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民生效应（慈航）

恶性校园凶杀案，共同特点是滥杀无辜少年儿童，报复社会。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动机竟然是为了通过杀害素不相识的小学生这一恶劣行为唤取社会对自己的关注。这些凶手大多是社会失意者，为了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他们选择杀人的方式来满足心理需要，由于怯懦，不敢攻击成人，所以选择没有抵抗能力的无辜儿童作为袭击目标。

社会失意者出于对社会的报复，一旦对弱势群体做出恶性事件引起社会轰动效果后，可能引起其他社会失意者在得不到关爱或冤屈无法申诉时就拼力效仿。我们姑且把这一现象称之为“郑民生效应”。3月26日，在福建南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一位中年妇女突然向前来医院慰问受伤孩童的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拦路喊冤，并口出惊人之语：“我女儿的冤屈得不到伸张，如果你们不处理好，我也去杀人!”这是这典型的“郑民生效应”征兆。

我们先来看郑民生怎么从一个“蛮喜欢小孩又有点懦弱”的医生就变成丧心病狂的杀人犯的。从现有资料看，郑民生在经济、情感两方面遭遇重挫。在审讯中，他交代自己的作案动机：计划杀30个小学生，要让社会因为仇恨他而追究背后的原因，进而牵出他的老领导和第二任女友，令他们也被仇恨。他供认，不想活，但不想默默无闻地死去，所以制造了这起惨案，“让世界注意到我的存在”。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共同造成他事业和爱情的失败，造成对生活和生命的彻底绝望。社会因素方面，近年来，房价高、就业难、公权滥用、分配不公等因素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恶化了弱势群体的经济环境；官场腐败、社会道德下滑，增强了弱势群体“仇官仇富”心理，增添了巨大的社会精神压力。《深圳市心理卫生状况调研报告》（2009年）：各类精神疾病终身患病率为21 .19%，年患病率为17.29%。也就是说1/5人患有一种精神疾患。他们中最无助、最脆弱、最温柔、最沉默的一小部分，当忍耐力不能承受精神重压之时，就有可能丧失理智，发起疯来，拿起利刃，分不清邪恶和善良，伤害许多无辜的生命，残忍地进行大范围的社会报复。个人因素方面，郑民生明显地对他人对社会的有一种嫉妒心理：自己不幸福，他人也别想有幸福，社会也别想安宁。这种心理也是被社会重压所扭曲。从凶手个人的角度看，社会失意者先是弱势群体中一员，然后才是凶手。

卢梭在《爱弥儿》第14篇里说：“在有些民族当中，一个人用不着努力修养也能成为善良的人，而且，在没有道德的轨范可资遵循的时候也能够做事公正，这样的民族才是幸福的民族！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种恶劣的境地，使处在这种境地的人不为非作恶就不能生活，使处在境地的人民由于生活的需要而不能不做骗子，那么，该绞死的不是这个干坏事的人，而是那些促使他去干坏事的人。”如果一个人想活得有意义有尊严，只有活在民主平等、公正公平、博爱和谐的政治体制下，才会有尊严的活着感觉和活着的快乐，才不会选择行骗和凶杀，才不会选择毫无意义、惹人注目的死。社会无论如何发展，总有民众不满意的地方，尤其是弱势群体和社会失意者。只有一个和谐、包容的社会真心实意地关爱他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关注他们的正当诉求，疏导民怨，消解戾气，建立民主平等、宽容温暖的社会氛围，才能使众多的“郑民生”有做人的尊严和活着的幸福，才不会做出惊天动地害人害己害社会的悲惨的事情。

拿什么终结郑民生效应的恶劣传染（曹林）

选择社会最脆弱地方报复社会，拿最没有抵抗力的孩子下手，郑民生传染了一种非常可怕的暗示。首先应该是在道义上坚持谴责和批判这种报复社会的恶劣行径。郑民生案发生后，舆论一片谴责之声，然而也有一些人站到了同情郑民生的那一边，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体制，认为郑的精神问题源于社会的精神问题，恶不在个人而在体制，是体制的迫害使郑从一个救人者变成一个杀人者。我是非常反感这种一出问题就统统往体制上推的论调的，顺着这种逻辑郑民生会被描述成一个反抗体制、反抗不公的英雄。这种思维看似深刻和站在道德高地，实际是一种鼓励以暴制暴的嗜血逻辑，一种渲染仇恨、推崇暴力的血腥思维。你受到不公待遇，你就可以杀人了，就可以拿那些无辜的孩子报复吗？一个失去理智的人屠杀孩子报复社会，不去谴责这种恶行，反而为这种失去理智的行为寻找道义借口，这样的论调无异是在为血腥报复推波助澜，在社会中传递了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心理暗示。郑民生心灵扭曲了，我们不能跟着他一起扭曲。终结郑民生的恐怖传染，首先就是击碎他们那种“报复社会”的道义幻觉，收起那种不分是非的同情。社会要有这样的共识，报复社会杀人，是不可赦之恶；拿最无辜、最脆弱的孩子下手，更是万恶不赦。另一方面是从校园安全防范着手。校园是一个社会最脆弱的地方，它很容易成为作恶者选择作案的地方，管理者不能存有侥幸心理。斩断这种犯罪传染，可能还需要许多层面的努力，起码先要在这两个方面扎牢安全的篱笆。

有人说，“没什么比孩子的苦难更触痛我们，没什么比孩子的安危更揪人心”。而郑民生、陈康炳等人为什么会专门找孩子下手，正是他们摸清并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对没有防御意识与反抗能力孩子下手最容易实施他们的报复手段，而更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对孩子采取暴力手段更能够刺痛国人敏感、脆弱的神经，更容易达到他们报复社会的目的。这些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就凭着本能，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这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手段，通过向比自己更弱小、更无辜的群体进行施暴，让世人与他们一样去领略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有一句俗语叫做“破罐子破摔”。这陈民生、方玲、郑康炳们未必就不是抱着一个破罐子破摔的想法：豁出自己一个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要让社会因为对他们的凌辱、冷漠、藐视付出代价。人们虽然完全有理由仇恨这种行为，尤其当破罐子破摔的碎片伤害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时候。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反躬自问，这些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破罐子？！他们又为什么要破罐子破摔？！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这个社会是否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因此，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关：爱别人，其实就是拯救自己，这不是说教，而是人生的哲理。希望大家能够从现在做起，从社会的每一个人做起。这不仅仅是郑民生事件给我们的一个警示，更是对文明社会道德与智慧的一种检验，责任与良心的一份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