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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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xmyx 回复数：18 浏览数：25096 最后更新：2010-05-12 12:34:54 by agx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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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yx 发表于 2010-05-06 09: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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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
“官本位”意识是指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把做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同时又用做官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评判一个人的地位和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官本位”意识导致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行为和各种官僚主义现象。 “官本位”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而是通俗的说法，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说法起源于经济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金本位。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以黄金为单一的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的价值。由此看来，在最初提出这个名词时，官本位至少有这样一层意思：把是否为官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含义渐丰，不仅限于此。 官本位是官的本来涵义的异化。本来，官是一个较为好听的名称：处理国家公务曰官。官者，公也。《汉书·盖宽饶传》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说苑至公》：“博士鲍白令之对秦始皇曰：‘天下官则让贤，天下家则世断，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可见，官的本义是“为公”。正因为以“公”相通，才有了尧舜禅让的佳话。韩非子在其名篇《五蠹》中就说到“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但是在后来，人们的这种观念就发生了转变。也就是在韩非的那个时代，社会上就产生了重官的思想：“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对官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官本位的思想观念。 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至少包括了这 四点内涵 ：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在多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包含了官本位意识 , 官本位思维、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机制、官本位现象、官本位行为等多方面的意思” 官本位具有特定的涵义，指的是一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当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首先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 1956 年，在其所著的《比较政治系统》中，他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每个政治体系都表现为一个待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这种特定的模式便是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从个人看政治文化是个人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估的主观倾向。此后，对政治文化的界定莫衷一是。一般认为 S· 韦伯的解释比较典型，他把政治文化解释为“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在这个概念上，基本上都认同的一个内涵是：它是“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观念形态，“包括政治认识、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动机、政治意向、政治信念、政治思想等”。 政治文化处于政治与文化两者交界层面上。由此看来，官本位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取向、社会心理即可被列入政治文化的范畴。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其实官本位政治文化具有两个承载的主体：为官者和为民者。其内涵的前两个方面主要指的是前者，后两个方面则主要是指后者。但在讨论官本位的内涵时，这两个主体又不可以截然分开，因为官可成为民，并且官也是社会的一分子，更重要的是民通过各种途径也可能成为官。以这两者为主体的政治文化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官这一主体的形成要比民来得早，因为它是这一政治文化直接寄生的载体。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文化，便是这一社会的主政治文化。显然，无产阶级政治文化是当代中国的主政治文化。而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则属于封建政治文化，属于封建官僚阶级政治文化。而在阿尔蒙德看来它应该属于臣属政治文化。因为在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属民对政治体系是完全被动的，只与政治体系的输出相关，却并不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 “官本位”是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很大的危害。因此，从“五四运动”时代，就受到进步思想家们的尖锐批判。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人民民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彻底破除封建制度的影响。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指出，共产党人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但是，由于“官本位”的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意识的俘虏。于是跑官、买官、卖官，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职位，明哲保身、不思进取、但求无过、一切为了保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等现象都出来了。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任，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这种精神状态是与我们党的性质和任务、与我们在新世纪的伟大历史使命极不适应的。“官本位”意识直接导致官僚主义。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中国是重"官"的社会，人们都想当官，又都怕官，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官本位内涵与外延 官本位是一种思想意识、一种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是指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同时又用做官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一切为了做官，做官为了一切，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连"祖坟也会冒青烟"。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官为百业之首，唯有走上仕途，才能出人头地。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要摆脱贫困和低贱的社会地位，除了入仕，别无他途。人们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读书为了做官，做官意味着光宗耀祖。于是乎，"学而优则仕"，人们是否入仕为官，能否官居高位，成了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成了人生两大幸事。就连商人也不例外。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卖官鬻爵"使官位有着强劲的买方市场。官本位意识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维护和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范进中举"后的种种神态，恰是这种观念生动而真实的写照。 官本位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意味着当官就有尊严，有权就有一切。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社会上形成了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的盛行。官职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官级不仅影响活人，人死后有没有追悼会、悼词长或短、安葬谁掏钱、安葬在何处，都视官职大小而定。各种会议，甚至是学术会议或专业会议，行政领导都要头排就座，而且特别讲究领导与会级别、座次安排，以至于会议座次安排是政府会议管理的最大学问。企业有级别，企业领导要对应行政官衔；演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要用官级来套；甚至和尚、老道，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官，以至于闹出"处级方丈"、"局级主持"这样的让人笑不起来的笑话。官本位现象已经覆盖了全社会，孩子们也沾染官瘾。一个几十人的小小班级，除了班长、副班长，还有学习委员、劳动委员、卫生委员、体育委员、文艺委员，少先队系统还有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带官衔的几乎占去班级的一大半。孩子们常常为了多一道"杠"而争得面红耳赤。实在没法安排了，可以当一个科代表。一个孩子当了值周生就高兴了一个礼拜，因为他从来没当过班干部，值周生至少可以过一周的官瘾。家长们为给孩子谋个一官半职，不惜给老师请客送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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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yx 发表于 2010-05-06 09: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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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在官场争斗中沉没 文 / 静勤 “是啊，你是政治中人，而且在仕途中能走到今天的位置对任何人都有戒备，可能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说实话，这就是官场中的虚伪，我觉得官场是最可怕最肮脏的地方，它让太多的人从纯洁变得势利，从简单变得复杂，从好变坏，就象许多的清官最后变成了贪官，我是最讨厌官场的，也从来不交官场中的朋友，我觉得官场中几乎没好人了。”冰冰说的有些伤心，无奈的仰头看了一下天，闭上眼睛叹了口气。 “好官为了做事可以不顾家，这还是让人骄傲的，可有的，为了当官，为了往上爬，贪污受贿请客送礼，甚至出卖禸体灵魂，有的损人利己，有的拿爱去交换，有的干见不得人的勾当，有的耍谋搞诡计，伤害感，残害朋友，甚至……”冰冰一下子打住了。 “可是遗憾啊，经过这次的政治斗争，我的激情沉没了，我现在是一个输家，一个被人打垮的大输家，哪里还有什么激情，丫头，权利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它能让我施展自己，我还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做完。”楠森林的声音很小但冰冰听的清清楚楚。 “有人背后打了我的小报告，这是政治斗争，也是权利之争，我不能什么都告诉你，可是我心痛，因为我做事情的心被击碎了，我的激情也在这次争斗中沉没了” 我们讨厌复杂的虚伪的交往，讨厌官场式的斡旋。当官的人，表面上讲的好听是为了谁谁好，其实就两个字“利益” 老子（老聃）对官位，对权却看的非常轻，他讨厌官场上的明争暗斗，他讨厌不择手段的谋取官位，他认为战场上的搏斗是皮肉之苦，而官场上的争斗是伤心之苦。皮肉之苦好医，而伤心之痛难忘。他推崇许由的隐居生活。
