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父亲说我是天才 唯一工作是让我考上音乐学院

我坐在父亲破旧的自行车的后座，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我们在找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我们知道大致的方位，但还是迷路了。后来我们了解到，这段路一般骑一小时就能到，但今天我们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当我们骑车穿过这个巨大的城市，我不由自主地拿北京和沈阳做比较。在沈阳，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小钢琴家，我的照片还上过报；在北京我什么都不是。在沈阳，父亲是一个身居高位的警官，别人对他又怕又尊重；在北京，没人理睬他，他只是一个骑着一辆三手自行车，车后带着一个胖小孩的男人。在沈阳，我们认识每一条街道、每一条马路，我们坐着他的警用摩托车穿过了所有的大街小巷；在北京我们隔几分钟就迷一次路。在沈阳，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中；在北京，我们的生活却是一团糟。

父亲说："你和这个老师见面，应该会很顺利。她会看到你的才华，教你如何提高。你会有长足的进步，一年半后就能考进音乐学院。那以后，你的老师都会是国内最好的老师。所以你一定要给这个老师留下好印象，这很重要。今天你一定要弹得十全十美。"

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弹得很完美--如果我们不得已要在北京忍受磨难，生活在又脏又乱的环境中，那我怎么也不会让自己在弹琴上失败。无论如何，我得要给这个老师留下好印象。

从我和我的新老师见面的第一刻起，我就能感到她的脾气。见到她之前，我以为她会是个像朱教授那样的人，会喜欢我的演奏，会表扬我，支持我，给我鼓励，但"发脾气教授"--我给她起的名字--没有耐心，待人冷若冰霜。她个头很矮，手非常小，对我的弹奏没有任何反应。她从没有说过我有任何天分或潜力。尽管大多数听过我弹琴的音乐家都说，我的演奏既有感情，又有技巧上的火花，但她从没有这样表示过。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赞赏的话。每当我弹完一首曲子，她就会点点头，说："还凑合吧。"

除了当老师，给音乐学院的考生上课，她同时又是在音乐学院任教的教授。"这就是为什么你得要听从她的指导，"父亲在我们上完第一堂课离开她家的时候说，"这很重要，她是你进入音乐学院的关键。她知道考官想要的是什么，期待的是什么，因为她就是考官中的一个。"

"但是她为什么老是对我发脾气？"

父亲纠正我说："那不是发脾气，那是职业作风。她没工夫尽对你说好听的。她不是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她是有高级职称的教授，有重要的工作去做。她要做的就是挑战你。你要做的就是听她的。"

我坐上自行车的后座，我们俩骑着车融入了车流。空气污染在午后开始蔓延，天空脏脏的，带着一抹褐色。我说："我不喜欢她。"

父亲吼叫着回答说："你不需要喜欢她。你只要听她话就行。"

我在北京这个大都市的新生活分成三部分：跟发脾气教授上课，练琴，上小学。

我不在乎练琴。发脾气教授教我学很艰深的曲子的时候，我喜欢那份挑战。如果我学得很快，我知道她会注意到的。

但到最后，我也从来没能让她注意到我有任何可取之处。如果她注意到了，她从来没有对我有任何表示。她对我表达的唯一的情绪是失望。

她会说："你的节拍不对。你的短句划分不自然。你不理解作曲家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你这琴弹得像个到最后自杀了事的日本武士。"

"你这琴弹得像个种土豆的农民。"

"你这琴弹得白开水一样，一点味道都没有。你得弹起来像可口可乐一样。"可口可乐那时刚刚在中国上市不久，很受欢迎。当我问她怎么弹才能弹得像可口可乐，铃声总是在那时响起，她会对我说：我的课结束了。

她说我的演奏没有中心，没有音乐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把霍洛维茨、鲁宾斯坦、施纳贝尔的伟大的录音唱片都扔到了窗外，把乐谱都烧毁了。她说我弹琴就和那些人一样，好像是我把音乐扔到了窗外。她还说，我对音乐没有感觉，有的只是疯狂的奇想。

她的批评让我忧虑，但父亲并不担心。他说："这才是真实的世界。沈阳是个童话世界。这儿的老师说话不留情。她很严厉，这很好。你要的就是这样的老师。"事实上，我后来了解到，发脾气教授当年的钢琴老师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教她的。

