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应该实话实说，说真话，做实事，求师本。说真话是教师应有的品质。（爱讲真话的老师不适合官场）

当老师与做官 

作者：信笔涂鸦（转载）

既然自觉不自觉地当了老师，就基本同仕途无缘了。前些年，很多教师中的佼佼者跳槽上了党政，青云直上者大有人在，哀声叹气者也不在少数。前者当然凭借个人能力，因为能当了老师的水平本就不低，再有做官的天分更是如鱼得水。后者分析原因不是能力不强，而是不适合做官，当初跳龙门实是几千年老祖传下的恋官慕官情结作怪。或者原来撑杆跳的杆子不硬且物是人非，挺拔不再。

这里单说或真或假死心塌地只能干教育的官运。学优则仕，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那么当老师的都应该做官才是，但当了老师当官的机会只能当学校长官了。于是，从班主任当起，先当副主任，再当主任，再至副校长，最终当上正头，基本到头。这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短则有贵人相助，城里有人才好做官；长则日积月累，铁杵成针。但是，真正能当到一把手的又是少之又少，想想一校不也只有一个，权大而见希罕。很多当到主任级或更低就会原地踏步，只等光荣退休了，干部年轻化之风也吹进洁净校园。

也许教师以为自己是学优则仕的弃儿，很多甘愿淡泊，大多也是没办法的事，我想写一篇说一个一辈子也没当上芝麻官的教师之文，平时他确实甘为人梯，不想当官，别人对此也深信不疑，曾将其作为淡泊名利的模范，当他临死前对其子女说，我这辈子算完了，你们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当个官。我还想写一个官迷教师，他整天搜集国家直至下边各级官员的资料，特别是官员的重要关系，他都研究得很透，也许只是他的一种兴趣爱好，并不能作为想当官的主要依据。但他如不想当官，就可能失去饭碗，因此他只能逼上梁山，一门心思想当官。我还想描写一下他想当官的一些丑态。

人是多少有些权力欲的，中国的官本位让人深信当了官才是功成名就，为官一日胜过为民十载啊。为民时给官当孙子，点头哈腰奴性十足，在官前下跪时就暗暗发誓：有朝一日我也当回老子，让别人在我脚下趴伏。历史上不是有不少得志小人就经历了从奴仆到权贵显赫一时、威风十足吗？教师也是很压抑的一族，有时在被学生气狠后，尊严又被领导撕破，里外不是人，心理被扭曲，当个不大的校官也就成了最大的愿望。到那时，可以凌驾于校纪校规之外，因为领导就是校规的制订者和执行者，自然不会与自己为难。更大的好处是掌握一定权力，可以满足一下私欲，精神上和物质上，一样不少。更重要的是，一旦当上了官，就有了评优树先、晋升职称的敲门砖，因为领导一定比一般群众优秀，职称、工资自然与其身分相配，一句话，好事都是当官的。你要想好事，你也做官啊！要知道，僧多粥少，大浪淘金，为官位的付出有时需要成绩，有时还要金钱、关系，等等，不一而举，在下不精做官之道，难以备述。

是啊，虽然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但也不想当官就能当的，这里撇开学问，只谈能力。在具备什么能力？要有忍辱负重的能力，有八面玲珑的能力，有瞒天过海的能力，有狠毒大丈夫的能力，等等等等。这些能力对一般草民来说，有的你连听没听过，连想都不敢想，更别说具备了。

写到这里，本还些许牢骚要发，却看网上有篇谈教师庸俗之文，提示语这样写道：教育既不是“政治”，更不是产业；学校既不是政府机构，更不是企业；校长不应该是官，更不应该是企业家；教师岗位既不应该只是谋生的“饭碗”，更不应该是钻营功名利禄的阶梯。