在机关久了,就多了些感悟.每个人的境遇不同,对机关或所谓的官场的理解就有差别 2、在机关工作，永远不要对别人抱有100%的信心，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当他面临着一个比你更大的利益的时候，有可能会放弃你，这是游戏规则。 3、在机关工作，领导有矛盾了，不要以为全是坏事，很多时候，也是可以被下属利用的，就是要把握他们的利益冲突和互相牵扯。 4、在机关工作，千万不要被别人说的场面话感动，这些话自己将来也是会和别人说的。 5、在机关工作，不要苛求拥有很多知心朋友，这里不是交知心朋友的场所，但是这也并不排斥以诚待人，待那些可以且应该以诚相待的人。 6、一把手，只要是拥有权威的一把手，就是要紧紧团结的、要表忠心的、要依靠、要为他办事的人，一把手愿意办的事，他会想法办成的，这是树威信的需要，也是他自己事业的需要。 7、官场真是个训练人的好去处。在官场处久了，就分出来两种人来。一种是越发地得心应手，越发地离不开官场了；一种人是越发地讨厌官场，甚至生出逃离的念头来。后一种人有分出一类来，就是不愿意一直讨厌下去，想向第一种人转变。这种转变，多数是伴随着痛苦的，一些人经过痛苦，得道了，成了第一种人，痛苦就消失了；一些人却始终不得要领，痛苦就一直伴着，直至不堪重负，或破罐破摔，或彻底离开。 8、在机关工作，当兵的人喝多了，经常说的是大话；当官的喝多了，偶尔会说实话。 9、在最失意的时候，不要说抱怨的话——这些话在你得意的时候，会成为别人的攻击点；在最得意的时候，不要说猖狂的话——即使你在位上，也同样会有对手瞄准你的弱点，随时有可能给你致命一击。 10、你认为最朋友的人，当他出卖你的时候，打击可能是最致命的——这就是有必要提高所谓最好的朋友的标准；你认为也许并不可能是好朋友的人，你拿出交好朋友的心态对他，关键时刻也许可以给你一个很大的惊喜。 11、不要相信好朋友可以轻易地获得，那些都只能是面上的朋友，交知音，必须经过考验。什么是考验？那就是在你最需要朋友的帮助和支持的时候。所以，从来不要奢望好朋友有很多。好朋友太多了，就肯定出来让你后悔的好朋友来，而代价同样惨重。 12、不要每时每刻都给自己巨大的压力，很多时候，退一步，是为了更好的前进。 13、如果把官场比作城市，那么这就是座没有日出日落的城市。这里充斥的是公文和报纸，官话和空话，表演和滑稽，你渴望诗意的空气，那就走出这座城。当然，城外的很多人想进来，城内很多人并不想出来，可见，还是有吸引力的。 14、在机关，下级做事要举轻若重，既要做好，又要显得水平不如上级，做太慢了，显得水平不高，做太快了，显得不认真。 15、如果下级表现的比上级还能干，这个下级就是不能干了。 16、你看到的真实，有时要说成谎言，否则你就是不真实的；你看到的谎言，有时要说成真实，要不你肯定要被虚构。 17、机关工作，如果让用8个字来概括的话，我选择“举重若轻”“举轻若重”这8个字。可以细细品位，万变不离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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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yx 发表于 2010-05-06 09: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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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意识产生的根源及对法制的影响（转载） 作者：杨忠明
(一) 这种影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就发生在你我周围。“官本位”即以“官”为本，它事为枝。一切为了“官”，一切为了“本”。只要对“固官”、“固本”有利，可以不顾党纪国法，可以不顾国家利益，人民的利益，大胆枉为之。这样的案例我们可以常常在电视、报刊、电台中看到和听到。贪污受贿者有之，顾凶杀人者有之，违法违纪替自己的亲属谋职谋位谋官谋利者有之，万千气象，不一而足。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也可以听到和看到它的存在，如我们常常听到的“父母官”之说，就是典型的“官本位”意识派生出来的观念。 父母官之说源于何时，我没有找到具体出处。但可以肯定此说源于周代以降，盛于汉，固于唐。三千多年前的西周，为中国找到了适合国情的政治体制，即“封土建置”制(封建制)和以此相应的王侯封爵制。在中国历史上开始出现“王子”、“国王”、“大王”以及相伴而生的贵族阶层，王族阶层。 “王者，群之首也”，王家之说经过东周列国之争，得到巩固和发展。到两千两百年前的秦朝，“王者”变为“皇者”。“皇者，百王之王也”；随后的汉朝，在皇字之后加了一个“帝”字，“帝者，宇宙的创造者与主宰者也”。作为“王者”、“皇者”、“帝者”的历代之“百王之王”不仅是人间的父母，而且是上苍的使者，是人上人和人外人。 “父母官”之说的理论至此已十分完备，其根源已深入中国这块古老土地的每一方寸，深入千万民众之心。到唐王朝，对这一理论的细枝末节又进行了强固，在皇帝之后引入了将国家家庭化、家族化的“宗”字，如唐太宗李世民等。 从秦皇、汉帝到唐宗、宋祖，父母官之说呈现出日益巩固和完备。以致明朝出现《七品芝麻官》之类的艺术作品以及作品中的“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著名对白就不足为奇了。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父母官”之说仍有广泛的市场，仍然在官场使用。而《共产党宣言》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员、国家工作人员是“公朴”，是人民的“仆人”。“父母官”之说与此相悖，“公仆”成为“主人”的“父母”无法理喻。 可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自称或他称“父母官”者不在少数。究其原因，从官吏角度看恐怕有三个方面有关，其一是作为官吏阶层的人认为，十年寒窗而得的“仕”来之不易，作为“人上人”“立言、立功、立德”而高高在上，理所当然，无可厚非；其二是学业有成，上榜“探花”、“秀才”乃至“状元”，谋得一官半职，开始踏上“品级阶层”，有许多人从此投机钻营“官场”，一发不可收。随着“品级”的不断上升，远离乡土，隔绝乡情，忘了乡音，忘了父母。而他们不必自责，因为他们是“人上人”，“父母官”。在这部份人中，也偶有回首警觉不是之人，产生愧对父老乡情之情：“几回梦里忆桑麻，今日归来兴倍增；西邻老伯似相识，吩咐儿孙快沏茶。”其三是制度赋予谋得“仕”及“官”的人“社会资源的分配权”，用税赋累积起来的“社会资源”，分配权属于官吏。促使官吏们理所当然的居高临下视事务，登高望远一览众山小，总觉自己高明他人愚蠢，不可收拾。 从庶民百姓的角度看，浓厚的“官本位”意识为“官本位”制度的施行提供了肥沃的基础。其表现有三，其一是盼望“明君”莅临于世，给百姓提供宽松的生产生活空间。几千年来，中国百姓在高压政治的缝隙中求生存，一旦有位强调让百姓“休养生息”的“轻征薄赋”的君主出世，政治缝隙开始加大，便在蓝天白云之下的高梁地里，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里，荷锄扬鞭山呼“万岁”。秦皇汉帝、唐宗宋祖、元首明帝清皇中都有过这样的“明君”。远的不说，就说清朝的“康乾盛世”中的“乾隆帝”，在位六十载，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亿人大关。没有较为宽松的生产生活环境，人口发展是极难的。其二是企盼清官为民做主，这种思想意识和具体行为在中国古典文学及历史经典中比比皆是，俯首即得。庶民百姓含冤叫屈，告官见官后的第一句话便是“清天大老爷，请为民做主”。自觉地、主动地、诚惶诚恐地把当官的看成“青天”、“老爷”、“主人”，而把自己摆在了“小人”、“下人”和“仆人”的位置，仰望“大人”说句公道话。就是到了现代，此类行为少了，但思想意识还存在。有了冤事找当官的而不是找法律就是这种意识现实社会中的反映。三是盼神盼祖宗保佑平安。“神佑人生”和“祖宗在天有灵”的观念中国庶民百姓的脑中根深蒂固，且历史渊源流长，其地位神圣不可侵犯。新中国建国五十多年来，这种观念已经大大减弱，但并没有消亡，仍然顽固地存在于民间，还大有市场。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和地位，发明并实施了“天子”理论，即当今圣上是“天之子”，是“神授之人”，因此是“神之子”。违抗“圣上”的“圣旨”，即违抗“天意”“神意”。这种天子理论在“神佑人生”的肥沃土壤里茁壮成长，势不可挡，一泻几千年而不止。从“天子”理论衍生出来的“天才”理论，“娇子”理论，就是到了现代也还有市场，从一个侧面说明一种观念的形成和消亡是多么的不容易。 (二) 在中国，“官本位”既是一种思想，一种意识，也是一种体制。它与西方国家流行的“金本位”或“神本位”思想和体制形成显明的对照。两者的起源不同，前者产生于西周以降，已历时三千多年；后者产生于纪元初，历时二千年。前者导致了三千多年的“人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封建社会形态，后者导致了“三权分立”(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为特征的“法治为主、人治为辅”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在中国，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官本位”作为体制已经消灭，“封土建置”时代以“王、公、子、侯、勋、爵”为主要特征的等级制度已经废除。但作为一种思想，一种意识还远远没有消灭和废除，在某种程度上还大有市场。 我们从新闻媒体中常常可以看到，关于“跑官”、“要官”，关于“买官”、“卖官”的报道，这是法律不允，党纪不许之事。但为什么仍有许多人这么做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官本位”思想和意识在潜移默化中扎根于头脑深处，轻易不肯退去。在“官”或“吏”这个阶层的表现是“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为一己私利奔忙不止；在庶民百姓这个阶层的表现是盼望“明君、贵人”的出现，盼望青天“大老爷”拯救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宋朝包拯的故事千古不衰仍有市场就是一个例证。 (三) 官、民、法是组成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要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是在“人治”高度合法化的封建时代，西方野蛮的中世纪时代，仍然有“杀人者，偿命”，“借债还银”，“租地赋税”的基本法律规定。它们以“约定”、“俗成”等不成文法或民法的形式存在，制约或制衡社会的方方面面，促进社会发育，推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讲，官、民、法三者中，法是“制衡器”，是“第三种”力量，是独立于官和民的力量。在中国，由于“官本位”思想和体制的制约，“第三种力量”的理论是不认可的，发展也就成为不可能。特别是在封建制度下，认可了“第三种力量”，就等于否定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圣旨”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否定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中世纪前，西方社会也不认可这个思想，直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孟德斯鸠等现代法学的鼻祖，以及相继出版的《论法的精神》等著作后，法这个制衡器才被各种各样的“君主制”(如尼泊尔)、“君主立宪制”(如英国)、“共和制”(如法国)、“联邦制”(如美国)等社会制度认可并采用。并由此演化出“上下院制”(如英国)，“参众院制”(如美国)。以贯彻“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立的法学思想。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被凸现了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法”这个“制衡器”在中国现实社会中显出蓬勃的生机，日益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正在成为独立于“官、民”的第三种力量。 (四)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由于现实社会中“官本位”意识的普遍存在，对法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官本位”意识不承认“法”是人类社会的“制衡器”，不愿承认它既制衡官也制衡民这个浅显的道理。行为上的表现是“以言代法”，“以人代法”制民制事，而把自己排除在法律约束之外，任意胡来，胡作非为，如胡长青，成可杰等。这种行为的思想根源就是“官本位”的浓厚意识存在于头脑之中，拂不去，灭不了。一旦有了制民制事之权时，常常把法律当儿戏，言行常常游弋于法理之外。类似情况在许多干部中不同程度的存在，这对国家推行“依法治国”战略是个重大的障碍。如果不扫除或加以有效限制，所造成的影响将是恶劣和广泛的。 其次是“官本位”意识视干预执法、司法活动为正常。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和听到，某某领导为某某案件中涉案的亲属、朋友、同事、部下写批条，打电话或暗示，给涉案人员定性、求情。要求“从宽处理”或免除处罚。办案机关或办案人员因此常常处以两难的境地，依法处理得罪某某领导，不依法处理得罪人民群众，损害国家利益，关键在于执法人员不是机器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因此，往往是“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权从其轻”，对“官”握有“予、夺”权的某某领导，即使违法也得从。结果导致众多的“司法不公”，“执法不严”的案例以及由此引发的“官官相护”，“王子不吃官司”，“朝中有人，可以胡作非为”的传说和故事在民间流传。这种传说和故事的穿透力极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挽回的。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传说和故事会促使民众失去对国家法律的信仰，对干部失去信任。这就等于抽掉了普法、执法、依法治国的基础，使“法治”成为美丽的空中阁楼或海市蜃楼。 第三是“官本位”意识使立法过程变为部门利益的分割过程。上个世纪前，我国司法的立法调研和起草始于部门目前有所改变，如《工商法》、《税法》等最初都始于部门。“官本位”意识驱动部门领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了“一方”的利益不顾全局利益，不顾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基层执法职能交叉，重叠收费，管理混乱，法律打架，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听谁的。有利可图的蜂涌而上，无利可图的推诿扯皮。受害的是普通老百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终受害的是国家利益这个全局。 凡此种种，“官本位”意识对法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且带有根本性。“官本位”意识不除或不加于有效限制，“依法治国”方略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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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yx 发表于 2010-05-06 09: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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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位与神本位（转载）
