剂量不定、副作用永远未知、很多情况下都靠医生自己的喜好和经验。所以出现所谓“医缘”的东西。

当然科学，不然怎么能流传几千年？国外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祖国的中医，并且开发了许多的新的中药品种，然后出口到中国来赚钱。

目前中医不受国人重视是个社会价值取向问题，有崇洋的嫌疑。当然，由于目前中医研究经费短缺，教育跟不上以及治疗效果略慢等原因，中医发展的确实不够快。

中医副作用比西药小，治疗慢性疾病更是高出许多。

来分析剖析一下“中医·中药”吧

其一、“中药”不干净，很脏，特别的脏。中药从采摘到运输、储藏等环节一直到送进病人的嘴里，很多人都没有洗过，稍为讲究点的人洗过，并且还有一个传统的陋习说法，“中药”洗了就没有药性了。不管怎样，“中药”大部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各种发酵变质、腐烂发酶、变质酶菌及各种细菌，甚至腐烂变质的东西存在。这种情况在县级以下很多的乡、镇等广大农村地区较为普遍。病人吃了可想而知，会起什么不良反应，病人不仅没有被“中药”本身的药性治好，反而被其它不好的东西加重病情甚至致残，致死。而往往这些作用，就同一般人的观念一样，由“中药”所谓的慢性治疗方式一样，而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接受发病或加重病情，而又不知其中的原因。还有这种熬药的方法既不科学也相当的烦琐麻烦，又是药罐又是火头，还要小火，中火，还要熬好几次而且还要熬一定的时间，甚至还要细纱布什么的等等。根本不适宜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西药就不存在这些问题，既适用又方便，方便快捷。

其二、“中药”的药理作用，好象什么都能治，又好象什么都不能治。“中药”是由各种植物草叶、果实等配制而成。少的有几种，多的有10多种，甚至多的达几十种之多混杂在一起，对某一种病针对性不强，10~20几种药混杂在一起，某一种药的剂量、份额是多少，没有一个严格的科学规范，也就是没有标准化，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同一个人，同一种病，走10个中药铺去抓药，可以开出10种不同的处方和各种份量、剂量不同的“中药”配方来。反过来看看西药，某人有病需要消炎，就吃消炎药或打针、输液，半天几天就好了。中药能做到吗？西药治病是，某人缺维C、维A、维B等等，就吃维C、维A、维B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针对性强。

其三、最为叫人不可理解，甚至有点荒唐的并且在普通老百姓中最为广泛流传的说法是：“中药”治病来得慢，既治标又治本；西药只治标不治本。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普通人得了某种疾病都希望他早日康复，不能拖，不能耽误病人的病情，千万不能恶化。比如某人得了一种疾病，吃“中药”慢的药性，慢的时间治好病人，慢到什么程度，吃半个月、一个月、几个月，甚至到几年才能治好，不得而知。等“中药”漫长的时间“治疗”，还没有到“中药”起药性的时候，病人的病情早已恶化甚至死亡了。说到“中药”治根的问题，如果“中药”慢性能治根的话，我们不如食补，不是一些食物或偏方能治病吗？我们不如把家里的伙食安排科学，搭配合理一些，增强人的体质、免疫力。人的体质强壮了，不生病，少生病，这不是治根治本，又是什么呢？还用医院、医生干什么呢？

其四、“中药”的特异功能或特异功效，象针灸、穴位、气功、轻功等。我不知道穴位、气功、轻功、针灸是否属于“中药”的范畴。我在这里讲一个广泛传播的一个古老传说故事。甚至听说现在还在发生的故事，就是利用针灸的方法点击某一个神秘的穴位或几个穴位，不用吃药，不用打针，就能使人麻醉，便开始一点都不感觉痛苦的手术。凡是讲过这个故事的人，我都试问他，是真的吗？回答都一样：“听说的，书上写的，电视上看的，老人讲的等等”。有一个问题回答是一致的，你亲眼看见过、经历过吗？回答是：“没有！”气功、轻功的特异功能的传说故事就更多更多了。这种被电视台等公共媒体所否认的“美好”故事。其原因理由，我在这里就不在一一赘述了。就只谈谈这个古老的传说吧。我们姑且不谈它存在的真实性。我们姑且假设它是真实的，也正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发生。若是真实的存在，我就要试问，全中国人民，包括世界有中医传播的国家，它为何不普遍用在我们现在医院的临床上治病救人呢？我们暂且不用“普遍”两字，至少在市级、县级以上医院，应该得到较为广泛的采用吧？有人要说，难以掌握，那更是叫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我在这里就不用再说它的逻辑错误了。某某“中药”能治某某癌症，比如肝癌吧，我父亲、大舅子、二姨爹都死于肝癌，起初听说某县城的一个老中医，能治肝癌，于是都先后陆续的到这家老中医去看了，并且都开了药，其结果，可想而知。其实，去之前都知道不能治好，只是了却病人的一个心愿而以。之前，听别人吹的神乎其神，能药到病除。去之后，他本人也说得天花乱坠，某某人，什么什么肝癌，什么什么病情，经过他如何如何开的药，都治好了。结果如何呢，都是听说的，吹得神乎其神，象神话故事一样。“中医、中药”加重病情、致人残疾、死亡的事例，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尤其是在落后的县、乡、镇等广大农村地区较为普遍。因为“中药”便宜，老百姓进不起大医院，只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医、中药”了。经过现代科学检测（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已播），人体身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穴位一说及气功特异功能治病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我说起“中医、中药”、穴位、针灸、气功、轻功等太累太累了。“它”的古老传说，远古的、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美妙的、神奇的治病救人的故事，现在还正在上演的美丽故事。象最近央视百家讲坛专家讲的（不知记错没有，是山东某中医学院的院长讲的），扁雀、华佗、张仲景、李时珍等各大“中医”医圣，神医们的传奇治病故事（其实还有一些中医理论，因我不是专家，不敢说它不对，只总感觉有点玄乎、玄奥、玄虚），我听了是有点传奇，传神，但冷静下来想想，我总觉得有点好笑，很不真实，为何？我要试问全中国人民的老百姓，以上这些所有的美丽传奇故事或现在还正在传奇的故事，你们都亲眼见过吗? 现在还正在传奇的故事，你们都亲身经历过吗？如果有超过50%以上的人回答说：“是！”，我就把我现在所写的文章马上删掉，并且向全中国人民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热爱“中医、中药”的人民道歉，表示诚挚、衷心的道歉！如果有超过60%以上的人回答是“否！”，我就要说“中医、中药”是伪科学了。

其五、“中药”、“中成药”的功能主治的说法，过于玄妙、玄奥、过于笼统、抽象、含糊不清，概念化、解释过于宽泛。总之，针对性不强，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我们就试取一例加以说明，“中药”、“中成药”药瓶上的功能主治写得最多的就是：清热解毒，活血化淤，经络不和，湿热血燥，头目眩晕，大便燥结，泻火通便，目赤肿痛，口鼻生疮，咽喉肿痛，心烦口渴，尿黄便秘等等。所有这些词语中，排名第一的应该是：“清热解毒”。有些“中药”、“中成药”确实能够清热解毒，比如，三黄片、板兰根冲剂，菊花、炫麦冲剂等上百上千种。我们反过来想想，喝茶能清热解毒吧（尤其是绿茶），茶为什么不能叫“中药”？包括其他饮料，比如，瓶装的可乐、雪碧、矿泉水、纯净水、冰红茶、绿茶等等，都可以清热解毒。说白了，大量喝白开水也能清热解毒。人体通过大量的排汗、排尿，大量的体内热量，所谓的“毒素”就大量的排出体外，这不叫清热解毒又叫什么呢？不知道人们注意没有，大部分“中药、中成药”的功能药效，几乎都离不开以上的部分词语，甚至成了某些“中医师”的口头禅。“中医”理论有一个很流行的话，且在老百姓中也很流行，就是“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纯粹是一句废话，此类废话，在中医理论中处处可见。这些“废话理论”，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就象算命先生一样，你说它不对吧，它还有点道理；你说它对吧，它也说服不了人。就象算命先生算命时的口头禅一样，两头说，正反说它都对。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的“中医、中药”，说穿了，就是针对性不强，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有一次，我去看“中医”，对医生说：“我有点咳，且有痰”。中医师说：“你回去吧！多买几斤梨子来吃，或梨子加冰糖蒸来吃，吃了就好了”。就这一句话，让我哭笑不得（其实梨的这种功效和偏方，我早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中医、中药”！

说到这里，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就不断的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就是“中药”已基本接近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水果、蔬菜、饮料等食品及保健食品了。在这里，我顺便提一下，大部分到过广东的人都知道，广东人爱喝“凉茶”，大小商场、超市，大街小巷，到处都在卖凉茶，没喝过的人不知道，开始以为是一种什么什么茶，其实不然，喝过的人一喝便知，其实“凉茶”就是一种“中药”的汤汁，有点苦味。现在最火的“王老吉”凉茶，其实也是一种“中药”汤汁。为什么广东人喜欢喝凉茶，很简单，广东热嘛！需要清热解毒！

说到这里，“中医、中药”错了吗？不能治病了吗？从古至今都这样过来了，古人错了吗？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都错了吗？此言差矣，我们古人发明的“中医、中药”错了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没错！”。当时，古人的生产、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可能生产出现代的医药，不可能建设出现代化的药厂、医院等等。问题是，现在社会正在发展，“中医、中药”也应该与时俱进，向前发展。

总而言之，我在这里并不是全面否定“中医、中药”的意思，因为按照辨证法，任何事物把它绝对化，都是不正确的，不合常理的，不科学的。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用相对论，对“中医、中药”总的评价是，70%以上的陋习、糟粕应该屏弃。只保留30%好的精华。其他都是糟粕、陋习，甚至说是不良的生活习俗。我对“中药”总的定义是：只能叫“保健品”或“保健饮料”，或其它什么称谓。总之，不能称之为“药”，更不能叫处方药用于临床。只能像食品一样作为“保健品”用，也是可以造福人类的。而如今，我们现代人应该重新认识我们的“中医、中药”了，也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一些历史了，传统的不一定都是优秀的，如果，我们现代人还是抱住那些“死”的东西不放，按部就班的裹足不前，那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不对了。社会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的思想是不是也应该跟着社会发展进步呢？“中医、中药”也一样。我们国家一致提倡解放思想，“中医、中药”也应该是解放思想的时候了。“中药”应该早日加入“保健品”或“保健食品”的行列了。不要再误导我们的广大老百姓了。希望国家早日立法，解决“中医、中药”的问题。希望“中医、中药”做为保健品，还能更好的造福中国人民及全人类！

（转载，下面相同）

   中草药（英文名：Chinese Traditonal drug）：中药主要由植物药（根、茎、叶、果）、动物药（内脏、皮、骨、器官等）和矿物药组成。因植物药占中药的大多数，所以中药也称中草药。中国各地使用的中药已达5000种左右，把各种药材相配伍而形成的方剂，更是数不胜数。经过几千年的研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本草学。

   中医中药真的有如某些人说的那样有神奇功效能治病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不禁要问: 中国第一位西医孙中山 , 为什么不相信中医, 曾言: 宁可让西医治死, 也不要中医蒙骗。还有本身就是医生的鲁迅, 郭沫若; 梁启超, 胡适, 宋美龄等等世界知名人士，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文章, 说中医能治疗女性不孕症, 说很多通过西医治疗甚至还做过试管不成功受孕的, 经过中医半年治疗却怀孕了. 中医真的有真神奇吗? 另外要问的中医用的中药大部分是草, 草根, 树皮, 花木等, 也有动物的器脏; 这些东西参和在一起煮煎服下能治病; 那么西医用的要是什么东西加工而成的呢? 难道没有动植物吗?