写得好！教育行政化和教师官本位化造就了教育这块最后净土的腐败！悲哉，教育！

刘道玉：我国高等教育的三大危机

《同舟共进》记者 孙宏光

刘道玉  1933年11月生于湖北枣阳。1977年，出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为恢复高考制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自始至终是一名积极的倡导者和开路先锋。1981～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任内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推动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改革，领风气之先，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多次放弃出任高官的机会，曾坚辞团中央书记、教育部部长和武汉市市长人选。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当记者就当代大学精神的失落和体制弊端等问题想要采访刘老时，刘老发来了电邮：“其实，我是很普通的一个教育工作者，只是对教育改革情有独钟，对我国教育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甚为忧虑。我们这些经过50年代‘大跃进’的人，对那时的浮夸风和瞎指挥还记忆犹新。可是，自90年代开始的‘新的教育大跃进’比那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的学风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了，其危害性将会殃及几代人。每思及此，我都痛心疾首，万般无奈，因为现在教育领导部门已没有明白人了。两次教育冒进的形式和危害性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1958年的‘大跃进’已经作了结论，也作了检讨；而这一次‘大跃进’，教育部门至今死不认错，这是非常可悲的。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呼吁，要挞伐，就像杜鹃一样，喊出的是声声啼血忧天泪！”

 1977年推动恢复高考

《同舟共进》：1977年，在经历了漫长的“文革”之后，中国恢复了高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您与武大教授查全性起了很大的作用，能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刘道玉：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教育面临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1977年初，邓小平同志复出后，首先从教育和科学治理整顿入手。于1977年8月2日至5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各15名代表。当时我是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来自高等学校的15名代表，就是由我选定的，他们都是教育部部属重点大学的知名教授和原大学的领导人，如周培源、张光斗、杨石先、唐敖庆、苏步青、李国豪、钱令希、石绍熙等。会议畅所欲言，开得生动活泼，有议有决，内容涉及到推翻“两个基本估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国家科委、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走五．七指示道路、如何准确地理解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指示等。在我的策划下，会议开到最后一天时，出席会议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列举了“十六字”（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招生政策的种种弊端，提出要恢复“文革”前实行的全国统一高考。当时出席会议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说：“今年的招生工作会议于7月5日在太原开过了，今年恢复统一高考来不及了，要改明年再改。”邓小平马上插话说：“不行！今年就改，开过了招生会议再开一次就是了。”就这样，由邓小平同志拍板，推翻了“十六”字招生方针，并决定当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会后，教育部立即在北京重新召开招生工作会议，分配招生指标、组织高考命题班子以及各项招生的组织工作。由于这一系列工作使当年招生工作推后了一个学期，这就是为什么77级学生于1978年春季才入校的原因。但是，这一措施却使一大批回城无望长期插队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获得了平等考试的权利，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而且从他们之中冒出了大批杰出的人才。

 《同舟共进》：现在，高考已经恢复近30年了。有不少人批评现行高考制度，甚至建议再次取消。教育部也出台了一些措施进行改革。您对目前的高考和高考的改革有何评价？

刘道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恢复统一高考的确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堵塞招生中“走后门”不正之风，体现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第二、极大地扭转了当时存在的“读书无用”的错误思潮，在广大青少年中读书蔚然成风，出现了爱科学、学科学和争当科学家的新风尚；第三、克服了工农兵大学生文化程度严重参差不齐的问题，有利于大学里的教学，保证了教学质量，推动了教学改革。

恢复高考已经过去30年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创造性人才的需要，统一高考制度本身存在的某些弊端又日益彰显出来了。总的来说，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思维和体制下的产物，是科举考试的翻版。它的弊端在于：只注重知识而忽略了能力，只能反映学生的记忆和解题能力，而忽视了学生各种创造性的素质，只求统一而忽略了各地的差别，只维护教育部的权力而剥夺了大学的自主权。很明显，统一高考已经不适应知识经济对创造性人才的需要，不能反映全国各地区经济、教育和文化差异的需要，不利于充分发挥大学独立自主权，不能保证学生多次民主的选择权。因此，全国统一高考必须大胆地、彻底地改革，而且早改比晚改对国家有利。