西方人讲的是“他律”，是来自于宗教、法律等层面的约束，是一种契约社会。中古时代的西方，你不信仰任何一个宗教是不可以想象的，人的道德层面的约束完全依赖于宗教的约束。相同的宗教信徒自然会结成共同的社会团体，并且获得稳定的人际关系！ 中国由于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人以自我修养为主旨。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依然会“独善其身”，这就是“自律”！在中国各教派林立，甚至非宗教人士都能和平相处，把西方人羡慕坏了，都以为咱们是圣人呢。这就是中国以人为本，靠自我约束的道德力量产生的效果！ 东方文化之所以是人本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在考虑问题时往往以人为中心，例如孔孟的学说，他们对问题的考虑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怎样做才能称得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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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yx 发表于 2010-05-06 10: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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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科举的要害——学而优则仕？ 虽然我认为中华后期走向思维僵化的原因虽说很大程度上在于科举制度的僵化，八股文的桎梏。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文化“官本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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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yx 发表于 2010-05-06 10: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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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最怕当官的 在加国最怕没钱的 移民到加拿大来了以后，感受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可怕的对象，在中国和加国是颠倒过来的：在中国，最可怕的人，就是当官的，当官的是惹不起、碰不得的。但在加拿大却相反，越是官大的就越可以惹，没事的。至少对加国的媒体而言，其最怕的对象不是当官的，反倒是没钱的!一旦没钱的找到法律援助拿着政府的钱告媒体诽谤，那就让办媒体的，倒了血霉了。本文先谈谈在中国，最可怕的是当官的：惹谁都别惹当官的，或者与当官的有关系的，如官太太、或者官子女(如今有了个专有名词，官二代)。这可以从笔者的一个亲身经历谈起：当年笔者一不留神碰了一下，就挨了个嘴巴，还好，仅仅只是挨了一个嘴巴。移民到了加拿大来了以后，笔者慢慢才发现，这 加拿大的情况是颠倒过来的：当官的不但不可怕，更谈不上有什么尊严，至少在我们媒体面前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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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xm 发表于 2010-05-06 10: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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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九经升官记》片段 当官难、难当官，徐九经做了一个受气官。啊一个窝囊官，自幼读书 明朝玉田知县徐九经怀才不遇，经常借酒浇愁，只以为此生无望。一日，并肩王的小舅子尤金正在举行婚礼，安国侯的干儿子刘钰率兵闯入尤府，抢走了新娘李倩娘。于是，并肩王传谕大理寺捉拿刘钰；安国侯也批示大理寺严惩尤金。摄于双方的显赫权势，大理寺不敢问案，六部大臣也吓得逃之夭夭。这时，并肩王想起了与安国侯有宿怨的徐九经，便保举他为大理寺正卿。徐九经奉旨进京，满心喜悦，临行前向平日相好的酒家李小二辞行。小二送他一坛玉田老酒，谨表贺意。徐九经刚上任，书童徐茗探到侯府明日就要为刘钰和倩娘完婚。徐九经当机立断，以贺喜为名，前往侯府。侯爷先给徐九经一个下马威，命他报名而进。徐九经毫不示弱，与安国侯展开唇枪舌战，用激将法，把李倩娘赚出了侯府。可侯爷要他明日开审将倩娘断给刘钰，否则就要他的脑袋。徐九经灵机一动，想通过并肩王借出尚方宝剑以对付侯爷。于是他略施小计，把送给侯爷的那坛老酒又要了回来，前往并肩王府。王府的尤妃连声有请，殷勤接待，使徐九经受宠若惊，感恩不尽。尤金还出示了与倩娘订亲的婚书；尤妃也同意请来尚方宝剑。物证在手，稳操胜券，徐九经又把玉田老酒原封未动地带回。但是，徐九经夜审李倩娘时，才知倩娘确与刘钰鸳盟早订，而尤金确是无耻之徒，抢夺人妻者。恰巧李小二来探望徐九经，他是倩娘的堂兄，也证实了这个情况，徐九经大为震惊。此时，并肩王送来尚方宝剑，命他一定要将倩娘断给尤金。这使徐九经愤懑已极，夺酒狂饮，一坛老酒竟所剩无几。醉梦之中，只见自己的“良心”和“私心”幻化成形，争执不休。而并肩王又进一步施压，派太监送来了剧毒之药，以置于死地相要挟。正走投无路之时，书童徐茗的一句话启发了徐九经。开堂审案时，徐九经将计就计，欲擒故纵，利用尚方宝剑镇住了王爷，并巧妙地使尤金不打自招，承认了伪造婚书，因而定罪发落，同时也使刘钰和倩娘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了结此案后，徐九经自己也脱袍挂冠，卖酒为生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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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xm 发表于 2010-05-06 11: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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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鸿章说过，天下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倘若连官都不会做，那也太愚蠢了。话虽这样说，还是有人不得要领，明知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却硬往死胡同里钻。愿把多年在官场里混的经验无私奉献，让热血青年少走弯路。 一、书呆子型的人。这种人“书生气”十足，总认为工作是最最重要的，是十分严肃的事情，办不好不行，视上级的命令为“圣旨”，一味追求工作的高效率。其实，官场并非如此，你只要会“抬头看道”就行，不必“低头拉车”。 二、怕字当头，不敢“开拓进取”的人。这种人没有在“官场”上磨练过，更没受过专业的训练。什么事怕风险，贪起污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公家的一分钱放在自己的腰包里就会一个月睡不着觉，还差点得“失眠症”。这种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找麻烦、稳当点好的态度，认为当官贪污不过如此，划不来。可对人家那些当官的人来说，天生就有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精神，他们可以百万百万的贪污，几亿几亿的挪用，你行吗？用赵本山的话说，小样——吓死你！ 三、嫉恶如仇的人。这种人最不适合在官场混，因为官场是不讲“道德”和“仁义”的，它没有了可以用来衡量的“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有“奶”就是“娘”。嫉恶如仇、打抱不平、坚持正义、秉公办事……这一切，只是天方夜谭。官场上的法则就是：我的眼里没有别人，只有自己。对嫉恶如仇的人来说，为了不让自己“流血再流泪”，请你别再有当官这种非份之想了！ 四、没有关系的人。没有关系、没有背景、没有城府的人是不能当官的。因为官场如战场，当你在“战场”不幸“受伤”后，没有人来拯救你是不行的，那必死无疑。官场也如同“擂台”，只靠自己的运气与实力有时还是不够的，背后还要有若干智勇双全的“教练”不断的指挥着才行。否则，当官，甭想！ 五、有才华的人。因为这种人实在太优秀了，他的才华盖过了其他人，无形之中让一些人显得平庸，有了危机感。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卓于群，众必毁之”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这样的人请尽快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官场。 六、没有心计、手段的人。官场充满了险恶，入了官场就等于进了狼窝。明争暗斗异常激烈。如果没有洞悉事物的能力，没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没有数不胜数的阴招损招，早晚会被人家驱逐出局。 七、不会应酬的人。因为官场是要有应酬的，应酬不但会喝酒，还要懂得一些“酒文化”——餐桌上的“黄段子”。咱们国人就是这样，当舌头给肚皮打完工以后，就自然的讲些“荤”段子，以利于鸡、鸭、鱼、肉在肚子里消化，同时也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当然，围着“三子”——杯子、骰子、裙子转更不在话下了。如果这些一样不占，奉劝你快快远离官场。 八、不会拉帮结伙的人。为了扩大、巩固自己的地盘，当官的往往会用手中的权力拉帮结伙，或赌徒或淫棍，只要与自己一拍即合的人他可以全部拉拢过来，组成一班自己的人马。有的还拜了“把子”，组成了所谓的“八大金刚”，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荣”的时候俱“荣”，当然，往往“损”的时候也就俱“损”了。 九、公正廉洁、一身正气者。官场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见不得阳光的事情很多，如果你有屈原的那种“举世混浊唯我独清；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品格，是万万行不通的。他们会极力地排除“异己”，以置之死地而后快。 十、钱少的人。官场不仅是一种政治游戏，也是一种金钱的游戏。越是财大气粗的人职位越高。金钱与职位成绝对的正比关系。那种以工资过日子的人，还是安分守己的在家好好呆着吧！ 十一、肾亏者。有些男人，上有老，下有小，竞争激烈，压力重如泰山，本来肾就亏，但如果再经过官场的“洗礼”；小姐的“按摩”，身体一定会到了无法承受，甚至有点病态的程度。在毫无止境的“欲”面前，那两只小小的肾不“哭（枯）”才怪呢！当然，小亏可以补一补，如果大亏了，就会变成西门官人，神鞭也救不了了。 十二、酒量小者。在官场上混的人都知道：能喝酒、会喝酒，才是硬道理。因为，官场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会在饭局中消磨。一些酒量小者，为了给人一种大度与豪爽的印象，在酒场上大喝特喝。但多数时候喝多之后就会到厕所（洗手间）“抠喉咙”催吐，然后继续喝。其实，这属于“危险动作”，极易引起急性胰腺炎，甚至危及生命。 十三、心脏不好、高血压患者。官场中经常遇到一些大喜特喜之事，而心脏不好、血压高患者常常因心情过于激动而血压急速升高，轻者脑血管破裂，重者危及生命。对这类人来说，涉足官场无异于慢性自杀。除非这类人想“英年早逝”。 十四、健谈、讲实话的人。“言多必有失”，那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并且爱讲实话的人是不适合当官的。官场上的事真的少，假的多，你往往一不留神，把真话讲了出来，这是为官者之大忌。你看，人家那些当官的，除了在会上口若悬河、夸夸其谈外，其余时间就像一头还没睡醒的“雄狮”，眯着眼，瞅瞅这个，看看那个，很少听到人家说一句话——宁可把话烂到肚子里。 十五、没有姿色而又不肯献身的女人。“家中有个做饭的，怀里抱个好看的，对面坐个犯贱的，远方有个思念的”是对当官者心里的真实写照。所以，你没有姿色，又不肯三陪(陪吃喝、陪跳舞、陪睡觉)，那你就不要迷恋官场了。挥挥手作别梦中的“云彩”，毅然决然地说声“拜拜”！死心塌地、老老实实地在家相夫教子算了。 诗人大多浪漫，做官需要务实，两者的矛盾较难统一，所以，诗人做官的少。诗人大多都是很孤傲的，他们鄙视荣华利禄。所以自然就不适合做官了。诗人多文采丰富,其思想感情便可任意修饰,故而可谓感性，官场勾心斗角。 不会说假话的人不适合当官。不会说假话首先是不会干工作；其次，不会说假话就没法汇报工作…… 说真话的官员在官场难以立脚，说假话的官员却能左右逢源，纵横捭阖，既是官场的腐败风气使然，更是我们选官制度的失败。透明的制度和监督机制可以使官员洁身自好。惩治腐败，该先从官员说假话的“小事”做起。（来源：山西新闻网） 不会说假话首先是不会干工作。时下不少基层官员做事，其出发点不是为老百姓谋利益，而是千般钻营考虑如何能为自己牟私利，如何处心积虑做给上级领导看。各地的广场、公园、科技示范园、商业街、新农村样板、这个节那个节的，走马灯一般的热闹，不管有没有必要，宣介起来都是头头是道，更冠以历史性、重要性、前瞻性等美誉，不会说这一套假话，大概就搞不出任何名堂，当然就谈不上所谓的政绩了。还有，上级领导来视察，需要搞一些“假典型”供领导参观，需要事先把一些上访户控制起来，这些也需要一套又一套的假话来糊弄，这些官场套路不会做，做不好，你还能在官场混吗？ 不会说假话就没法汇报工作。