   西医中医的理念不同。感觉中医慢，但治本，将人看作一个整体来到。西医快，但是病灶在哪里就治哪里。和中医不一样。中医在治疗的时候还注重调理。西医很多时候就是在消耗人，人都来不及长肉。西医应该是用提取素吧，感觉就像化学合成物

     中药治病的疗效

     谈起中医中药，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它是中国传统医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没有现代化的提取设备，只是从山里田间采集一些草根树皮，煎汤喝了就能治病，不懂中医的人觉得十分神奇。那么，中医是如何让这些草根树皮产生治疗效果的呢？我们知道，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生物，这些生物构成了一个生命圈子。相生相克，维持着生命的平衡发展。各种生物都有其生命的循环，人类也属于生物之一种，也当然有与其他生物一样的生命循环规律。所以说，地球上的生物圈其实就是互生互克的一个大循环，因为凡物皆有其偏性，有其偏，就有其有余不足，于是造就了生命圈的稳定发展。而中医就是这个生物圈中维护人的生命的最自然的医学体系。中医凭什么治病？就凭着生物圈的多样性，因为凡物皆有其偏性。

    人生病了，就是体内的阴阳气血经络平衡被打破，产生了偏颇。所谓生病，其实就是出偏，而治病就是纠偏。大偏产生大病，要大纠，小偏产生小病，要小纠。用什么来纠偏？用中药，尤其是草根树皮等等这些东西，因为它们有个自的偏性。以中药之偏来纠正人生命之偏，就是治病之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知道生病之偏是偏在何处呢？这就需要中医的辨证了。

    中医讲辨证论治。什么意思？就是根据疾病表现出来的症状与体征来分析综合，从而总结出一个证候出来，而这个证候就是疾病的本质。然后，根据其生病的本质用药处方来治疗。如果能精确地辨证论治，临床效果会特别好，往往是一剂知，二剂已。医圣张仲景就有这样的本事，你看他写的《伤寒杂病论》，就知道治疗效果是如何地神奇了。

    中医为什么能两千多年来长盛不衰？为什么欧洲、印度、中亚、非洲等地的传统医药学在现代正逐渐消失？是什么原因让中医中药充满生命活力呢？

    是中医理论。中医不但有治疗疾病的中药，同时还有一套符合自然规律的医学理论，这套理论以阴阳五行为基础，以脏腑经络气血为中心，形象生动，既贴切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又不失其实用性。可以说，中医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生命以及自然的完美结合。我们说中医非常美，美在什么地方呢？就美在它是自然的，文化的，而且是充满生命力的。

    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来应用中药，于是中医临床有了理论的指导，其为什么有效，以及如何有效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中医的临床基础就是中药。中药之所以能治疗疾病，关键是要把中药之偏与人体生命之偏结合起来。因此，通过辨证，我们了解了人体疾病就是阴阳气血的不平衡状态。然后需要用具体相反偏性的中药来纠正其不平衡即可。

    中药是什么？什么东西才能当中药？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中药，认为只有在药房里摆着的，透着奇怪的味道的那些草根树皮等等才是中药。其实，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偏性，也都能因其自身的偏性而纠正人体疾病之偏性。因此，大自然中的任何东西都是药。不但各种植物是药，各种生物也是药，甚至于各种矿物也都是药。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东西不能作药来用。重复一遍，大自然的生物多样性让我们的疾病有了康复的保证。

    每种生物都是一个生命体，因其生长地域和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偏性。且各种生物本身也有其特殊的偏性。如黄芪性温而补气利水，而芍药性寒而收敛元气，即是植物各自的偏性。石膏甘寒清热，灶心土辛温止血，也是矿物各自的偏性。麝香辛温开窍启闭，五灵脂甘温活血祛瘀，是动物中药的偏性。如此等等，皆可以其偏而治疗人体疾病之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中药，就是自然界的万物。中医永远离不开自然界，所以说中医是最自然的(其治疗原理符合自然的变化规律)，并且最贴近大自然的(中药离不开自然界)一门医学。中医中药能治病，这是大自然恩赐给我们人类的一份宝贵的财富，它完全不同于西医西药。如果任意地破坏大自然，世界上每消失一个物种，也就意味着人类可能会永远失去治疗某种疾病的一种特效药物。等自然界的生物消灭地差不多了，人类也就活不多长了。人类要想永远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离不开大自然，离不开中医中药。

中药为什么能治病？中药为什么能治病，这个问题问得很幼稚，很可笑，是不是？但笑的人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中药之所以能治病，其原理是以偏就偏。由于各种药物不同的性：寒、热、温、凉；不同的味：酸苦甘辛咸；不同的升降浮沉的趋势；不同的归经，对于患病的机体，起到调节平衡的作用。

传统的中医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骨干，现代的中医学还以此学说为重心吗？
阴阳五行学说将永远是中医学的精髓，因为中医源于自然，讲究整体观念，天人合一，中药也必须在中医的理论指导下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优势和体现其精妙之处．中医理论博大精深，并不能说不能满足现代科学的追求，而是现代科学有些解释不了的问题在中医精深的理论下都有其深奥的哲理．只是解放后中医一直在西化，民间中医也逐渐减少，能独立掌握和运用中医理论诊病的医生太少了。归经，是说明某种药物对某些脏腑经络的病变起着主要或特殊作用。也就是指明药物治药物在人体所起的作用，皆有一定的适应范围， 如寒性药物，虽然同样具有清热作用，但有的偏清肺热，有的偏清肝热；同一补药，有的是补肺，有的是补脾。因此，祖国医药学便根据脏腑经络学说，结合药物的作用，把所有药物分别归于十二经，以说明某药对某一脏腑经络的治疗作用，形成了药物的归经理论。药物的归经，主要根据其所治的脏腑经络来确定的。因为经络能沟通人体内外表里，在病变时，体表的疾病可以影响到内脏；内脏的病变也可以反映到体表。因此，人体各部分发生病变时所出现的症侯，便可通过经络获得系统的认识。如肺经病变，每见喘咳等。

其实现在我们吃的比较正规的片状的中药大部分都是提取物了。应该是经过科学研究的。不过中药从产生到发展其实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全都是靠所谓“经验”、“秘方”一脉相承下来的，是几代人经过试验积累下来的经验，有没有副作用或者是禁忌都没有标明，全靠所谓“经验”。直到近代，才有了对中药的药理作用研究，逐步迈上正轨。中药其实是一种“巫术”，也可以说是古人对自然的一种崇拜。

从维神论说，是上帝造人时就准备好了很多的东西，春天有很多的排毒植物先长出来，把一冬天没有出汗的毒都先排掉，夏天太热，有很多的西瓜和水果帮助你败火。所以，人要在什么季节、在那个地方，就吃什么水果，这样对人是大有益处的。

关于中药为什么能治病，唐容川《本草问答》书中说：
一问曰：药者，昆虫土石，草根树皮等物，与人异类，而能治人之病者，何也？
答曰：天地只此阴阳二气，流行而成五运，金木水火土为五运，对待而为六气风寒湿燥火热是也。人生本天亲地，即秉天地五运六气以生五脏六腑。凡物虽与人异，然莫不本天地之一气所生，物特得一气之偏，人得天地之全耳。设人身之气偏胜偏衰，则生疾病。又借药物一气之偏，以调吾身之盛衰，而使归于和平，则无病矣！盖假物之阴阳以变化人身之阴阳也。故神农以药治病。

太原黄杰熙《本草问答评注》对此问题也只翻译成白话文，且认为唐氏此论“较诸家本草格高一筹，真可谓探源握道奥之论”，当初远望杏林，也认此论为确论，于今渐近杏林之门，却生疑惑。求教与各位岐黄耆宿。中医药源远流长，其起源小子不敢妄谈，只是唐氏云人得天地之全，物得一气之偏，若按此论，中兽医学则无从解释，要知中兽医学所用理法方药，几同于中医药学，动物得一气之偏，且偏得不一致，哪中兽医学岂不比中医药学更难?例如据说马无胆，故善惊，繁体字驚从马，好像还有很多动物都有先天性之缺陷，由此说来是不是更难把握？历代还有很多试药法，先让狗试探药物毒性，但狗好像无胃，也好像没有十二经，奇经八脉，用狗之偏作依据，难道不要命了吗？还有有时长期服药无效的病，单味药却能治好，是不是此病只缺某单味药的一气，如果是，不是也很难掌握吗?

《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中的说法以唐容川的说法基本相同：人之生也，得大气五行圆运动之全，故人为万物之灵。物之生也、得大气五行圆运动之偏，故物为人身之乐。全者，五行调匀、不偏多，不偏少、圆而又圆之意。偏者五行圆运动中，有一方偏多偏少之意。类如中医之麻黄，偏于疏泻作用，芍药，偏于收敛作用。半夏，偏于下降作用。升麻，偏于上升作用。甘草，偏于补中作用。古中医治病方法、汗闭恶寒之病，是人身疏泻作用偏少，收敛作用偏多。用疏泻作用偏多之麻黄，以增加疏泻减少收敛为药。汗多发热之病，是人身收敛作用偏少、疏泻作用偏多。用收敛作用偏多之芍药，以增加收敛减少疏泻为药。呕吐之病，是人身下降作用偏少。用下降作甩偏多之半夏为药。肛门重坠之病，是人身上升作用偏少。用上升作用偏多之升麻为药。收敛与疏泻欲调于平，上升与下降欲调于平，必赖中气之旋转。故用以上诸药，必兼用甘草以补中气。反之汗闭恶寒而用芍药，汗多发热而用麻黄，呕吐而用升麻，下坠而用半夏，与用上升下降收敛疏泻之药而不用中气之药。皆能将人身不圆的运动，偏上加偏，使圆运动的个体，成了直不运动的个体而死。人身五行的作用，运动圆则为人之生，运动偏即是人之病。人身五行的作用，是人身的病，即是人身的药。药的作用，所以帮助人身自己的作用，以治自己的病。倘人身的作用已无，药亦不发生作用的效力也。古中医学、用物性圆运动之偏，以调和人身圆运动之偏之学也。此其大概也。

樊正伦：
中医有句话，说医生治得了病，救不了命。当你外受风、寒、暑、湿、燥、火，内受喜、怒、忧、思、悲、恐、惊的时候，医生的责任是让你把元气的消耗限制在最小的程度。如果这人真正元气没了，你拿人参堆着他，他也活不了。所以每个中医医生，对于这些问题要有深刻认识。

现在医院一般将中医中药作为一种辅助治疗，应该说是有效的。

而生命的精气，能量的流转，生命磁场等属于生命特有的部分是用肉眼无法发现的?
请问那中医是怎么发现的?感知的?还是臆想的?

中医是在天气，时间，环境等条件下综合分析人体的功能及能量变化?
不具有可重复性,和普遍性,让我们怎么相信?了解一点中医的都有这个感觉,包括学中医的,中医不可定量,不可重复,全靠经验和模糊的描述,我们怎么相信这是科学?说中医是科学,中药多么有效,自己都没有一个科学的研究方法,让别人怎么相信。

中医靠经验，西医靠实验。

一百个中医对一个病人可以出一百个方子,你说的这种不确定不明确的特征,正是给中医骗子以生存的土壤。

还有你听过中医学的课吗?我听过,很大程度上就是是些凭经验产生 的臆想 是玄学的东西
绝对是模糊的描述。这具备可操作性吗?这叫科学吗?

