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
　　美军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已经开始了。我们注意到，世界上善良的人们都希望这种打击绝不是也不应该是指向某种宗教。尽管在历史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曾经有过拉锯式的冲突，但是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不断冲突的历史中，两大宗教也存在着相互宽容、交流、学习、融合的一面。本文作者是宗教研究学者，相信他的文章能为我们理解世界上的两大宗教及其当前的局势提供一个广阔的背景。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长达1千多年的文明冲撞、交流、融合中，构成了一幅交织着泪、血、恨和爱的复杂风景线，
　　
　　1187年，当阿拉伯军队在萨拉丁将军的领导下从基督教十字军手中夺取了圣城耶路撒冷后，数千名基督教十字军战士沦为俘虏。按照当时的习惯，这些俘虏只有在交纳了赎金后才能生还。但是，这批贫穷的基督教徒无力筹足赎金。仁慈的萨拉丁并没有处死这些俘虏，而是把他们都释放了。
　　1492年，当基督教军队重新从阿拉伯穆斯林手中夺回了西班牙后，穆斯林和犹太人被勒令离开西班牙，否则他们就会面临被处死的险境。当穆斯林在摩洛哥和北非找到归宿时，许多犹太人则无家可归。就在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接纳了一大批来自西班牙的犹太难民，把他们安置在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直至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市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犹太人社团。
　　历史上，像这样的不同宗教和信仰团体互相容纳及和平共处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再深入挖掘下去就会发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长达1千多年的文明冲撞、交流、融合中，构成了一幅交织着泪、血、恨和爱的复杂风景线。
　　公元7世纪初，在阿拉伯半岛生活的穆罕默德开始宣传伊斯兰教后，经过一系列的挫折和迫害以及在逆境中的艰苦努力，他以新的宗教为旗帜基本上统一了半岛地区的各阿拉伯部落和氏族，建立了一个新型的穆斯林国家。他死后，其继任者经过一系列的讨伐，先后征服了半岛周围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包括耶路撒冷、埃及等地区。穆斯林军队还同信奉基督教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在争夺小亚细亚地区进行烽火连绵的战争。阿拉伯穆斯林军队攻克耶路撒冷和与拜占庭帝国的铁血搏斗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世界的第一次严酷交锋。
　　阿拉伯人征服了北非以后，很快就将锋镝指向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王国。穆斯林军队于公元710年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在西班牙南端登陆。经过一阵旋风般似的战斗，穆斯林军队征服了西班牙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到713年，整个西班牙已经被置于阿拉伯军队的控制之下。新上任的阿拉伯统治者将掠夺到的无数金银、宝石等财物运回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大马士革。据记载，由俘虏的基督徒哥特人王子、公主和携带礼品的奴隶们组成的仪仗队长达数里，伊斯兰帝国京城的阿拉伯人很少看到这样壮观的景象。后来穆斯林军队又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今日的法国南部和中部。