明明当地还有不少下岗工人为生计犯愁，你要汇报全部安置就业了；明明尚有不少农民没有脱贫，你要汇报全都过上富裕日子了；明明小煤窑私开乱采，河流污染，一片狼藉，你要汇报小煤窑全被查禁了，污染治理，山河秀美；更有那GDP增长、引进外资等，汇报起来都需要掺水分，说假话，你不会这一套，来个实话实说，定会落得个政绩不突出，上级不满意，同僚看笑话，下属跟着你得不到好处。当地老百姓赞许你实事求是，是个清官好官，又有何用？老百姓又不能决定你的仕途升迁？ 不难看出，假话之风已经渗透到官场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官员的每一个毛孔。台上慷慨激昂，大讲匡正用人风气，狠刹跑官要官歪风，唯才是用，任人唯贤，台下却重用自己的秘书司机行贿者及亲近之人；台上义正词严，大讲清正廉洁，不要请客送礼，台下却进入宾馆包间，推杯换盏，大肆收礼；不少贪官在东窗事发前，仍然在台上大讲特讲反腐倡廉。人前人后，两副面具，在不少官员身上已经不是一般的表演，而是习以为常了。 官员说假话不仅老百姓看在眼里深得底细，就连官员自己也心知肚明。这种假话已成为一种官场文化，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你也说，他也说，上级说，下级说，上级明知下级说的是假话，也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假来假去，祸害的是一方土地，是一方百姓，是人民与官员的离心离德，是政府诚信在群众中的丧失，久而久之，该是多么可怕！ 说真话的官员在官场难以立脚，说假话的官员却能左右逢源，纵横捭阖，既是官场的腐败风气使然，更是我们选官制度的失败。近日报载英国副首相就其与女秘书的婚外情向工党道歉：“我对自己感到失望，也让你们失望了———我只想说‘对不起’。”在我们看来，那算多大的事啊？在咱们这里，官员养小蜜包“二奶”给情人批钱批工程批官帽，早就不是新闻啦。可见，透明的制度和监督机制可以使官员洁身自好。惩治腐败，该先从官员说假话的“小事”做起。 gt901:也许你发觉随着职位的升迁，并没有意想之中的好处，相反责任和压力却多了不少。其实这正是正常的感觉，机关里的工作分为两种，一种是露露脸、讲讲话、有机会接近高层领导、有机会接近高端信息的工作，这种工作费力少而油水大，对自身的提高也很快，但轮不到无背景的人来做，领导绝不可能把这种好工作给圈子外面的人。另一种就是打杂、得罪人、苦而无功的垃圾工作，作为圈子外面的人，只有做这种工作，才进得了管理层。新领导为什么要提拔毫无背景的你，说白了就是在单位原有的体系之外提拔一个异类，有利于冲击原有的圈子，形成新的人事格局，等到领导完成了自己团队的构建，你会不会变成废牌，就看你这段时间的表现了，如果你能成为领导的干将，自然能得到重用，否则就继续打杂，直到下一任领导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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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xm 发表于 2010-05-06 11: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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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不适合做官 什么样的人容易当官？ 李白适不适合当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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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xm 发表于 2010-05-06 12: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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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如战场 官场永远只有结果，没有过程。“官术”魔方不好玩。“为官术”首先让人泯灭的是寻常人性。“驭官术”比狼更狠，比狐狸更狡诈。官场的风，官场的雨，在官场，风吹雨打最无情。官场如同战场，即便是百练金，也许有饶指揉的功夫。 商场如战场 官场如赌场 在功名利禄的驱使下 人人都把自己的前程乃至生命作为最大的筹码孤注一掷官场如赌场~~买大买小,买定离手~站对了边鸡犬升天~~选错了当然会输红眼~ 商场如战场,官场就是名利场。 官场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却比有硝烟的战场更残酷，更让人防不胜防。 人心难测，俗话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现实生活中的官场也是高深莫测。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看似一河平静的水面，但河地下的旋涡一会儿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是没有起花，没有荡漾出波浪来罢了。有道是明枪好防，暗箭难挡，虽然表面上的一团和气，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但是暗地里的相互不服气，更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难度。 官场如“战场”！ 官场如“战场”！一点儿也不假！如此比喻一点儿也不为过！自从参加地方工作以来，使我懂得了官场上的一些“潜规则”，也深知内在的“战争”激烈程度，更知“官场”上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残酷！官场尤如没有刀光剑影的“战场”，但比它更血腥、更残忍！官场里的复杂性与残酷性，我们普通小市民们是无法想象，也无法预测的！每个单位与部门里都会自行分成好几个“帮派”，每一个“帮派”都由单位或部门的“一二把手”或“副职”操控着，领导们个人的利益或是地位，往往是通过“集团”之间的冲突，通过“暗争明斗”来捍卫！所以最终受伤的还是普通小职员或是他们的下属！我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的“受害”者。 有一篇“关于一位女老师想从乡下小学调到城市里的学校工作，要想把调动工作顺利成功的话，必须通过出卖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我看后确实有些可恶与无奈的感觉，可是仔细想想，这是官场里的“潜规则”，如果不顺从这种“规则”，你就安心地在乡下呆着吧，呆一辈子也没有人会关心你的！大家如果注意一下自己身边的事，就会不难发现：各自单位里的一些个别女性同事会与个别领导走得很近，“关系”很好，晚上应酬或接待，都会带上她去喝“花酒”的，领导对她是笑容可掬的。可领导对别人总是扳一副严肃的脸孔，装出一身正气与领导的架子来。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可就要“小心”了，小心这种女同事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无形的“威胁”与不利，因为这种人就是“打小报告”的主要可疑人物！你要知道“小人的唾沫可以淹没一个人”。 领导之间的暗斗，大多数是为了个自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他们在玩手段，玩技巧，他们是善于运用官场上的一切“经营之道”，他们也更懂得如何才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普通职员好比是他们手中的一颗棋子，是他们玩弄的工具。如果你想淌这趟“浑水”，最终会使自己“遍体鳞伤”！不信你试试看？我们反对“明哲保身”的做法！我个人虽是非常厌恶那种“不讲原则而保住自己利益的人”，但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的好方法！要想使自己顺利地“混”下去，只能是干好本职工作，少说话多做事，不掺和不参与更不能张扬，低调为是。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坚持做人的原则最重要，不要受官场里的“潜规则”诱惑，尊重自己更重要，为了自己的进步而丢弃了尊严，到头来你会失去的更多！官场如“战场”，自古以来如此，现如今更是如此！若想当官，你就先必须接受“血与火”的洗礼与考验！ 官场如战场，也许你不打人，人会追着打你，会陷害你。 一些官场“潜规则”，这些规则可以说经过了千锤百炼，而且不断成熟、完善并被默认和遵守，所有为官者大多是心照不宣，认为只有遵守它才会达到自己所需求的目的：要想当官，不管你有没有本领，只要你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甚至以卑鄙的手段来接近领导、恭维(俗话称：拍马屁)领导。通过接近和恭维领导（官）、领导部门成员（吏）就可以达到表现自己、宣示自己、抬举自己的目的。在这过程中你不见得就能进入官僚阶层，但你个人的某些目的最起码可以达到一部分。如果上级对下级稍有不满，尤其是上级特别关心和在意的问题，下级的所作所为不能令上级满意，下级是非常危险的。一但上级那怕是有一点点的不满，不管这个不满意于公于私，下级就必须对上级的不满意立即引起高度重视，而且立马采取竖竿有影的措施使上级迅速感到满意。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下级头上的乌纱帽和屁股下的位置，否则，上级不满，后果严重！作为上级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容易处的，一是多多表示关爱，工作中多提携，多保护；二是利用自己的心腹去结交，拉他们进入圈子；三是礼贤下士，讲义气。心有所属的下属多了，工作就好干了，对自己的贡献也就多了。而且这些人熟悉官场游戏规则，只要不窝里斗、不泻水、搞好利益均沾（也就是相互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危险系数还是比较小滴！新官在上任前大多数都是在老家伙名下供事，其表现大都异乎寻常的乖巧和听话。通常在公开场合下，上下级都在，外界都能听到下级这句话：“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我某某地方、单位经过努力工作。取得重大成绩，云云”等等大话，这绝对不是什么套话，这既是组织原则，也是臣服的特定程式，下级的表现活脱脱的一只大乌龟形象。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一但新官有机会接任老家伙的位时，刚开始烧的那把火，烧的就是原来领导工作的思路和决定的事情，因为，老家伙的根系还在，虎威尚余旧属还处在其臣服的境况中，所以，这把火不能用自己的打火机来点，只能延续老家伙的火种来为自己烧三把火。一但新官位置坐稳，乌纱扣紧，怪怪，老家伙的根系，一根根的拔除。忠诚老家伙的笨蛋不是打压下去就是调离原工作岗位。如果新的不把旧的否定掉、消灭掉，那又怎么能体现出新领导的工作能力和政绩呢？过去封建社会官场上老家伙比新蛋蛋狡猾厉害，现在是新蛋蛋比老家伙更阴险毒辣。这可是个不争的官场游戏潜规则哟。至于领导班子的调整，是官员最敏感的问题，一但碰到班子调整，上下级互动的那个忙呼劲哟，仕途升迁是官场的首要大事，为官者成败荣辱全系于此。干部问题不但关系事业成败，于是呼跑官、买官、购爵丑态百出，而且影响一地民风。现在的干部管理制度还是上级任命制，基本程序是：领导提名、组织考核、集体研究决定。这几年的变化无非是在组织考核过程中增加了一项群众评议和公示的内容。群众评议时，有官就下去拉拢、给予群众一定的保证、甚至花钱顾佣买卖评议。现时选拔、调整干部的关键是上级领导提名，没有上级领导提名，无论你如何优秀也不可能被提拔任用。提名前的私下沟通又是关键的关键，其他程序只是必要的形式而已。既然提名前的私下沟通是关键，以人划线和任人唯亲就不可避免。现下腐败猖獗、官民对立、社会风气不正，跟官员的行为是密不可分的。总之，中国的官场糗事延续着千百年的槽泊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种现象在我国现时的执政党党内政治生活中虽然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但早已司空见惯，也早以由不正常演变成极其正常的 现象了。因为上有所好，下有所效，所以这种缺德的政治游戏具有很强的认同性和功利性。这种上下级关系就象一根无形的链条，将下级与上级，一层层、一环环地相互循环而衔接了起来，进而形成一股强势的、封闭形的利益集团，外界很难介入，要想进入就必须通过托人、送礼、拉关系、结帮派等等有违公平原则的卑鄙手段才能达成目的！唉！！！不说啦！总之在一个法制不建全、民主程度低下的的社里，反腐倡廉很难行得通，也做不到！“和谐”社会勉为其难！作为一般民众只是希望：官员自律点也就足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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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xm 发表于 2010-05-12 1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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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该实话实说，说真话，做实事，求师本。说真话是教师应有的品质。（爱讲真话的老师不适合官场） 当老师与做官 作者：信笔涂鸦（转载） 既然自觉不自觉地当了老师，就基本同仕途无缘了。前些年，很多教师中的佼佼者跳槽上了党政，青云直上者大有人在，哀声叹气者也不在少数。前者当然凭借个人能力，因为能当了老师的水平本就不低，再有做官的天分更是如鱼得水。后者分析原因不是能力不强，而是不适合做官，当初跳龙门实是几千年老祖传下的恋官慕官情结作怪。或者原来撑杆跳的杆子不硬且物是人非，挺拔不再。 这里单说或真或假死心塌地只能干教育的官运。学优则仕，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那么当老师的都应该做官才是，但当了老师当官的机会只能当学校长官了。于是，从班主任当起，先当副主任，再当主任，再至副校长，最终当上正头，基本到头。这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短则有贵人相助，城里有人才好做官；长则日积月累，铁杵成针。但是，真正能当到一把手的又是少之又少，想想一校不也只有一个，权大而见希罕。很多当到主任级或更低就会原地踏步，只等光荣退休了，干部年轻化之风也吹进洁净校园。 也许教师以为自己是学优则仕的弃儿，很多甘愿淡泊，大多也是没办法的事，我想写一篇说一个一辈子也没当上芝麻官的教师之文，平时他确实甘为人梯，不想当官，别人对此也深信不疑，曾将其作为淡泊名利的模范，当他临死前对其子女说，我这辈子算完了，你们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当个官。我还想写一个官迷教师，他整天搜集国家直至下边各级官员的资料，特别是官员的重要关系，他都研究得很透，也许只是他的一种兴趣爱好，并不能作为想当官的主要依据。但他如不想当官，就可能失去饭碗，因此他只能逼上梁山，一门心思想当官。我还想描写一下他想当官的一些丑态。 人是多少有些权力欲的，中国的官本位让人深信当了官才是功成名就，为官一日胜过为民十载啊。为民时给官当孙子，点头哈腰奴性十足，在官前下跪时就暗暗发誓：有朝一日我也当回老子，让别人在我脚下趴伏。历史上不是有不少得志小人就经历了从奴仆到权贵显赫一时、威风十足吗？教师也是很压抑的一族，有时在被学生气狠后，尊严又被领导撕破，里外不是人，心理被扭曲，当个不大的校官也就成了最大的愿望。到那时，可以凌驾于校纪校规之外，因为领导就是校规的制订者和执行者，自然不会与自己为难。更大的好处是掌握一定权力，可以满足一下私欲，精神上和物质上，一样不少。更重要的是，一旦当上了官，就有了评优树先、晋升职称的敲门砖，因为领导一定比一般群众优秀，职称、工资自然与其身分相配，一句话，好事都是当官的。你要想好事，你也做官啊！要知道，僧多粥少，大浪淘金，为官位的付出有时需要成绩，有时还要金钱、关系，等等，不一而举，在下不精做官之道，难以备述。 是啊，虽然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但也不想当官就能当的，这里撇开学问，只谈能力。在具备什么能力？要有忍辱负重的能力，有八面玲珑的能力，有瞒天过海的能力，有狠毒大丈夫的能力，等等等等。这些能力对一般草民来说，有的你连听没听过，连想都不敢想，更别说具备了。 写到这里，本还些许牢骚要发，却看网上有篇谈教师庸俗之文，提示语这样写道：教育既不是“政治”，更不是产业；学校既不是政府机构，更不是企业；校长不应该是官，更不应该是企业家；教师岗位既不应该只是谋生的“饭碗”，更不应该是钻营功名利禄的阶梯。 写得好！教育行政化和教师官本位化造就了教育这块最后净土的腐败！悲哉，教育！