就事论事,中医理论基本就是糟粕，流传千年的骗术多了,跳大神如果不是政府禁止,现在还在流行,你太高看人民群众们的智商了,术业有专攻，中药有待检验。

按照中医阴阳五行理论得出某某药可以治某某病(症)假设是对的,凭什么将几种或几十种中药搁一块煮就正好可以治某某病?中学化学就知道,煮之前的X,Y,Z等物质不一定就是煮之后的X,Y,Z物质,它也许反应成别的A,B,C等物质!还君,臣,佐,使!煮前煮后很可能都不是一样东西了!"我国每年死于西药不良反映(应)的将近20万人"正是现代(西)医学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中医理论就是大忽悠，中医的本质就是拿锅底灰和马尿蒙人。

现代科学证明，中草药真能治病是因为中草药里面含的生物碱什么化学物质起的作用，试问一个连步枪都造不出来的民族是用什么方法检测中草药中所含的化学物质的！而且还把许多中草药放在一起运用，它们之间会发生什么反应？这还是在什么黄帝时期的事！现在，科技精英们都不相信不拿正眼瞧中医这东东，只有自欺欺人的人，相信京戏能光大的人才去亲它！中草药就是个屁！

中药对部分疾病是有疗效的，一些中成药对某些慢性疾病相对西医存在绝对优势，比如慢性前列腺炎、神经衰弱等。

医学（科学）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可惜的是，世上总有如秦国太医李谧那样的人，总是害怕别人会抢了他的饭碗。

如果一个理论，同样一句话，既可以正着解释，又可以反着解释，怎么说都能通，怎么说理论都不会错，那就是大忽悠，街上算命的都是这么玩的。

中医对疾病的态度是重在预防，而预防的花费是少于治疗的。

虽然这些草药治好了病，但是你永远也不知道草药中的成分会不会产生其他副作用，特别是慢性的潜移默化的副作用，很难判定，这就是中医的不科学性。西药在临床使用前都有详细的试验，动物的人体的，标明各种不良反应发生的几率和状况，而中药的不良反应上一般只标明：未知。难道服用的人都是小白鼠吗？

那些中药的取材方法吧，看看那些被活体抽取胆汁的月熊吧。

西医有严格的检验和统计，中医搞了几千年，没见过一个像样的统计，还说什么科学？

科学不一定是真理，但科学是标准，你不相信科学可以，但你不能违反标准，法律也不是真理，但法律这个标准你要是触犯了，你敢去跳大神吗？

废医验药是符合科学和现代医学的拯救中医药文化的唯一途径，楼主这样的帖子除了让人更排斥中医以外，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因为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科学，你所理解的真理是和人类文明和人类科学相抵触的。

随着国人受教育的程度和普及度越来越高，像你这种人就越来越没有市场，以前生病还去熬几付中药吃吃，现在吃中药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不相信，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你再怎么狡辩只能让别人更厌恶中医，活脱脱就是一个骗子。除非你根据现代医学，注意不是西医，是现代医学原理证明所谓的中医是符合科学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世界标准，是人类标准，凡是给人治病的就得符合这个标准，除非你是兽医。

中医对付疾病的最好的作用是预防疾病，而不是治疗疾病。
关于这一点，各位可以去看扁鹊的说法：根据典记，魏文王曾求教于名医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但谁的医术最好呢？”扁鹊：“大哥最好，二哥差些，我是三人中最差的一个。” 魏王不解地说：“请你介绍的详细些。”　扁鹊解释说：“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之前，那时候病人自己还不觉得有病，但大哥就下药铲除了病根，使他的医术难以被人认可，所以没有名气，只是在我们家中被推崇备至。我的二哥治病，是在病初起之时，症状尚不十分明显，病人也没有觉得痛苦，二哥就能药到病除，使乡里人都认为二哥只是治小病很灵。我治病，都是在病情十分严重之时，病人痛苦万分，病人家属心急如焚。此时，他们看到我在经脉上穿刺，用针放血，或在患处敷以毒药以毒攻毒，或动大手术直指病灶，使重病人病情得到缓解或很快治愈，所以我名闻天下。”魏王大悟。

所以说要废医验药，废除中医，用科学的标准检验中药，符合标准的作为西医的有益补充，不符合的一律废除。只有这样才能保存中医文化的血脉，才能保存中医文化。别说什么中医治好了人，现代医学不只是要求能治好人。

中医理论不仅是没有被证明，而是无法被证明。你怎么去证明五行阴阳？
无法被证明的，说明中医理论和跳大神，占星术一样的玄学。中医理论根本不给你证明的机会啊。

民国时期之中医的四书五经学的应该是够地道了吧？可是他们依然没有无法改变现代医学进入中国的事实啊？

那时中医的群众基础不可谓不好吧？可是接受根正苗红的传统国学教育的一代人不也要是接受了西方医学了吗？1929年还闹了一次法律程序的废止中医呐。连大宅门里的白景琦的女儿不是也学了西医了吗？（现在也是，中医学院教授们的子女，但凡有出息点的而又想学医的，基本上都上了西医院校了。）为什么？四书五经是服侍圣主的帝王术，跟医学有一丁点关系吗？

中医师有开西药的处方权，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生物学、化学知识很少，更不用说什么药理、生化、微生物等学问了。所谓“无知者无畏”，这些人开起西药来胆量特大，使用抗菌素最积极。

中国的西医也有开中药的处方权。不用开汤剂，现在的中成药（包括片剂和针剂）己有成千上万种，新开发的中成药还像喷泉般往外涌，而且名字都取得特别有针对性。西医发现了爱滋病，我们就有“抗爱一号”、“抗爱二号”；西医诊断出肝硬化，我们就有“软肝胶囊”；西医诊断出胆结石，我们就有“排石汤”，所以现在中国的西医们，人人都会开中药，而且特别喜欢开中成药。许多人到医院去看病，明明挂的是西医门诊号，将处方送到药房窗口，却拿回好几种中成药。中药还有项本事，就是都能拿到批号，都能进入医保目录。

我们的国人缺少理性，逻辑及科学精神。据网上调查，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反对废除中医，我敢打赌，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没有明白主张废除中医的人究竟说了些什么，他们根本没有弄明白所谓的“废医验药”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个组织严密逻辑自恰并被反复验证的庞大体系，一切的科学技术从逻辑上推演，最终都会回到牛顿力学，量子力学，相对论以及能量守衡定律这些经典上来。中医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等等，而这些学说是现代科学所无法证实的。我不反对投入精力去研究它们，但我坚决反对在没有被科学验证之前用来治病救人。同时我们也不可能在现代科学体系之外再创一套科学。

假如一位观星术者对我说，这几天他夜观星象，发现异常，断定我最近有无妄之灾，并精确的告诉我明天就是死到临头了。我可能会对他的这份关切表示感谢，但他要是根据这个让我今天准备棺材，我万万是不会答应的。尽管我无法完全认定占星术绝对不是科学，但是，只要它现在没有被科学承认，我就不能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科学至上论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不是唯我独尊,而百纳海川的,也是正直的是非分明的，明明知道中医理论的种种不合情理,却还不分皂白的支持它,这其实是害了中医。

为什么说中医90%是糟粕？一个重要原因是：支撑中医的理论体系——阴阳五行本质上属于玄学。其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部份，在哲学史上有它的地位。但是，如果用哲学来取代科学并把它当成科学的内容来对待是绝对错误的！毫不夸张地说，传统中医都是在这套理论指导下问诊病症的，而且越是权威人士，越认为这套理论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在这样一种错误理论指导下衍生的方法，又怎么能正确呢？

人体结构都不清楚，还能治病？中医之“辩”在传统医书中应该是辨别之“辨”，它的意思是要辨别症状。所谓望、闻、问、切中医的基本功也是为辨别症状而用的。当然，用处有多大是另外的问题。但是在思维模式上却是科学的，因为它主张从实际出发。然而，解放后中医为了与辩证法靠拢，偷偷改“辨”为“辩”。但是，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是唯物辩证法，而不是唯心辩证法。中医从“辨证施治”改为“辩证施治”恰恰证明其丢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传统，走向唯心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唯心辩证法却是反科学的一种方法论。唯心辩证法的特点是，好用一些辩证法的术语和名词，但却牵强附会地把某些名词和术语套到患者的主观感受之上！

“西医”的说法本来就不准确，应该叫“现代医学”才对，西方传统的医学也跟中医一样是经验之学，已被抛弃。现代医学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发展完善的。称其为“西医”很会使人误解，使其与中医对立，甚至让人以为世界上除了西医就是中医似的。

一直怀疑编中医教科书的那帮老人家们是不是曾经搞过临床，国内某中医急诊学“泰斗”，曾对一个被毒蛇咬伤的患者说：咬你的毒蛇呢？你必须抓住咬你的那条毒蛇，把它的脑浆子弄出来，抹到你的伤口上。。。。这位老先生甚至于不知道什么叫抗毒血清的概念，因为老先生一直忙于背汤头歌了，没学过免疫学。这样做，只能害人性命，耽误病人。笔者也曾遇到过破伤风的病人因为老中医没有即时注射破伤风抗毒血清而一命呜呼的事，病人临死嘴里还叨着一个破注射器，里面还有没有灌完的“蝎子”“蜈蚣”“钩藤”。熬制的汤药水，很是触目惊心。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记述：“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后来，鲁迅学习了格致、算学以及看了《全体新论》、《化学卫生论》等书，记起以前医生的议论和方药，“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鲁迅在83年前写下的这段话影响有多大也许很难评估，但在过去近一个世纪内，那几乎成为中医走向衰落的谶语(谶 chèn，含义:将来能应验的预言、预兆。迷信的人所称将来能应验的预言、预兆)。当今的现实是，在西医的耀眼光环下，中医的公众信任度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医的能力持怀疑态度，越来越少的人得病时求助于中医。而解放后“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等运动也并未能让中医得到振兴，反而使其处于更加困惑、路越走越窄的境地。

关于鲁迅为什么会反对中医。好像是源于这么一件事，他爸爸病的很重，找来了一个很出名的郎中。于是乎那个郎中开出了一份药，当中的药引是要一只过了冬天的蟋蟀的须。当然，这样的须是找不到的，也不可能找到，于是鲁迅认为他是庸医，出去留学日本学了医科。

正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研究生的赵某告诉记者，对自己将来要从事的行业很迷茫，“当初我在大学4年的学习里对中医充满了热情和信心，可是一年的实习下来，我几乎都彻底绝望了，对中医的热情也所剩无几”，因为“我在医院所看到的中医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一发烧中医大夫就要上西药”。

中医并不仅仅是看病的技巧，从古至今中医有三个任务。第一，养生；第二，保健；第三，才是治病。中医认为，上医是养生的医生，医未病之病；中医以保健为主，医欲病之病；下医才是医已病之病。正所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中医不属于物质科学范畴!

中医本身是一门模糊理论!

几个中医人士反复使用的辩词，供大家欣赏。

第一，“你根本不懂中医”

如果有人说中医是伪科学，说中医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检验，说中医不遵守科学的基本规则，中医人士立刻就会反驳说，“中医博大精深，你根本不懂中医”。意思很明确，不懂中医，就没有批评中医的权力，也就没有与中医人士进行辩论的资格。这哪里像辩论？分明是人身攻击。中医人士往往在辩论之初用气势压倒对方，进行人身攻击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他们哪里料到学者们都不是吃素的，轻轻一击便可将他们击倒。方舟子与一位著名中医辩论时说，全本的《本草纲目》中有许多谬论，如喝了立春后的第一杯雨水就可以怀孕，这位中医竟然说没看过全本的《本草纲目》，显得很没有学识。

第二，“你没有遇到好大夫”

当人们举出中医治病失败的例子时，中医人士惯用的辩词就是，“你没有遇到好大夫”。没有遇到本事高超的大夫，当然就治不好病了。可是，什么样的中医算是好大夫呢？到哪里去找好大夫呢？何祚庥院士与一位著名中医辩论时说，自己的父亲25岁时得了伤寒，被中医治死了。这位中医说何院士的父亲没有遇到好大夫，何院士立即反驳说，大夫是夏应堂，上海当时最著名的中医，绝对是大大的名中医。立即把对手羞辱得哑口无言。中医互相贬低，自我吹嘘，是司空见惯的事。“你没有遇到好大夫，当然治不好病了”，言外之意是，你要是遇到我，病就会治好的。中医都说自己本事大，别人本事差，完全是小人伎俩。

第三，“江湖骗子不代表中医”
在中国有许多江湖骗子，打着中医的旗号到处骗人。明目张胆的大骗子就有很多，像胡万林等。电视上也经常有骗子们的广告，几年前河南、陕西一带的中医院在电视上做广告，说他们能“还你一对健康的肾”。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肾病患者前去诊治，结果能治好的寥寥无几。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无限期吃药，自愈的患者归功于医院，治不好的患者自认倒霉。每当人们提及中医骗子时，中医人士就反驳说，那不代表中医。可是，许多中医骗子都有中医资格证书，推销的也都是中药，怎么不代表中医？而且中医的骗子数目之多，几乎随处可见。鲁迅说中医都是骗子，其实一点都不过分，只是大骗和小骗而已。中医人士在辩论时说，江湖骗子不代表中医，可是，到哪里去找不是骗子的中医呢？话又说回来，为什么那么多骗子喜欢打着中医的旗号，而不是打着西医的旗号？这说明西医是科学，科学是不骗人的。

第四，“中医辩证（辨症）施治”