高考制度的改革，关键不在于考或不考，而在于怎样考，考什么，由谁来考试。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第一、从统一走向分散，教育部要坚决放权，把考试与录取权分别下放给重点大学和各省市自治区，由他们独立制定考题和录取标准。第二、从一次考试到多次考试转变，实行考试证书制，每次考试成绩有效期为两年，在此期间学生可以凭此证书报考任何大学，保证他们拥有多次平等的选择权利。第三、保证考试机构独立性，与教育部和大学脱钩，不受行政的干预。第四、从知识性考试向创造性素质考查转变，保证每个大学拥有录取符合自己培养目标的优秀学生的权利。

敢为天下先，改革道路不平坦

《同舟共进》：上世纪80年代您任武大校长时，人们认为那是武大的黄金时代。当时您推出的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举措，如今很多都被各大高校传承了下来，惠及了万千学子。当时您为什么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阻力？

刘道玉：我于1981年7月就任武汉大学第19任校长，被中央和媒体宣传为中国重点大学最年轻的校长。我被逼上了“梁山”，已没有退路。怎么办？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心想：既然是最年轻的校长，就要像个年轻人的样子，要以实际行动改变武汉大学落后的面貌，不辜负广大师生员工的希望。怎样才能振兴武汉大学呢？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因为惟有改革才能解放思想，才能调动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励志改革的思想，既有从我学习的经历受到的启发，又有决心振兴武汉大学的强烈的抱负。因为在解放以前，武大是全国五所名校，而解放以后由于左倾路线的严重破坏，这所大学的学术水平已日益下降到全国倒数第二。因此，上任以后在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我就发出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言，并从此走上了锐意改革和开拓创新的不归之路。

大学的改革应从哪里改起呢？我的办学理念主要集中在两点：首先，必须明确重点大学是培养优秀人才和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为此必须营造独立、自由、民主、怀疑和批判精神。于是，我就大力倡导成立各种学生社团，允许学生不上课，鼓励他们开展创作和科学研究，支持他们发表论著；其次，传统的教学制度与管理制度是压抑人才成长的，因此必须把教学制度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中心任务。这就是我推出一系列新的教学制度的思想基础，如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同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和贷学金制度等。这些制度都是开全国之先，使得我校大学生们生动活泼的学习，至今仍然令他们念念不忘，同时这些制度也为全国各大学所效仿。

当然，在进行这些教学制度改革时是有阻力的，主要是来自于少数群众中的冷嘲热讽和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的干预。来自少数群众的不理解，并没有什么可怕的，那是需要做思想工作的。可是，来自教育最高领导部门的干扰，其阻力就非同一般。我清楚地记得，为改革的事，我与教育部主要领导人就发生过三次面对面的激烈争论。第一次是1985年，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在一次大会上指责学分制，他说：“搞什么学分制，美国学分制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不是卫星也上了天吗？”会后，我找到这位负责人诘问道：“ⅹⅹ同志，如果你不是无知那就是偏见，谁说美国大学的学分制失败了？现在美国各大学依然还是实行学分制，而且还有新的发展。学分制只是教学一种制度，谁也没有说惟有学分制才能出人才，所以苏联不搞学分制也不足为奇，但是苏联大学教学制度也是非常自由和民主的。”第二次是关于培养创造性人才问题，他指责我提出培养创造性人才是好高骛远，他说：“大学四年怎么能够培养出创造性人才呢？这是好高骛远，华而不实。”我争辩道：“我认为你是偷换概念，我们提出培养创造性人才是指在校期间，要赋予他们作为一个创造性人才所必须的各种素质，虽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做出发明创造，但也不排除有些人能够取得创造性的成果。依照你的逻辑，如果学生在大学期间不能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那是否我们也不应该提出这个目标要求呢？”他不搭理，自认理亏。第三次是关于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问题。他质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做？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我辩解道：“我们之所以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因为设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是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提出的，目的旨在反修、防修，是左倾路线的产物。同时，政治辅导员是一支不稳定的队伍，并没有做思想工作的权威。我们借鉴英国导师制，以此代替政治辅导员，实行教书育人制度化，是加强而不是削弱思想工作，这岂不是更好吗！他无言以对，只是说；政治辅导员制度不是1962年实行的，而是解放后就实行了。”我说：“不对，我是1953年入大学的，我们就没有政治辅导员，明明是1962年推行ⅹⅹ大学的经验，规定每100名大学生配一名辅导员，你怎么这样健忘呢？”我们的辩论只能是不欢而散，我继续我行我素地进行改革，那位领导人也奈何不了我，只能找机会对我报复。后来，在我年仅54岁且任期未到的情况下，突然被免职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此我无怨无悔！