《同舟共进》记者 孙宏光 刘道玉 1933年11月生于湖北枣阳。1977年，出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为恢复高考制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自始至终是一名积极的倡导者和开路先锋。1981～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任内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推动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改革，领风气之先，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多次放弃出任高官的机会，曾坚辞团中央书记、教育部部长和武汉市市长人选。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当记者就当代大学精神的失落和体制弊端等问题想要采访刘老时，刘老发来了电邮：“其实，我是很普通的一个教育工作者，只是对教育改革情有独钟，对我国教育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甚为忧虑。我们这些经过50年代‘大跃进’的人，对那时的浮夸风和瞎指挥还记忆犹新。可是，自90年代开始的‘新的教育大跃进’比那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的学风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了，其危害性将会殃及几代人。每思及此，我都痛心疾首，万般无奈，因为现在教育领导部门已没有明白人了。两次教育冒进的形式和危害性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1958年的‘大跃进’已经作了结论，也作了检讨；而这一次‘大跃进’，教育部门至今死不认错，这是非常可悲的。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呼吁，要挞伐，就像杜鹃一样，喊出的是声声啼血忧天泪！” 1977年推动恢复高考 《同舟共进》：1977年，在经历了漫长的“文革”之后，中国恢复了高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您与武大教授查全性起了很大的作用，能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刘道玉：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教育面临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1977年初，邓小平同志复出后，首先从教育和科学治理整顿入手。于1977年8月2日至5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各15名代表。当时我是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来自高等学校的15名代表，就是由我选定的，他们都是教育部部属重点大学的知名教授和原大学的领导人，如周培源、张光斗、杨石先、唐敖庆、苏步青、李国豪、钱令希、石绍熙等。会议畅所欲言，开得生动活泼，有议有决，内容涉及到推翻“两个基本估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国家科委、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走五．七指示道路、如何准确地理解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指示等。在我的策划下，会议开到最后一天时，出席会议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列举了“十六字”（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招生政策的种种弊端，提出要恢复“文革”前实行的全国统一高考。当时出席会议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说：“今年的招生工作会议于7月5日在太原开过了，今年恢复统一高考来不及了，要改明年再改。”邓小平马上插话说：“不行！今年就改，开过了招生会议再开一次就是了。”就这样，由邓小平同志拍板，推翻了“十六”字招生方针，并决定当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会后，教育部立即在北京重新召开招生工作会议，分配招生指标、组织高考命题班子以及各项招生的组织工作。由于这一系列工作使当年招生工作推后了一个学期，这就是为什么77级学生于1978年春季才入校的原因。但是，这一措施却使一大批回城无望长期插队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获得了平等考试的权利，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而且从他们之中冒出了大批杰出的人才。 《同舟共进》：现在，高考已经恢复近30年了。有不少人批评现行高考制度，甚至建议再次取消。教育部也出台了一些措施进行改革。您对目前的高考和高考的改革有何评价？ 刘道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恢复统一高考的确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堵塞招生中“走后门”不正之风，体现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第二、极大地扭转了当时存在的“读书无用”的错误思潮，在广大青少年中读书蔚然成风，出现了爱科学、学科学和争当科学家的新风尚；第三、克服了工农兵大学生文化程度严重参差不齐的问题，有利于大学里的教学，保证了教学质量，推动了教学改革。 恢复高考已经过去30年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创造性人才的需要，统一高考制度本身存在的某些弊端又日益彰显出来了。总的来说，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思维和体制下的产物，是科举考试的翻版。它的弊端在于：只注重知识而忽略了能力，只能反映学生的记忆和解题能力，而忽视了学生各种创造性的素质，只求统一而忽略了各地的差别，只维护教育部的权力而剥夺了大学的自主权。很明显，统一高考已经不适应知识经济对创造性人才的需要，不能反映全国各地区经济、教育和文化差异的需要，不利于充分发挥大学独立自主权，不能保证学生多次民主的选择权。因此，全国统一高考必须大胆地、彻底地改革，而且早改比晚改对国家有利。 高考制度的改革，关键不在于考或不考，而在于怎样考，考什么，由谁来考试。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第一、从统一走向分散，教育部要坚决放权，把考试与录取权分别下放给重点大学和各省市自治区，由他们独立制定考题和录取标准。第二、从一次考试到多次考试转变，实行考试证书制，每次考试成绩有效期为两年，在此期间学生可以凭此证书报考任何大学，保证他们拥有多次平等的选择权利。第三、保证考试机构独立性，与教育部和大学脱钩，不受行政的干预。第四、从知识性考试向创造性素质考查转变，保证每个大学拥有录取符合自己培养目标的优秀学生的权利。
敢为天下先，改革道路不平坦 《同舟共进》：上世纪80年代您任武大校长时，人们认为那是武大的黄金时代。当时您推出的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举措，如今很多都被各大高校传承了下来，惠及了万千学子。当时您为什么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阻力？ 刘道玉：我于1981年7月就任武汉大学第19任校长，被中央和媒体宣传为中国重点大学最年轻的校长。我被逼上了“梁山”，已没有退路。怎么办？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心想：既然是最年轻的校长，就要像个年轻人的样子，要以实际行动改变武汉大学落后的面貌，不辜负广大师生员工的希望。怎样才能振兴武汉大学呢？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因为惟有改革才能解放思想，才能调动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励志改革的思想，既有从我学习的经历受到的启发，又有决心振兴武汉大学的强烈的抱负。因为在解放以前，武大是全国五所名校，而解放以后由于左倾路线的严重破坏，这所大学的学术水平已日益下降到全国倒数第二。因此，上任以后在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我就发出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言，并从此走上了锐意改革和开拓创新的不归之路。 大学的改革应从哪里改起呢？我的办学理念主要集中在两点：首先，必须明确重点大学是培养优秀人才和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为此必须营造独立、自由、民主、怀疑和批判精神。于是，我就大力倡导成立各种学生社团，允许学生不上课，鼓励他们开展创作和科学研究，支持他们发表论著；其次，传统的教学制度与管理制度是压抑人才成长的，因此必须把教学制度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中心任务。这就是我推出一系列新的教学制度的思想基础，如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同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和贷学金制度等。这些制度都是开全国之先，使得我校大学生们生动活泼的学习，至今仍然令他们念念不忘，同时这些制度也为全国各大学所效仿。 当然，在进行这些教学制度改革时是有阻力的，主要是来自于少数群众中的冷嘲热讽和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的干预。来自少数群众的不理解，并没有什么可怕的，那是需要做思想工作的。可是，来自教育最高领导部门的干扰，其阻力就非同一般。我清楚地记得，为改革的事，我与教育部主要领导人就发生过三次面对面的激烈争论。第一次是1985年，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在一次大会上指责学分制，他说：“搞什么学分制，美国学分制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不是卫星也上了天吗？”会后，我找到这位负责人诘问道：“ⅹⅹ同志，如果你不是无知那就是偏见，谁说美国大学的学分制失败了？现在美国各大学依然还是实行学分制，而且还有新的发展。学分制只是教学一种制度，谁也没有说惟有学分制才能出人才，所以苏联不搞学分制也不足为奇，但是苏联大学教学制度也是非常自由和民主的。”第二次是关于培养创造性人才问题，他指责我提出培养创造性人才是好高骛远，他说：“大学四年怎么能够培养出创造性人才呢？这是好高骛远，华而不实。”我争辩道：“我认为你是偷换概念，我们提出培养创造性人才是指在校期间，要赋予他们作为一个创造性人才所必须的各种素质，虽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做出发明创造，但也不排除有些人能够取得创造性的成果。依照你的逻辑，如果学生在大学期间不能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那是否我们也不应该提出这个目标要求呢？”他不搭理，自认理亏。第三次是关于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问题。他质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做？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我辩解道：“我们之所以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因为设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是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提出的，目的旨在反修、防修，是左倾路线的产物。同时，政治辅导员是一支不稳定的队伍，并没有做思想工作的权威。我们借鉴英国导师制，以此代替政治辅导员，实行教书育人制度化，是加强而不是削弱思想工作，这岂不是更好吗！他无言以对，只是说；政治辅导员制度不是1962年实行的，而是解放后就实行了。”我说：“不对，我是1953年入大学的，我们就没有政治辅导员，明明是1962年推行ⅹⅹ大学的经验，规定每100名大学生配一名辅导员，你怎么这样健忘呢？”我们的辩论只能是不欢而散，我继续我行我素地进行改革，那位领导人也奈何不了我，只能找机会对我报复。后来，在我年仅54岁且任期未到的情况下，突然被免职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此我无怨无悔！
