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乱象：无关道德，超越民主

作者：李国政

台湾乱象始自九十年代的民主化进程，视觉印象最强的是国会打架，但这还只是吓人的表象。真正对台湾社会造成内伤的，一是由李登辉“国民党是外来政权”论所带出的族群冲突，这是诸乱之最；二是黑金政治，又是李登辉杰作。

十几年来，随着民主化进程，台湾乱象未见改善，反而恶化日深。对此，多少人寄希望于民主化进程本身，认为台湾民主诞生初始，难免步履踉跄，但随着成长成熟，民主会清除这些乱象。龙应台就持有如此观点，2004年陈水扁靠“两颗子弹”险胜总统选举后，她写了“为台湾民主辩护”一文，展示这个愿望。

所谓“民主”，一个通俗理解，就是“民主、法制”中，相对于“法制”依法治国的“数人头”政治，即“民主选举”，用选票解决问题。民进党这几年的行径荒诞之极，尤其是总统贪腐，全党庇护，激出百万人倒扁的“红衫军”。尽管当时红衫军如走暴力路线，完全有可能在军警放手旁观的情况下冲进总统府，抓走陈水扁，但施明德坚持理性与和平，拒绝暴力，已不知“良知”为何物的陈水扁和民进党反利用施明德的美意，苟延残喘。

陈水扁和民进党没有良知，选民该有吧？就让选民用选票来教训民进党，促成他反省吧，一如不久前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和小布什被选民拋弃，这才是“民主”的价值。可是，去年12月9日北高市长的选举结果，将此希望打得粉碎，台湾有多少人为此心灰意懒！

今天在台湾，舆论不断呼吁要“挺住司法的最后防线”，这个呼吁的潜台词是：“民主”已败，挽救“法制”！至于这“法制”能否守住，还不得而知。毕竟，这些年来，多少和陈水扁家庭有关的弊案，被某些检察官一再“吃案”；而目前审理陈水扁国务机要费案的勇敢检察官张熙怀被绿营恶意抹红，一时“倒下”，终究也非好兆头吧？

另一个希望是“道德”。在倒扁风潮高涨之际，龙应台又发表一文：《今天这一课：品格》；台湾清华大学陈传兴教授快速写了一本书《道德不能罢免》；红衫军的诉求是“礼、义、廉、耻”，这四个大字今天还写在倒扁总部的大门上方。所有这些，全都是“道德努力”，它们的失焦，我在《施明德良知中的盲点》、《“南绿”依旧，反贪腐为何失败》等文章中已有详尽论述。 

台湾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我很早意识到，人类的政治文明有两道“门槛”。第一道是“民主”，那是“硬体”的制度，“软体”意识不成熟的社会也能建立起来，如印尼、阿富汗、伊拉克等。今天，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国家已跨过这道门槛，台湾亦然；第二道“门槛”是真正的“族群平等”，即，没有族群悲情、不打族裔牌、不用族群立场或“民族尊严”扭曲政治、文化、社会等议题。当今之世，能跨过这道“门槛”的国家寥寥无几，美国、加拿大是其中之二，另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出色，值得一提：南非。

“第二道门槛”主要是“软体”的观念意识，和制度关系不大。温哥华的故事就是最佳注脚：处在同一个加拿大的民主制度里，印、华两个少数族裔可以在选举时大打“族裔牌”，拉“族裔票”，搞“族党政治”，但这种事情在“主流社会”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主流社会”早已跨过“第二道门槛”，他们认清“族党政治”就是种族主义，视其为“政治乱伦”，没人会碰它。只有整体思维还浸沉在种族主义中不自知的印、华等少数族裔，才会对“族党政治”甘之如饴。

台湾今天就在这“真正族群平等”的第二道门槛前痛苦挣扎。台湾的困境不在民主不够成熟，而在用族群立场解释一切的“唯族论”，在“本土至上”的“族党政治”，在台独的“现代种族主义”。北高两市长的选举结果显示，是民主选票拉拔了贪腐的“本土”势力，“民主”反成为“现代种族主义”的帮凶。

从评论“华人团结参政运动”到剖析“本土”与台独，我批判“现代种族主义”已经年，但至今孤掌独鸣，难得回应。为什么？因为华人/中国人本就是种族主义倾向严重的族群，“身在山中不识山”，看不清自己问题，或不愿承认。台湾发生的一切，再次证明这一点。

台湾的"民主"乱象

制度健全的国家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即使那些公共领域中的不同职位对人才特质的要求也存在很大差异。