为了教育屡辞高官

《同舟共进》：1981年团中央筹备换届，您辞去团中央书记人选；1982年您又坚辞教育部部长人选；1983年中央拟任您为武汉市市长，您又推辞了。您为什么放弃做官？

刘道玉：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你本来有很多机会做官，但为什么最后都放弃了。孔夫子说过一句极为深刻的话：“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说，做官与做学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道，人只能做自己最喜爱的工作。因此，我们每个人在面对着这种选择时，自己要扪心自问：我是否喜欢这种工作？我是否适合这种工作？我能否做好这种工作？在做出选择时，应当排除私心杂念，如荣誉感、个人权力和利禄，等等。正是在权衡了这些利弊之后，我才一次又一次放弃了做官的机会。

我生性特立独行，崇尚民主自由，励志改革创新。我不贪权、不迷信任何权威，也不喜欢服从来自上级的权威。我说话率直，信奉“说话不留余地，做事不留后路”的格言。很明显，我的这些性格，与只能上传下达、只能服从和必须保持绝对统一的官场规则是相悖的。所以，我认定自己不适合做官，不愿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形象，只想落得一个“不做官不服管”的自在。

同时，我对教育十分热爱，视教育如同生命。从自己求学的经历中，对于传统的僵化教育制度非常不满，希望自己能够投身到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摸索出一条实施创造教育的新路，致力以培养创造性的人才。但是，我太天真了，在中国教育与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胆子太大了，改革太冒尖了，最后也就成了遭枪打的“出头鸟”。我的经历和悲剧，验证了“历来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的”这句老话，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人们不敢大胆改革的原因。

中国大学最缺的是精神

《同舟共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是许多学者的学术理想，也是许多大教育家的办学理想。真正的大学精神，应该是怎样的？

刘道玉：中国近代大学大致是在戊戌变法前后诞生的，是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从欧美国家引入的。在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指导之下，我国只是移植了西方大学的躯壳，而没有汲取西方大学的精髓（或灵魂），所以我国近代大学从诞生之日就存在着先天之不足。

那么，西方国家大学的精髓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独立、民主、自由、怀疑和批判精神。无论是培养杰出的人才或是从事创造性的学术研究，这些精神都是须臾不可缺少的，就像是天赋人权一样是不可被剥夺的。

西方国家大学精神的形成，是与其大学的起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大学起源于欧洲，而1088年建立的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a university），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学。随后，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陆续建立，从而促进了大学教育在世界各国的蓬勃发展。

欧洲中世纪大学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是受教会控制的，特别是在精神方面的控制，大学教师也都是传教士或基督徒。正因为大学与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世俗的政治权威管不着它。第二，中世纪的大学起源于一种行业公会，执有特许状权利，享有高度的自由。这两个特点，使得大学在教会、君主和独立自治城市的三角鼎立和斗争中，开拓了自己生存的空间，为大学争得了独立自治权利，它既不受任何上级的管辖，也不受地方政府的限制，从而为后世大学留下了独立自治的传统。这也许就是西方大学独立、自治精神形成的渊源。

后来，先后在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大学既是这些运动的先驱，同时这些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思想解放，使大学的独立、自治与学术民主、自由更加得到了巩固。自欧洲第一所大学诞生以来，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西方国家大学的独立、自治和学术自由、民主的精神，一直是世袭相传，成了西方国家大学教育的精髓。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才使得西方国家大学中大师云集，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并且那些著名大学一直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榜样。