为了教育屡辞高官 《同舟共进》：1981年团中央筹备换届，您辞去团中央书记人选；1982年您又坚辞教育部部长人选；1983年中央拟任您为武汉市市长，您又推辞了。您为什么放弃做官？ 刘道玉：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你本来有很多机会做官，但为什么最后都放弃了。孔夫子说过一句极为深刻的话：“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说，做官与做学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道，人只能做自己最喜爱的工作。因此，我们每个人在面对着这种选择时，自己要扪心自问：我是否喜欢这种工作？我是否适合这种工作？我能否做好这种工作？在做出选择时，应当排除私心杂念，如荣誉感、个人权力和利禄，等等。正是在权衡了这些利弊之后，我才一次又一次放弃了做官的机会。 我生性特立独行，崇尚民主自由，励志改革创新。我不贪权、不迷信任何权威，也不喜欢服从来自上级的权威。我说话率直，信奉“说话不留余地，做事不留后路”的格言。很明显，我的这些性格，与只能上传下达、只能服从和必须保持绝对统一的官场规则是相悖的。所以，我认定自己不适合做官，不愿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形象，只想落得一个“不做官不服管”的自在。 同时，我对教育十分热爱，视教育如同生命。从自己求学的经历中，对于传统的僵化教育制度非常不满，希望自己能够投身到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摸索出一条实施创造教育的新路，致力以培养创造性的人才。但是，我太天真了，在中国教育与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胆子太大了，改革太冒尖了，最后也就成了遭枪打的“出头鸟”。我的经历和悲剧，验证了“历来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的”这句老话，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人们不敢大胆改革的原因。 中国大学最缺的是精神 《同舟共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是许多学者的学术理想，也是许多大教育家的办学理想。真正的大学精神，应该是怎样的？ 刘道玉：中国近代大学大致是在戊戌变法前后诞生的，是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从欧美国家引入的。在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指导之下，我国只是移植了西方大学的躯壳，而没有汲取西方大学的精髓（或灵魂），所以我国近代大学从诞生之日就存在着先天之不足。 那么，西方国家大学的精髓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独立、民主、自由、怀疑和批判精神。无论是培养杰出的人才或是从事创造性的学术研究，这些精神都是须臾不可缺少的，就像是天赋人权一样是不可被剥夺的。 西方国家大学精神的形成，是与其大学的起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大学起源于欧洲，而1088年建立的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a university），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学。随后，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陆续建立，从而促进了大学教育在世界各国的蓬勃发展。 欧洲中世纪大学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是受教会控制的，特别是在精神方面的控制，大学教师也都是传教士或基督徒。正因为大学与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世俗的政治权威管不着它。第二，中世纪的大学起源于一种行业公会，执有特许状权利，享有高度的自由。这两个特点，使得大学在教会、君主和独立自治城市的三角鼎立和斗争中，开拓了自己生存的空间，为大学争得了独立自治权利，它既不受任何上级的管辖，也不受地方政府的限制，从而为后世大学留下了独立自治的传统。这也许就是西方大学独立、自治精神形成的渊源。 后来，先后在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大学既是这些运动的先驱，同时这些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思想解放，使大学的独立、自治与学术民主、自由更加得到了巩固。自欧洲第一所大学诞生以来，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西方国家大学的独立、自治和学术自由、民主的精神，一直是世袭相传，成了西方国家大学教育的精髓。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才使得西方国家大学中大师云集，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并且那些著名大学一直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榜样。 中国大学有这些精神吗？没有，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没有，要不然为什么蔡元培先生要执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呢？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尖锐指出：“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样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可惜的是，现在没有像蔡元培那样敢于为大学争取独立、民主与自由的校长了，倒是心甘情愿地让大学成为官僚机构和政府的附庸，感恩戴德地接受政府赐予的正厅级、副部级或正部级的待遇。因此，我国大学最缺失的就是大学独立、民主、自由、怀疑和批判精神，如果不从体制和法制上解决这个问题，那就休想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也遑论什么培养大师和做出世界顶尖的成果。
高校“大跃进”害苦了学生 《同舟共进》：您严厉抨击近年高等教育的“大跃进”。如今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与这个有没有关系？ 刘道玉：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直接原因是高等教育“大跃进”，是国家教育部决策的失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大体控制在10%左右，可是大学扩招速度平均为25%，最高的年份竟然达到49%。西方国家大学大众化经历了半个世纪，而中国用8年时间就实现了大众化，这不是冒进和浮夸又是什么？大学扩招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的15个百分点，这怎么不造成就业困难呢？ 我国研究生在校人数已经超过100万，是世界之最，这本来是以牺牲质量而换来数量的发展。然而，教育部的一位官员不仅不反省扩招的问题，反而说我国研究生教育用10年走过了西方国家100年的道路，显示出一幅盲目沾沾自喜的样子，这说明我国教育决策当局是如何的不清醒！ 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学适当地扩招是必要的。但是，教育部在大学扩招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扩招的速度太大，如果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适应，兴许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就业压力；二是不应当强迫重点大学扩招，因为它们是培养少量的理论与研究人才的，是肩负着提高的任务的。大学扩招主要是普通大学和民办大学的任务，本来扩招是民办大学发展的机遇。可是，由于教育部决策的失误，既不恰当地占用了重点大学的资源，降低了重点大学的标准；同时，又挤压了民办大学的生源。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同舟共进》：前几年您曾参与办了一所民办学校，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可是最终还是以遗憾的结局收场。中国的教育应当说就是以民办教育开始的，孔子当年授业解惑，就是“民办教育”。但目前民办教育发展很曲折，您怎样看等民办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一流的私立大学什么时候会在中国产生？ 刘道玉：什么是民办大学？本来这就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兴许是为了忌讳“私”字而生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历来，公与私是对应的，那公立大学之外当然就是私立大学了，显然我国是回避私立大学的，这是左倾思想的表现。 私立大学是与私人教育投资者或教育投资金融家联系在一起的，我国之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就是因为没有私人教育投资家和捐款兴办大学的慈善家，倒是不乏利用教育赚钱的商人。 目前，我国所谓的民办大学有三类：一是经过批准的本科民办大学（或学院），这是很少的；二是民办的专科职业学院，这是大量的；三是所谓的独立学院，现在全国总共有252所。前两种民办大学条件有限，难成气候，恐怕一百年之内也出现不了像美国那样的私立大学，因为政府从牙根上对民办大学就是歧视、限制和打压的。 再说独立学院，这本身就是一种政策上的误导。有一位老教育家问教育部的一位主要领导人：为什么要搞独立学院，这位负责人说：老百姓都想让孩子上好的大学，重点大学又容纳不下，所以创办独立学院缓解矛盾。也有人说，创办独立学院是改革创新。果真如此吗？那改革在什么地方呢？创新又新在何处呢？我看那些倡导者也说不清楚。 让我们看一看那些独立学院的身世，它们大多是由那些重点大学创办的，有些重点大学办了两所甚至三所独立学院。也有些新组建的地方“航空母舰”大学，本来自己的羽毛尚没有丰满，它们也大办起了独立学院。什么叫独立学院？独立在哪些方面？其实，它完全是一种利益的结合，私人业主利用办独立学院赚钱，而某些重点大学靠卖校牌而“坐地分赃”。 现在看来，独立学院已经埋藏着诸多隐患：一是误导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他们还以为自己是上了重点大学呢！二是严重影响了重点大学的声誉，实际上这就是变相地买校牌和文凭；三是造成了这类大学性质不明，产权难分的混乱局面，甚至今后还会出现法律纠纷。为了使我国私立大学独立健康地成长，为了维护重点大学的声誉，必须割断连接独立学院与重点大学的脐带，这是迟早都要做的，而且早做比晚做更为有利。
高等教育的质量危机、学风危机、财经危机 《同舟共进》：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全国有八成的民众对教育总体情况很不满意。有人也指出了高等教育的种种乱象。您曾说，高等教育的危机，15年后会更明显，那么现在危机已经开始出现了吗？ 刘道玉：一个时期以来，大学乃至于整个教育都是国民舆论的中心。可是，对待教育的看法却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方面是社会广大的群众，他们对教育腐败、乱收费、择校风、办班风、大学搞假引进、盲目扩招、教学质量下降、论文剽窃、贪大求全、大肆扩张校园、大兴豪华高楼等极为不满，甚至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另一方面，国家教育当局却自我感觉良好，通过形势报告和利用各种场合大唱战歌，什么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5%以上，大学实现历史性地跨越，研究生教育10年走完了西方100年的道路，各种教育工程一个接着一个的推出，人造一流大学运动如火如荼……西方一位哲人说过，看问题的角度与看问题的方法一样重要，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这句话就完全廓清了两种不同看法的原因。我们不是说执政为民吗？既然80%以上的民众不满意，那自我感觉良好的根据又是什么呢？严峻的事实，应当引起国家教育当局深刻的反思，再不能自欺欺人了！ 教育是一项特殊的公益事业，它具有潜在性、连锁性和迟效性的特点，所以目前大学教育中的乱象隐藏着极大的危机。1958年的大跃进的教训，我们不能应该忘记。自90年代后期开始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已经持续了8年了，高等教育的危机正是这次教育大跃进造成的。我曾经说过，我国高等教育的危机，15年以后将会更明显地彰显出来。比如，这些年培养的几千万大学毕业生和几百万研究生，与过去相比质量是大大地下降了，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又将会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这就会造成人才在低层次上的恶性循环，它恰恰是教育潜在性、迟效性和连锁性的反映，也许这是很多人不易察觉出来的危机。 高等教育的危机主要表现在：质量危机、学风危机和财经危机。 首先是质量危机。量变与质变是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之一，是对立与统一的一对矛盾。这就是说，质变是从量变开始的，但是当量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危害到质量。美国质量管理大师戴明的质量观是，质量就是生命，质量领导一切，质量决定一切。可是，我们大学教育的领导者却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条规律，忽视教育质量，竟然以牺牲质量而换得数量的发展。近十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以大跃进式飞速发展，大学规模急剧膨胀，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门类齐全的万人大学了。但是，忘记了“少而精”和“小就是美”这样的辨证观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世界顶尖大学之一，该校本科只有4760人，研究生也仅有2031人，而且至今仍然没有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它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呢？用校长雪莉．蒂尔曼女士的话来说就是：“不贪大求全”、“小就是美”，集中全部精力和资源做好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要把这两件事做到极致。这种办校的理念和治校的作风，是我国大学绝对没有的，也是值得我国每一所大学认真学习的。 我国大学质量究竟怎么样呢？为什么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又聘不到所需要的人，这不明摆着的是人才的质量问题嘛！