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的讲座（转载）(2010-07-07)

    《北京晚报》问我为什么写这样沉重的话题。周宁说：必须写一些严肃的话题，这样才让自己觉得是个人。自己感觉到尊严，并且得到别人的尊重。八个人（托尔斯泰等）生活得认真，并且经历常人认为没有必要的苦难——矫情——一声没有矫情过也是个遗憾。写《人间草木》是出于不确信，很多问题都想不明白，写书方式想要找几个人物，在他们的生活中寻找自己的替身，需要有人引领你深入生活，深入世界，让你知道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从这八个人，想要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无法经历无法想象的人生。
第一组人物，传教士，马礼逊、伯格里，关注的是正直认真热情忍耐的层面，在非传教士的人生中同样重要。
第二组，和尚，苏曼殊，李叔同。
第三组，托尔斯泰、马克思韦伯。
第四组，梁济（梁漱溟老子）、王国维，前清遗老。

    马礼逊，十九世纪早起从英国到广东传教，死在广东。伯格里二十世纪初期从英国到云南传教，死在云南。他们的生活目标在人生早期的某个时刻便已经确定，从此便在没有动摇，即使苦难也是幸福的。关于人生意义的确定性问题。
   马礼逊：决定从英国到中国传教，从英国出发，到美国，过太平洋，绕回东航路，到中国。因为中国禁教，英国商人不愿意带马礼逊。有人问马礼逊，中国可以信基督吗，马礼逊说只有上帝知道。伦敦传教会给马礼逊300英镑（只能生活3到5月），让他传教，可英国商行不允许他传教。转澳门，当翻译，却痛苦与英国人做的鸦片生意，神圣与世俗纠缠在一起，相互陷害。“我怎么能一手拿着毒品，一手拿着福音去拯救中国人呢？”历史纠结的格局通常会陷害于个人。马礼逊在澳门娶了一个英国人的女儿，她后来得了抑郁症，死了。马礼逊三大使命：一，翻译圣经；二，传教，建立传教点（不太成功）；三，编立英华词典。
  二十年后回到英国，载誉而归。热闹了半年决定还要回中国。中国规定夷妇不准进广州，马礼逊在英国的第二任太太留在澳门，马礼逊太太得了抑郁症，不得不回到英国。马礼逊此时得了肝病，信件往来需要一百六十天，但马礼逊依旧没收到回信，在马礼逊太太回英国后三星期，马礼逊死亡。人的好坏通常是被历史陷害的，马礼逊不给东印度公司当翻译无法生存，当了翻译无法传教。真正感人的东西是不能讲的，只能写。
   马礼逊去世八十年以后，伯格里决定到中国传教。十九世纪末在大英帝国当公务员，各种辉煌。有一种人的神性是在脸上的，伯格里就是这样。伯格里觉得，人生应该有超越活着的目标，坐船到上海，十里洋场，觉得不行，去了昆明，依旧不满意，去了滇西北，十万大三之后。租了一个老宅子，敲锣布道，在上海培训了六个月的汉语，觉得找到了用中国人的方式传教——敲锣。却不能在中国人心中得到尊重，十年过去依旧没人信教。有一天从大山里面来了几个苗族人拜访，说想读书认字，因为受汉人欺负。伯格里和朋友开始教苗人认字，上百苗人涌来学习。苗人邀请伯格里到大山里看看只有苦难和泪水的地方，伯格里去了之后发现了一生的使命，被某种神圣和肃穆感抓到。。（就像卢克安在石门坎）。伯格里在当地安居，在那里盖了第一个教堂、第一个小学，医院，足球场。西方人说法，石门坎是东方离天堂最近了地方，培养出三个博士，很多大学生，培养出中国第一个足球运动员，很多新四军干部。贵州省第一任卫生厅厅长在石门坎。比较数据：解放后石门坎没有高中生。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给袁世凯写信，为什么只有五族共和，应该还有苗族。伯格里在石门坎待了十几年，教会允许伯格里回英国，伯格里在英国一年，又回到了石门坎。伯格里在石门坎创造了老苗文。1910年，伯格里染上伤寒，死，死前对人说：孩子们又要开学了。
   这些人是非常踏实的，生活的目标都是固定的，他们从来不问成败，因为收获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人生的意义在人生早起从未动摇过。人生的意义是确定的，在你脸上看不到焦虑，只有平静，这是非常幸福的一种境界。