中国大学有这些精神吗？没有，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没有，要不然为什么蔡元培先生要执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呢？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尖锐指出：“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样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可惜的是，现在没有像蔡元培那样敢于为大学争取独立、民主与自由的校长了，倒是心甘情愿地让大学成为官僚机构和政府的附庸，感恩戴德地接受政府赐予的正厅级、副部级或正部级的待遇。因此，我国大学最缺失的就是大学独立、民主、自由、怀疑和批判精神，如果不从体制和法制上解决这个问题，那就休想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也遑论什么培养大师和做出世界顶尖的成果。

高校“大跃进”害苦了学生

《同舟共进》：您严厉抨击近年高等教育的“大跃进”。如今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与这个有没有关系？

刘道玉：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直接原因是高等教育“大跃进”，是国家教育部决策的失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大体控制在10%左右，可是大学扩招速度平均为25%，最高的年份竟然达到49%。西方国家大学大众化经历了半个世纪，而中国用8年时间就实现了大众化，这不是冒进和浮夸又是什么？大学扩招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的15个百分点，这怎么不造成就业困难呢？

我国研究生在校人数已经超过100万，是世界之最，这本来是以牺牲质量而换来数量的发展。然而，教育部的一位官员不仅不反省扩招的问题，反而说我国研究生教育用10年走过了西方国家100年的道路，显示出一幅盲目沾沾自喜的样子，这说明我国教育决策当局是如何的不清醒！

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学适当地扩招是必要的。但是，教育部在大学扩招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扩招的速度太大，如果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适应，兴许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就业压力；二是不应当强迫重点大学扩招，因为它们是培养少量的理论与研究人才的，是肩负着提高的任务的。大学扩招主要是普通大学和民办大学的任务，本来扩招是民办大学发展的机遇。可是，由于教育部决策的失误，既不恰当地占用了重点大学的资源，降低了重点大学的标准；同时，又挤压了民办大学的生源。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同舟共进》：前几年您曾参与办了一所民办学校，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可是最终还是以遗憾的结局收场。中国的教育应当说就是以民办教育开始的，孔子当年授业解惑，就是“民办教育”。但目前民办教育发展很曲折，您怎样看等民办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一流的私立大学什么时候会在中国产生？

刘道玉：什么是民办大学？本来这就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兴许是为了忌讳“私”字而生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历来，公与私是对应的，那公立大学之外当然就是私立大学了，显然我国是回避私立大学的，这是左倾思想的表现。

私立大学是与私人教育投资者或教育投资金融家联系在一起的，我国之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就是因为没有私人教育投资家和捐款兴办大学的慈善家，倒是不乏利用教育赚钱的商人。

目前，我国所谓的民办大学有三类：一是经过批准的本科民办大学（或学院），这是很少的；二是民办的专科职业学院，这是大量的；三是所谓的独立学院，现在全国总共有252所。前两种民办大学条件有限，难成气候，恐怕一百年之内也出现不了像美国那样的私立大学，因为政府从牙根上对民办大学就是歧视、限制和打压的。

再说独立学院，这本身就是一种政策上的误导。有一位老教育家问教育部的一位主要领导人：为什么要搞独立学院，这位负责人说：老百姓都想让孩子上好的大学，重点大学又容纳不下，所以创办独立学院缓解矛盾。也有人说，创办独立学院是改革创新。果真如此吗？那改革在什么地方呢？创新又新在何处呢？我看那些倡导者也说不清楚。

让我们看一看那些独立学院的身世，它们大多是由那些重点大学创办的，有些重点大学办了两所甚至三所独立学院。也有些新组建的地方“航空母舰”大学，本来自己的羽毛尚没有丰满，它们也大办起了独立学院。什么叫独立学院？独立在哪些方面？其实，它完全是一种利益的结合，私人业主利用办独立学院赚钱，而某些重点大学靠卖校牌而“坐地分赃”。

现在看来，独立学院已经埋藏着诸多隐患：一是误导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他们还以为自己是上了重点大学呢！二是严重影响了重点大学的声誉，实际上这就是变相地买校牌和文凭；三是造成了这类大学性质不明，产权难分的混乱局面，甚至今后还会出现法律纠纷。为了使我国私立大学独立健康地成长，为了维护重点大学的声誉，必须割断连接独立学院与重点大学的脐带，这是迟早都要做的，而且早做比晚做更为有利。

