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振林杀人案”带给我们的多重启示

一想到隆冬雪夜，手刃8人的凶残，任谁都会不寒而栗。然而熊振林的疯狂还不止于此。他被捕后，武汉市公安局对其进行了审讯，当被问及此次返回武汉的目的时，他的回答再次让人倒吸一口冷气：还想杀人！有时间的话，还准备再杀两三个！“有时间再杀两个”，听这语气哪像是在说杀人问题。如此可怕的平静，让人心寒胆颤。从新闻里还可以看出，熊振林此番杀人绝非临时起意，而是计划周详、预谋已久的。但没有人生来就以杀人为乐。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熊振林这般处心积虑且杀人不眨眼呢？许熊振林的这句话才是最合情理的解释——“杀一个也是杀，杀几个也是杀，反正是犯下了惊天大案，难逃一死”。

金融危机下，熊振林此前高价收购的废品，无法卖出，加之感情受挫、与员工间的小摩擦等累积的怨愤得不到发泄，都是其杀人的肇因。杀人虽是极端行为，但这些动机里却有一些人们并不陌生的因素。比如金融危机、情感纠葛、工作纠纷等。这些因素纠结起的戾气，我们不能不察。因为暴戾的外壳，或许包裹着脆弱的内核。现代社会，人们承受着各种高压，焦虑若难缓解，暴戾因子随时可能产生。有时口角之争所沉积的怨恨，若得不到及时疏导，经过时间发酵，也可能演化为惊天血案。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生计问题必更加突出，公众的心理危机干预，更是刻不容缓。社会成员间，若能和善友爱，宽容以待，摩擦纷争必会减少，戾气和杀气也能逐渐消弭。

如果性格偏执、行为血腥不是与生俱来，那么，考察熊振林一步步走向疯狂的心路历程，对于避免再次出现“熊振林”而言，是有价值的

熊振林:“我本性并不坏” “生活很绝望”，“我得不到的葡萄就要亲手把它捏碎”。

前妻刘季华看到了熊振林真实的一面:性格内向、报复心强;不善于与人交流，缺少朋友;有什么都憋在心里，尤其是有很重的“香火”情结。具备一定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陈光友则认为，熊振林走上犯罪的道路是其个人的问题，不能都归咎于社会问题，也就是说要在他个人主观方面上找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熊振林藐视国家法律，漠视他人的生命。当然，本案存在一些诱因，如婚姻问题，经营亏损问题，但这显然不能成为其杀人的理由。如和前妻复婚不成、和朱德清不能结婚，作为只有34岁的男人，而且还有一定的资产，除这二人外，再建立一个家庭不是难事;他的收购站月流水经营几万元，但亏损1万元左右就杀人显然有点荒唐。其杀害朱德清是因“得不到她就杀死她”以及杀害张家国等人，体现了他很强的报复心理。他存在一些个人性格问题，或者说心理健康问题，但不存在精神方面的问题。

熊振林的“心魔”如何形成，且听专家分析熊振林的犯罪心理：

人格很不健全。熊的成长过程暗含着其人格形成的不健全，表现在自闭、虚荣、孤僻、暴躁，且不善于应对这些消极心理。熊振林为熊母改嫁后所生，与3个同母异父哥哥少有亲热，年少时母亲的溺爱使得他有较强的恋母情结。后来娶比他大3岁的刘季华为妻，爱上比他大很多的妇女朱某，都说明了这一点。熊振林对女性的极端依赖致使他先后被两个女人拒绝后绝望甚至产生极端的思维逻辑，也就是他所说的“我得不到的葡萄，就要捏碎”。

面临两大挫折，缺乏应对危机心理。从熊振林案发前情况看，熊振林的感情和事业遭遇重大挫折。感情上，觉得自己感情受到欺骗而离婚，，然后向大自己10多岁的情人求婚又遭拒绝；事业上，废纸收购价下跌，生意一落千丈。两大挫折之下，对人格健全的人来说，健康、理性的思维或许可以应对，但对熊振林这种人格不健全的人来说，就极易发生极端事件。

挫折心理的调试技巧：

倾诉法：也称发泄法，即将自己心理的痛苦向他人倾诉。受挫后，如果把失望焦虑等负面情绪封锁在内心，会凝聚成一种失控力，很可能摧毁肌体的正常机能。适度倾诉，可以将失控力随着语言的倾诉逐步转化出去。倾诉作为一种健康防卫，既无副作用，效果也较好。

弱化情境法：任何一个挫折作为一种信息，它总是通过人的感觉器官，输入到人脑再通过人的感知、记忆、思维、想象进行加工，而后才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如果一个人将挫折事实输入了大脑，那就尽可能地不去加深记忆、不去思考、不去想象，也就是对这个信息尽量不储存、不加工，更不要将其放大，自寻烦恼，万不可将挫折无限放大。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最能使自己感到自信、愉快和充实的活动上去。

目标法：挫折干扰了原有的生活，毁灭了原有的目标，重新寻找一个方向，确立一个新的目标，这就是目标法。目标的确立，需要分析思考，这是将消极心理转向理智思索的过程。目标一旦确立，人就会生出调节和支配自己新行动的信念和意志力，从而排除挫折干扰，努力进行达到新目标的行动。目标法既可以抑制和阻止不符合目标的心理和行为，又可以激发人们鼓起勇气从事达到目标所必需的行动。