   苏曼殊，父亲广东商人，母亲出生在长崎。从十六岁开始便一生惶惶不可终日。十六岁在船上写了一封绝命书，说要跳海，却在上海上岸。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每一年都在南中国海沿岸五六个地方游荡，从来不曾安居，焦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内心不够固定。一个真正有才气的人给你的感觉就是让你绝望。苏曼殊的诗词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诗词，他说他是一流的画，二流的诗，三流的文章。如此天才之人却如此焦虑不安。小说都是一个格局，天涯游子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所有的女子都爱上了他，关键时候他确逃脱。苏曼殊说他一生都很喜欢他妈妈，经常回日本看他妈妈，他总是说他妈妈很爱怜他，可事实上根本不是如此。所有的小说都是失败的婚姻，当时人很喜欢。苏曼殊一生两件事：一，总是找他妈，二，XXX。苏曼殊从小没有得到母爱，他对母亲的想象也是对于情人的想象，对情人的想象也是对母亲的想象，他总是在回忆中想象，在想象中回忆，分不清回忆和现实。苏曼殊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第一次到香港住在陈绍白那里，偷走他的钱，买了把手枪想要刺杀康有为。到十月学堂教书，学生陈果夫。疯和尚闭门不出，画画，烧画。十月学堂暴动，失败。苏曼殊回上海，到青楼挥霍，苏曼殊好色而不淫。辛亥革命成功后到印尼，给柳亚子写信抱怨印尼荒凉。苏曼殊这样的人是在现世里面无法安稳的人，他已经失去了伦理生活的现世，完全在一种审美境界中，别人与他无关。如此大气的出家人在生命的最后却惧怕死亡，在生活中失去了伦理的现实性，但也没有宗教的境界，而是停留在审美的境界中，自由想象，落拓不羁。1918年5月苏曼殊死亡，汪精卫给他扛棺，蒋介石跟在其后，这些人都把苏曼殊当做最好的朋友，那是一个真正自由水天浪漫的时代，大家不计小节。
   苏曼殊死的那年七月，李叔同出家。李叔同一旦出家便永远决绝，李叔同和苏曼殊一个进入纯粹宗教境界，一个进入绝对的审美境界。李叔同出家后对自己非常严格，对自己的过去非常决绝。李叔同说，出家就是虽生犹死。世俗中人一讲李叔同就讲他的情缘，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一旦感人就不可能决绝的。李叔同是出家以后便再也没有反复过，究竟是哪一种境界才能塑造这样的人？一个大时代里面经常会出现大人物，我们这个小时代就出现小人物，谁也做不了大气的事情。但如果你这样一生就过去了，你始终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你永远都无法体会大气的事情，只有体会这些大人物的经历，你是什么感受，一个人只有你的经历属于你自己，现世的东西都不属于自己，只有那种开阔的深刻的经历才是自己的，所以我们找这样的人理解人生的意义。
    第三组人物，托尔斯泰和马克思韦伯，此二人在人生最高度的时候都经历了无法越过活不下去的精神危机。托尔斯泰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突然进入精神危机，对人生的很多问题，为什么写作，写作的意义是什么，觉得自己应该像农奴一样的生活，觉得不能住在自己的庄园里，需要和农奴住在一起，想要变卖自己的家产，不然难以安宁。这种经历是很奇怪的。托尔斯泰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经历这种灵魂转向，他可能在那个时候认识到一个人应该真诚的面对世界的苦难或者，而不应该认为这个世界的苦难是和自己无关的。如果一个人有灵性人生应该有两次大的转变，一次在十四五岁，认识到问题，一次在五十岁左右，可能对自己一生追求的东西都有改变，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托尔斯泰就是这样的，整天关注农奴、赈灾之类的事情。一个精神自觉地人经常有一种中年危机，把你过去认为确定的崇高的价值全部否定，倘若一个人一生都没变化，那是个无聊的人，倘若一个人一生有几次大的变化，那就有风生水起的人生。托尔斯泰在此之后有着一种类似圣徒的生活，但有人说他是伪善，托尔斯泰无法忍受，离家出走，死在车站。在托尔斯泰那个年纪，一个垂死之人，最需要温情的时候，对这个世界充满依赖的时候离家出走，这才是最让人羡慕。有人说托尔斯泰想做圣徒，死的时候全世界轰动，高尔基说只要这个人活着，我们就不是孤儿。