我就知道两个具体的例子：一是某公司聘用了20多个大学毕业生，包括博士、硕士，但是一年之后被辞退只剩下了一个。另外有一家杂志社，聘用了多名大学毕业生作编辑，但是主编告诉我，他们的水平还不如解放初期的高中毕业生。我们应当看到，质量危机影响是深远的，那些大量不合格的毕业生，将会在未来30到40年内影响我们的教育、科学、文化和企业的发展，最终将影响到我国创新国家的建设。 其次是学风的危机。从整体上说，现在大学里的学风非常糟糕，浮躁、浮夸、浮浅十分普遍，追名逐利、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成了不少人的人生哲学。于是，学术剽窃，论文造假，成果鉴定走过场，论文答辩讲人情，甚至连申请博士生导师和院士也有人行贿。教授本来是很受人尊敬的教职，只有那些身高学高的人才能授予这种职称。可是，由于各校相互攀比教授、研究生学位培养点的数量，于是教授扒堆，不少硕士、博士点滥竽充数。虽然做假者是少数人所为，但是其影响是恶劣的，不仅少有人抵制这些歪风邪气，而且甚至还有受到领导包庇的。学风就像是人体的元气，如果人大伤了元气就没法治，而学风坏了，遗患将会泱及到数代人。 再次是财经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媒体陆续地披露了高等学校贷款的情况，显示出不少大学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财经危机。据报道，某大学贷款居然高达30亿，不少大学的贷款也都在20亿左右，甚至许多大学连利息都偿还不了。值得指出的是，能够获得贷款的只有那些天之骄子般的重点大学，如果按照破产法，恐怕不少重点大学都要破产了，哪还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呢？高额的贷款是怎么造成呢？这是大学合并造成的，是贪大求洋和互相攀比带来的恶果。据报道，不少大学都建了豪华高楼、宾馆、豪华校门、观光电梯、像商场一样的地下停车场、宽阔的办公室，正副校级干部甚至连校长助理都配有专车，等等。现在，我国大学的校园面积、豪华大楼、教授的办公室恐怕都是世界一流了，可是我们培养的人才和研究成果却无法与国外相比。必须指出，我国大学与西方私立大学不同，我们是靠国家财政拨款。我们一些人把“勤俭办校”的优良传统忘得一干二净，以这种败家子的作风来办学，纳税人怎么能够供养得起呢？ 实际上，这三大危机已经形成了连环套，彼此互相影响。比如，为了解决大量财经赤字问题，必然要求教师去创收，据说某些大学就规定今年是创收年。这样以来，又将会出现产业化的趋势，也必然要影响学风和教育质量。看来，我国高等教育又将陷入到另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而且将长期不能自拔。 对待危机必须正视，回避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国教育最高当局应当树立危机意思，尽快遏制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下大决心整顿不良的学风，及时处理大学合并、升格、扩招带来的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大力发扬艰苦朴素和勤俭办校的优良传统。甚至必要时，可以使一些大学破产或拍卖给国内外的投资家，这样既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又有利于发展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也许，经过持久的努力，最终使我国高等教育步入良性的循环。这是全国人民所期盼的，是国家的幸事，也我们大学办学者应尽的职责！
做一个心无旁骛的“整个的校长” 《同舟共进》：您是很多人至今怀念的老校长。您认为，一个合格的校长，应该是什么样的？ 刘道玉：根据研究，我曾经把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学者化的职业校长，自我国大学诞生到1949年期间均属这个类型，这类校长都是留学西方国家的，获得博士学位，但都不再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以专事校长为己任；二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自解放后到80年代末大多属于这个类型。这些校长大多是五．四或一二．九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受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又经历了革命战争的锻炼，从实践中成为有经验的教育家，专司大学领导之职；三是双肩挑的学者型的校长，自90年代后都是这个类型。他们有的是院士，有的是博士生导师，但大多都起码是个教授。他们既要领导大学，又要从事教学、科学研究和指导研究生，身兼多职，是命分式（陶行知语）校长。对这几类型校长，我的看法是：革命化职业校长是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今后不会再有，双肩挑的校长是不可取的，惟有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才是我国大学今后必然的选择。 一个大学校长需要具备多种素质，如要热爱教育、懂得教育学、尊重教育规律；有理想、富有改革创新精神；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决策与管理；任劳任怨，具有献身教育的牺牲精神；爱才若渴，知人善任；能够倾听教师与学生的意见，做到从善如流等。总之一个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一流大学校长必须是一流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在70多年以前深刻地指出：“做一个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一些，他关于到千百人学业前途；说得大一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的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的人去担负吗？”他又说：“试问：世界上有几个第一流的学校是命分式的校长创造出来的？”这是陶行知先生的忠言，希望我国组织人事部门端正遴选大学校长的指导思想，把大学校长遴选权交给大学的教授们，把真正的教育家选拔到大学领导岗位上来。同时，也奉劝现在担任大学领导工作者，在“鱼与熊掌”之间做出选择，要么作一个严谨和专心致志的学者，要么做一个心无旁骛的“整个的校长”。 原载《同舟共进》杂志2007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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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xm 发表于 2010-05-12 11: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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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和做学问成反比 做官和做学问，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分量孰轻孰重，至今依然是无法证明的“歌德巴赫”猜想。但从趋之若鹜的每年报考公务员行列中，可隐约作出这样一个模糊的判断。现代年轻人，做官的意识在增强。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他们感觉到还是做官有保障。他们看到了公务员待遇的迅速增长，已非普通公民可及。大学生争着当官并不是一个好现象，他说明官场的权和利正吸引着年轻的一代。 有人做过分析，当官和做学问的函数关系是成反比的。当然他的分析材料是已经死去的古代学者和官吏，古代文人当官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 拒官型：这类人不愿当官，专心做学问，他们大多是一代宗师，如东汉的郑玄、皇甫谧。 二、 辞官型：这些人当过官，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辞官做学问。他们的学术著作都是在辞官以后完成的，如明代的李贽、清代的袁枚。 三、 罢官型：这些人不是不想做官，而且也想做个好官。不过官场不是他们想像的那样，凭自己的意愿就能把官当好，他们被罢了官，但却因祸得福，使他们有了做学问的时间。如唐宋八大家的苏轼，扬州八怪中的郑燮。 四、 无官型：这些人有学问，也想当官，但没有机遇，所以只能隐居做学问，如隋代哲学家王通，清代王宗羲、顾炎武。 五、 官学交替型：这部分人时而为官，时而做学问。如宋代朱熹，三上三下，他的著作却都是在每次下台后完成的。尤其是在他晚年下台后，闭门著书，成就了他一代理学宗师。 研究表明当官和做学问的函数关系是成反比的，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学者，就必须放弃做官的念头。国家也应该为他们创造做好学问的条件，不要给他们加上许多头衔，让他们忙于接待记者，到处做报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年两弹一星的元勋，都像隐士一样默默无闻的做他们的学问，以致成为各项各业的泰斗。在我国学术气氛还不浓，尖端知识分子还不多的现状下，想当官的人增多并不是好事。做好学问并不等于不能为国是出谋划策。南朝有个陶弘景，梁武帝多次请他做官，都被他拒绝。梁武帝只能经常派人登门求教，因此时人称他“山中宰相”。这有点像现在的“智库”，当代知识分子可以做领导的“智库”，把好点子提供给决策者，不必争着去做官。当然这也得给他们创造条件，使现在的大学生觉得做学问比做官合算，否则他们还是会争着去做官，这涉及到“永恒的利益”，不是几堂政治思想教育课能解决得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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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xm 发表于 2010-05-12 11: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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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伟志：有什么眼光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当官与做学问很难两全 邓伟志：（笑）其实，这真是一件小事情。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我已连任三届。五年前，我就想能不能尝试一下民主党派任期制。这一次，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辞去民进副主席职务。 记者：可是，许多人都认为：上山容易，下山难。 邓伟志：我不这样认为。原因很简单：人治社会下山难，法制社会下山容易；官本位社会下山难，民本位社会下山容易；权力社会下山难，知识社会下山容易；弯腰下山难，挺胸下山容易；人一走茶就凉下山难，人一走茶不凉下山容易……因此，我"下山"容易。下山就是重返寂寞。文人需要寂寞。寂寞板凳冷，头脑冷。只要耐得住寂寞，定能出文章。 任期制从来就被认为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下，党外人士可以干到70岁。我今年64岁，再干一届是69岁，69岁时，还可以再干一届，也就是说，还能再干10年，74岁时退休。我觉得这样不好。什么叫六亿神州尽舜尧？不能是到了自己头上，就只能有一个尧、一个舜了，其他人就不能做尧、做舜了，这不合道理。 记者：您的成名作之一，当时被称作"邓氏三论"中的一论就是《淡化"当官心理"》。文中，您谈了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热烈争鸣。在公开的场合，没有人对这个提法的正当性提出异议，只不过，当做官做得有滋有味的时候，"淡化""净化"就是不容易的了。 邓伟志：为人民而当官，当为人民之官，如果能从这个根本出发，"淡化""净化"就是容易的。不过，在知识分子当中，想当官的人增多，是不利于全社会的知识化的。从全社会看，想当官的人多了，做学问的人就少了；从个人看，做官与做学问之间有个函数关系，两者是成反比例的。也就是说，做学问和当官很难两全。在那篇文章中，我是作了一些调查，统计出了一些数据的。 做官，确实是有一些"好处"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前呼后拥"，前提是如果你喜欢这个——"坐在花轿里"的感觉是挺舒服的。 我坐过花轿，那是我八九岁,解放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家属，我母亲就是其中的一位。地下党决定把我转移到解放区。正巧，我的一位富亲戚的侄子结婚，需要一个小男孩"压轿"。我就那样被一路吹吹打打地抬了过去--跟电影上的一模一样。轿夫们满头大汗。我觉得别扭，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这时候，轿夫问我："您累吗？"我说累。轿夫说："我们更累。"我还记得，那一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我坐在一个偌大的台灯底下，三四位中年佣人忽然给我跪下了，喊我老爷，让我赏她们一些钱。我心里很不安，我身上一文钱都没有，我也是穷人，我的衣服、裤子，连皮带都是借的。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怎能让穷人下跪？正在我揪心时，照管我的人就撒了一把钱，那些佣人抢完就走了。这件事给我的刺激很大。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就觉得当官的就是"老爷"，"老爷"就是坐在轿子里的，别人很累，他很舒服。 这是儿时的一段经历给我留下的记忆。这记忆让我从那时起就有了这种意识：长大了，我不能坐轿子。然而，我们现在的干部是与过去的老爷大不相同的，在性质上、在职能上都是有根本区别的，不可混为一谈。但是，做官和做学问的函数关系是恒定的。为了改变外行领导内行，提倡干部知识化、专业化是正确的，选拔知识分子当领导，也是必要的，但是，让一些治学有方、做官无术的学者当领导是很可惜的。 读书让人更有胆量 记者：您读书的方式很有意思，许多书您都是几十遍、上百遍地读。这让我想起了与文汇报的老编辑聊天儿的时候，他谈到您，他说：您是个理论创新派，善于读书，仅毛泽东选集就读了100多遍。 邓伟志：确切地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我读了上百遍，一、二、三卷读了几十遍。我的导师教导我：如果你不全面占据已有的资料，就别想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看法。