辩证法应该是个好东西，但在中国却成了混淆是非的工具。中医也采用了辩证法。对同一个患者，一千个中医有一千个诊断结果，能开出一千个处方。每个中医都能滔滔不绝地讲出一大堆的理由，让患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哪里是医生在给患者诊病？而是患者在给医生诊病，是患者在检验医生的随机应变能力和胡诌八扯的能力。更为可笑的是，中医还经常批评西医“治标不治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既然西医这么差，中医为何还借助西医的力量，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给患者治病呢？西医通过一系列的检查，给病情下一个明确的诊断。中医号称辩证施治，是整体医学，但中医从来不下书面的诊断报告，只开处方卖钱。不管得的什么病，或者根本没有病，到中医那里都能诊断出病来，阴阳虚实的随便说个名字即可，反正仪器检测不出来，患者也搞不懂，全凭医生的嘴巴信口开河。到西医那里看病，通过检查有可能诊断为没病，而中医则不同，来者皆有病。中医治疗起来更玄，你头痛，我给你治整体，你脚痛，我也给你治整体，反正是包治百病的。什么艾滋病、肾病，全都能治好。因为中医根本没有病的具体概念，统统以虚实论之。如果在服用中药的过程中，你自愈了，中医会大肆宣传自己的医术高明（在许多名中医的诊室中，都能看到“妙手回春”、“医术精湛”的锦旗、牌匾）；如果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中医会说你又得了其他的病，本来是给你治阳病的，结果你还有阴病，你事先并没有说明。辩证法吗，正说正有理，反说反有理。辩证法被中医运用的十分娴熟。

中医的望闻问切，其实都是幌子。中医近年有了网络、电话和信函等远程诊病方法，4种诊断手法中只剩一个了，说明其他3个可有可无。许多中医在听了病情介绍后就立即开处方，说明中医的诊断都是假的。其他的常用辩词还有，“中医是一门古老的医学，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归功于中医”，“中药无毒副作用”，“中医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医是东方的科学，不能用西方的科学进行检验”等等。

方舟子：中医是伪科学吗？
作者：方舟子 

　　据我所知，没有哪一种中药已完全通过了如此严格的临床试验，而现代药物(也就是所谓“西药”)一般都要经过这样的临床试验才会获准上市。

　　最近我写了几篇文章，对中医药神话表示了一点不敬，由此引来一些读者对我表示不 敬，有人甚至在网上对我破口大骂。我不相信这些有异议的读者都是感到利益受到威胁的中医药从业者，有一部分可能属于亲身体验过中医药的好处或出于民族感情轻信中医药神话的人。对于前者，我不觉得有去说服他们改头换面的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而对于后者，我觉得应该让他们了解医药科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更清醒、理性地对待中医药。

　　我们首先应该把中医理论和中药(以及针灸等传统疗法)区分开来。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虽然有许多人幻想将来有一天中医理论会被纳入科学体系，甚至被用来拯救现代医学，但那仅仅是一种幻想，我不认为它有可能实现。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包括西方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过自己的一套医疗理论，它们也都被排斥在科学体系之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民族的传统医学就会是个例外。科学没有国界，也不属于某个民族所特有。

　　但是否认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并不等于全盘否定中药。中医的某些疗法就像其他民族的传统疗法一样，可能有其价值，值得用现代医学方法进行挖掘、研究。我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地评价中医药的是是非非，而只想简单地谈谈如何看待与许多普通读者有切身关系的中药。对普通读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不是某个医疗体系是否科学，而是某种疗法、药物是否有效、是否有毒副作用。

　　为中医药辩护的一个常见理由是说它是“经验科学”，是几千年的经验结晶云云。的确，通过千百年来的医疗实践，有可能摸索出某种疗法、发现某种药物，但是，经验有可能有效，却也非常有限。口口相传的经验往往是靠不住的，含有捏造、夸大成分，或有意无意地进行了筛选(只注意成功的病例而忽视失败的病例)。许多疾病的疗效也不可能通过经验摸索而确定下来。

　　历代名医在医案中津津乐道自己曾经用什么处方治好了某个病人，患者在文章中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如何得益于某种药物，这些在现代医学看来都没有价值，因为就药物、疗法的疗效而言，个案没有一点说服力。某个患者吃了某种药物之后病好了，并不等于就是那种药物真的发挥了作用。它可能是自愈(许多疾病本来不吃药也可以自愈)，可能是心理暗示的结果(许多疾病的相当一部分病人在吃了无药性的“安慰剂”之后也会痊愈)，甚至可能是误诊，病人本来就没病。因此，要确定某种药物的疗效，必须在做了大量的临床试验、进行统计之后才能确定。而且临床试验必须采取双盲方法，即在试验过程中，患者本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药物还是外观像药物的安慰剂，以排除心理暗示作用；主治医生也不知道哪个患者吃的是药物还是安慰剂，以避免在判断疗效时有主观偏差。究竟谁吃了药物、谁吃了安慰剂由第三方掌握，在最后统计疗效时才公开。据我所知，没有哪一种中药已完全通过了如此严格的临床试验，而现代药物(也就是所谓“西药”)一般都要经过这样的临床试验才会获准上市。

　　有些药物虽然对治疗疾病有疗效，但是由于毒副作用过强，也无法使用或必须慎用。对那些急毒、剧毒药物，靠经验还可能发现，但是对那些毒副作用要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的慢性毒，例如药物导致的癌症、肝病、肾病、心血管疾病，凭经验根本不可能发现，必须靠动物实验、临床试验、流行病调查才能查出来。中医虽然有“是药三分毒”的说法，但这只是一句废话，对某种药物究竟有什么毒副作用，服用后会对身体器官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现代药物在说明书中都会详细说明毒副作用，而我抽查了几种常见中成药，都对毒副作用只字不提，最多在“注意事项”中写一句“孕妇禁用”，给人以为中药对普通人都无毒副作用的印象。

　　近来靠现代医学方法才发现许多被中医认为无毒的中草药有强烈的毒副作用。龙胆泄肝丸能导致肾衰竭，只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实际上，还有许多药典记载“无毒”的中草药被发现能导致肾衰竭、癌症、胸腺萎缩、重金属中毒、畸胎。我再举一个例子，美国法律禁止进口含珍稀动物成分的产品，美国渔业野生动物部法医实验室为此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抽查了12种声称含有虎骨、犀角的中成药药丸，并未检测到这些成分，却意外地发现这些中成药的有毒元素汞和砷的含量高得惊人，不可服用。其中含量最高的是由于谣传让刘海若“脑死亡”后起死回生而名声大振的安宫牛黄丸(又称牛黄安宫丸)。许多中药补药都含有重金属成分，长期服用会导致慢性重金属中毒。可笑的是有人在服了中药补药后感到“燥热”、“上火”还以为确实很补，不知那正是重金属中毒的症状。

　　各种中药方剂、民间验方、祖传秘方、中药补药、中药保健品等等目前仍然很有市场，了解一点现代医学常识，不要轻信各种广告、传言，不仅可以少花冤枉钱，而且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少受点罪。否则，在盲目服用中药之后引起不可逆转的慢性中毒，就悔之晚矣。

   中医的概念是“人是宇宙”，而西医的概念则“人是机器”。所以中医在这个西方科学为主流的情况下就被看作了伪科学。其实中医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生命哲学。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医应称为传统医学，西医应称为现代医学，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体系上的，因此具有先进性。中医无疑具有悠久的历史，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落后是无疑的，古代中国人也并没有因为有中医而比只有巫医的外国人长寿，平均寿命只有30岁，相反新中国成立后，西医的广泛应用使中国人寿命大大延长，注重事实的人不难从中得出结论。

知道这些反对中医的名人都是谁么？他们是孙中山、鲁迅、胡适、梁启超、陈独秀、梁漱溟、郭沫若、严复、傅斯年、李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中国思想开放的先行者，深受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其中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者，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中坚力量，孙中山是共和宪政的启蒙与缔造者，胡适、陈独秀、鲁迅三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傅斯年是北大前校长、国学大师，郭沫若和李敖都是著名学者。（转载）

反对的言语以鲁迅的“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和傅斯年的“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最为有名。

鲁迅：“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鲁迅1922年和1926年写的《呐喊;自序》、《父亲的病》中对中医进行严厉的批评批评，用辛辣的笔墨嘲讽了中医存在的弊病：故作神秘和玄虚、拼命捞钱、草菅人命的恶劣职业道德。并发誓‘决不看中医’。

郭沫若：“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郭沫若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他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并希望盼望一切不甘居混沌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并断定：“国医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会好的病”。还绝对化地说：“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李敖：“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

李敖一直是反对中医的，早在1961年他就曾经发表废除中医的文章《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他认为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么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

何祚庥：支持取缔中医

何祚庥评论中医的一个准则就是：是否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支持批评中医的，我觉得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大家看病都选择西医，只有少数现代科学知识比较缺少的人才选择中医。

严复：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

陈独秀：“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

梁漱溟：“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

孙中山先生患肝癌，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中药。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清咸丰十年，曾国藩对其子纪泽患病身体虚弱十分焦虑，但叮嘱千万不要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因为“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吴汝纶也“于中医之一笔抹杀”，临终前身患重病，仍然拒绝中医。1900年，严复曾写信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方舟子：“中医是伪科学”

中医的‘系统’，是一个未经实证也难以否证的系统，要接受它必须依靠信仰。因为这一套系统非常模棱两可，怎么说都说得通，所以同一个病人，让三个名中医来看可能就有三种说法。现代医学依靠的是客观的医疗手段，而中医看重的是主观的医术，而这种对个体的强调，正是宗教、哲学的一个特征。”

罗永浩：“中医骨子里是伪科学”
“中医骨子里是巫医继承下来的，从来没有科学，全是靠混人试来试去试到今天，瞎猫碰耗子也能治几种病吧。有没有副作用，不知道。中药从来不写副作用，是不是没有副作用啊？当然不是，它就是伪科学嘛，没有药检。”

因为鲁迅在这两篇文章中着重批评的，是某些中医的封建迷信思想和乘人之危敲竹杠的不良作风。例如，给他父亲看病的那个中医所开的药方，做药引的“蟋蟀一对”，注明“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在1926年的《马上日记》中，也批评了某些西医，说“西方的医学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望而却步了。”接着又说：“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可见他的“望而却步”，是指那些“做事不切实”的西医而言，也并非一概而论。《马上日记》还记载了一件事：一位朋友送他两包柿霜糖，他听说嘴角上生疮，用此糖一搽便会好，就想储存备用，可见他很相信，而这分明是中医的偏方。

鲁迅先生在后期作品如《经验》中，对中医中药有这样一段论述：“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症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又说《本草纲目》“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许广平在一篇回忆录中说，鲁迅在居住上海的最后十年中，常和周建人谈到《本草纲目》或其他中医用草药治急病见效的实例，并亲自向朋友介绍用《验方新编》上的中药方治病，又说他年轻时曾生过“抱腰龙”的病，也是在乡间用草药治好的，可惜忘记了药名。他常对一些效果很好的中医验方因年久失传而湮没无闻深表惋惜，希望有人加以科学整理。可见鲁迅不但在理论上认识中医中药之可贵，在实际生活中也这样相信的。

曾有一位读者写信问许广平：为什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和《南腔北调集·经验》一文中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许广平答：前一篇文章写于1922年，那时鲁迅还只是一个民主革命者；而后一篇写于1933年，鲁迅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得出来的结论也比以前更深刻更全面了。

科学就是科学，中医充其量也就是玄学。

中医是我们汉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医学，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他们的传统医学。这些传统医学的历史有的比中医短，有的比中医长，甚至要长很多。在发达国家，他们的传统医学已经被现代医学取代了。但在我们国家，中医（还有藏医、苗医、维医等）还在发扬光大。是我们的祖先比他们的祖先更加高明，甚至比今天的我们和他们也更加高明？

还是因为今天的我们与今天的他们相比已经落后了，但因崇古而不愿放弃！因守旧而不敢超越！因落后而害怕进步？！
在我们中国，中医中药的很多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如：“中药是天然的，中药没有副作用”；“是药三分毒”；“中医看整体，西医看局部”；“中药好，西药快”；“中药调理，西药治病”；“中医善于治疑难杂症”