　　公元732年，阿拉伯军队与查尔斯·马蒂尔率领的法国联军在图尔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最后，穆斯林被法兰克人所打败。史学家把图尔战役称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决战之一，因为它从阿拉伯人手中拯救了基督教的欧洲。如果基督教徒没在图尔战役中取胜，那么整个历史将会改写。
　　1192年，坚守基督教文明的狮心理查一世甚至将他的妹妹许配给穆斯林领袖萨拉丁的弟弟，结下联姻之盟
　　
　　
　　此后几十年历史中，穆斯林军队与基督徒军队在法国继续相斗。穆斯林军队曾一度占领过阿维尼翁和里昂。在一次战斗中，法王查里曼的侄儿罗兰将军的军队被穆斯林军队全歼。后来的诗人写了著名的《罗兰之歌》来纪念这位将军的英勇捐躯。穆斯林军队与基督教诸公国在西班牙和法国以及地中海西岸的武力冲突和战争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世界的第二次较大规模的冲撞。
　　阿拉伯帝国兴起后，穆斯林一直在两条战线上与基督教势力发生冲突：在东线他们与拜占庭帝国交战，在西线则与哥特人和法兰克人的基督教王国斗争。长年累月的战争在基督教世界中播下了对阿拉伯穆斯林帝国的仇恨。11世纪末，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基督教徒中进行圣战的动员和宣传，号召基督教徒组织十字军解放圣城耶路撒冷。另外阿拉伯帝国的富足和财富也使得基督教王国统治者们觊觎和垂涎。后来发生的9次十字军东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展开的。它们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世界为了争夺圣城耶路撒冷和地中海扩展权而发生的第三次大规模的冲突和斗争。 
　　1097年，一支由15万基督徒组成的军队会集在拜占庭而开始了十字军的第一次东征。两年后，基督教徒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了耶路撒冷，还占领了今天的叙利亚和以色列的一部分。100多年后，穆斯林卷土重来，这又引起了欧洲对阿拉伯世界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但是这次东征以基督教徒的失败告终。
　　12世纪后半叶，埃及君主萨拉丁领导穆斯林起来抗击基督教国家。他在1187年的战争中彻底打败了基督教军队，并趁势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这座差不多为基督教统治了一个世纪的城市又一次响起了清真寺宣礼楼发出的高亢的呼拜声。耶路撒冷的沦陷在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中再次引起激动和甚嚣尘上的圣战呼声。欧洲的君主们为组织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竟然向老百姓课以“萨拉丁”人头税。
　　第三次东征由德国皇帝腓特烈、英国国王狮心理查一世和法国国王菲力普二世组成联军。他们分别从陆路和海路向巴勒斯坦出发。从陆路出发的腓特烈军队出师不利，德王在渡河时葬身于洪水之中。后来由法王菲力普和英王理查率领的十字军与萨拉丁带领的穆斯林军队在阿卡交战。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争持续了两年。最后，穆斯林军队失守。1192年，十字军和穆斯林军队双方签订了和约，坚守基督教文明的狮心理查王甚至将他的妹妹乔安娜许配给穆斯林领袖萨拉丁的弟弟马立克·阿迪尔而结下联姻之盟。
　　
　　真正的十字军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任何人都无法激起足够的热情找到充分的理由来组织基督教军队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城和巴勒斯坦
　　
　　第四次和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是由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领导的，他想占领埃及，但他下面的诸侯将军们则置之不理，反而攻占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成了基督教徒互相残杀的战争。这两次东征都以无所结果而宣告结束。
　　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弗里德里克二世主持下进行的。这是一次和平的进军，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战争。结果是基督教军队和穆斯林军队签订和约，以穆斯林同意割让耶路撒冷给弗里德里克二世并让出一条从阿卡到圣城的走廊为交换条件。但17年后，穆斯林军人又攻入了耶路撒冷。 
　　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是法国国王圣·路易率领攻打埃及，但他的军队在尼罗河三角洲为穆斯林军队所包围和俘获。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由法王路易九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率领于1270年在北非的迦太基（今天的突尼斯）登陆，但军队遭到了疫病的侵袭，死者甚众。英格兰的军队被迫放弃远征，而剩下的十字军于次年抵达巴勒斯坦，但一无所获。第九次即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是由教皇格利高里十世于1274年在法国里昂鼓动起来的。但是未等这次十字军组织起来，教皇就病故了，故此次十字军东征未能成行。
　　自此以后，欧洲曾发起过许多次小规模的十字军类型的远征，但都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当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时，欧洲的十字军东征热情又一度复活。但是，真正的十字军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任何人都无法激起足够的热情或找到充分的理由来组织基督教军队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城和巴勒斯坦。又经过漫长的几个世纪，到了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支欧洲军队才重新进入巴勒斯坦。

