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这些反对中医的名人都是谁么？他们是孙中山、鲁迅、胡适、梁启超、陈独秀、梁漱溟、郭沫若、严复、傅斯年、李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中国思想开放的先行者，深受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其中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者，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中坚力量，孙中山是共和宪政的启蒙与缔造者，胡适、陈独秀、鲁迅三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傅斯年是北大前校长、国学大师，郭沫若和李敖都是著名学者。（转载）

反对的言语以鲁迅的“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和傅斯年的“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最为有名。

鲁迅：“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鲁迅1922年和1926年写的《呐喊;自序》、《父亲的病》中对中医进行严厉的批评批评，用辛辣的笔墨嘲讽了中医存在的弊病：故作神秘和玄虚、拼命捞钱、草菅人命的恶劣职业道德。并发誓‘决不看中医’。

郭沫若：“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郭沫若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他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并希望盼望一切不甘居混沌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并断定：“国医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会好的病”。还绝对化地说：“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李敖：“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

李敖一直是反对中医的，早在1961年他就曾经发表废除中医的文章《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他认为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么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

何祚庥：支持取缔中医

何祚庥评论中医的一个准则就是：是否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支持批评中医的，我觉得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大家看病都选择西医，只有少数现代科学知识比较缺少的人才选择中医。

严复：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

陈独秀：“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

梁漱溟：“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

孙中山先生患肝癌，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中药。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清咸丰十年，曾国藩对其子纪泽患病身体虚弱十分焦虑，但叮嘱千万不要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因为“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吴汝纶也“于中医之一笔抹杀”，临终前身患重病，仍然拒绝中医。1900年，严复曾写信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方舟子：“中医是伪科学”

中医的‘系统’，是一个未经实证也难以否证的系统，要接受它必须依靠信仰。因为这一套系统非常模棱两可，怎么说都说得通，所以同一个病人，让三个名中医来看可能就有三种说法。现代医学依靠的是客观的医疗手段，而中医看重的是主观的医术，而这种对个体的强调，正是宗教、哲学的一个特征。”

罗永浩：“中医骨子里是伪科学”
“中医骨子里是巫医继承下来的，从来没有科学，全是靠混人试来试去试到今天，瞎猫碰耗子也能治几种病吧。有没有副作用，不知道。中药从来不写副作用，是不是没有副作用啊？当然不是，它就是伪科学嘛，没有药检。”

因为鲁迅在这两篇文章中着重批评的，是某些中医的封建迷信思想和乘人之危敲竹杠的不良作风。例如，给他父亲看病的那个中医所开的药方，做药引的“蟋蟀一对”，注明“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在1926年的《马上日记》中，也批评了某些西医，说“西方的医学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望而却步了。”接着又说：“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可见他的“望而却步”，是指那些“做事不切实”的西医而言，也并非一概而论。《马上日记》还记载了一件事：一位朋友送他两包柿霜糖，他听说嘴角上生疮，用此糖一搽便会好，就想储存备用，可见他很相信，而这分明是中医的偏方。

鲁迅先生在后期作品如《经验》中，对中医中药有这样一段论述：“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症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又说《本草纲目》“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许广平在一篇回忆录中说，鲁迅在居住上海的最后十年中，常和周建人谈到《本草纲目》或其他中医用草药治急病见效的实例，并亲自向朋友介绍用《验方新编》上的中药方治病，又说他年轻时曾生过“抱腰龙”的病，也是在乡间用草药治好的，可惜忘记了药名。他常对一些效果很好的中医验方因年久失传而湮没无闻深表惋惜，希望有人加以科学整理。可见鲁迅不但在理论上认识中医中药之可贵，在实际生活中也这样相信的。

曾有一位读者写信问许广平：为什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和《南腔北调集·经验》一文中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许广平答：前一篇文章写于1922年，那时鲁迅还只是一个民主革命者；而后一篇写于1933年，鲁迅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得出来的结论也比以前更深刻更全面了。

科学就是科学，中医充其量也就是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