来自权力的冷漠是暴力的根源
魏剑美

“南平血案”中，13个花季孩童倒在了血泊中，原本生活在童话之中的他们肯定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同样，身为成人的我们也无法理喻，是什么样的仇恨让这个名叫郑民生的男子对无辜的孩子们生出杀机？

媒体和民众用所能想到的种种代表残暴和罪恶的词汇来对凶手进行声讨，比如“屠夫”、“穷凶极恶”、“丧失人性”、“变态恶魔”等等。但我注意到，这个杀人如麻的凶手事实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弱者，他身上一点强悍的气质也没有，且不说平日里他的“老实本分”、“与人为善”、“不爱说话”、“非常普通”，即便在杀人的过程中，先后有学生的妈妈和环卫女工阻扰，手持利刃的他却没有对之行凶，而在门卫手持拖把命令他放下刀子时，已经杀死杀伤13个人、注定只有一死的他却乖乖地放下了刀子。这哪里像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暴徒！在面对成人世界的时候，郑民生事实上是非常自卑和非常怯懦的，哪怕是一个稍有反抗能力的妇女、一个没有多少攻击力的拖把都可以让他失去自信。他的可恨和可怜之处就在于，他只能从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孩子那里去展示他的破坏性。

值得重视的是，与在上海警局造成六死三伤血案的杨佳不同，南平血案中的凶手并没有特定的报复对象，他的仇恨是泛化的。这事实上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即便是一个原本怯懦的人，也可能被生活中潜在的羞辱和压力所激怒，从而做出“拔刀向更弱者”的残暴之事。

那么郑民生内心的屈辱和仇恨又来自何处呢？官方和媒体的说法是工作上的失败和爱情上的失意。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他最直接的原因，但肯定还有此外的社会性的原因。如果仅仅强调其境遇的特殊性而忽略其普遍性的话，“南平血案”则很可能白白付出了8条生命和5个伤残身体的惨重代价。

郑民生所生活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现实环境呢？也许从案发后一系列事件中相关部门和领导者的态度中可以窥管知豹： 面对家长和社会对学校开门时间和没有保安等问题的质疑，南平市教育局副局长廖汉仁说学校大门是否打开与凶徒能否行凶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不能因为家长个人的原因而增加学校的管理负担”，“也想聘请保安，但是苦于无编制”。这种典型的官僚思维和官僚腔调，首先就是逃避责任，而不是反躬自省和试图改善。其“没有必然联系”、“不能增加学校的管理负担”、“苦于无编制”之类的屁话无论是否在理，传递的姿态首先就是冰冷的，麻木的，卑劣的！

在遇害学生家庭抚恤金的问题上，当地政府出台了一条冰冷的规定：家属及早将学生遗体火化，将获得额外的补偿款，25日火化，可拿到3万元，之后逐日递减一万元，再晚就拿不到这笔钱了。将遗体火化时间与钱挂上钩，直接伤害到家长们的感情，可见南平官员处事态度的简单粗暴。

南平市委宣传部的人命令记者交出记者证，并且威胁记者说“你在这里煽动和挑拨群众。你等着，我有办法收拾你”，负责媒体沟通和新闻宣传的官员对外地记者尚且抱着“管治”、“对抗”的心态，对本地媒体和民众的态度更是可想而知，这样的管理水平怎能不惹出更多的事端？

南平市委书记在医院看望受伤儿童时，突然有妇女跪地喊冤，说是8岁女儿被人强暴申冤无门。该书记无动于衷任由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喊冤妇女强行架走，该妇女大声喊道如不能申冤自己也要学郑民生杀人。堂堂市委书记当然有足够的理由将该妇女的喊冤视为冒犯，官方的解释也说该妇女应该去正常渠道上访，但问题是如果“正常渠道”能够解决问题的话，这个妇女又怎会费尽心思来书记大人面前“丢人现眼”？

……

在惨绝人寰的血案面前，连外国元首都对南平表示哀切和慰问，当地官方的表现却如此让人齿冷，种种信息都传递出冰冷、僵化、机械的官僚思维和官僚姿态。不难想见，在琐碎的日常工作中，他们又能有多少对公众的善意和对事业的热情！

风起于青苹之末，我们很难说郑民生内心深处的屈辱和仇恨与上述人等的官僚思维和官僚行径完全无关，最起码那个跪地喊冤的妇女已经明确表达“如果不能申冤我也要学郑民生去杀人”。这或许是一句气话，但其内心的屈辱和愤怒却是显而易见的。

在2010年新春团拜会上，温家宝总理一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赢得了广泛赞誉。事实上，对“人民公仆”来说，“让每一个人活得更有尊严”应该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理念，更是一种公共安全理念。道理很简单，冷漠往往是暴力的根源，尤其是来自权力的冷漠。

针对近日发生的多起针对儿童的袭击事件，温总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不但要加强治安措施，还要解决造成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温总理说，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凤凰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