                       

高等教育的质量危机、学风危机、财经危机

《同舟共进》：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全国有八成的民众对教育总体情况很不满意。有人也指出了高等教育的种种乱象。您曾说，高等教育的危机，15年后会更明显，那么现在危机已经开始出现了吗？

刘道玉：一个时期以来，大学乃至于整个教育都是国民舆论的中心。可是，对待教育的看法却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方面是社会广大的群众，他们对教育腐败、乱收费、择校风、办班风、大学搞假引进、盲目扩招、教学质量下降、论文剽窃、贪大求全、大肆扩张校园、大兴豪华高楼等极为不满，甚至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另一方面，国家教育当局却自我感觉良好，通过形势报告和利用各种场合大唱战歌，什么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5%以上，大学实现历史性地跨越，研究生教育10年走完了西方100年的道路，各种教育工程一个接着一个的推出，人造一流大学运动如火如荼……西方一位哲人说过，看问题的角度与看问题的方法一样重要，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这句话就完全廓清了两种不同看法的原因。我们不是说执政为民吗？既然80%以上的民众不满意，那自我感觉良好的根据又是什么呢？严峻的事实，应当引起国家教育当局深刻的反思，再不能自欺欺人了！

教育是一项特殊的公益事业，它具有潜在性、连锁性和迟效性的特点，所以目前大学教育中的乱象隐藏着极大的危机。1958年的大跃进的教训，我们不能应该忘记。自90年代后期开始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已经持续了8年了，高等教育的危机正是这次教育大跃进造成的。我曾经说过，我国高等教育的危机，15年以后将会更明显地彰显出来。比如，这些年培养的几千万大学毕业生和几百万研究生，与过去相比质量是大大地下降了，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又将会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这就会造成人才在低层次上的恶性循环，它恰恰是教育潜在性、迟效性和连锁性的反映，也许这是很多人不易察觉出来的危机。

高等教育的危机主要表现在：质量危机、学风危机和财经危机。

首先是质量危机。量变与质变是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之一，是对立与统一的一对矛盾。这就是说，质变是从量变开始的，但是当量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危害到质量。美国质量管理大师戴明的质量观是，质量就是生命，质量领导一切，质量决定一切。可是，我们大学教育的领导者却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条规律，忽视教育质量，竟然以牺牲质量而换得数量的发展。近十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以大跃进式飞速发展，大学规模急剧膨胀，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门类齐全的万人大学了。但是，忘记了“少而精”和“小就是美”这样的辨证观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世界顶尖大学之一，该校本科只有4760人，研究生也仅有2031人，而且至今仍然没有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它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呢？用校长雪莉．蒂尔曼女士的话来说就是：“不贪大求全”、“小就是美”，集中全部精力和资源做好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要把这两件事做到极致。这种办校的理念和治校的作风，是我国大学绝对没有的，也是值得我国每一所大学认真学习的。

我国大学质量究竟怎么样呢？为什么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又聘不到所需要的人，这不明摆着的是人才的质量问题嘛！我就知道两个具体的例子：一是某公司聘用了20多个大学毕业生，包括博士、硕士，但是一年之后被辞退只剩下了一个。另外有一家杂志社，聘用了多名大学毕业生作编辑，但是主编告诉我，他们的水平还不如解放初期的高中毕业生。我们应当看到，质量危机影响是深远的，那些大量不合格的毕业生，将会在未来30到40年内影响我们的教育、科学、文化和企业的发展，最终将影响到我国创新国家的建设。

其次是学风的危机。从整体上说，现在大学里的学风非常糟糕，浮躁、浮夸、浮浅十分普遍，追名逐利、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成了不少人的人生哲学。于是，学术剽窃，论文造假，成果鉴定走过场，论文答辩讲人情，甚至连申请博士生导师和院士也有人行贿。教授本来是很受人尊敬的教职，只有那些身高学高的人才能授予这种职称。可是，由于各校相互攀比教授、研究生学位培养点的数量，于是教授扒堆，不少硕士、博士点滥竽充数。虽然做假者是少数人所为，但是其影响是恶劣的，不仅少有人抵制这些歪风邪气，而且甚至还有受到领导包庇的。学风就像是人体的元气，如果人大伤了元气就没法治，而学风坏了，遗患将会泱及到数代人。