这些说法是真的吗？？？今天我们知道：
有些动物和植物也是有毒的，怎么会因为天然就一定没有副作用呢？只是有的毒性缓慢，我们的祖先发现不了。但祖先发现不了的那些缓慢毒性积累起来也是致命的！
在中药中，日常的食物能入药，砒霜也能入药，怎能笼统说是药三分毒呢？实际上是因为中医不能准确知道所用药物的毒副作用倒底有哪些、有多大？只能有一个模糊认识！

现在是到了我们自己重新认识中医的时候了!实际上五四前后的很多人早就开始思考中医的问题，批评中医了。如鲁迅、钱钟书、梁漱溟、巴金等。甚至被称为“中国文化的守护神”，出身于中医世家，三世为医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批评中医。

不过，批评中医并不是批评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在他们那个时代并不落后。在千百年前，所有民族对事物的认识相对今天来说都是模糊的、笼统的、落后的，甚至很多是错误的！在千百年前他们对我们身体的认识也是如此。几百年前的《本草纲目》上有好些方子，今天即使常人都可以看出来是非常荒谬的！但这就是千百年前古人的经验和认识！在今天，“望闻问切”是多么原始，多么粗糙的疾病检测手段啊！

批评中医就是批判今天的我们，在飞速发展的今天还在死死守着祖先千百年前的东西而不肯进步，不敢超越，固步自封，害怕竞争！

在发达国家，很多中药因为毒副作用已经被禁止使用了。而在中国，我们还在因为我们祖先曾经喝过，就把它们喝下肚！可是从来没人告诉我们这些种类繁多的中药里究竟有哪些会让我们慢性中毒！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把我们毒死！今天，婴幼儿死亡率已经非常低了，霍乱天花鼠疫麻风疟疾血吸虫结核流脑这些历史上人类的杀手我们也不再恐惧了，是什么带来的这一切？是我们几千年的“民族瑰宝”中医吗？不是，是现代医学！！！事实上直到今日，中医对它们还是束手无策，却号称专治“疑难杂症”！拒绝中医，不喝中药！除非我们得了“疑难杂症”！为了我们的身体，让我们选择现代医学吧！

服用草药有五大危险。

一、有些草药含天然致癌成分。
例如流行于中国、日本和欧洲治咳嗽和支气管炎的名药“款冬”，无论是花、叶、根，都含致癌成分，大量久服后会得肝癌。肝癌是台湾的第一大癌症，成因不明，但台湾居民的嗜饮、好补及吸烟人口多，都是可能的成因之一。烟酒并存本就容易得肝癌，如再加上像款冬这样的草药，肝细胞要幸免于难，颇不容易。草药的致癌毒性属于慢性毒，几十年后癌症才会形成，中医本草户籍都把款冬说成是无毒的草药，目前只有西医才有能力把草药里的致癌成分检查出来。

二、许多草药除含有可治病的有效成分外，还含有天然毒素。
有一位病人喝了一杯利尿名药“垂序商陆根杀剂”，结果被送往医院急救。“商陆根”含损胃肠、中枢神经和心脏的毒素，可致人于死。有不少含天然毒素的中药，都是借加热炮制去其部分毒性，炮制过火，药效尽失；加温不足，则毒素犹存。为安全着想，这样的草药不该随便使用。

三、许多中草药常含过量重金属。
久饮后会损伤神经、肾脏和其它器官。草药里的重金属如铅、砷、汞等均来自受污染的土壤。有药补习惯的人在使用前，应先取部分药材找人化验，不受污染的药材才适用于药补。

四、有些草药会使胸腺萎缩。
胸腺是人体生产免疫细胞以捕杀癌细胞和入侵人体的细菌、霉菌和病毒的腺体。胸腺细胞本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死亡，不能再生，人体的免疫力也因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而递减。但被奉为保肝良药的“柴胡”和护肤美容圣品的“薏苡人”，会使胸腺更快地萎缩，而使胸腺萎缩的草药还不止这两种。

五、服用草药的孕妇有可能产下畸形儿。
药物使胎儿变形的毒性称为畸胎作用，某种西药是否有畸胎作用有许多西医文献可考，草药就不然了。

鲁迅与中医药

刘建英

对于中医药，鲁迅在早期曾有过相当片面的看法，那是因为他在少年时，父亲连年遭受疾病的侵害，鲁迅有4年多曾常常出入当铺与药店，为父亲筹钱和请医买药。可是，他父亲的病还是没有医好而与世长辞，这使鲁迅对当时家乡的中医极为反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逐渐修正了自己的认识，在回忆自己早期对中医那种片面的看法时说到：“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鲁迅后来对待祖国医药学的正确态度，从他的实践和他的一些文章以及日记中，可以得到证明。在日记中，鲁迅多次写到服用中药的经历。1912年11月10日，“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同年11月23日，“下午腹痛，造姜汁服之”；1916年4月22日，“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1930年8月30日～9月6日的8天日记里，有4次写到为儿子海婴往仁济堂买中药。从鲁迅的日记中还可看出，他很重视祖国医学的古籍并进行了收藏。1914年9月12日记录了“买《备急炙方附针灸择日》共二册”；1915年2月21日“买景宋《五叔和脉经》一部四本”；同年2月26日“购到《巢氏诸病源候论》一部十册”；4月27日“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部二本”；1927年8月2日“买《六醴斋医书》一部二十二本”。鲁迅不仅亲往书局购买中医书，而且还自己动手修补中医书籍。1927年8月12日的日记写到：“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8月17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论”。还应提到的是，鲁迅对国外出版的有关中医的书籍也相当注意。1930年，他先后买了《汉药写真集成》与《食疗本单之考察》，从中了解日本学者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情况。此外，鲁迅对于有关中国医学史与医学辩证法的书籍也进行收购研究。1933年4月25日花了九块银元买了日本出版的《支那中世医学史》一本；同年11月5日买了《临床医学辩证法的唯珠论》。以上的记录，都足以反映出鲁迅对中医学的广泛兴趣和重视。

鲁迅通过对祖国医学文献的研究，以及自己接受中医治疗的经历，对中医的科学价值越发信服。1933年6月他在《南腔北调集·经验》一文中，谈及《本草纲目》时写道“含有丰富的宝藏”，“是极可宝贵的”。他正确地论述医药学是人民群众的无数次实践所发现的事实，鲁迅写道：“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史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关于毒药的叙述。”他在这篇文章里，举出令人信服的实例，否定了积久相传的“神农尝百草”的唯心主义论调，肯定了医药也是由“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他一再强调人们现在能够懂得药物的性能，乃是古代劳动人民付出血的代价而取得的经验。“……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本草家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性命的了。”（《伪自由书·推背图》）

平时，鲁迅先生不但“随便翻翻”这本书，而且常和一些对《本草纲目》研究有素的人谈论它。许广平回忆道：“记得他在上海活着的时候，常常和周建人先生相见，兄弟俩在茶余饭后，总要谈话。谈话内容，其中就会从植物学谈到《本草纲目》。”（《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可见鲁迅对这部祖国医学典籍有不同一般的重视

中华M国全面废止了中医。

对中医歧视、摧残最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

1929年2月，国M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抗战后，M国政府变本加厉，对抗战中仅存的中医横加摧残。

M国政府除了不准中医办医院、设学校、登广告外，还设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审查限于经政府考试领有证书者、或中医学校肄业三年领有毕业 证书者、或由政府发给行医执照者，方可向中央国医馆申请登记，否则不准行医。

M国政府为了消灭中医学校，更是不择手段。1946年2月，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我国最早创办、最具影响的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两校坚 决抵制政府的无理取缔，经多次交涉无效，终于转为公开斗争。8月，校长丁济万的护校宣言在《新闻报》上刊出，并组织请愿团向教育部请愿，终无结果。9月， 教育部再次命令将上述两校及上海中国医学院同时取缔。此讯一出，全国震动，在三校负责人的呼吁下，成立全国中医药请愿团向行政院请愿。国民党政府竟然毫不 理会，在全国没有一处中医学校立案的情况下，却以该中医校未经立案为由强令关闭，使这三个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终于没有维持到解放。1947 年11月，上海不准中医学校毕业生参加特种中医考试，再次打击中医教育。广东省在M国年间先后开办20多所中医院校，到1947年仅剩1所广东省中医药专 门学校。

到全国解放前夕，全国没有一所公立中医院校，更谈不上学术研究，中医书籍出版尤其困难。中药生产听其自生自灭，质量低劣，税多捐重，药店纷纷倒闭。

四次中医存废之争

首次中西医之争出现在1912年,也就是近代史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当时,梁启超和鲁迅等都站在了质疑中医的阵容中。“五四运动”后期,“骂中医”也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其中,最有名的是鲁迅那句话:“中医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子。”

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在1926年被西医误诊而错摘肾脏,成为中医反击西医的有利“武器”。徐志摩为此在《我们病了怎么办》的文章中调侃西医所谓的“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鲁迅则立即发表言辞尖锐的《马上日记》反击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

1929年,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又以中医无法证实自己的科学性而提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议案,欲废止中医,引起全国第二次大范围的中西医之争。最终,国民政府迫于“全国中医药联盟”200多名代表请愿的压力,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中医界也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建国初期,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再次希望将中医“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不过,党中央及时发现“团结中西医”政策被错误执行,立即纠正了各级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对中医的偏见。

在“文革”期间,中医被当成“四旧”,再一次遭到严重打击,“文革”后才重新获得发展空间。1982年颁布的《宪法》第二十一条,还特别注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给予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中医是一种朴素的哲学，世界观！唯独不是科学！中医其实是非常不具体的 科学一定要是具体的，是有局限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就不是科学

鲁迅：“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鲁迅父亲之死――兼论鲁迅为什么骂中医

鲁迅为什么说“中医都是有意无意的骗子”，鲁迅为什么赴日本留学学习西医，以及鲁迅至死相信西医不用中药，其主要原因就是鲁迅的父亲死在中医手里。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于1893年冬―病不起至1895年秋冬病势日加严重，直至1896年10月12日(农历9月6日)去世，终年三十七岁，中道夭亡，他到底死于什么病?根据分析主要死于肝硬化(肝癌？)、俗称膨胀病，中医称单腹胀。期间邀请中医治疗。下面根据史料，分析一下鲁迅父亲的发病治疗经过，功过得失，自在其中。

病因

一郁怒成积：1893年秋鲁迅祖父周介孚科场贿赂案发，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杭州乡试，与案情有涉，故被拘捕审讯，又革去秀才，在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忧郁恼怒，肝失疏泄．失其条达，日久郁怒成积。

二酒精中毒：忧愁无处发泄，借酒浇愁，酒后常甩筷扔碗，大怒伤肝，酒精对肝脏损害更大，日久肝郁血液。周伯宜爱用水果作下酒物，鲁迅常去上街买鸭梨、苹果、花红之类给父亲下酒；根据绍兴人饮洒习惯，凡用水果作厂酒物者多饮的是白酒(烧酒)，白酒含酒精浓度大，因此对肝脏损害更为严重，而其父在生病期间照样喝酒．从不忌口．故造成病况每下。

症状
一，牙龈出血。鲁迅还在一篇叫做《从胡须说到牙齿》的文中讲到自己"牙齿也很坏，……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并说"这是我的父录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的牙齿也很坏。"由此猜测鲁迅父亲也有牙龈出血症状，此亦是肝硬化的常见临床表现之一，兴许他的肝硬化尚伴有"脾功能亢进"的病况，也说不准。中医认为是肝火克脾，是酒毒的表现。

二，口吐鲜血：周伯宜由最初的慢性牙龈渗血逐渐发展到了突然大口吐血，当时鲁迅母亲用墨汁止血毫无效验。对于创伤出血，用草木灰和墨汁都能有效的止血。而鲁迅父亲是在呕血，血从胃中涌出。由于肝硬化，门脉高压造成胃底静脉曲张，郁怒或酒的刺激，而致胃底血管破裂所致。这时用墨汁止血，根本无济于事，只有请医生急救结扎血管止血，但也只能缓解一时。有的病人会因食道静脉破裂，吐血而死。

