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情琵琶的章红艳

刘德海弟子章红艳7岁从父习艺，怀抱琵琶20多载，怀中木头被来自水乡的人儿浸润得渐通人性，纹理间渗透人心无限事。章红艳10岁自绍兴进京。在众乐手的轻拢慢拈抹复挑中，教师闭眼辨音，问章红艳：“你父母干吗的？”“母亲唱越剧，父亲弹琵琶。“教师领首：“怪不得……”章红艳指尖上流淌的弦外之音——祖宗的血脉。

章红艳在中央音乐学院学到硕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中央音乐学院，中西文化交融之地，章红艳自小“泡”在两种文化里。下了琵琶课，她听西方歌剧。教师经常从剧场里把她拖出来，“你倒好，听一遍还不够，还听B角、C角。”十几岁的章红艳痴迷西方交响乐。一个偶然，注定她的琵琶与交响乐结缘。学院乐队演出的当晚，她病了，没体力在台上，她在台下做听众。听了一半，感觉不对：“中国乐器像个性强的人的组合。”这之前，她努力于陶醉于琵琶与兄弟姐妹的融合。这天，章红艳给这种持续多年的组合画上休止符。她寻找另一种更和谐的交融——琵琶与西乐“联姻”。

1992年，章红艳的毕业音乐会，被圈内称为“第一个琵琶与交响乐队的协奏曲专场音乐会”。民乐与西乐第一次亲密接触，章红艳满意：西风识相。她把这种组合叫做点与线的协奏。之后，她要把这种可能的组合锻造得海枯石烂。乐坛有心人注意了，章红艳除独奏音乐会外，她的合作伙伴，清一色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德国巴伐利亚交响乐团……选择这样的组合，她的一己之见是民族管弦乐团是生硬模仿西方，它缺乏合奏的必要前提：和谐。她欣赏的是江南丝竹、民间吹打，它们和谐、不做作，是发自中国人血脉里的声音。

她有了“琵琶艺术基金”。基金一为琵琶前途，二是为民乐前途。做学生时，章红艳已看到琵琶赖乐曲而存，曲亡则器绝。千年留下的琵琶古曲只有《春江花月夜》、《霸王卸甲》、《十面埋伏》等十几首。琵琶教师在教授前人传授的作品时自问：“我学生的学生弹的还是这几首古曲？”“为保存而保存能否存住？”“经曲是否永远？”章红艳要为永远而创新。创新首先在与西乐的协奏上。她给作曲家说自己配的“鸳鸯谱”：《渭水情》与大提琴；《龙船》与打击乐；《月儿高》与钢琴、打击乐；《霸王卸甲》与交响乐；《大浪淘沙》与提琴……它们在舞台上经受着十面埋伏。其次，她请作曲家创作新曲目，同样，它们经历着大浪淘沙。她希冀可能组合出的新琵琶曲让人耳目一新，希冀古老的琵琶在21世纪奏出的声音既古典又现代。因她看到了琵琶生存的冬天。琵琶的音色音量音域律制演奏技法，现已无法适应音乐厅环境，适应现代作品的演奏要求。其出路只能在东、西方音乐的融合与共同创造中寻找。寻找的意义在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含中国韵味，又有世界品位。这样的组合方能走出寒冬，走进“天山之春”。

章红艳的尝试是“先有量，然后减去，也许都减掉了，但我做了创新的努力！”她不否认其努力也许一江春水向东流。但自信来自绍兴乡下。主办者曾担心乡野之人不识雅乐，不通音律，提出伴舞。章红艳拒绝了，她自信“好货不用吆喝”。她面对抽旱烟卷裤管的家乡父老，演奏如在北京音乐厅。弹拨声里，章红艳接收到台下信息：乡亲们懂丝桐声里的话，因为万人场子静若废庙。由此，章红艳认定：“好货自有知音识。抱怨别人是农民的人，自己多半没好货。”

坊间称章红艳是新生代代表人物。章红艳的“新”——追求音与音的融合，独奏与合奏的结合，东西文化的结合。父亲赞成女儿的三结合：“你寻找声音的概念是对的。”众师长中，章红艳看重父亲的评价，尽管她的技艺超过父亲，但使她从水乡走向世界的是父亲。她曾给桥本龙太郎、金大中夫人演奏。在日本驻我国大使官邸，她弹了“彝族舞曲”、“樱花”。弹拨声里，如见樱花飘坠，似写人生如樱，转瞬即逝……曲终人不散，桥本动了感情：“本来不想讲话的，但这么美的声音让我不得不说……”父亲把女儿看成自己艺术道路的延续，章红艳不敢辱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