令不断冲突的两大文明的统治者意想不到的是，在刀光剑影的战争与仇恨间隙，东西方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交流像一股潜流在暗自涌动。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即开始学习如何和睦相处。他们互相贸易、拜访，彼此之间建立了奇妙的友谊。过去穆斯林谴责基督教徒为蛮族，基督教徒则称穆斯林为异教徒。如今他们结为近邻，学习对方的长处。穆斯林的礼节和文化、技艺和风度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开始雇佣穆斯林工艺师和雕刻家，建造阿拉伯式的房屋，穿戴阿拉伯人的装束，制作阿拉伯人的食品。十字军不仅将火药、蔗糖和指南针等带回了欧洲，而且还从穆斯林那里学到了经营农业和水利灌溉的新方法，以及纺织、印染和毛织等工艺，阿拉伯世界的玻璃、制陶、银器和搪瓷等工业技术也介绍到了欧洲，促进了法国和意大利当地作坊业的生产。 
　　
　　访问过西班牙的欧洲人很快便意识到，穆斯林比基督教徒的文化和修养要高超得多
　　
　　令人诧异的是，十字军与穆斯林在地中海沿岸的兵戎交锋非但没有减少亚洲与欧洲的贸易活动，相反，倒是大大地促进了两地的贸易。在穆斯林商人的影响下，欧洲的不少城市出现了商行。由于与阿拉伯人的贸易，法国南部的马赛甚至一度超过了意大利的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而成为一个大港口和商业中心。叙利亚和欧洲商人互通商业信贷券，在穆斯林世界中流行的商业交易方式被引入了欧洲。当意大利人和西方人第一次使用金币时，把它称为“拜占庭撒拉逊（即阿拉伯穆斯林）币”。其实这种金币是由法兰克人统治的叙利亚公国中的威尼斯人铸造的，币面上铸有阿拉伯文。十字军时代，热那亚和威尼斯两大商国都在叙利亚公国的阿卡设立了贸易办事处，还委派了类似于今天的商务参赞。
　　14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在小亚细亚兴起。他们将拜占庭人逐出了小亚细亚半岛并开始向东南欧不断伸出触角。欧洲的基督教徒们又开始组织十字军向土耳其人开战，但接连失败。1442年土耳其人入侵匈牙利，被由约翰·胡安亚地领导的十字军击败。但紧接着，匈牙利人和威尼斯人组织的十字军东征，又为土耳其人所败。1453年，拜占庭首都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破，东罗马帝国正式灭亡。这个事件极大地震撼了整个基督教世界。
　　1529年，土耳其军队兵临维也纳城下，包围了这座享有古老欧洲文明的城市，战争最后以奥斯曼帝国的败北而结束。这是欧洲基督教文明再一次地成功地抵御了伊斯兰文明的冲击。如果穆斯林军队攻下了维也纳而长驱直入欧洲的心脏，那么，后来的世界历史将会再次改写。 
　　奥斯曼帝国虽然受到了暂时的挫折，但它仍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强大国家。17世纪末时，奥斯曼帝国与奥匈帝国的战火又在维也纳城下烧起。维也纳在奥斯曼军队的攻击下一度处于危险之中，但日尔曼人和波兰人组成的联军赶来救援而挽救了这座世界名城。经过这次激烈的交锋，奥斯曼帝国开始走上了没落之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穆斯林帝国与基督教世界的军事冲撞在东线处于胶着状态。
　　现在我们再回到西线。在阿拉伯人占领了西班牙后，被阿拔斯人推翻的伍麦叶王朝的一个家族成员死里逃生流亡到西班牙，凭着他机智勇敢的个性，终于在西班牙建立了后伍麦叶王朝。这个王朝将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文化推向了又一个高峰。由于哈里发的慷慨资助，科尔多瓦建立了一座宏伟的图书馆，藏书达40万册。阿拉伯人还建立大学和学校，倡行科学和教育。访问过西班牙的欧洲人很快便意识到，穆斯林的文化和修养确实值得学习。于是，西班牙的基督教徒接受了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开始讲阿拉伯语，在日常生活方面也模仿阿拉伯人。甚至基督教的《圣经》也被译成阿拉伯语，以便为那些只懂阿拉伯语的基督教徒使用。当然，这种伊斯兰教文明对基督教的影响也遭到了基督教神学家和牧师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进行殉教式的反击来抵制伊斯兰教的扩张。这为未来两大文明和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冲突埋下了伏笔。
　　
　　当阿拉伯人在富丽堂皇的澡堂里享乐时，牛津大学竟认为洗澡是一种危险的风俗呢。基督教世界的崛起和强盛以及阿拉伯人的失落，是以文艺复兴为转折点的
　　 
　　13至15世纪期间，盘踞在西班牙的后伍麦叶王朝分裂为一系列的穆斯林小王国。它们之间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终于把穆斯林统治者的力量耗尽。与此同时，基督教军队的力量在与日俱增。1492年，当基督教的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王国的联军进攻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坚守的最后堡垒——格兰纳达时，阿拉伯统治者不得不逃亡摩洛哥。就这样，穆斯林丢失了他们曾经辉煌地统治了长达700年之久的西班牙。
　　但不可否认的是，灿烂的伊斯兰文化曾照耀了当时还笼罩在黑暗中的欧洲世界。穆斯林在西班牙留下了许多优美的建筑，特别是科尔多瓦清真寺，这座集阿拉伯和罗马艺术风格的建筑杰作今天仍然为世人赞叹。在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科尔多瓦，穆斯林的科学家有大的图书馆17所，仅仅其中一所的藏书就有40万册之多。当阿拉伯的学者在研究亚里士多德时，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查理大帝和他的公卿们，还在边写边涂地练习拼写他们自己的姓名；当阿拉伯人在富丽堂皇的澡堂里享乐时，牛津大学竟认为洗澡是一种危险的风俗呢！
　　西班牙的穆斯林大学培育了欧洲基督教徒达200余年，后来欧洲的大学就是在伊斯兰文明和大学教育的影响下成型的。一些伟大的穆斯林学者，比如哲学家和科学家伊本·巴哲、伟大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尔东等的不朽著作影响了欧洲基督教的伟大学者，如托玛斯·阿奎那、但丁和培根等。
　　值得一提的是，当伊斯兰文化中心托莱多落入基督教徒之手后，基督教大主教雷蒙利用托莱多的无以计数的阿拉伯抄本、典籍和文献资料成立了翻译局，翻译工作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许多伊斯兰文明的思想财富被翻译成拉丁文而被吸收到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知识遗产中。此后，由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东方，希腊、罗马、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和欧洲组成的知识链条的长期历史联系和璀璨瑰宝为未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动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世纪，任何民族的进步都比不上阿拉伯人。然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极大地唤醒了基督教世界的民族意识和创造积极性。文艺复兴运动的结果是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经济贸易的繁荣和思想文化的活跃，整个西欧基督教世界就像注入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活力一样充满了扩张的生机。
　　1798年，拿破伦侵入埃及，在金字塔战役中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埃及的马木路克军队。拿破伦占领埃及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伊斯兰世界在欧洲基督教文明的科学技术、发达工业和先进的武器进逼下节节退守，渐渐地沦落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昔日伊斯兰文明的光辉在西方列强的铁骑下被践踏成支离破碎的记忆。
　　那些在历史上光焰无比的伊斯兰帝国，比如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攻击下纷纷割土赔款而委屈求生。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穆斯林大国都在地图上黯淡消失了。此后的伊斯兰世界与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列强的对抗以一种新的方式，即与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政治平等和经济自立等斗争结合起来了。即便在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这种基于不同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而引发的相摩擦、相撞击、相交流和相对话的环境中。
　　（责任编辑　李雪梅）
 