三，浮肿腹水：吐血量大，造成贫血，血浆浓度低可出现水肿；更主要的是门脉高压，下腔静脉受阻，造成下肢浮肿，后逐渐加重，腹水压迫，漫肿到了胸腔，连呼吸也感到困难，用他父亲感受说，好象一匹小布紧裹身体一样难受。有的肝硬化腹水病人会出现肚脐膨出，医学上叫做脐疝。

四，疼痛不止：肝硬化日久不愈，可致肝癌，肝硬化本身加上严重腹水也可造成剧烈难以忍受的疼痛。由于疼痛不止，起初他服鸦片救急，渐渐地有些非此不能止痛了。这已经是毒品依赖。

治疗
当时在鲁迅居住的绍兴城里，一位颇有名望的中医隔日一次为他父亲诊治水肿，维持患者生命长达两年。随着疾病的发展，加之患者依然酗酒，病情逐日加重，令人担忧。鲁迅在《父亲的病》中写道:"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利害，将要不能起床"。有一天那名医来诊，问过征状，自感江郎才尽，便极诚恳地说自己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再也无计可施，遂荐本领又胜一筹的何廉臣来高治。

这位何廉臣先生当时在医界是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对鲁迅父亲的治疗，常常开有奇特的药引子，如同巢的蟋蟀一对、结了子的平地木十株以及经霜三年的甘蔗等。鲁迅曾不以为然，因之小视，进行过讽刺，这是后话。但从医学讲无论如何，这前两味均是目前治疗腹水的良药。蟋蟀利尿消肿作用明显，尤适用于体弱气虚者水肿，有攻补兼施之妙；平地木主产于华东，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的，普通都称为'佛老大"'，有清热利水、活血退黄功能。如今已广泛应用于肝病临床。陈先生即何廉臣，也确是当时名医，虽治疗偏于古怪，但用药相信不会没有道理。

何廉臣在用汤药的同时，有一种特别的丸药--即败鼓皮丸。这药丸"就是用打破的鼓皮做成；水肿一名臌胀……。"从鲁迅的这些记述中，父亲得病是"臌胀"无疑。臌胀病名，中医专有，多因情志郁结，饮酒过多，或感染虫毒以及黄疸积聚而发病，现代医学肝硬化、腹腔内肿瘤、结核性腹膜炎等形成的水钟，均属于"臌胀"范围。

那种神奇的"败鼓皮丸"服用了一百余:天，"有什么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肿，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 鲁迅笔下除反复写了父亲的水肿外，气喘也多次提及："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又在另一篇题叫《自言自语》的文中说:"我的父亲躺在床上，喘着气，脸上很瘦很黄，我有点怕看他了"。儿子因父亲的病而恐惧，又无可奈何。这种气喘，概为大量腹水，使膈肌抬高致呼吸困难所致，"喘气颇长久"，是由于长期利水低钾而致的代谢性碱中毒的呼吸浅慢，属于中医的呼多吸少，肾不纳气。父亲气虚至重，连说话也觉不支，试看鲁迅对父亲的描述："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由于二、三年的病苦缠绕，父亲很想平静一下子的，但却总显得烦躁易怒，合乎肝病易怒之特点。

末了，何廉臣先生治疗，"仍旧泰然地开了一和方，但已经置败鼓皮丸不用，药引也不很神奇了，所以只消半天药就煎好，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这说明父亲的腹水病已极其顽固深重，肝病导致的脾胃失职，已不能受纳水谷，后天不养，若非紧急"实脾"无以保全。

综上病因病史、临床表现和治疗预后情况，我们可以初步诊断鲁迅的父亲所患为(酒精性)肝硬化腹水--臌胀，

死因
膨胀病本是难治之症，即“风、痨、膨、脆”为内科四大证；膨胀一证，索来棘手，有谚云“神仙难医膨胀病”就是这个意思。二是即便在今天的医疗下，也将最后成为成为不治之证而病故。鲁迅由于对父亲的死“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怕也很抉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病重不避酒，神仙也难医。年少无知，却怪医生。不反省其父酗酒伤肝，反而怪怨中医耽误，请问即便在今天对已经肝硬化的病人，如何治疗才叫不耽误。鲁迅的人品之低劣，可见一斑。

补充：
1)牛皮本草纲目云：主治水气浮肿、小便涩少。以皮蒸熟，切入鼓汁食之。
2)其年何廉臣35岁（1861年----1929年）

对中医的科学性深度怀疑中！

同样的病，每次药方不同、每个医生的药方不同。草皮、树根、花草等十几种，感觉很脏却无法清洗，煮出一锅不干净的汤，这能治病吗？严重怀疑

记得我外婆是去世之前，叫我（6岁）去逮一种味道很丑的小虫子做药引子，小时候不懂事，只知道中医说那个吃了能治病。最后外婆还是去世了，我母亲说是饿死的，外婆一直说她很饿却无法吃东西（食道有问题），想起了我都心痛，最想念外婆给我烙的葱花饼。

何祚庥：中医理论的核心是伪科学（摘录-转载）

中国科学院院士页面这样介绍何祚庥——粒子物理、理论物理家。对于医学，何祚庥是外行，所以他事先声明：“物理和医学差得比较远，对于一些医学的细节，比如哪种药好，有毒没毒，我不是专家，我没做过化验分析，我不能评论。但对于中医的一些缺点和严重问题，我相信我的评论还是靠得住的。” 何祚庥评论中医的一个准则就是：是否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支持批评中医的，我觉得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

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或者淘汰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在医学里就是有先进落后之分，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普遍规律。不仅中西医之间有先进落后之分，西医和中医内部也存在这个问题。

我有看中医的经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都看中医。我母亲对中医就十分反感。我两岁是父亲得伤寒死了。他还是学现代科学的人，迷信中医可以治伤寒；伤寒是传染病，西医治比较妥善。但是家中祖父母包括我父亲本人都主张请中医来治，结果治死了。但那时妈妈比较年轻，无法做主。所以我妈妈对中医十分反感。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的弟弟比我小一岁多，出生几个月后，瘦得不得了，人也长不大，脖子也挺不起来。中医虚啊实啊说了一通之后，就不知道怎么看了。我妈妈把孩子偷偷把送到西医那里，大夫一看，奶水有问题。把奶妈请来挤出奶水，缺乏营养物，孩子营养不足。马上改喝牛奶，几天后就改观了，这就是科学。何祚庥举的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77年前。

中医理论的核心，阴阳五行学说是伪科学。中医在落后主要就是说它在理论上落后。什么虚啊、实啊、气啊、补啊、阴阳五行等等，这些概念都是不准确的，不知所云。什么叫做虚火上升，什么叫做寒症，这些语言是不科学的。而且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这套理论是完全不科学的。

中医里的阴阳五行，简直不知所云，越听越糊涂。应该说中医里的阴阳五行是典型的伪科学。玻普有一个关于“伪科学”的定义，凡是不具有可证伪性的“科学理论”，即是伪科学。支持中医阴阳五行理论的朋友们，需要回答的一个尖锐问题是：这一理论的“可证伪性”何在？但是西医的很多问题却搞得清清楚楚。拍X光，作CT，哪里有问题都看得很清楚，不需要说什么阴阳怎么样，做个手术就解决了。

告别中医中药

张功耀（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哲学系。1956年生，湖南郴州人，198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中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学科带头人，湖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及湖南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湖南省科技新闻学会高级会员，主要从事科学技术的历史、哲学及社会学研究

内容提要：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关键词：废除 中医 中药

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1〕。俞先生的这个“废医”（“废除中医”的简称，下同）主张，明显影响了曾经赴日留学的两位浙江后生，一位是余云岫，另一位就是鲁迅。前者赴日先攻物理，后转大阪大学主攻医学，回国后却以斥责中医为“伪学”而名闻海内外，有自撰的3集本《医学革命论》流传后世。后者赴日学习西医，回国后却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为己任，其中包括“废除中医”，代表作就是短篇小说《药》。在这些“海归派”的倡导下，在20世纪的20年代形成了一股废医热潮。除余云岫和鲁迅之外，还有政治人物孙中山，学者胡适、梁启超、严复、丁文江，都是“废医”主张的强力倡导者。有学者已经指出过，这些“海归”的废医派人士均把废医主张与国民性的改造联系在一起。〔2〕然而，中国的文化是很难改造的。几乎所有新起的思想，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外部引入的，都要被淹没在庸众思维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在科学思想有了一定普及的今天，要继续说服人们接受这个120多年以前就提出的废医主张，也还有许多艰苦的理论工作要做。

以文化进步的名义

在我国，主张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来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竞争的“爱国者”不少，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爱国者”具备了理解和保守中国旧文化的能力。同样，尽管中国至今仍不乏批评主张“废除中医”的人，却没有任何“护医使者”指明了中医的前途。有不少人曾经试图通过“中医现代化”来振兴中医，实际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中医越是“现代化”，中医所暴露出来的缺点也就越多。典型的例子是，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Panax ginseng, L.），经现代化研究以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作用。 为回避这个严酷的现实，另有一些人提出了一种底气不足的新主张。他们认为，中医是越古老越可靠，中医的前途不在于现代化，而在于复古。可是，这个复古倾向一冒头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明眼人心里很清楚，复古只会掩盖中医的缺点，不会给中医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由之，中医走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笔者首先想要论述的是，中医走入今天这种境地，是它从来不曾主动地寻求进步造成的。

中医祖于不立方剂的《内经》和《难经》。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西汉古方以前，我国中医史家常以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始立冬寒之方为中医方剂的开始。嗣后，复有河间医生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始明温暑，易州张元素传《医学启源》理脾胃，其徒弟东垣老人李杲写《兰室秘藏》讲内伤，张子和以《儒门事亲》攻痰饮，丹溪先生朱震亨以《丹溪心法》究阴虚，至此形成了“中医六宗”。中医史上也还出版过《医林改错》那样的书。这看上去，中医也是不断进步的和求实的。其实不然。中医六宗带有标榜性质，并无实质性的进步。其创新程度，还不如轻便自行车与山地自行车之间的差异。那些自认为可以进行医学纠错的人，自己所犯的医学错误甚至更为严重。

就世界范围看，最古老的医学都是草本医学。笔者曾经考查过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古代中美洲地区的医学。〔3〕将其与中国古代医学相比较，不难发现，所有古代医学都有十分相似的起源。比如，西医里边的“发炎”（inflame，inflammation）就与中医里边的“上火”是一致的。在化学药物兴起之前，全世界所有古文明发源地的人民都是用草医草药治病的。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古中国大概还是兴起草医草药较晚的文明地区之一。为使“护医使者”们对它有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妨做稍微详细一点的论证。

高春媛女士曾经出版过《文物考古与中医学》一书，其中对甲骨文医学资料总结得比较详尽。笔者阅读后发现，甲骨文中只有一个勉强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病”字，却没有一个“医”字，哪怕是不可靠的“医”字也没有。〔4〕这表明，在甲骨文流行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医学。至于立有方剂最早的中医著作，则是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14种医书，其存续年代在公元前193年左右。如果拿它与其它文明地区的医学做比较，中国古代医学的肇始年代，不仅与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医学形成的反差较大，与古希腊医学所形成的反差也是相当大的。对此，笔者已经指出过，19世纪5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的由20000多个瓦版残片组成的《尼尼微医书》，其明确可追溯年代达到了公元前2100年，比夏启王朝立国还要早大约100年左右，比甲骨文的存续年代早大约700年，比马王堆医书早1900年。古希腊的医学原来以为是公元前8世纪才开始的。最近，从公元前16世纪的草纸书中发现了古埃及人使用过来自克利特人的药方。这一证据把希腊医学的历史往前推进了800多年。遗憾的是，如此久远的医学历史文物和文献证据，在中华文明的考古中还没有发现。〔5〕

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国可能还没有“医”，只有“巫”。众所周知，中国的“巫”是纯粹的“医骗子”。后来才逐步从“巫”当中分离出了“医”。由于中国古代的“医”起源于“巫”，使得中国的“医”一开始就与“巫”搅在了一起。事实上，我国今天流行的“中医”（尤其是民间中医）依然保留着“巫”的痕迹。

