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有什么眼光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当官与做学问很难两全
 
　　记者：在今年的两会前，您辞去了民进中央副主席一职。有人就猜测：您是不是最近犯了什么错误了？是不是不受信任了？从80年代初开始，您就因作品"被加按语的多、被转载的多、引起讨论的多"，被称为"三多"学者，并且因为"引起讨论的多"这一项，人们私下里给您改了名字，叫"邓争议"。这一次，是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您又说了什么引起争议的话了？

　　邓伟志：（笑）其实，这真是一件小事情。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我已连任三届。五年前，我就想能不能尝试一下民主党派任期制。这一次，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辞去民进副主席职务。

　　记者：可是，许多人都认为：上山容易，下山难。

　　邓伟志：我不这样认为。原因很简单：人治社会下山难，法制社会下山容易；官本位社会下山难，民本位社会下山容易；权力社会下山难，知识社会下山容易；弯腰下山难，挺胸下山容易；人一走茶就凉下山难，人一走茶不凉下山容易……因此，我"下山"容易。下山就是重返寂寞。文人需要寂寞。寂寞板凳冷，头脑冷。只要耐得住寂寞，定能出文章。

　　任期制从来就被认为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下，党外人士可以干到70岁。我今年64岁，再干一届是69岁，69岁时，还可以再干一届，也就是说，还能再干10年，74岁时退休。我觉得这样不好。什么叫六亿神州尽舜尧？不能是到了自己头上，就只能有一个尧、一个舜了，其他人就不能做尧、做舜了，这不合道理。

　　记者：您的成名作之一，当时被称作"邓氏三论"中的一论就是《淡化"当官心理"》。文中，您谈了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热烈争鸣。在公开的场合，没有人对这个提法的正当性提出异议，只不过，当做官做得有滋有味的时候，"淡化""净化"就是不容易的了。

　　邓伟志：为人民而当官，当为人民之官，如果能从这个根本出发，"淡化""净化"就是容易的。不过，在知识分子当中，想当官的人增多，是不利于全社会的知识化的。从全社会看，想当官的人多了，做学问的人就少了；从个人看，做官与做学问之间有个函数关系，两者是成反比例的。也就是说，做学问和当官很难两全。在那篇文章中，我是作了一些调查，统计出了一些数据的。

　　做官，确实是有一些"好处"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前呼后拥"，前提是如果你喜欢这个——"坐在花轿里"的感觉是挺舒服的。

　　我坐过花轿，那是我八九岁,解放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家属，我母亲就是其中的一位。地下党决定把我转移到解放区。正巧，我的一位富亲戚的侄子结婚，需要一个小男孩"压轿"。我就那样被一路吹吹打打地抬了过去--跟电影上的一模一样。轿夫们满头大汗。我觉得别扭，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这时候，轿夫问我："您累吗？"我说累。轿夫说："我们更累。"我还记得，那一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我坐在一个偌大的台灯底下，三四位中年佣人忽然给我跪下了，喊我老爷，让我赏她们一些钱。我心里很不安，我身上一文钱都没有，我也是穷人，我的衣服、裤子，连皮带都是借的。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怎能让穷人下跪？正在我揪心时，照管我的人就撒了一把钱，那些佣人抢完就走了。这件事给我的刺激很大。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就觉得当官的就是"老爷"，"老爷"就是坐在轿子里的，别人很累，他很舒服。

　　这是儿时的一段经历给我留下的记忆。这记忆让我从那时起就有了这种意识：长大了，我不能坐轿子。然而，我们现在的干部是与过去的老爷大不相同的，在性质上、在职能上都是有根本区别的，不可混为一谈。但是，做官和做学问的函数关系是恒定的。为了改变外行领导内行，提倡干部知识化、专业化是正确的，选拔知识分子当领导，也是必要的，但是，让一些治学有方、做官无术的学者当领导是很可惜的。

　　读书让人更有胆量

　　记者：您读书的方式很有意思，许多书您都是几十遍、上百遍地读。这让我想起了与文汇报的老编辑聊天儿的时候，他谈到您，他说：您是个理论创新派，善于读书，仅毛泽东选集就读了100多遍。

　　邓伟志：确切地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我读了上百遍，一、二、三卷读了几十遍。我的导师教导我：如果你不全面占据已有的资料，就别想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看法。所以，在大学毕业的最初几年里，根据组织分配，我读了两年毛选、三年列宁全集，"吃饱饭没别的事儿干"，从早到晚都读这些书。毛选读了许多遍，列宁全集读了两三遍，十月革命前后的那十来卷读了几十遍。我一门心思地读这些书籍，读这些书籍后面的背景资料，读有关的评论文章，读得多了，便觉得对任何人都要一分为二了。马克思也说过：凡是人类建造的一切我都要怀疑。因为怀疑是创新的第一步。从那时起，我便热心于理论探索。举个近年的例子。2000年那一年初，我写的一篇文章受到批判。到年底的时候，就说这篇文章是好文章，而且相当的好，因为文章里强调了"不创新，毋宁死"。这么些年来，宠错了的时候也有，辱错了的时候也有，但对于个人来说，要创新，就要有勇气，还要有骨气。创新有"创错"的时候，这样的时候还不在少数。但是，我们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服从多数，尊重少数；服从真理，给错误也留一席之地。仔细地想一想，上了年纪的人，有谁没有服从过打引号的真理，有谁没有犯过不是错误的错误呢？要拿得起，放得下，"拿得起，重过九鼎；放得下，轻如一毛。"有人说我写作勤奋，实际上是被批判我的人逼出来的。