　　佛教　公元前6世纪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即释迦牟尼所创立，之后演变为大乘、小乘和藏传佛教等派别。目前除中国外，朝鲜、日本、越南、蒙古、泰国、缅甸、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以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东南亚其他国家一些地区的群众也信仰佛教。现全世界大约有3.6亿佛教徒。
　　基督教　由耶酥基督于公元1世纪初创立于巴勒斯坦地区，是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或耶稣教）等其他一些小教派的统称。基督教曾流传于罗马帝国，并被奉为国教。今天几乎整个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俄罗斯的远东部分和非洲南部一些地区、菲律宾和大洋州等地区的群众都信仰基督教，现大约有信徒20亿左右。
　　伊斯兰教　7世纪初由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和麦地那创立的信仰惟一神、最高真宰--安拉（真主）的宗教。该教在发展中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主要派别，主要分布在西亚、北非、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现全世界大约有50多个国家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信徒约有12亿。
　　印度教　亦称“新婆罗门教”。公元4世纪前后印度的婆罗门教吸收佛教、耆那教等教义和民间信仰演化而成，八九世纪经商羯罗改革而形成现代印度教的雏形。主要分布于南亚，目前大约有信徒8亿人。
    犹太教　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宗教，公元前1千年左右产生于今天的以色列地区。现全世界约有教徒1500万，主要分布于以色列和美国等国家。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世界所佔比例图（红色为基督教，绿色为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与基督宗教，可以说是有共同的渊源；他们同是源自犹太教，属与亚伯拉罕宗教，同是一神教；穆罕默德本人在创立伊斯兰教之先亦曾经拜访过当时不少基督教教父提问哲学问题。然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冲突，却是所有宗教之间的冲突中最大规模的。基督教和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其实各方面亦有责任。