中国古代何时才把“医”和“巫”分开，至今没有定论。有人以秦越人（扁鹊）为中国最早的“医”。其依据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扁鹊的一个誓言：“信巫不信医，不治也。”于是，扁鹊成了中医的鼻祖。有考据认为，扁鹊生于周威烈王19年（公元前407年），卒于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如果这个说法确实，那么，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小53岁。更有甚者，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扁鹊有任何医学著作流传后世。《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极有可能是伪托扁鹊之名刊刻的，而且已经失传。希波克拉底则无可置疑地留下了10大册之巨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据西方科学史家介绍，这部比扁鹊的出生还要久远的古代医书所包含的医学主题有53个，迄今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公元11世纪出版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最大页码编号是5526。对此，我们只要指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刘衡如、刘山永父子的校注本《本草纲目》，连同“目录”和“索引”在内才2000页，足见《希波克拉底文集》著述的宏大了。

要论历史悠久，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历史更悠久。要论内容丰富，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内容更丰富。更何况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之后，有盖仑（公元二世纪）和阿维森纳（公元九世纪）两次里程碑式的发展。可是，当16世纪化学医学兴起的时候，欧洲人还是告别了他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草医草药，走上了化学医学的道路。

继化学医学革命成功之后，医学在19世纪末又发生了生理医学革命。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以后，20世纪的人类正在酝酿一场基因医学革命。在中国，既没有跟上化学医学革命的步伐，也失去了生理医学革命的机遇。人类文化多次长足的进步，居然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医学的任何方面。这种不思进取的文化，难道是先进的文化吗？因此，以文化进步的名义，我们有理由告别既不可能复古，也不可能走向现代化的中医中药。

以科学的名义

许多为“中国古代无科学”做驳斥的学者，总是试图指出中国和西方存在“不同的科学”。这样的假定是虚幻的。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最简单的判定方式就是看它是否建立了明晰而可靠的原理关系或因果关系。中医之所以不属于科学医学，就在于它的经验判断和理论陈述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有人以为，中医虽然不属于科学医学，但应该有资格被称为经验医学。其实不然！中医的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诸如太阳、太阴、阳明、厥阴、少阳、少阴之类的概念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也有一些概念，表面上看似乎存在某些经验基础，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它们脱离经验世界很远。药性的“五味”（辛、甘、苦、咸、酸）和“四气”（寒、热、温、凉）表面上看很有些经验的味道，其实它们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类似的还有“五脏”（心、肝、脾、肺、肾）和“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都是不能被赋以任何经验意义的概念。另有一些表面上看属于经验世界的存在，但它的描述方式却不具有任何经验性，而且描述也不精确。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的“脉诊”方法。这种描述不精确，没有实际诊断价值的经验方法，使慈禧太后至今还背负着洗不清的“喜脉案”。其实，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可以通过脉相来表达。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中医断言为一种经验医学。

此外，中医也完全不是理性医学。理性科学以完全形式化的推理为特征。表面上看，所有被完全形式化的概念只存在于理性思维领域，远离经验世界。可是，几乎所有的理性概念都具有经验的可还原性。比如，“点”、“线”、“面”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但它们却都可以用来解析经验世界的存在。你可以将桌子上的某个位置叫做“点”，你也可以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叫做“点”，如此等等。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中医概念达到了这样既高度抽象，又可做经验还原的理性思维境界。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医的非科学特征，我们不妨以《黄帝内经》中关于水肿病的论述做一次具体的解剖：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歧伯曰：‘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帝曰：‘善’。”〔6〕

这段文字以黄帝的口吻提出了这么一个病理学疑问：通常认为，疾病是从外到里演化的，可是偏偏有些疾病“不从毫毛而生”，五脏自己就变得不起作用了，“水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为什么呢？然后，作者以“歧伯”的口吻教导黄帝如何对水肿病人进行保养和治疗。其中，“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所表达的是对水肿病人的治疗原则。它把治疗水肿比喻成称东西，把蕴积的部分去掉，保持一种平衡，水肿就可以好了。这个教导明显是一种表面判断，没有任何深入的趣味。肿了的病人要消肿，这是众人皆知的常识，实在不是一种了不起的“学问”。然而，歧伯却以煞有介事的姿态讲出了一些连他自己都如坐云雾的“医理”，其中引起中医学者最大兴趣的莫过于“缪刺疗法”。

按照《素问·水热穴论》的说法，人体中有水俞57处，亦称“肾俞57”。人若有水肿病，可判断为“肾俞积阴”。按照“以左取右以右取左”的缪刺原则，左边水肿刺右边，右边水肿刺左边，一直刺到“见血立已”。可是，水肿病人基本上是左右俱肿或全身浮肿的。如此，如何才能“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呢？估计写这段文字的作者也未必清楚。至于用这种方法处置水肿病人，会不会出现“以复其形”（消肿）的医疗效果，也只好由患者的生命去作赌注了。至于“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之类的医疗措施，则没有任何明确的操作含义。它是不是巫术，我们姑且不去妄加断言，但至少它为江湖医生施行巫术留下了一个广泛的空间。

无可讳言，水肿病曾经是一种难以理解和治疗的疾病。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尤其如此。虽然水肿病被发现得很早，但直到19世纪，英国医生John Blackall 和Richard Bright才将肾源水肿、肝源水肿和心源水肿区别开来。1898年，英国生理学家斯大林（Ernest H. Starling）描述了作用于毛细血管膜的水压力和胶体渗透压力（oncotic forces）之后，人们才逐步认识到，水肿是因为这两种力的平衡遭到破坏引起的。细胞内外钠离子含量的变化最有可能破坏这种平衡。这也是西药医生劝告水肿病人少吃盐的科学依据所在。至此，关于水肿的认识才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由上可知，尽管不同的古文明地区在战胜疾病方面有大致相同的起源，但以后的发展道路迥异。值得我们效法的是，西医在取得进步之后，便很快告别了前人所取得的那些不可靠的认识，主动用新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医学实践。中医则不然。它具有强烈的“恋旧癖”。居然没有任何医学科学的进步使中医发生过丝毫改变。

现代人当然没有理由去苛求古人的不开化。但是，如果现代人继续维护古人的错误，就是对科学的亵渎和对人类生命的摧残了。因此，以尊重科学的名义，我们有理由告别因果关系和原理关系都不明确的中医中药。

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

最近20多年来，由于化学药品自身的局限性和广泛被滥用的现实，欧美医药学界出现了一种自然疗法（Natural Therapeutics）的研究取向。古代文明中曾经流行过的草医（Herbal Medicine）和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针灸（Acupuncture），受到了这一研究取向的重视，甚至出现了以草药和针灸作为辅助疗法的小诊所。国内一些不负责任的大众媒体，以此发表带渲染性的报道说，中医已经风靡世界了。其实，正如前述，草本医学并不为中国所独有，而是在16世纪以前的一切古文明世界中都存在的医学方法。因此，欧美医药学界推行的自然疗法也不是只参考中国古代的医学记载。此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自然疗法研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中国古代滥用自然界的恩赐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我们以对姜的药用价值研究为例，来比较二者的不同：

相传，孔子是喜欢吃姜的。《论语》中有孔子“每食不撤姜”一说。王安石说，姜能“疆御百邪”，把姜的药用价值夸大到了可以抵御所有外感疾病地步。其它古文明地区（如古埃及人和古印度人）也有以姜入药止呕的记载。李时珍写作《本草纲目》的时候，辑录了姜的药用价值达44种。但是，经自然疗法医药学家核实。姜的确切药用价值只有两种，那就是“止呕”和“通关节”，即对反胃（nausea）和骨软骨炎（osteoathritis）有效。〔7〕

这个确证过程是严格的。以姜的止呕作用为例：

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华盛顿中心医院的D. Mowrey医生把姜做成姜粉胶囊用来缓解因流行性感冒而引起的呕吐。后来，又有一位德国医生发现了姜对于消化不良和晕动呕吐也有疗效。1984年，美国宇航局（NASA）拨款支持姜粉胶囊抗晕动的研究。研究小组把它与晕海宁（dimenhydrinate）、安慰剂（placebo），多潘立酮（domperidone）、敏克静（meclozine）、桂利嗪（cinnarizine）等进行了药用价值的对比研究，他们在1489例对比实验中，发现给每4小时500毫克姜粉胶囊与给每4小时100毫克的晕海宁，具有相同的抗晕动的效果。〔8〕而且，姜粉胶囊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大约在相同时间里，自然疗法医药学家，以每4小时给姜粉胶囊250毫克的剂量，在70例抗妊娠反应中也取得了显著疗效。这样，姜粉胶囊在感冒、舟车运动和妊娠中出现的呕吐，都取得了可靠的疗效证明。

这样的研究与王安石和李时珍随意夸大姜的药理作用，以及中医方剂中滥用姜入药，属于完全不同的规范。

滥立方剂在汉以后的中医文献中是一种普遍现象。随便翻开一本医书，往往是一种疾病立有若干个方剂，一个方剂又同时使用了若干种“药物”。尽管保留在各种中医文献之中的“良方”、“验方”、“奇方”、“神效方”汗牛充栋，却都没有切实可靠的临床实验依据和医理。正由于此，中医方剂的“有效”没有普遍意义。有的“疗效”甚至是非常有害的。其中，将鸦片用于止痛和止泻就是有害“疗效”的例子。目前，西医为了缓解病人痛苦，从鸦片中提取单体吗啡用于止痛，但在使用上有严格的规定。其所以做出这样严格的规定，就是因为西医既认识到了吗啡的药用价值，也认识到了吗啡的毒性作用。这与中医滥用“佛粥”（鸦片的中医别名）止痛和止泻是完全不同的。

中医立方混乱与它滥用“药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医的“药”是否真有药用价值，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确证。事实上，中医方剂中的“药”不乏“食品”、“污物”、“毒品”和“穿肠而过的异物”。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把自缢的绳子烧成灰兑水服，可以治疗突发性癫狂。如果把这种绳子收藏二年以上，效果会更佳。又记载，将丢弃路边的烂草鞋烧成灰兑酒喝，可以治疗霍乱。诸如此类的配方是不可能具有确切的药用价值的。

熟悉中医方剂学的读者也许知道，中药医生遵循君臣佐使、六气岁物、七方十剂、气味阴阳、五味宜剂、升降沉浮、五运六淫、十九畏、十八反的配伍方法进行多味立方。某些“神效”方，可能真正起作用的只是其中的一味或者两味，在立方的时候，却偏偏要开十几二十味。笔者在农村习医（中医）时见过的方剂曾多达49味。中医如此立方，模糊了中医药物对于疾病之间的医理关系，同时浪费了许多“药材”资源，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更有甚者，中医通常以“奇特”来追求“奇效”。于是，成对的人形首乌、高山顶上的雪莲、悬崖上的灵芝、房顶上的茅草、灵猫的阴户、老虎的阴茎、猴子的脑髓，沙漠腹地的发菜，如此等等，因为其“奇特”而被视为“药中珍品”。于是乎，越是稀有的动植物资源，遭到的破坏也越严重。因此，为避免不科学的医药措施继续危害生物的多样性，一切有良知的学者都应该承担起一种文化责任，呼吁国人自觉告别中医中药。

以人道的名义

中医一直自我标榜为“仁术”。可是，这种“仁术”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仁爱特征。举其要者，有如下一些：

一、装腔作势，欺骗患者。

医学同其它科学一样，本是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知识体系。事实上，人类的疾病本身也是变化多端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除了医学尚未认识到和解决的疾病外，还会出现一些新型的疾病，2002年底到2003年上半年在世界许多地方流行的SARS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无论医学怎么发达，人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不可能战胜所有的疾病，尤其不能很快战胜哪些新型的疾病。

中医则一直漠视这个事实。对于中药医生所接触的疾病，不管是已经认识的，还是尚未认识的，他总可以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术语来装腔作势地作些“辩证”，就连SARS和AIDS那样的新型疾病，中药医生都要煞有介事是“辩证”一番。不仅如此，它甚至能够针对所有的疾病开出药方。“包医百病”这个成语出自中国，恐怕不是偶然的。

中国医学界这种不求甚解而又装腔作势的风气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种遗患。为使中国的“护医使者”对中医的弊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妨举这样一个例子：

