种导向作用：学院数量非理性地膨胀，由此制造出的院级干部多如过江之鲫，院长、副院长、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头衔满天飞。相比之下，国外大学---如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大学---的学院一般只是十来个（牛津剑桥情况不同，不在考虑范围），普林斯顿大学甚至干脆不搞学院，数十上百个系科直属大学。可是北京大学，一所曾是黑暗中的灯塔、民族精神掌舵人的大学，居然堕落到搞出六十几个院级单位，其中冠以“学院”之名者近四十个！北大院级干部有一个营之多！北大是百年老校，是荣校、大校，搞六十来个学院以远超世界水平似乎也说得过去，考虑到中国“国情”更是如此，但作为小弟弟，后起之秀，深圳大学不是潜心学术以尽快自立，在批量制造官衔方面却当仁不让，直追北大。目前，深圳大学所设官职之多之杂，已然荣超世界先进水平。深大有二十几个“学院”和院级级单位，其中大多数“学院”只有两三个系。一个“学院”竟然只有一个系！这是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学院”，完全可进入吉尼斯记录。深大十来个理工类“学院”只有系级规模，若不搞中国特色，完全应合并成为一个学院。

智慧的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办“大学”的。

这么办大学，会给年轻讲师、助教们树立一个什么榜样？会给社会公众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这不是一种腐败，一种比学术造假严重得多的结构性腐败，是什么？

其实，只要一出中国国门就立马可以发现，大学中校级和院级行政人员比中国内地少得多。其根本原因在于：除了没有设立意识形态系统的一套准行政官职以外，大量行政杂事由秘书或助手们做了。事实上，这是国际通例，是合理的制度，是一种对纳税人的血汗钱负责的制度。这种做法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大学不是政府，而是学术单位，少数校级和院级行政人员，再加几个几个助手、秘书，完全可以办下来，甚至办得远远好过设二十来个校级干部和N个院级干部。官少效率高。官一多，大事小事动辄就召开校长会、书记会、或党政联席会。常言道，艄公多了打烂船。艄公不多，自然一帆风顺，不会打烂船。

可为什么在经济上表现优异的中国人，在教育方面竟如此可笑、如此愚蠢、如此荒谬？

这当然要当我们悠久的仕进文化中去找原因。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像从前中国那样发明了科举和八股？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有历史上中国和当代中国那样发达的官僚系统？全世界除了少数几个被边缘化的国家，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现有行政体系之外，还劳民伤财（即便人均收入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供养一个平行的准行政系统？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的人们像中国人这样把官衔、头衔、坐次、排名看得比命还重？除了中国，全世界还有哪个大学能制造六十几个“学院”和院级单位？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能搞出只有一个系的“学院”？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能无耻到“博导”、“硕导”、“博士后”头衔满天飞？

不用说，发达的官僚体系和发达的仕进文化与“读书”关系密切。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神圣逻辑。这种逻辑的自然结果是：知识、真理并不是读书人真正追求的东西，而只是一块敲门砖；一旦仕途的大门被敲开，立马弃之如敝履知识和真理之所以不是读书人真正追求的东西，又是因为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读书”与做官最紧挂钩的，非中国莫属。在这种情况下，学而优则仕的神圣逻辑必然蜕变为中国特色的反逻辑：学而不优则仕。

说真的，在一个权力总是趋于集中的国家，比方说中国，大学里除了校长或书记有一点权力，其他如副校长、副书记、院长、副院长、院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并没有真正的权力。仅就深圳大学而言，教师晋升职称，主要靠的是学术成果，而不是看领导的主观愿望；一个新人要进入教师队伍，主要靠的是学术实力；甚至出国机会也主要是看个人的实力或工作需要，或者干脆排队。可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人望官、媚官、跑官、争官？这难道不因为各级官位早已成为一种荣誉或一种表演性的权力？这难道不是因为真正研究学术者已被边缘化，得不到也不屑于得到这种荣誉，因为对他们来说学术不是权力，而是目的本身？这难道不是因为假装搞学术或搞假学术的人为数甚众，梦寐以求的并不是知识，而是权力或权位？

在经济上表现优秀的中国人在教育方面却非常可笑、愚蠢、荒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执政党缺乏自信。其实，党在经济上有优秀的表现，完全应该有信心。是不是不设立那么多正副官位，不浪费那么多教育资源或纳税人的血汗钱，一个“学院”、“大学”里几十个、上千个草民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就不好管治？可是党何苦这么不自信呢？以党在经济上取得的非凡成绩，完全可以比现在自信得多，用不着设立如此多的官位来败坏自己的名声，用不着把官位当作荣誉、特权来腐蚀那些在学术上本可能有造诣的人。从党的自身利益考虑，党完全应该发动一场十一届三中会式的革命，来消除这种高校腐败。

事实上，大学官僚化已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结构性的学术腐败，所造成的危害远大于通常的学术造假。因为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行业的普遍现象。更可痛的是，人们不以为怪，反以为常。举目望去，读书人中真对学问感兴趣者凤毛麟角，早已是异类。放眼华夏大地，一百个本有点名堂的“读书”人里可能有九十人骨子眼里是官迷。如果说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那么不幸的是，中国学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中华民族何至于如此窝囊！

一个大学设二十个校级干部，一个学院设五个院级干部，已够可笑了；明明十来个学院就可以高效率运转，却泡泡糖般膨化成六十多个，以便使院领导官位多出六倍，已经够愚蠢了；一百个大学人中对知识、创新真正有兴趣的人不超过一个，已够荒谬了，可更可笑、更愚蠢、更荒谬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竟整天乐此不疲侈谈诺贝尔奖！事实上，有关中国人如何才能得诺贝尔奖的议论不绝于耳。中华民族何以竟堕落到如此不知羞耻的地步！

可是智慧的中华民族为何不扪心自问，诺贝尔奖是奖励真正追求真理的人们的，如果一开始便南辕北辙，根本不是去追求真理，而是整天不要脸地去望官、媚官、跑官、争官，我们有什么资格得诺贝尔奖？我们有什么资格侈谈诺贝尔奖？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诺贝尔奖---尤其是科学、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诺贝尔奖---不是闹着玩的，不仅需要个人天赋，更需要全副生命的投入？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追求真理意味着不求闻达，甘愿寂寞？中华民族的智商恐怕不至于如此之低，不明白这个简单道理。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扪心自问，像中华民族这样如此看重权力、官位、官衔，究竟有何脸面谈论什么得诺贝尔奖。

2010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