再次是财经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媒体陆续地披露了高等学校贷款的情况，显示出不少大学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财经危机。据报道，某大学贷款居然高达30亿，不少大学的贷款也都在20亿左右，甚至许多大学连利息都偿还不了。值得指出的是，能够获得贷款的只有那些天之骄子般的重点大学，如果按照破产法，恐怕不少重点大学都要破产了，哪还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呢？高额的贷款是怎么造成呢？这是大学合并造成的，是贪大求洋和互相攀比带来的恶果。据报道，不少大学都建了豪华高楼、宾馆、豪华校门、观光电梯、像商场一样的地下停车场、宽阔的办公室，正副校级干部甚至连校长助理都配有专车，等等。现在，我国大学的校园面积、豪华大楼、教授的办公室恐怕都是世界一流了，可是我们培养的人才和研究成果却无法与国外相比。必须指出，我国大学与西方私立大学不同，我们是靠国家财政拨款。我们一些人把“勤俭办校”的优良传统忘得一干二净，以这种败家子的作风来办学，纳税人怎么能够供养得起呢？

实际上，这三大危机已经形成了连环套，彼此互相影响。比如，为了解决大量财经赤字问题，必然要求教师去创收，据说某些大学就规定今年是创收年。这样以来，又将会出现产业化的趋势，也必然要影响学风和教育质量。看来，我国高等教育又将陷入到另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而且将长期不能自拔。

对待危机必须正视，回避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国教育最高当局应当树立危机意思，尽快遏制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下大决心整顿不良的学风，及时处理大学合并、升格、扩招带来的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大力发扬艰苦朴素和勤俭办校的优良传统。甚至必要时，可以使一些大学破产或拍卖给国内外的投资家，这样既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又有利于发展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也许，经过持久的努力，最终使我国高等教育步入良性的循环。这是全国人民所期盼的，是国家的幸事，也我们大学办学者应尽的职责！

做一个心无旁骛的“整个的校长”

《同舟共进》：您是很多人至今怀念的老校长。您认为，一个合格的校长，应该是什么样的？

刘道玉：根据研究，我曾经把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学者化的职业校长，自我国大学诞生到1949年期间均属这个类型，这类校长都是留学西方国家的，获得博士学位，但都不再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以专事校长为己任；二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自解放后到80年代末大多属于这个类型。这些校长大多是五．四或一二．九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受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又经历了革命战争的锻炼，从实践中成为有经验的教育家，专司大学领导之职；三是双肩挑的学者型的校长，自90年代后都是这个类型。他们有的是院士，有的是博士生导师，但大多都起码是个教授。他们既要领导大学，又要从事教学、科学研究和指导研究生，身兼多职，是命分式（陶行知语）校长。对这几类型校长，我的看法是：革命化职业校长是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今后不会再有，双肩挑的校长是不可取的，惟有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才是我国大学今后必然的选择。

一个大学校长需要具备多种素质，如要热爱教育、懂得教育学、尊重教育规律；有理想、富有改革创新精神；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决策与管理；任劳任怨，具有献身教育的牺牲精神；爱才若渴，知人善任；能够倾听教师与学生的意见，做到从善如流等。总之一个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一流大学校长必须是一流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在70多年以前深刻地指出：“做一个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一些，他关于到千百人学业前途；说得大一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的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的人去担负吗？”他又说：“试问：世界上有几个第一流的学校是命分式的校长创造出来的？”这是陶行知先生的忠言，希望我国组织人事部门端正遴选大学校长的指导思想，把大学校长遴选权交给大学的教授们，把真正的教育家选拔到大学领导岗位上来。同时，也奉劝现在担任大学领导工作者，在“鱼与熊掌”之间做出选择，要么作一个严谨和专心致志的学者，要么做一个心无旁骛的“整个的校长”。

原载《同舟共进》杂志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