所以，在大学毕业的最初几年里，根据组织分配，我读了两年毛选、三年列宁全集，"吃饱饭没别的事儿干"，从早到晚都读这些书。毛选读了许多遍，列宁全集读了两三遍，十月革命前后的那十来卷读了几十遍。我一门心思地读这些书籍，读这些书籍后面的背景资料，读有关的评论文章，读得多了，便觉得对任何人都要一分为二了。马克思也说过：凡是人类建造的一切我都要怀疑。因为怀疑是创新的第一步。从那时起，我便热心于理论探索。举个近年的例子。2000年那一年初，我写的一篇文章受到批判。到年底的时候，就说这篇文章是好文章，而且相当的好，因为文章里强调了"不创新，毋宁死"。这么些年来，宠错了的时候也有，辱错了的时候也有，但对于个人来说，要创新，就要有勇气，还要有骨气。创新有"创错"的时候，这样的时候还不在少数。但是，我们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服从多数，尊重少数；服从真理，给错误也留一席之地。仔细地想一想，上了年纪的人，有谁没有服从过打引号的真理，有谁没有犯过不是错误的错误呢？要拿得起，放得下，"拿得起，重过九鼎；放得下，轻如一毛。"有人说我写作勤奋，实际上是被批判我的人逼出来的。 改进学风净化学风 “天下莫大于学术”。（陈建：《学踚通辨》）学术界愈是受人重视，学术界愈是要自重，愈是要净化自己的学风。 可见，学术也有个“明晦”的问题。应当说，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是“明”的。学术界同别的界别相比更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学术界的天是明朗的天。不过，也应该承认：学术界也有“晦”的一面。 学术界之“晦”主要表现在，学术机构行政化。有些人把学术水平的高低等同于行政职务的大小：谁的官位大谁手里的真理多，谁的官位大就由谁担任课题领衔人。拉大人物担任课题领衔人，课题经费就可以翻一番，再翻一番。拉大人物担任课题领衔人，课题验收和评奖时容易顺利通过。官位大的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多如牛毛，官位小的便与国际学术会议无缘，论文被国际学术会议录取了，也去不成。 学术界之“晦”还表现在学风不正上。有些学人是“学‘奴’”，讲课、写文章通篇是老话、套话、上司的话。洋洋万言没有几句是自己的肺腑之言。有些学人是“学‘霸’”，“罢黜百家，独尊‘己’术”。谁不赞成他的观点，他就以势压人，拉着自已的“近亲”哄人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有些学人的论文水平很高，可就是不知道出于谁人之手？有请人代笔的，还有东抄西抄抄来的，也有变“译”为“著”变来的。文抄公过去就有，可是像今天这种上万字、十万字地大量抄袭却是有史以来罕见的。 学术界之“晦”最严重的，是出现了学术腐败。有的学校变成了学店，校长成了老板。过去只听说校长因为保护学生的革命行动而坐牢的，没听说校长因经济犯罪而坐牢的。如今有小学校长贪污、大中学校校长因受贿而锒铛入狱的，前“腐”后继。此外，还有院士成为阶下囚的———当然，院士不会是从事社会科学的———文凭有按“质”（即学位等级）论价买卖的。人们深感对付“真的假文凭”好办，而对“假的真文凭”难办。 当然，在对学术腐败程度的评估上，看法还不尽一致。非学界的，看得重；学界的，看得轻。在学界中，学者看得重；管学界的，看得轻。看得重的，有看得重的道理；看得轻的，自然有看得轻的理由。观察有角度，认识有过程。在对学术腐败程度的掂量上，应当容许人们有个认识过程。 轻也好，重也好，不管怎么说，改进学风已是刻不容缓的了。依我之见，当务之急应该抓四点： 1、专家应该专心。学科在分化。自然科学有两三千门，社会科学有一两千门。在社会科学当中，文、史、哲、经、法、社，每一类里的子学科都是数以百计。排在最后的社会学，也有170种分支。任何一位大社会学家，倾毕生精力，也只能占有一两种，至多三、五种。正如再大的物理学家也成不了完整的物理学家一样，再大的社会学家也成不了完整的社会学家。这就要求学者不能心猿意马，朝秦暮楚，要专心，要全力以赴。既要做学问，又要做大官，还要赚大钱，对绝大多数学者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17年前，我在《淡化“当官心理”》一文中提出：“做官与做学问之间有个函数关系，二者是成反比例的。”（见《文汇报》1985年6月27日）说实在话，现在官场的诱惑力太大。学者应挡住官场以及商场的诱惑，沉下心来做学问，甘坐十年、几十年冷板凳，写出振聋发聩的作品来，而不是写那些不痛不痒、不错也不可用的急就章。 2、专家应该致志。做学问是艰苦的思想劳动。有人说，搞理论研究是专吃批评饭的。因此，从事理论研究的更要致志。古人云：“为学非道，立志为难。志既坚定，则寒暑晦明，贫富夷险，升沈通塞，均不足以夺之矣。如此而学，有不成者乎？”（《朱舜水集》）志，是学成的力量，是理论的勇气，是一往无前的坚定性。毋庸讳言，如今有些学者的骨头是软的。“安‘于’低眉折腰事权贵”，左顾右盼，东倒西歪。柳宗元说：“聪明正志者为神。”此言有点夸张。世人孰能成神？可是，不想成神的也得“正志”（当然，把“神”理解为精神是完全正确的）。 3、学人要博学。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我发现近来有些没读那书的在谈那书。不少没读世贸文件的，到处做应对加入世贸的讲演。不少连《资本论》有多少卷都不知道的，在大批《资本论》。韩愈说：“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遗”是难免的。然而，你在批判人家的时候，是一定要解读人家的。先解读而后评论，这是学界的规矩。“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也是学人的成功之道。 4、学界应增强创新意识。一说创新，无人不喜创新。中国人从来主张一日新，又日新。不创新，毋宁死。可是，这里也有真假之别。有些“创新专业户”在否定别人时，高喊“创新”；在遇到人家否定自已时，又把人家的创新斥之为“胡来”，主张“继承”。其实，“继承”与“创新”是统一的，在探索真理中统一。“创新”是探索真理的必须；“继承”也是探索真理之必备。可怕的是玩“创新”。可喜的是真创新。 愿我们的理论工作者都成为时代的千里马，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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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xm 发表于 2010-05-12 11: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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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乱象：教授不安心做学问想当官，当官的不安心当官要做学问 教授不安心做学问想当官； 记得10年前我读博士期间，学校邀请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给我们做一个讲座，他当时谈的话我至今清晰记得，他说当他踏上美国的土地，他就想寻找为什么美国能够如此发达的答案，通过几周的观察，他发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这个社会能够使每个人都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大家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无论是比尔.盖茨还是清洁工，大家都认为自己的工作都最适合自己，清洁工他不会抱怨自己没有获得更高的职位，因为大家在这个社会是平等竞争，他自己竞争不到更高的职位，他不能埋怨别人，那么他自己就安安心心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在一个社会只要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个社会才能健康发展。 由此我们看看现在的高校的情况，是教授不安心做学问想当官，当官的不安心当官要做学问，那么为什么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原因就是目前中国的高校的衙门化，国内一般规模的高校就几千职工，而处级职能部门就40多个，一所大学管辖的人口没有一个乡政府的人多，而管理人员人数比乡政府要多的多，我想高校的事情肯定比乡里的事情要少多了。官员多了，办事效率就低下，浪费的资源就多了。就是因为高校里的官员占有过多的学校甚至社会资源，而教授在学校里地位不高，甚至不如一个科长，因此大量教授想当官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目前关键的问题是有很多想当官的教授并不是不想做学问，因为中国目前的状况是，你没有官职的教授很难申请到科研课题，因为很多课题是需要跑的，而普通教授没有资源可以动用来跑课题，而当官的教授就能跑来课题，所以在中国的高校教授要做学问就必须当官。这样就出现了这种怪现象：教授不安心做学问要当官，当官的不安心当官要做学问当博导。这样的结果是造成高校人才和资源的浪费，严重阻碍高等教育和国家科技水平的提高。 由于目前存在一些不平等竞争，使一些有能力的人没有获得应该获得的职位，而有一些没有能力的人却获得重要职位，结果是在重要职位的人干不好，有能力的人得不到发挥，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就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各个单位比较注重院士的数量，而不注重本省或者本高校的原创性科研成果的多少，很多单位花钱聘请院士可能在争取国家科研经费方面有优势，但对于科技创新方面并不一定有提高，我认为政府主管部门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年轻科学家的培养上，历史已经证明，重要的创造和发明多出现在20－40岁年龄段，而这个年龄段在国内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国家应该增加对这个年龄阶段人才的投入才是振兴国家科技实力的良好举措。就目前我们整个社会出现的院士崇拜景象，只会阻碍中国科技健康发展。 我很同意那则新闻最后一段话：他说，美国50%的校长并不是专家出身，而且专家一旦当了校长，通常就专心搞教育，不再搞项目，不带研究生。而中国高校的校长、书记大多行政、科研双肩挑，这容易造成利用行政权力分配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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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xm 发表于 2010-05-12 1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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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高校真面目，只缘身在衙门中。 冯巩有句话说的特哲理：在相声界，我电影演得最好；在电影界，我相声说的最棒！ 做学问与做官 作者：刘建辉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官场和学术界却成了对立的双方。当官的瞧不起做学问的。而许多的学者、专家也曾坦言：不想当官。在此只想谈谈为什么学者、专家不想当官的问题。“修身、齐家、平天下”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平天下是要通过当官实现的，“五柳居士”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隐居南山，也是历经了官场的黑暗之后才决心退隐的。可我们的学者专家们为什么还没入官场，便绝意仕途呢？是他们觉悟低没抱负吗？不是。他们照样忧国忧民，愤世疾俗。是他们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的心理作怪吗？也不是。他们中许多人都不乏步入官场的机会。症结不在他们身上，自然是我们的官场出了问题了。 出了什么问题呢？本人也曾苦苦思索，却不得要领。某日与一朋友聊起这一现象，他没头没脑说了一句：其实当官也是一门学问。此话一入耳，如醐醍灌顶，豁然开朗。在当今的官场，由于许多不学无术之徒混迹其中，形成了一门独特的官场学问，这学问研究的不是如何当好人民公仆、造福百姓的问题，而是如何让自己左右逢源、仕途顺畅、青云直上的问题。这门学问从书本上学不来，只能靠在实践中去历练、去摸索。也要求有一定的天分。这门学问不仅要求你研究透，还要身体力行。要求你必须既能居高临下、目空一切、树立权威、惟我独尊，又能唯唯诺诺、俯首贴耳、低三下四、唯命是从。这些都是一个有正气、有骨气、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不愿为、不屑为的。并且，对于他们来说，要掌握这门学问本身就无异于去攀登“歌德巴赫猜想”，有一定的难度，要一定的勇气，更何况去实践呢？因为他们的骨子里天生缺乏那种奴性和对奴性的崇拜以及由此产生的“主子”意识。 更为危险的是，这门学问还有一定的传染性，一个场所如果具备这门学问的人多了，这门学问便会象毒雾慢慢弥漫开来，让意志不坚者或多或少中毒。重则被同化，出现脸厚、心黑、灵魂丢失等症状，轻则慢慢认同，出现神经失常、偶尔有莫名其妙的快感、双耳间或失聪、双目间或失明等症状。害怕中毒，这大概也是那些学者专家不想当官的一个原因。 中国反腐败多年，挖出的贪官可谓层出不穷，形形色色，级别也越来越高。这些贪官的发迹，与官场这种学问的盛行密不可分。当然，这学问远不只是上面所说的主子和奴才学问，还有许多诸如表演的学问、做秀的学问、制造输送糖衣炮弹的学问、踩他人肩膀的学问、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学问、自己点火却名正言顺不许百姓点灯的学问、编关系网的学问、腐而不败的学问……正是凭着这些学问，舞女可以当上局长、流氓摇身一变成了法院院长；因为有了这些学问，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甘愿帮助和庇护走私犯，反贪局长全力为罪犯开脱……种种丑恶现象，普通老百姓尚且恨之入骨，向来嫉恶如仇、超然脱俗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怎能不深恶痛绝敬而远之呢？ 自然，也并非所有的学者、专家都适合当官，他们有的在学术界、在各种研究领域所创造的价值也许比当官为政创造的价值更多。但在当官如此吃香的今天，当我听到一些专家学者说依自己性格不适合在官场混，还是老老实实搞学问的时候，并想到一些正直官员感叹清官难做的时候，当我看到学术界和官场这种对立的时候，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 学者专家不做官，其实暗含着一种无奈，一种看破官场的无奈，某种程度上他们犹如古时的隐士。只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潇则潇洒矣，在我辈看来，多少有些浪费与可惜。“隐士”这一中国社会存在了几千年的古老词汇，是到了该彻底消失的时候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