   托尔斯泰的死对马克思韦伯震动也很大。马克思韦伯很聪明，很理性，他也经历过精神危机，这让他十多年无法进行工作，到处旅行。马克思韦伯思考，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可能出现先知，谁能成为先知？马克思韦伯看清楚，在这个趋媚后的现代，根本没有先知，每个人都很平凡，为大家受难的先知思想实际上是伪善。马克思韦伯一直想给托尔斯泰写传记，但没写，他害怕这个问题，不敢直面它。马克思韦伯晚年做演讲认为这个时代再也没有先知，这是一个分外冷漠的世界，每个人都像机器那样生活，这是趋媚后的世界。加缪说，如果一个还有神的世界，无论怎么不如意都是温暖的，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不管怎样完善都是冰冷的。对马克思韦伯来说，后托尔斯泰时代再也没有神了，科学和理性把所有都趋媚了，我们必须面对冷静的事实：生活没有意义，不可能找到意义，冰冷般北极一样的生活。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托尔斯泰马克思韦伯生活的时代是个交接的时代，托尔斯泰时代还有豪情，可马克思韦伯时代来说，这些都是多余的。他死前说了三句话，第一句对医生：孩子们这些无济于事。第二句对亲人，这毫无意义。第三句对自己，我可以走了。一个趋媚后的世界你再也找不到浪漫激情了，我们这个就是趋媚后的世界，没有浪漫激情，现在什么都是玩笑了，没有崇高的东西，现代世界是冰冷的北极，我们把过去的美好拆得粉碎。我们必须孤独的面对一切，毫无意义。现代医学从来不问人之不值得治，只是治疗，人最重要的是尊严，可是现代医学毫无尊严。这些人的做法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做不到，值得思考的。
   最后两个是两个自杀的。我更关注梁济，前清当个小官，辛亥革命后继续当官的时候发现加薪了，不满，革命刚刚成功怎么能加薪，应该更努力的工作。第二层，革命党，你们怎么能够这么轻易的成功呢？革命者没想着革命，一不小心把武器库点着了只有革命了，守军没想着镇压，就投降了，没办法就把孙中山叫过来了。孙中山当时还在英国看书，这边写信让回来当总统。革命有一个说法是推翻了满清，其实满清是逊位的，有一个很感人的诏书，把天下让给革命党。梁济说，满清退位了，是道德高标，革命党进城后加薪，道德上就完蛋了，重要的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道德伦理都没了，革命后就亡天下了。梁济先是不干了，接着就是自杀，他准备了六年，这很不容易。六年都在想着自杀，多凄凉啊。可是梁济的自杀没有任何意义，行尸走肉们不可能被唤醒，而梁济恰恰是想用自己的死唤醒民众，满清把江山给革命党，你这样挥霍，对得起满清吗？梁济非常感人，最后怎么给家人告别，怎么在积水潭自沉。自沉后没有反响，中国人都麻木了。、
   有意思的是，九年以后，又一个遗老自杀了。梁济自杀准备了六年，一直在喋喋不休，告诉人们为什么自杀、自杀的意义。而王国维只写了十六个字，连遗书都没有写，而且显得轻率。前一天晚上学生还给他告别，因为放假，第二天自己就在清华园投湖了。有人看见他在湖边抽一根烟，忽然跳下去，死的时候背上的衣服都没湿。王国维一个大智者为什么这么轻率的处理自己的死呢？王国维早年曾经批判过这样的自杀。林徽因爸爸说不愿当亡国奴自杀的人有病。王国维说凡是意志薄弱的时代人有三种病，运动狂、纵欲狂、自杀狂，没想到自己也自杀了。我们佩服他的这句话，一百年后中国就是这样的，就这三种病。人还真是热闹，前两年人大的教授自杀了，动不动就自杀，自杀其实是一个意志薄弱不负责任的表现，死是放弃，没有权利放弃，需要仔细思考，生命该怎样结束，什么才是对生命负责的方式，最勇敢的是敢活，在巨大的苦难中敢活。我在最后一章讨论，谁有权利放弃生命。
    我写这四组人是想把人生的一种大的境界写出来，很阴郁，所以最后我说我想让思想回归阳光。其实我最喜欢第一组人物，一生的目标都很明确，其他一些人都是有问题的，尽管有问题，确实可敬可爱的，所以身边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自己思考判断。我们没有生活在水调辽阔的时代，怎样使自己丰富？去看看别人，这些人曾经带我们受过，体验他们就是体验自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