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权力的冷漠是暴力的根源
魏剑美

“南平血案”中，13个花季孩童倒在了血泊中，原本生活在童话之中的他们肯定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同样，身为成人的我们也无法理喻，是什么样的仇恨让这个名叫郑民生的男子对无辜的孩子们生出杀机？

媒体和民众用所能想到的种种代表残暴和罪恶的词汇来对凶手进行声讨，比如“屠夫”、“穷凶极恶”、“丧失人性”、“变态恶魔”等等。但我注意到，这个杀人如麻的凶手事实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弱者，他身上一点强悍的气质也没有，且不说平日里他的“老实本分”、“与人为善”、“不爱说话”、“非常普通”，即便在杀人的过程中，先后有学生的妈妈和环卫女工阻扰，手持利刃的他却没有对之行凶，而在门卫手持拖把命令他放下刀子时，已经杀死杀伤13个人、注定只有一死的他却乖乖地放下了刀子。这哪里像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暴徒！在面对成人世界的时候，郑民生事实上是非常自卑和非常怯懦的，哪怕是一个稍有反抗能力的妇女、一个没有多少攻击力的拖把都可以让他失去自信。他的可恨和可怜之处就在于，他只能从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孩子那里去展示他的破坏性。

值得重视的是，与在上海警局造成六死三伤血案的杨佳不同，南平血案中的凶手并没有特定的报复对象，他的仇恨是泛化的。这事实上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即便是一个原本怯懦的人，也可能被生活中潜在的羞辱和压力所激怒，从而做出“拔刀向更弱者”的残暴之事。

那么郑民生内心的屈辱和仇恨又来自何处呢？官方和媒体的说法是工作上的失败和爱情上的失意。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他最直接的原因，但肯定还有此外的社会性的原因。如果仅仅强调其境遇的特殊性而忽略其普遍性的话，“南平血案”则很可能白白付出了8条生命和5个伤残身体的惨重代价。

郑民生所生活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现实环境呢？也许从案发后一系列事件中相关部门和领导者的态度中可以窥管知豹： 面对家长和社会对学校开门时间和没有保安等问题的质疑，南平市教育局副局长廖汉仁说学校大门是否打开与凶徒能否行凶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不能因为家长个人的原因而增加学校的管理负担”，“也想聘请保安，但是苦于无编制”。这种典型的官僚思维和官僚腔调，首先就是逃避责任，而不是反躬自省和试图改善。其“没有必然联系”、“不能增加学校的管理负担”、“苦于无编制”之类的屁话无论是否在理，传递的姿态首先就是冰冷的，麻木的，卑劣的！

在遇害学生家庭抚恤金的问题上，当地政府出台了一条冰冷的规定：家属及早将学生遗体火化，将获得额外的补偿款，25日火化，可拿到3万元，之后逐日递减一万元，再晚就拿不到这笔钱了。将遗体火化时间与钱挂上钩，直接伤害到家长们的感情，可见南平官员处事态度的简单粗暴。

南平市委宣传部的人命令记者交出记者证，并且威胁记者说“你在这里煽动和挑拨群众。你等着，我有办法收拾你”，负责媒体沟通和新闻宣传的官员对外地记者尚且抱着“管治”、“对抗”的心态，对本地媒体和民众的态度更是可想而知，这样的管理水平怎能不惹出更多的事端？

南平市委书记在医院看望受伤儿童时，突然有妇女跪地喊冤，说是8岁女儿被人强暴申冤无门。该书记无动于衷任由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喊冤妇女强行架走，该妇女大声喊道如不能申冤自己也要学郑民生杀人。堂堂市委书记当然有足够的理由将该妇女的喊冤视为冒犯，官方的解释也说该妇女应该去正常渠道上访，但问题是如果“正常渠道”能够解决问题的话，这个妇女又怎会费尽心思来书记大人面前“丢人现眼”？

……

在惨绝人寰的血案面前，连外国元首都对南平表示哀切和慰问，当地官方的表现却如此让人齿冷，种种信息都传递出冰冷、僵化、机械的官僚思维和官僚姿态。不难想见，在琐碎的日常工作中，他们又能有多少对公众的善意和对事业的热情！

风起于青苹之末，我们很难说郑民生内心深处的屈辱和仇恨与上述人等的官僚思维和官僚行径完全无关，最起码那个跪地喊冤的妇女已经明确表达“如果不能申冤我也要学郑民生去杀人”。这或许是一句气话，但其内心的屈辱和愤怒却是显而易见的。

在2010年新春团拜会上，温家宝总理一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赢得了广泛赞誉。事实上，对“人民公仆”来说，“让每一个人活得更有尊严”应该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理念，更是一种公共安全理念。道理很简单，冷漠往往是暴力的根源，尤其是来自权力的冷漠。

针对近日发生的多起针对儿童的袭击事件，温总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不但要加强治安措施，还要解决造成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温总理说，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凤凰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