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太强，部分人人格不够健全。面对困难，他们不是做出更多努力改善生活，而是受挫绝望求助无门后，采取极端行为。但不能不提的是，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怀不够。政府对失业者缺少关怀，社会对弱者缺少同情，是“郑民生”们走向消沉、绝望、愤怒的原因之一。（杨勇超）

作案者都是社会底层人物，都是弱势群体，他们对生活状态不满足。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40、50后人员面临下岗、被淘汰等危险，巨大的生活压力下，有人采取了极端行为。发生惨案的最根本原因，是在社会转型矛盾纠纷集中的今天，部分底层人物生活得不到满足的现实。社会贫富悬殊，社会分配制度不公，这个问题的解决，却是长期性的。（李贵成）

长期失业在家的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心理状态是最脆弱的，也最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

世间从来没有无端之恶，人性的灾难或许就肇始于那些折射于社会末梢神经的一个厌恶的眼神和一声不屑的讥诮。马加爵、邱兴华、杨佳、熊振林、张云良……类似的悲剧主角名字可以列出很长一串。几年前引爆舆论的“少年阿星杀人事件”主角阿星曾说：“我觉得难忍的倒不是穷。只要别人对我好一点就没事。”这是一句近于哀求的幼稚的表达。关于阿星的报道中有些细节震撼人心，比如道德的沦丧人机冷漠，就连“砍手党”的亲人都是如此。“被枪毙了的，只要他给家里留下了一些钱，十万、二十万，家里都不会难过很久的。”

而这个“不会难过很久”，投映于张云良女儿身上，就是将他的“自杀宣言”当成“勒索借口”而毫不介怀。甚至在他拖着几十人死后，记者看到他的有些亲戚仍是一脸平静。对于收到亲人的号称和别人不一样的死法的“威胁”，难道我们都可以毫不在意吗？社会中每个人也都不是孤岛，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否则，没有人能逃出阿星所说的那张“网”。当然，这不是谴责某个个人对某起极端的公共安全事件负多少责任，而是说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力所能及地去关心身边“潜在的绝望者”。在他们绝望之前给其足够的希望，政府部门自然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