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和做学问成反比
做官和做学问，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分量孰轻孰重，至今依然是无法证明的“歌德巴赫”猜想。但从趋之若鹜的每年报考公务员行列中，可隐约作出这样一个模糊的判断。现代年轻人，做官的意识在增强。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他们感觉到还是做官有保障。他们看到了公务员待遇的迅速增长，已非普通公民可及。大学生争着当官并不是一个好现象，他说明官场的权和利正吸引着年轻的一代。
有人做过分析，当官和做学问的函数关系是成反比的。当然他的分析材料是已经死去的古代学者和官吏，古代文人当官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 拒官型：这类人不愿当官，专心做学问，他们大多是一代宗师，如东汉的郑玄、皇甫谧。
二、 辞官型：这些人当过官，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辞官做学问。他们的学术著作都是在辞官以后完成的，如明代的李贽、清代的袁枚。
三、 罢官型：这些人不是不想做官，而且也想做个好官。不过官场不是他们想像的那样，凭自己的意愿就能把官当好，他们被罢了官，但却因祸得福，使他们有了做学问的时间。如唐宋八大家的苏轼，扬州八怪中的郑燮。
四、 无官型：这些人有学问，也想当官，但没有机遇，所以只能隐居做学问，如隋代哲学家王通，清代王宗羲、顾炎武。
五、 官学交替型：这部分人时而为官，时而做学问。如宋代朱熹，三上三下，他的著作却都是在每次下台后完成的。尤其是在他晚年下台后，闭门著书，成就了他一代理学宗师。
研究表明当官和做学问的函数关系是成反比的，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学者，就必须放弃做官的念头。国家也应该为他们创造做好学问的条件，不要给他们加上许多头衔，让他们忙于接待记者，到处做报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年两弹一星的元勋，都像隐士一样默默无闻的做他们的学问，以致成为各项各业的泰斗。在我国学术气氛还不浓，尖端知识分子还不多的现状下，想当官的人增多并不是好事。做好学问并不等于不能为国是出谋划策。南朝有个陶弘景，梁武帝多次请他做官，都被他拒绝。梁武帝只能经常派人登门求教，因此时人称他“山中宰相”。这有点像现在的“智库”，当代知识分子可以做领导的“智库”，把好点子提供给决策者，不必争着去做官。当然这也得给他们创造条件，使现在的大学生觉得做学问比做官合算，否则他们还是会争着去做官，这涉及到“永恒的利益”，不是几堂政治思想教育课能解决得了的。
2010-05-12 11:06:36 2010-05-12 11:0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