估计现代人不大会相信立春时节的雨水可以治疗不孕不育症。大概是唐朝的掌禹锡首先在《本草拾遗》中记载了这个方剂。李时珍编修《本草纲目》时，在“水部第五卷”进一步地引述了它：“立春雨水夫妻各饮一杯，还房，当获时有子，神效。”〔9〕现代人固然会对这个“神效”嗤之以鼻，但李时珍则十分固执地相信它是真的，并为这个方剂做了阐发：“立春节雨水，其性始是春升生发之气，故可以煮中气不足，清气不升之药。古方妇人无子，是日夫妇各饮一杯，还房有孕，亦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也。”类似装腔作势的医理解释，不知骗了多少病人，害了多少学士。鲁迅先生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10〕，并不是恶意而刻薄的谩骂，而是确切的事实！

二、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

由于中医在生理和病理上的盲目性，使得中医关于“药”的概念相当混乱，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

1、污物入药。 尽管没有人确证过将狗屎绞汁口服可以“解一切毒”、治疗小儿霍乱、心绞痛、月经不调、发背痈肿等疾病，但《本草纲目》却在兽部第50卷推荐了这样的方剂。〔11〕这样的污物入药在《本草纲目》的“水部”（如磨刀水、三家洗碗水、古冢中水、洗脚水、溺坑水等）、“土部”（如蜣螂转泥、鞋底泥、猪槽垢、香炉灰、粪坑泥、尿坑泥等）、“服器部”（如裹脚布、月经布、内裤、篦梳、炊帚等）各卷中最为多见。

2、毒物入药。 中医以毒物入药已经在“中医现代化”研究中得到了不少揭示。其中以滥用矿物，让患者吞服大量的重金属或其它有害成分最为普遍。除中医推荐用来治疗精神性疾病的朱砂、辰砂含汞，密陀僧、禹余粮含铅以外，国内已有临床报道证明，中医成药的天王补心丹、牛黄解毒片、大活络丹、至宝锭、紫雪散容易导致肾中毒，甚至双肾萎缩；六神丸、六应丸、喉症丸等，可引起洋地黄样心律失常；云南白药、小活络丸、附子理中丸等中毒可出现口唇麻木、头晕恶心、最终可致心律紊乱以致死亡。如此等等。目前的临床统计表明，在所有中药的毒性作用中，以肝中毒最为多见。值得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由于中医入药的原理不清，方法上相当混乱，不可能指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所有中医药物进行药理分析，和对其毒性进行一一甄别。因此，中医究竟选择了多少毒物入药，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一点与西医在药品投入临床之前，事先阐明其毒副作用及其用药限量是完全不同的。所谓“纯中药制剂，无毒副作用”的正确解读是：“纯中药制剂，尚未阐明其毒副作用”。

3、异物入药。 几乎所有的中药方剂，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只有一味，甚至所有的药都没有用，真正起作用就是所喝的水。于是，在多味入药的方剂中，“多余”的药物就成了穿肠而过的异物。患者花费大量的钱财购买一些穿肠而过的异物，对患者所造成的坑害是可想而知的。“中医现代化”研究已经证明，即使是“上好的”人参，对于所有的疾病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可见，中医的异物入药是何等的触目惊心！

患者花钱买回的“药物”中，竟然不乏污物、毒物和异物。它们不但不能解除患者的痛苦，反而还要使患者不明不白地忍受各种危害。这样的“仁术”是道德的吗？古人入药混乱限于古人的认识水平。现代人明知其有害，却要竭力去维护它，这种不道德的文化欺骗行为，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三、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并为医生的无效施治开脱责任。

古代立方大多凭经验，没有什么理论。16世纪中叶，瑞士医生巴拉塞尔苏士（比李时珍大35岁）根据当时的化学思想，首次指明了草本医学中所使用的药物，真正起作用的是药物中的“精素”。为此，他通过结晶升华获得了人类第一个化学药物：愈创木酚。与这种寻求药物内在起作用的“精素”不同，中医立方则通过从药材的选择、药物的炮制、药物的收藏，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严格规定来追求“奇效”。细辛要水渍令直，蜈蚣要足朱为上，黄精要七蒸七晒，螵蛸要胶于桑树者，上党的人参，川西的当归，齐州的半夏，毒蛇含过的石头，总之，所有中药必须“产之有地，采之有时，制之有法”，才能奏效。此外，还有将药物分成上、中、下“性三品”以应天适时，把握君、臣、佐、使和“五味”“四气”的宜忌、标本、升降、沉浮的配伍法式以相宣摄。到了唐朝，气象变化也被引入了用药法式，于是又有了“四时宜忌”和“五运六气用药式”。此外，还有“不得违越”的剂型规定。甚至熬药用的水，烧火用的柴都是使中医方剂创造“奇效”的严格规定。

这样严格而奇异的立方不为别的，只为追求“奇效”。显然，这样严格的规定是很难做到的。于是就有“良方易得，好药难求”一说。立方如此严格，见效了自然是“奇方”的“奇效”；如果不见效，当然就是没有“好药”或“真药”了。由之，医生无效施治的责任被开脱得干干净净。而患者为了疾病的好转，不得不按照这些严格要求，爬山涉水、劳民伤财去寻求“真”“奇”的药物。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真”“奇”的追求没有任何医学意义。

总览以上，这样的“仁术”何曾有丝毫的仁爱之心？今天，应该是我们彻底揭露“仁术”真相的时候了。

注：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消耗人参最多的国家，其基本消耗目的是用它来改善人的活力，消除疲劳。19世纪，欧洲人依据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开始研究人参真实的药用价值。其结果，居然是否定性的。20世纪，美国人也开始了对人参的研究。但是，所有的研究都没有发现人参有任何确切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于是，经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严格审查确认，人参属于“一般认为安全”（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GRAS）的食品，而不是药品。1970年代以来，医学界陆续发现了人参的许多副作用。由之，这个被列入“一般认为安全”的食品陆续有了一些安全防线，它告诫人们，重感冒，咯血，过敏，失眠，便秘，高血压患者不宜进食人参。

张功耀“土中医”变“反中医斗士”

在高中和大学之间，张功耀的生命中出现了5年的断档。那是文革末期，在湖南郴州的农村，他在朋友家看到被收缴上来的中医书籍，这令他着迷。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之后，他开始尝试给熟识的人治病。张功耀不会针灸和诊脉，那时只凭着《药性歌括400味》和《汤头歌》两部小书来给别人开中药处方。张功耀最后一次给人看病是在1979年。他在读大学期间回老家，还有熟人找他开单子，说他的药方“很灵”。比较有成就感的一次治疗是在他祖父的病体上展开的。“那天他正吃着饭突然就倒下了，迷糊不醒。”张功耀说，接下来9天的时间内，祖父像个植物人，脸色潮红，接受大家的喂食，但不排泄。他根据祖父的一些症状开了一剂凉药，结果如他所愿，祖父逐渐康复了过来。

张功耀对中医的态度的逆反，是在他50岁时开始的。那时他正在写一本名为《科学技术哲学教程》的教材，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到“伪科学”。他在网络上搜索关键字“伪科学”，居然找到这样一篇文章：《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他开始阅读网上热闹的中医争论，并调整自己的思维。对张功耀而言，转变对中医的态度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可以说非常容易。张功耀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理论影响思维方式的典型人物。在一种理论的指引下，他否定了自己从前的中医实践，相信了这样两个等式：西医=科学医学，按照西医的科学规范，中医理论有许多不符合之处。因此中医=伪科学，该被打倒。

“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

签名公告建议“取消中医”
《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王澄认为还是以国内学者领衔提出比较好，就把张功耀的名字放在他自己的前面。他们的诉求主要有以下几点：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21条有关中医的内容；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这篇公告的影响之大，超出了张功耀的意料之外。“原来很多人认为我和王澄俩神经病，天天发文章(批中医)。”张功耀对它产生的效果非常满意，“根据一个网站的调查，现在有2万多人支持我们。这就不是我俩神经病了。”

对张功耀的质疑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作为一个哲学教授，他有能力与资格评判中医药么；为什么对几千年来中医药所起的巨大作用视而不见；中医有糟粕，西医难道就完美无缺么？为什么不辩证地看待中医？

 

（转载）
张功耀也意识到，力挺中医者的主要理由就是它有“疗效”。他反驳说，所谓的有效是中医治疗的结果，还是患者的自愈？抑或心理作用所导致？没有经过严格的循证医学的检验，是无法确定中医的疗效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爷爷是自愈的。”张功耀现在彻底否认了自己当年给他爷爷所开药方的有效性，“我敢肯定不是吃我药吃好的。”事实上，从张功耀所赞赏的西医科学角度看，说其祖父的康复是自愈，与说是中药方起了作用同样缺乏证据，如果不是更加缺乏证据的话。张功耀的这种表态，源自他的这样一种认识：不经循证医学验证，就不能称这种治疗有效果。

循证医学是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学说，它的定义比较抽象：遵循科学依据的医学，其核心思想是医疗决策应在现有的最好的临床研究基础上作出，同时也重视结合个人的临床经验。简单地说，每一个治疗方法都需有真实可靠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做依据。它把临床研究的证据，按质量和可靠性程度分为5级。

而中医中药的诊疗，如按循证医学的标准来看，级别普遍不高，属于未经严谨检验的治疗方法。张功耀说，中医对病症的描述很模糊，达不到科学所要求的确定性。中医中药治疗方法的毒副作用，也因缺乏检验被遮蔽了起来。因为没有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比较试验，很难说中医药的疗效不是“安慰剂效应”——类似于一种心理作用，服用安慰剂(并非药物，但患者误认为其有效)而产生治病效果。

张功耀和他的反对者几乎都认同这样一个判断：中医的信誉来自中医本身，中医被废止的危机也来自中医本身。张功耀采取的态度近于“全盘肯定西医，全盘否定中医”。很多反对者认为他将中医存在的个别问题上升到普遍层面，进而得出偏激化的结论；同时又对现代西医中存在的负效应视而不见。

张功耀说，“循证医学是普遍有效的检验方法，只有中医至今不承认。”事实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经开始注重到循证医学教育了。当然这在中医界有很大争议。很多中医认为，中医有自己的特点，不应对西方学术规范亦步亦趋，全面拥抱。

关于中医是否科学，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论断。张功耀的观点是，西医是科学医学，中医则连伪科学都算不上；相反的观点认为，中西医同属科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还有一些人认为，毋庸讳言，以“阴阳五行”等理论为基础的中医，并不是严格的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它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科学，是一种模型论科学。运用中医理论来治病，可以取得临床效果(即便未经循证医学的严格检验)，现代自然科学有其局限性，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中医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话题，在业内一直存在着讨论。中医的现状不容乐观，它要面对如何证明自身“客观上有效”的问题。现在最受诟病的是，只要愿意，每一个中医生都可以开出一个“秘方”，并宣称对某一疑难杂症的特殊疗效。这种广告目前遍布在各种媒体上。很多中医人士感慨，是这些“江湖骗子”毁了中医的信誉。

张功耀很重视自己发起的这场“战争”的历史延续性。他从书房中拿出自己汇总并复印的两本小册子，其中一本名为《废医檄文》的小册子，里面搜集的是历史上要求废止中医者的文章。他的口中不断出现这些人的名字：鲁迅、余云岫、傅斯年……他特别欣赏傅斯年写于1934年的《所谓“国医”》，给记者念了起来：“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断气的事……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做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

民国时期，中医面临的第一次“存废”危机的时代背景是，传统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打倒孔家店”的狂欢中，中医不可避免成为“全盘西化”鼓吹者的标靶。不可否认，那时对中医的全盘否定带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味道。而张功耀似乎更多的是受到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影响，并按照其自身的理解走入极端。有人因此称他为“走火入魔的唯科学主义者”。

一些中医从专业性的角度指出张功耀对中医的误解。张功耀并不这样认为，在撰写《告别中医中药》时，他和几个西医进行过商讨，但并未征询中医的意见。“中医那一套我都知道。”记者在他家中采访时，他刚刚从凤凰卫视的演播厅中走出来不久。他对自己在镜头前的表现并不满意。这位研究科学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在面对一些医学专业问题时表现出了窘迫。不过，他从未因自己的非医学专业出身而表示过怯懦，直到现在。

“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张功耀批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