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当前台湾地区：一方面，立法委员是选举产生的，而且基于迥异意识形态的政党争斗，一些冲劲有余而理性不足的年轻人就被选进了立法院，结果就导致了立法院不时地出现打斗之类吸引眼球的闹剧，却无法心平气和对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进行交流及规划；另一方面，行政机构各部分的负责人或者政务官主要来源于各大学的校长、教授以及名嘴，他们虽善长社会制度的长期规划却并无多少管理社会的实际经验，结果就导致了行政上的效率缓慢和改革魄力不足，这正是马英九政府饱受批评的重要原因。而且，政务官和地方官员都与具体实务打交道，具有相似的特性要求，从而这些岗位上的人才也具有应该较强的流动性：地方官积累了一定的实务经验和管理艺术后可以到中央部门任职，从而可以将他们所积累的阅历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同时，中央职能部门的政务官退下来后也比较适合到地方任职，这样可以继续发挥其在整体规划中所扩展的视野和阅历。相应地，立委与大学教授都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对社会发展关系的整理，具有相似的特性要求，从而这些岗位上的人才也具有应该较强的流动性：教授在学术造诣和对社会思考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之后就可以进入立法部门，这样有助于将其较为成熟的理论赋予实践，从而更积极地发挥理论研究的价值；同时，立委从立法部门退下来也比较适合进入大学教书，这样他可以对立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从而也就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理论。然而，在当前的台湾地区，这两类人才的流动渠道也完全混乱了：立法卸任后主要处所不是大学，而是竞选地方官员或者进入国营企事业等；而马英九挑选的那些职能部门负责人或政务官甚至大多都不敢去地方竞选，而热衷于回大学教书。

当然，这种颠倒现象不仅出现在台湾地区，而且也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现象，甚至在一些民主体制已经出现了上百年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主要不是大学教授而是文体明星以及电台主持更容易成为议会议员、立法委员、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为什么民主社会中会出现如此之多的人才非其所用的现象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影响力而非才能依然成为选举的决定性因素。

一般地，这种影响力的来源是多因素的，可能是因为在特定领域做出了贡献而成了公众人物，也可能是金钱势力、政治势力乃至传统势力的转移。正因如此，如果传承了他人的某种影响力，也就容易在选举中获胜，表现为政治的家族化和裙带现象，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普遍。显然，这也明显地呈现在台湾地区的政界，实际上台湾的立委绝大多数都有某种政治渊源。D.米勒强调，即使一个人在特定领域对社会作出了贡献，“但是在承认应得的同时不能损害地位的平等性；退休的将军应当被授予奖章，但不应当得到额外的选票或者享受特殊的医疗照顾。”但试问：在很多现代国家中，所谓的民主不是正在违背这一基本原则吗？无论是通过当政者刻意干预而产生的有意识结果，还是由民众自发投票而产生的无意识结果。事实上，即使在那些较为成熟的民主政体中，由于任用不够格的官僚会使政党在下次选举中遭到失败，因而周期性的选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当政者以其权力把参政、议政和决政的代表或委员变成荣誉性的奖赠，并有助于选择教育程度高的专业性人士担任这些公共岗位；但是，迄今为止的情形都表明，基于民主选举的最高领袖或官僚往往并非是具有高度社会性的哲人和能人，相反，二流演员出身的里根、施瓦辛格乃至五花八门的艳星和机会主义者都成为选举的胜利者。

可见，尽管民主选举确实可以防止传统官僚制中固定世袭的身份制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才的发现和使用；但是，如果民主选举的内容和范围如果得不到更恰当的界定或者不存在其他机制对民主选举进行修补，那么，由影响力决定的人选往往并不能实现人尽其才这一理想。事实上，正是由于现代社会抛弃了传统的资格考核机制而盛行着基于影响力的选拨机制，导致“赢者通吃”规则开始支配了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那些在一些专门领域具有某种优长的人往往可以把这种权威性拓展到其他领域，从而占据了他根本不具优势的地位。而且，正因为这些人在公共领域岗位上根本不具优势，平时也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花在社会发展思考和现实问题调查方面，从而也就根本不能实现古人所倡导的“在其位尽其事”，他们能做的而且乐于做的就是不断地制造出一些新闻所料以表明他们的存在。例如，在台湾地区，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立委报料、打架、锁门、占据主席台等现象，而且党派之间在很多议题上都截然对立，造成立法院往往流于空转。再如，在我们大陆，由于特殊的体制限制了这些年轻代表和委会的行为，于是每年人大或政协开会将近有10%左右的委员缺席，有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甚至从来不出席；或者，就不断地提出各种提案，似乎通过提案来标明他的存在，甚至出现了提案数量的竞赛。正因如此，在历届的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中，毫无操作性而充满噱头性的提案与日俱增，每年新闻媒体都在津津乐道于提案的创纪录性，但这些提案很少有真正成为制度和实施的。因此，要真正实现人尽其才这一理想，就必须深化对民主内涵以及民主机制的认识。事实上，当年孙中山在西方三权制衡的基础上增加了儒家传统上的考试院和监察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那些占据公共领域职位之人士的素质，这也是孙中山思想伟大之体现；不幸的是，这种制度在当前台湾地区徒具其形而无其实，一个明显的缺陷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立委因缺乏资格考核而往往所选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