伊斯兰教的责任
在伊斯兰的统治下，虽然基督教和犹太教可以存在，可是其宗教活动很受限制，而且在某程度上使生活在伊斯兰教国家的基督徒和犹太人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使得不少伊斯兰国家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为了争取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而放弃信仰，皈依伊斯兰教。以下是伊斯兰国家对犹太人和基督徒在伊斯兰统治之下的规条，参见自奥玛法规：

要缴付很重的人头税（《古兰经》第九章二十九节）和地税
不准参军
不得建造新的教堂和会堂，只可以更新旧的
禁止在房屋或教堂上高举十字架
不可以在公开进行宗教活动
所建造及居住的房屋不得高於穆斯林所建造的
所穿的衣服不得与穆斯林相同，必须佩带徽章在为识别
禁止骑马，只可以骑骡或驴
对穆斯林表示尊敬，例如让座
若一个穆斯林杀死一个非穆斯林，不需判死刑（布哈里圣训）；反之，若一个非穆斯林杀死一个非穆斯林，就要接受伊斯兰律法被判为死罪
根据《古兰经》四章一百四十一节及六十三章八节，不准穆斯林僱主一个异教徒管辖一个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这些异教徒也是没有尊荣的
穆斯林不要以犹太人和基督徒为盟友（《古兰经》五章五十一节）
穆斯林不应和非穆斯林相亲相爱（《古兰经》五十八章二十二节）
根据伊斯兰律法学家指出，还有以下的条例：

不得传播福音
不准大声祈祷和诵经，免得被穆斯林听见
不得公开发售其宗教书籍，只可以在他们当中发行
不可以使用电台、电视台或是报纸、杂誌等传播媒介，播出及刊出他们的宗教仪式
在伊斯兰法庭中的见证不具穆斯林的同等法律效力
不得携带自己的武器
隔离在少数民族的居住区，让他们在政治及经济上成为社会的下层

基督教及犹太教的责任
自公元636年起，三教的发源地圣城耶路撒冷就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统治，起初，阿拉伯人对基督徒们还算客气，两教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和平相处，井水不犯河水。但在突厥人的一支——塞尔柱突厥人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信奉伊斯兰逊尼派的突厥塞尔柱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前身，土耳其人的祖先）之后，这个平衡便被打破了。突厥人兴起之初，一度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屡屡击败曾经强盛一时的拜占廷帝国和波斯。那时的塞尔柱突厥人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人可不像今天这样对基督教西方世界那麼友好和驯服，当时他们兇悍而极端，中东地区的基督徒不断遭受他们骇人听闻的迫害，许多基督徒被残酷杀害，更多的人被强迫改变对上帝和基督的信仰去信奉伊斯兰教。这引起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极大愤慨。

再加上丢了半壁江山的东正教拜占廷皇帝亚歷克塞一世向罗马教会和西欧诸国的求援，促使了一心想将基督教统一（基督教於1054年分裂为以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以及罗马教廷的天主教）、建立无上权威的世界教会以及压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诸国君主这些世俗政治势力的雄心勃勃的教皇乌尔班二世下定了发动战争的决心。

犹太人虽然当时在欧洲受尽逼迫，但初时在伊斯兰教没有像欧洲的「基督徒」般逼迫犹太人，所以犹太人能在伊斯兰世界安居乐业。但他们的财富招至穆斯林的妒忌，加上犹太人当时多是当放债这些职业的，但因为伊斯兰教不许穆斯林以放债赚取利息，犹太人却可以向穆斯林放款然后收取一大笔利息赚取收入，招来穆斯林的不满。

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历史上发生那些宗教冲突？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分别有不同的教义，历史上好像有过不少的纷争与冲突，想进一步了解有过那些冲突，教义有哪些不同，如何引发的？

犹太公会迫使罗马殖民当局钉耶稣基督死于十字架；
犹太公会迫害基督教会，保罗是急先锋；
保罗皈信基督，犹太公会暗杀保罗未遂；
耶路撒冷第一次反罗马帝国暴动中，犹太人杀害耶稣基督同母异父的弟弟、教会首脑雅各；
……

阿拉伯帝国扩张，占领西班牙；
穆斯林奴隶主杀害地中海东岸的基督徒男子，将女子贩卖作奴隶，把孩子掳去训练成敢死队；
十字军东征；
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灭拜占庭帝国，占领东南欧，一度侵入中欧；
欧洲对阿拉伯国家实行殖民掠夺；
……