暖和的日子没持续多久，天气很快转冷。公寓里没有暖气，一丝暖气都没有。我们靠着母亲按月从沈阳寄来的钱维持生计，可那一千来块钱刚够我们交房租，付钢琴课的费用，买蔬菜、鸡蛋，偶尔买一块鸡肉。我们连买一只小型取暖器的钱都没有，当然电视就更不用提了。在我练琴的时候，父亲给我穿上厚厚几层衣服。我会穿上两条裤子，两件衬衣。弹琴带来的热力让我的双手保持温暖。事实上，我常常弹琴弹到深夜，好不用太早上床。床上太冷，冻得我睡不着。为了确保我能睡得好觉，父亲会在我前面先爬上床睡一会儿，把床睡暖和。

但是我深夜的练琴并不仅仅是生存的策略。练琴对我，还有对父亲来说，都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他反复说："如果你练得再勤奋些，你最终会让老师高兴的。你必须尽全力让老师满意。"我无法忍受达不到她的期望。如果这意味着我必须更辛苦地练琴，那也没什么。然而要去讨好这个从来不觉得我有任何优点的老师，这个想法也同样让我无法忍受。

起先，我晚饭后练琴会练到七点，后来延到八点，后来又到九点、十点，有时甚至到十一点。公寓楼的墙壁很薄，四周的邻居，甚至隔壁楼门里的住户，开始抱怨了。

"吵死人了！"

"那音乐简直快把我逼疯了！"

"你再不停下来，老子毙了你！"

"我会打断你的手！"

"我会叫警察！"

父亲会平静地说："别理他们，继续练琴。"

如果他们还接着抱怨，父亲会冲他们喊话："我儿子是个天才！免费听他弹琴是你的福气！有一天人们会花老多钱去听他弹！"

最后有人真的叫了警察。一天夜里，有人大声敲门，一个声音喝道："警察！快开门！"两名表情严肃的警官冲了进来，就像是要抓两个罪犯一样。

他们问我的父亲："你的就业许可证在哪儿？你的北京市暂住证在哪儿？"

父亲没有就业许可证。他唯一的工作就是确保我能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我们也没钱办暂住证。他承认他没有证件。

1982出生的郎朗恰好赶上了中国的第一次“钢琴热”，3岁开始学琴，17岁成名国际的经历对中国千万琴童家长来说简直是一部成才的“教科书”。影片《郎朗的歌》邀请郎朗父母回忆了郎朗走上钢琴道路的点点滴滴。电影真实再现了郎爸郎妈望子成龙的心愿，也毫不隐晦地讲述了郎朗在学琴过程中严格甚至苛刻的学琴经历。郎朗的父母不仅采用了中国典型性的家长式教育方式，更是在培养孩子方面抱着“毅然决然”的态度，郎爸更是不惜辞职陪郎朗到北京求学，四处借钱去外国参加比赛……这些一段段心酸往事不仅让观众深刻感受到“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苦楚，也验证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才苦训，郎朗在家长的指导下，每天超过8小时的刻苦练琴，为日后的一举成名打下坚实基础，最终成为世界顶级钢琴家。影片中展现郎朗的家庭是典型的“严父慈母”的模式，而郎朗能有今天的成绩，郎爸可以说是居功至伟。在片中，郎爸不止一次谈及自己的教育心得：“小孩子要有一技之长，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孩子将来什么模样小时候都能看出来。”郎爸从始至终都非常自信自己的儿子是钢琴天才，不过他也强调说：“家长要有清晰的认识，知道自己的孩子到底适合什么，在什么方面是有天赋的，我对儿子的信任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征求了许多专家的意见之后得出的结论。”　　对于电影中谈及的教育方式和争议话题，郎爸表示：“天赋和努力固然重要，但是需要家长的督促和坚持，如果你能让孩子弹琴的时间超过玩电子游戏，那么就成功一半了。”同时，郎爸也提醒道，对于学钢琴的孩子来说，千万不要盲目跟风，如果希望成为独一无二的演奏家，就必须跳出固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