改进学风净化学风 
邓伟志

　　“天下莫大于学术”。（陈建：《学踚通辨》）学术界愈是受人重视，学术界愈是要自重，愈是要净化自己的学风。
　　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在物质条件并不宽裕、学术生态环境并不宽松的条件下，以天下为己任，艰苦奋斗，兢兢业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为改革开放，为祖国的建设作出巨大贡献。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就不会有后来所有制的调整；没有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产力问题的讨论和对“生产力论”的批判，也不会有今天“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提出。理论是实践的开路先锋。不少国家的消亡，不是因为自然科学落后，而是出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僵化和失误上。理论是治国的武器。“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所好在正学，则正学明，正学明则人心正，人心正则治化淳”（李閧：《李二曲全集》）。

　　可见，学术也有个“明晦”的问题。应当说，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是“明”的。学术界同别的界别相比更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学术界的天是明朗的天。不过，也应该承认：学术界也有“晦”的一面。

　　学术界之“晦”主要表现在，学术机构行政化。有些人把学术水平的高低等同于行政职务的大小：谁的官位大谁手里的真理多，谁的官位大就由谁担任课题领衔人。拉大人物担任课题领衔人，课题经费就可以翻一番，再翻一番。拉大人物担任课题领衔人，课题验收和评奖时容易顺利通过。官位大的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多如牛毛，官位小的便与国际学术会议无缘，论文被国际学术会议录取了，也去不成。

　　学术界之“晦”还表现在学风不正上。有些学人是“学‘奴’”，讲课、写文章通篇是老话、套话、上司的话。洋洋万言没有几句是自己的肺腑之言。有些学人是“学‘霸’”，“罢黜百家，独尊‘己’术”。谁不赞成他的观点，他就以势压人，拉着自已的“近亲”哄人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有些学人的论文水平很高，可就是不知道出于谁人之手？有请人代笔的，还有东抄西抄抄来的，也有变“译”为“著”变来的。文抄公过去就有，可是像今天这种上万字、十万字地大量抄袭却是有史以来罕见的。

　　学术界之“晦”最严重的，是出现了学术腐败。有的学校变成了学店，校长成了老板。过去只听说校长因为保护学生的革命行动而坐牢的，没听说校长因经济犯罪而坐牢的。如今有小学校长贪污、大中学校校长因受贿而锒铛入狱的，前“腐”后继。此外，还有院士成为阶下囚的———当然，院士不会是从事社会科学的———文凭有按“质”（即学位等级）论价买卖的。人们深感对付“真的假文凭”好办，而对“假的真文凭”难办。

　　当然，在对学术腐败程度的评估上，看法还不尽一致。非学界的，看得重；学界的，看得轻。在学界中，学者看得重；管学界的，看得轻。看得重的，有看得重的道理；看得轻的，自然有看得轻的理由。观察有角度，认识有过程。在对学术腐败程度的掂量上，应当容许人们有个认识过程。

　　轻也好，重也好，不管怎么说，改进学风已是刻不容缓的了。依我之见，当务之急应该抓四点：

　　1、专家应该专心。学科在分化。自然科学有两三千门，社会科学有一两千门。在社会科学当中，文、史、哲、经、法、社，每一类里的子学科都是数以百计。排在最后的社会学，也有170种分支。任何一位大社会学家，倾毕生精力，也只能占有一两种，至多三、五种。正如再大的物理学家也成不了完整的物理学家一样，再大的社会学家也成不了完整的社会学家。这就要求学者不能心猿意马，朝秦暮楚，要专心，要全力以赴。既要做学问，又要做大官，还要赚大钱，对绝大多数学者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17年前，我在《淡化“当官心理”》一文中提出：“做官与做学问之间有个函数关系，二者是成反比例的。”（见《文汇报》1985年6月27日）说实在话，现在官场的诱惑力太大。学者应挡住官场以及商场的诱惑，沉下心来做学问，甘坐十年、几十年冷板凳，写出振聋发聩的作品来，而不是写那些不痛不痒、不错也不可用的急就章。

　　2、专家应该致志。做学问是艰苦的思想劳动。有人说，搞理论研究是专吃批评饭的。因此，从事理论研究的更要致志。古人云：“为学非道，立志为难。志既坚定，则寒暑晦明，贫富夷险，升沈通塞，均不足以夺之矣。如此而学，有不成者乎？”（《朱舜水集》）志，是学成的力量，是理论的勇气，是一往无前的坚定性。毋庸讳言，如今有些学者的骨头是软的。“安‘于’低眉折腰事权贵”，左顾右盼，东倒西歪。柳宗元说：“聪明正志者为神。”此言有点夸张。世人孰能成神？可是，不想成神的也得“正志”（当然，把“神”理解为精神是完全正确的）。

　　3、学人要博学。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我发现近来有些没读那书的在谈那书。不少没读世贸文件的，到处做应对加入世贸的讲演。不少连《资本论》有多少卷都不知道的，在大批《资本论》。韩愈说：“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遗”是难免的。然而，你在批判人家的时候，是一定要解读人家的。先解读而后评论，这是学界的规矩。“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也是学人的成功之道。

　　4、学界应增强创新意识。一说创新，无人不喜创新。中国人从来主张一日新，又日新。不创新，毋宁死。可是，这里也有真假之别。有些“创新专业户”在否定别人时，高喊“创新”；在遇到人家否定自已时，又把人家的创新斥之为“胡来”，主张“继承”。其实，“继承”与“创新”是统一的，在探索真理中统一。“创新”是探索真理的必须；“继承”也是探索真理之必备。可怕的是玩“创新”。可喜的是真创新。

　　愿我们的理论工作者都成为时代的千里马，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