梵蒂冈教廷发起迫害犹太人；
马丁·路德劝说犹太教徒皈信基督，反复遭到拒绝后号召迫害犹太人；
东正教各国牧首允许教徒迫害犹太人；
……

美国基要派基督徒号召善待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号召将福音工作重点放在穆斯林国家；
美国极端时代派基督徒支持伊拉克战争；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由古犹太教演化而来，为什么这两个宗教从古到今要还要发生这么多战争呢？

一切都是为了利益，本来这两个宗教都是和政治有关的，只是统治阶级管理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不能算宗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洗脑。

基督教是由古犹太教演化而来的，伊斯兰教只是吸收借鉴了古犹太教。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个都是一神教，拥有很强的排他性。这里最近有一些宣传基督教的，如果你看到他们的话就什么都明白了。谁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认为应该帮助对方改正错误，所以有必要的时候动用武力也被冠冕堂皇的说成是为真理而战。

天启宗教的分歧
  ◆犹太教  认为亚伯拉罕和摩西是先知，直接受命于唯一神上帝“雅威”，上帝通过摩西和以色列人订立约定《十戒》，只要以色列人遵守约定，只崇拜唯一上帝，上帝将保佑以色列人。信仰上，犹太教只承认《圣经》中的旧约部份，即希伯来圣经或叫希伯来手稿。犹太教不接受圣子论以及三位一体，他们并不认为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救世主)，并继续等待弥赛亚的来临。
  ◆基督教  脱胎于公元以一世纪左右一个新兴犹太教派。该教派认为犹太人违背了上帝(雅威的拉丁化名称为“耶和华”)和以色列人定的约(即旧约)，所以派他的儿子耶稣作为弥赛亚(救世主)以自己的生命为人类赎罪，不仅和以色列人而和全体人类订立“新约”。
  ◆伊斯兰教  认为耶稣（尔撒）就是弥赛亚，是因为基督教把耶稣神化，导致犹太教无法接受。伊斯兰教还不接受圣子论，他们认为基督宗教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背弃一神教，是一种变相的多神教。所以他们不相信上帝会有儿子。他们认为安拉每隔一段时间选出一位先知，赐予一部经卷，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王、尔撒（耶稣）都是先知，穆罕默德是安拉选出的最后一位先知，所谓“封印至圣”。信仰上，伊斯兰教相信安拉（上帝）给人类的启示，一共有100多部，现在已经大部分失传、失散、失真，剩下在世界上面只有4部：第一部叫做Torah，即旧约中的律法书；第二部叫做Zabur，即旧约中的诗篇；第三部叫做Injil，即新约中的福音；第四部叫做Koran，即《古兰经》。“旧约”和“新约”《圣经》都是安拉赐予的经卷，后赐的经卷对以前的经卷进行修正和补充，《古兰经》是安拉发出的最后一部最完善的经卷，是众经中最权威的。

犹太教信奉上帝,以旧约圣经为经典.基督教创始于公元一世纪,信奉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神,以旧约和新约圣经为经典.伊斯兰教创始于公元七世纪,信奉真主安拉,以古兰经为经典.互相之间的冲突是因为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当初献祭的地方,即耶路撒冷的圣殿山,成了三大宗教的圣地,都想据为己有,这是冲突不断的主要原因.

犹太教只承认上帝圣父，不承认圣子耶稣。犹太教起源很早。基督教承认圣父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保惠师。起源于公元一世纪。脱胎于犹太教。

伊斯兰起源公元七世纪，他们是同一个祖宗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是犹太教的一支，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宗。他们是同父异母，但都受到了神大大的祝福。

亚伯拉罕因为敬畏神，神就大大的祝福他，耶和华神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 你而出。

以撒是主母的儿子，以实玛利是使女夏甲的儿子。

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耶和华神对使女夏甲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你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向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

撒拉的使女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他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也就是伊斯兰人的祖先。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吗？拜占庭与阿拉伯争夺领地的战争，十字军东侵，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进攻，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殖民统治，超级大国在中东的霸权，伊拉克战争，加之由西方控制的媒体的大肆渲染，不断强化着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对抗乃至仇恨。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什么会有冲突?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相比，是一种更为年轻的宗教。它在教义教规、宗教掌故等许多方面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在 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 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